本文整理自2023年12月28日由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外国语学院和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主办，外国语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承办，季风实验室策划的讲座“印度经济发展研究——从跨学科的角度”。讲座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副研究员宁胜男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张忞煜主持，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金英与谈。

宁胜男博士毕业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关系专业，主要从事南亚政治经济、中印关系、新兴经济体研究。（整理：孙璐 ）

理论背景：发展经济学的范式

印度的经济发展并不是孤立于世界的。作为经济学出身且长期在一线从事经济研究的研究员，宁胜男首先介绍了发展经济学这一观察印度经济发展的常见理论范式。此处所指的发展经济学并非广义上关注社会整体经济福利增加的发展经济学，而是狭义上关注传统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经济学

图片罗森斯坦·罗丹（左）和阿瑟·刘易斯（右）都是著名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先驱人物

二十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是发展经济学的兴起阶段。罗森斯坦·罗丹的《东欧与东南欧工业化问题》和阿瑟·刘易斯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是该阶段的重要著作。后者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被广泛用于分析理解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其主要探讨了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下，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迁徙的过程。除了西方发达国家学者提出的理论外，发展中国家学者也为发展经济学做出理论贡献。其中，尤以拉美国家学者提出的“中心-边缘”结构影响最广。其认为整个世界经济是有结构的。少数各部门均实现现代化的匀质国家处于中心地位，而多数同时存在先进工业部门和落后农业部门的非匀质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位置。正是“中心-边缘”的不平等交换关系造成了后者的落后。而要改变落后现状，其对内必须改变生产结构，对外必须改变国际经济制度和国际经济秩序。这种较为激进的学说在后来也促成了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的产生。这一时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主要采取结构主义思路，致力于将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拆分开来，分解研究各不同部分间的关系。

二十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是发展经济学的衰落阶段。40年代到60年代，发展经济学界给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药方是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即本国生产发达国家生产的资本品，以实现经济腾飞。然而，这一战略效果并不理想。以采取该战略的印度为例，60年代初时，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86美元，而90年代初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约为300美元。与之成为鲜明对比的是，采取出口导向战略的亚洲四小龙在同一时期实现了经济腾飞。韩国70年代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2000美元，90年代初已飙升至约8800美元。同期，新加坡、中国香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约5000美元飞跃至约16000美元，中国台湾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从约2400美元上升至约8000美元。亚洲四小龙的异军突起震惊了整个国际社会。由于未能为发展中国家提出行之有效的政策建议，发展经济学开始走向没落。

二十世纪80年代后是发展经济学的复兴阶段。传统上发展经济学由于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与主要关注西方发达国家的传统经济学主张分歧较大。但在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开始向西方传统经济学体系靠近，外界将该过程称为新古典主义的复兴。其主要特征是：第一，开始对经济计划得失进行评估，重新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第二，重新强调外贸、外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倡外向型发展战略；第三，纠正对农业的偏见，开始重视农村发展。这样，西方经济学界为发展中国家开出的统一药方就是市场主导、政府放手，走工业化、自由化、私有化路线。发展经济学最终融入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西方经济学之中。

国别研究：印式发展道路探索

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对观察印度的经济发展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是只依靠发展经济学理论范式难以弄清阻碍印度经济发展的真正原因。经济学范式一般较为简洁，存在一个理想化模型，仿佛配齐模型所需要素就可以顺利产出模型结果。可惜现实生活却不像模型一样精准。对于印度这种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国家，只有采取“全面的、历史的、从实际情况出发的综合分析方法”，才有可能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因此，了解印度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过程至关重要。

在印度民族独立过程中，对于印度未来的发展存在两种构想：首先是以甘地为代表的传统主义者提出的“村社共和国”。他们高度推崇农民和村社组织，希望复兴印度传统的家庭小作坊，向往建立以乡村手工业为基础的乡村田园式共和国，以集体所有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来建设印度“社会主义”。甘地及传统主义者比较排斥大规模工业化发展，认为大规模工业化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和道德后果。当时的印度仍处于资本缺乏而劳动力密集的状态，如果推广大规模工业化，那么机器势必取代工人造成大规模失业。工业化还被甘地视作不平等的来源，他认为机器生产这种西式的追求享乐和效率的生产方式不适合印度社会。如果印度也走上大规模工业化的道路，将如帝国主义国家一样去征战海外市场或殖民其他国家，这是甘地的道德主义立场所不能接受的。这种思想在如今看来或许非常独特，但实际上在当时并不罕见，比如坦桑尼亚时任总统尼雷尔（Nyerere）提出的乌贾马（Ujamma）村运动，也主张通过发展村社经济来建设国家经济。类似主张均属于农业平民主义，其特点正是常将农村生活中的社会传统理想化，想在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和官僚社会主义两极间走一条温和的中间道路。

