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IIA学术编辑组根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刘宗义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主办的百川论坛——“第三届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与评估：亚洲的安全与未来2023研讨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

美国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定性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希望通过利用印太战略的盟伴关系来遏制中国，而印度被看作是关键的国家，印太战略中的“印”实际上就是指印度，在这方面大家是有基本共识的。

美国的印太战略以及美国对印度的定位

美国的印太战略经过一番发展演变，至今已基本成形。军事上，美国在亚太地区组建了2、3、4、5等安全架构加上北约“亚太化”。经济上，美国放弃了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之后，又组建了Quad（四边安全对话），在此框架下延伸了一些经济技术合作，特别是“Quad+”就是比较侧重于经济技术合作的。现在还有IPEF（印太经济框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反对和对冲“一带一路”的决策，包括全球伙伴投资关系，“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等都是对冲“一带一路”的举措。不仅如此，美国还有基于民主、自由等价值观方面的外交手段。

美国对印度是怎么定位的呢？首先，美国希望印度能够在印太地区成为在军事上牵制、遏制中国的主要力量。虽然美国希望Quad成为军事同盟，但是印度以“战略自主”为由进行推脱。第二，美国希望印度能够在经济上部分替代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位置，以此推行经济层面的“去中国化”，希望印度成为它的友岸外包（friend shoring）的重要伙伴，成为美国关键商品和关键矿产的供应者。第三，美国想要利用印度反对“一带一路”的心理，排挤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影响力，甚至让印度发挥一种破坏性作用。第四，美国希望利用印度作为全球所谓最大民主国家的身份，帮助美国扩大民主的价值观。美国认为印度的所谓发展模式可以成为一种能跟中国形成竞争的发展模式，希望印度在发展中国家树立标杆作用，因此美国支持印度成为全球南方的领袖，以排挤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影响力。不仅如此，美国还希望印度在涉藏问题，如达赖喇嘛问题，扰乱中国西南地区的稳定。这些都是美国对印度的定位。

事实上，美国在和印度互动的过程中，其印太战略随之也经历了一些动态变化。其中，比较明显的一点是其地理范围发生了改变，一开始美国把“印太”定义为从美国的西海岸到印度的西海岸，而现在应印度的需求，已经将这一范围扩展至整个印度洋。除此之外，美国最初组建Quad仅限于军事、安全方面的合作，现在已经增加了金融和经济支柱的内容。

印度的印太战略及其角色与作用

印度的印太战略主要是在东向行动政策以及SAGAR倡议（海洋安全合作“萨加尔”战略）的基础上提出来的。SAGAR又为“地区同安共荣”，主要限于印度洋地区，2018年印度提出所谓的印太愿景，实际就是其印太战略。2019年莫迪又提出一个印太海洋倡议，主要的聚焦点还是印度洋地区。当然，在经济层面上，特别是印太经济框架中，印度作为发起者参与之后，其印太战略已经基本成形。印度要实现多极亚洲、多极世界，那么，多极亚洲就是多极世界的重要前提。因此，如果中国成为亚洲的主导力量，这是印度不能接受的，印度认为中国要“独霸”亚洲。印度的目标是要成为与中国平起平坐的亚洲主导力量，或者至少是形成中、印、日三极格局。

现在印度的印太战略非常明确，在借助美国的印太战略遏制中国发展的同时，推动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向印度转移，从而实现印度的经济腾飞和大国崛起。

印度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和角色呢？美国和印度的印太战略又是如何实现合流的？早在2001年，印度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巴拉特·卡纳德 (Bharat Karnad)，他提出建立以印度作为战略支点，同时组建包括美国、印度、以色列、日本等国在内的亚洲安全体系，目标就是对付中国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2007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到印度议会发表演讲，强调了印度洋和太平洋“交汇”的重要性，提出了“两洋合流”的概念。此后拉贾·莫汉（C. Raja Mohan）等印度战略学者就在塑造印太战略。可以说，在印太战略形成过程中，印度的学者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014年莫迪上台后，印度的对外战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莫迪把“东向政策”（Look East Policy，LEP）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Act East Policy， AEP），积极介入南海事务，加强与美国、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双边军事合作，以及加强与美日、日澳等国家的三边军事合作。2015年奥巴马访印时，双方签署了亚太和印度洋地区联合战略愿景，这时候印度对中国的主要目的还是平衡地区力量。而自2015年莫迪政府对华政策逐渐发生了变化，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之后。特朗普的不确定性，使得印度认识到凭一己之力难以在亚洲维持力量的平衡。因此，莫迪政府宣布，印度要组建有利于势力均衡的联盟，成为维护亚太地区权力平衡的领导力量。在此背景下，莫迪还希望按照他的意图来解决边界问题，中印洞朗对峙事件的发生与此密不可分。莫迪政府实际已经不满足于作为地区领导力量，而是要成为全球性领导力量。