除了甘地等传统主义者的构想外，尼赫鲁等独立印度领导人提出了另一种构想，即大规模工业化。他们认为工业化不仅是维护新生的印度国家民族独立、实现国防自主的有效手段，而且可以摆脱印度在整个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相对弱势地位，还可以推动印度人民摆脱贫穷、提高民众福利、争取国家进步与繁荣。这也是印度建国后实际采用的构想。印度的一五计划主要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复苏，而从二五计划开始，尼赫鲁政府就已经集中全国资源投入到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建设之中。钢铁业年产力达百万吨的杜加普尔（Durgapur）、比莱（Bhilai）、鲁尔克拉（Rourkela）等钢铁厂、印度重型电器公司、印度重型机械公司等多个较大规模的公营工业企业都在尼赫鲁政府的规划下得到发展。这一阶段印度走的是典型的发展经济学进口替代路线，希望限制西方世界发达国家的资本品输出，通过自己制造这些资本品来实现国家重工业的兴起，进而带动国家经济腾飞。这一路线的基本逻辑是通过暂时冻结消费品工业增长，将资本划拨到生产资料工业，让资本品工业先增长，为消费品工业提供生产原料和增长动力，进而促进消费品工业实现大规模机械化生产。但在印度的实践中，将消费品工业留给了以家庭小作坊为代表的小型手工业部门，希望借此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

除了将国家资源向重工业倾斜外，尼赫鲁政府对经济进行的另一大改造在于改革土地制度，包括废除印度传统柴明达尔中间人地主制、限定个人持有土地的最高额度、改善租佃立法，提高佃农经济地位。但印度的土地改革与东亚其他国家相比，是非常不彻底的，并没有改变农村土地持有的状况。这与印度政治运转过程是有关系的。印度宪法规定，农业立法权掌握在各邦手中。即使中央政府希望推动土地改革，政策的执行也需要经过邦一级的立法。以废除柴明达尔制为例，尼赫鲁政府采取的是赎买政策，即通过规定的价格从柴明达尔土地中间人手中将土地购买回来，然后卖给无地农民。而具体的赎买价格是需要邦政府来规定并执行的。再比如限定个人持有土地最高额，多数邦都没有彻底执行中央政府的改革思路。晚年尼赫鲁自己对于土地改革也是十分沮丧。

随后的英迪拉·甘地时期进一步收紧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手段主要有二：一是限制垄断资本和外国投资。具体包括1969年通过的《垄断及限制交易行为法》、提高对外资股权和技术要求的《外汇管理法》等。法案不仅限制外资参与的合营企业中，外资持股比重不得超过40%，而且强制要求企业培养印度本土技术人员。在严苛的规定下，当时以IBM和可口可乐为代表的外资企业相继退出印度。二是进一步国有化。随着1969年通过《银行国有化法》，印度14家最大的私营银行被收归国有。保险业、粮食批发贸易、进出口等活动也均受到国家统一控制。英迪拉·甘地时期存在着严格的许可证审批制度，只有获得许可的企业才能从事相关领域的经济活动。这种激进的经济政策与当时英迪拉·甘地政府面临的政治现实密切相关。在传记中，英迪拉表示“1967年挫折之后，认真的思考导致我得出结论：实行一个进步的、激进的纲领对振兴国大党，重新获取人民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我采取了主动的态度。”为了赢得民众的支持，英迪拉打出“消除贫困”的口号。大规模国有化和严苛的经济管制正是其尝试实现目标的路径。

但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未能如愿消除印度的贫困。传统的进口替代式工业路线更让印度长期存在贸易赤字。年仅3%左右的经济增长率，让印度的经济发展被戏称为“大象速度”。国际上，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也敦促着印度新任领导人尽快调整印度的工业路线。于是，拉吉夫·甘地在1984年第一次全国广播讲话中表示公营部门已经蔓延到太多它不应该进入的领域，“我们要准备引导公营部门来承担私营部门不能承担的工作，但我们也将向私营部门开放更多领域，使其发展壮大，从而使经济更自由的发展。”拉吉夫·甘地上台后，印度经济开始进行自由化改革，这符合整个国际环境中新自由主义经济主张的蔓延趋势。