现任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S. Jaishankar）在他的著作《印度之路：不确定世界中的策略》（The India Way: Strategies for an Uncertain World）当中就提到，在中美的竞争中，印度不能等到尘埃落定，它应该参与其中的一方。当然印度是要站队美国。现在印度采用了一种“拉美制华”的策略，特别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它主动地推动了Quad的复活和不断的升级，从司长级升到外长级，又升格为峰会。2021年，印度和澳大利亚建立了“2+2”的双边对话，自那以后四方安全机制基本成形。在这个过程中，边界问题是被工具化了。2017年，洞朗对峙被印度炒作的沸沸扬扬，实际上2016年在同一地点也发生过类似对峙。2020年4月，德鲁瓦·贾伊尚卡尔（Dhruva Jaishankar）曾写文章预言2020年中印边境肯定要发生大事，结果到6月份就发生了加勒万冲突。

新冠疫情是造成印度战略误判的主要因素。疫情首先冲击了中国，印度认为中国将会一蹶不振；紧接着新冠病毒肆虐美国，印度认为美国也将受到严重削弱。印度认为疫情之后，印度将面对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秩序，并将会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印度政策精英认为，新冠疫情是发展“印度制造”、摆脱对中国经济依赖，取代中国全球产供链地位的“天赐良机”。因此，可以看到疫情发生之后，印度是推动弹性供应链和经济“去中国化”的积极推动者，并认为现在是发展“印度制造”的最佳时机，以实现替代和超越中国的目标。之所以印度要积极参与印太经济框架，主要因为这是针对中国、遏制中国的战略举措，是真正的“Quad+”。现在，它不仅与美国合作，而且想要引入欧洲的力量。2019年印度曾想拉拢俄罗斯认可其印太愿景，进而加入印太战略。一些欧洲国家如今都已被印度拉入印度洋参与印太战略博弈，积极寻求它们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

在美日澳印四边安全对话成形后，特别是AUKUS建立之后，印度的对外战略重点有所转移。印度一些著名战略学者认为，美国的印太战略成形后，中国的崛起之窗正在关闭或者已经关闭。印度政府认为其拉住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已经部分实现。因此，印度将其战略重点向南亚、印度洋地区以及整个全球南方转移，和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战略协调，力图在这个地区把中国排挤出去。在斯里兰卡债务危机中，就可看出印度要利用这个机会将中国影响力排挤出去的企图。从印度排除中国、巴西等国举办全球南方线上峰会，可以看出印度要确立其在“全球南方”的领导地位的企图。

2023年6月，美印形成了非条约盟伴关系，不少印度学者把莫迪访美称为“莫迪的邓小平时刻”，认为当前印度在中美印三边关系中的地位相当于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的地位。这一所谓“非条约盟伴关系”，就是说印度和美国已经结成了专门针对中国的同盟，印度可以不承担条约义务，但同时可以享受作为美国盟友的所有权利。当然这个结盟只是针对中国的，实际上是否有义务条约的约束难以确定。

美印形成的非条约盟伴关系对中国的影响

美印在战略上并不完全契合，美国所追求的是全球霸权，印度所追求的是成为多极亚洲、多极世界的一极。当然美国也不希望印度会利用中美战略竞争崛起，从而发展为“第二个中国”。2023年初，美国对印度采取了很多控制和打压的措施，特别是利用了卡利斯坦事件以及阿达尼事件给印度内政造成了混乱。要知道，印度首富高塔姆·阿达尼（Gautam Adani）跟莫迪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也是莫迪幕后的金主。美国收割阿达尼实际上是在敲打莫迪。

我们必须认识到，影响中印关系的因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中美的战略竞争，第二个是印度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经济议程的发展。中美元首会晤之后，特别是印度看到日本、澳大利亚和中国改善关系后，印度国内出现了“印度是否要与中国缓和关系”的争论。尽管如此，印度对华政策的出现大的调整还是比较困难，其大致的方向不会变。最近拉贾·莫汉（C. Raja Mohan）发表一篇文章认为，印度不需要和中国缓和关系，即使日本、澳大利亚改善和中国的关系，印度仍然不需要。他仍然希望利用中美战略竞争的机遇来实现印度的发展和崛起。并且，印度将会主动引导美国的印太战略，使其在安全方面加大对中国的遏制，从而继续维持其战略机遇期。

刘宗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南亚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