到20世纪90年代拉奥政府时期，印度经济向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的“华盛顿共识”道路改革的更加明显。当时印度正面临着深重的经济危机，其外汇储备仅能满足国家两周的进口所需。经济危机倒逼了改革进程。为了应对这一危机，拉奥政府首先决定维稳，先保持住国民经济的稳定。一是通过卢比贬值，促进出口减少进口，以缓解外汇储备枯竭现状。二是开源节流，通过扩大税基、简化税制、出售公营企业股权等手段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同时削减农业补贴、燃料补贴、粮食补贴等印度政府对平民的传统补贴以减少政府财政支出。通过采用紧缩性的经济手段，稳定住国民经济后，拉奥政府正式开始推动大规模经济体制改革。在贸易领域，取消进出口许可证，简化对外贸易程序，大幅度降低商品进口关税，以推动印度贸易自由化。在工业领域，取消工业许可证，放松外资进场限制。在金融领域，推动利率自由化，处理不良资产。

莫迪时期的经济改革基本延续了拉奥时期的改革路线。在宏观经济领域，进一步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具体手段包括改革征地、税制、劳工制度、扩大外资准入范围，改善国内投资环境、扩大财政投资支出，以基建拉动增长等。不谦虚地说，莫迪走的是模仿中国经济工业化的道路，即通过对大规模基建工程的支出来带动经济发展。莫迪政府整体思想意识形态亲商亲资本。在2019年独立日讲话中，其表示“印度过去轻视物质财富及其创造者的观念是错误的”，“财富创造者是印度的重要资产，印度上下需要给予这些人以更多认可鼓励和荣誉，而非质疑他们”。莫迪政府所奉行的经济增长路径是工业化。其经济改革的核心部分就是“印度制造”，希望通过大规模引入外资、推出系列产业政策、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通过高进口关税保护内需、推动国内企业出口等手段，将印度打造成全球制造业中心。除了这一总体思路外，印度国内也存在本土性发展道路的探索。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喀拉拉模式，将社会发展置于优先位置，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充分运用财政资源，保障民众基础医疗和免费教育等基本权利，以人的发展带动社会经济的增长。不过这些本土性发展道路仅仅局限于个别邦，印度整体规划经济发展的思路还是通过大规模自由主义措施和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进程来补足短板，进而实现经济腾飞和大国崛起。

案例分析：个人研究心得体会

宁胜男以个人研究“阻碍印度工业化的原因”为例，指出进行研究必须具有问题意识。印度本身是充满悖论的国家，存在无穷无尽的问题和五花八门的解释。在从事研究前，需要先找到那些表面看似矛盾的问题，因为只有找到了问题Y，才能定位它并解释它。解释过程中除了罗列可能的解释变量X外，还要注意衡量不同X的影响权重，说明真正的作用机制，切忌泛泛而谈。从事学术研究时还要避免线性思维和锤子思维。所谓线性思维，即存在一就存在二，存在二就存在三，以此类推无穷尽也。但现实发展过程往往不是线性的，这样解释现象是幼稚且无法实现的。所谓锤子思维，是指不能眼光太过局限，手中有一把理论的锤子，就看任何现象都像钉子。比如认为中印两国贸易互补性强就应该开展经贸合作。这在经济学上确实有一定道理，但完全没有考虑到印度的政治生态。在这种思维下得出的结论，往往也是片面且不符合现实的。

以宁胜男的研究为例，她自2016年以来开始关注印度的经济发展进程和其对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那时，印度工业化这一问题已经受到众多学者关注。对此，西方学者普遍根据西方经济学逻辑进行解释，认为印度工业化之所以未能实现，是因为其市场还不够自由、投资环境不够稳定、劳动力素质有待提高。但上述解释仅局限于经济学视角，存在局限性。在与中日韩等东亚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比较后，宁胜男发现这些国际上普遍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在相对落后的阶段都进行了大规模、彻底性的土地制度改革。以中国为例，土地改革后，农民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农业生产率得到提高，农民收入有所上升。这不仅为建立农业社会市场提供需求，而且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更多农村劳动力被释放出来，催生了乡镇企业这些初级工业化产物。因此，土地改革为工业生产建立有序运转的大规模国内市场，也为在传统社会中开启工业化提供前提条件。但是印度的初始土地改革并不彻底，缺乏引致工业化的有效市场。印度的土地分配格局不均衡，在2015-2016年间，占印度农户比例68.5%的占有土地规模小于一公顷的边际农和佃农所占土地面积比例仅为24%。而占印度农户比例4.4%的占有土地面积四公顷及以上的大农户和中农户所占土地面积比例仍为29.3%。这与20世纪70年代印度农村社会的构成情况依旧类似。农村地区三分之二的人口缺乏生产动力，自然也无法启动大规模的国内市场，缺少开启工业化的前提条件。

此外，印度政治决策模式还导致其错失工业化机遇。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西方国家有意将其产业向外转移，但印度并未能抓住时机。当时在任的拉吉夫·甘地为印度规划的路线是走计算机革命的道路，先提高服务业效率再滴漏回农业和工业，即通过采用计算机革命提高工农业的生产效率，进而将印度经济从落后状态下解放出来。这一思路与东亚经济体先发展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再发展第三产业的顺势上行思路完全不同。这一决策的产生与印度政治决策模式密不可分，印度传统上采用的是政府主导、精英掌控、小团体决策的自上而下决策模式。政府做出决策前，往往缺少对行业内部或底层人民实际情况的细致调研。这就导致政策很可能陷入高层的一厢情愿之中。为了补救错失的工业化机遇，莫迪政府正尝试通过结合国内中产阶级市场和国际市场，为国内制造业发展提供市场。一方面采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保护国内市场，一方面试图在当下并不景气的世界经济条件下抢占国际市场，以引导国内工业化，另一方面推动本国企业从事出口制造业，并为其提供一定政府金融支持。这一发展思路与东亚经济体工业化思路非常相似，但目前还未能看出其成功的前景。

再将视野扩展开来，印度还比较缺乏国家能力。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国家行政系统和官僚系统执行发展战略面临诸多掣肘与挑战。以2012年印度大停电为例，当时电力部门曾提前向总理办公室预警。但北方邦新执政的社会党为履行竞选承诺，给予了选民原价甚至无偿的供电承诺。总理办公室接收预警后，并未与社会党进行交涉或协商，最终导致了印度电力系统的崩溃。印度的央地关系中也缺乏对地方政府执行联邦政府决策的激励机制。邦政府为了赢得选举往往只关注本邦选民的福祉，而对整体国家经济战略的实施无动于衷。为了迎合更多选民，印度联邦政府也难以施行长期的、大规模的、有持续性的经济战略。这也是印度难以实现工业化的原因。

在讨论环节，张忞煜、陈金英相继发言评论。张忞煜指出现实生活会自然地驱动学科交叉，研究者在锤炼个人专业学科能力的同时，也需要认识到单一学科路径的局限性。接着，他就20世纪50年代前后，左翼意识形态对从事印度经济研究的学者影响如何进行提问。宁胜男肯定了张忞煜的观点。当时的发展经济学学者正是受苏联计划经济模式鼓励，为发展中国家提出相应的进口替代型路线。受当时时代环境的影响，在反帝反殖刚结束背景下，当时的发展经济学者确实相对于后期新古典主义复兴后的经济学者更多受到左翼意识形态影响。张忞煜还就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的可能方式进行提问。此前从事发展研究的诸多学者更像全科医生，不仅关注经济问题，同时关注政治、社会等问题，他们中的多数还长期在印度从事田野调查。如今重新讨论学科交叉路径的研究，又是否能从他们身上获得启发。宁胜男认为，经济学曾经历过一段过分重视技术手段的时期，但现在的经济学也开始向整体性的区域国别学发展。

陈金英则从国家能力的定义出发，就从经济学角度应该如何观察分析印度工业化中体现出的“国家能力”进行提问。宁胜男认为经济学中对国家能力的关注有很多，其中较为强调的财政资源的分配问题，比如其能否按照政府规划路径分配财政资源。以印度的农业改革为例，政府缺乏对法案的控制力。印度的政策实施十分仓促突然。在数十年未能对农业问题进行系统公开讨论后，莫迪政府突然决定修改法案，并最终引起大规模抗议和示威游行。但是单纯从经济学出发，目前可能缺少量化国家能力的具体指标。其余与会同学还就莫迪保护国内市场和引入外资的政策矛盾性、错过全球化风口后印度迎来下一个风口的可能性、中国对印度现代化的态度等进行了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