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印度人民院选举与其国内政治生态演化密切相关。当前印度国内政治生态变化呈现三个方面新特点：印度政党力量格局进入印人党央地全面居优时期；印度教特性超越政治世俗主义并全面影响印度政治走向；央地关系呈现印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力加强态势。可以说，印度社会结构变迁、数字化工具发展以及政党竞争策略差异共同促成以上特点。印度政治生态新特点对印度内政外交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印人党虽对内提高政府施政效能但造成冲突性增加、主体民族凝聚力强化但民族宗教裂痕扩大、经济快速发展但不平等加剧。印度政治生态新特点使印度外交调整方向保持稳定；印人党主导的强势外交持续凸显，在周边塑造以印度为主的地区秩序；与美西方联系态势持续强化同时指向性更加明确；对华负面态度固化，中印关系短期内难有较大改善。
【关键词】印人党;印度教特性;克什米尔;人工智能;强势外交;
2024年6月初, 印度人民院 (Lok Sabha) 选举落下帷幕, 没有单一政党获得单独过半席位成为本次选举最明显特点。印度人民党 (以下简称 “印人党” )主导的政党联盟全国民主联盟 (NDA) 在大选中获胜, 获得543席中的 293席,超过半数席位。印人党获得240席, 虽然依旧是第一大党，但与此前两届选举不同, 并未单独过半, 也与选前印人党将取得 “压倒性胜利” 的高预期存在明显差距。印度国大党 (以下简称 “国大党” ) 及其主导的政党联盟力量有所回升,但目前依旧无法有效撼动印人党及其政治联盟的优势地位。在激烈的政党博弈中, 印人党保持了人民院优势地位是印度近期政治生态演化过程中最为显著的特点。近年来, 印度经济快速增长与印度对外关系强势色彩凸显, 都与印度国内政治生态的这一特点密切相关。一国国内政治生态即该国国内主要政治行为体在其特定社会环境中运行的状态, 包含主要政治行为体间权力格局、主导政治思想以及国家结构形态等多方面内容。当代民族国家中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占大多数, 政党因此成为大多数国家国内最为主要的政治行为体, 而政党间力量分布及演化则成为多数国家政治生态最为重要的内容。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印度政治生态展开研究。一是印度政治生态在政党力量格局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最新发展; 二是影响印度政治生态的主要因素; 三是印度政治生态新特点对内政外交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印度政治生态新特点
2024年人民院选举后, 印度国内政治生态出现了新的变化。印人党在遭遇以国大党为首众多政党联合挑战的情况下, 选情虽低于预期但依旧保持在印度中央和地方全面居优地位; 国大党领衔的反对党力量在人民院有所上升。经过多年发展, 印度教特性 (Hindutva) 完全压制政治世俗主义和多元主义, 成为印度社会的主导政治思想, 其排他性和暴力性逐渐凸显; 印度强化中央集权建设,其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力在多个方面得到显著加强,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印度长期存在的强地方、弱中央局面。
第一, 印人党总体维持央地全面优势地位, 国大党及 “第三势力” 力量有所回升。印度独立后实行多党制, 政党是印度政治生态中最主要政治行为体,其多党制具体形态在演进中经历独立后国大党一党独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碎片化多党制、二十一世纪初两大党制之后, 朝着印人党在印度中央和地方邦全面占优方向发展, 国大党为避免全面衰落, 组成更具包容性的政党联盟; 介于印人党与国大党两极之间的众多 “第三势力” 政党的发展空间也被印人党大幅压缩。2004年国大党主导的团结进步联盟 (UPA) 赢得选举, 但国大党与印人党两大党所获席位实际相差不多, 国大党145席, 印人党138席, 执政党并无明显优势, 只能依靠其政党联盟上台执政。两大党并立一直持续到2014 年, 在该年印度人民院选举中发生明显变化, 政党力量开始走向失衡。2014年人民院选举中, 印人党单独获得543个议席中的282席。印人党以单独过半的巨大优势击败国大党上台执政。2019年印人党在人民院优势再度扩大, 获得301席, 国大党仅获52席, 在人民院占比跌破10%。国大党与印人党两大党格局在印度中央政府层面被彻底打破, 印人党在中央层面全面压制国大党及其政党联盟, 形成印人党一家独大的格局。此后, 印人党在地方邦一级选举中继续扩大自身优势,独大地位由印度中央下沉到地方各邦。2022年3月印度地方五邦选举中, 印人党赢得五邦中的四个, 同年12月赢得古吉拉特邦选举, 一党独大优势进一步扩大。印人党及其主导的政党联盟全国民主联盟所执政的地方邦达到17个。尤其是在印度人口第一大邦北方邦获得胜利, 印人党单独赢得了402个席位中的254席, 远高于排在第二位的社会党 ( SP) 的111 席, 国大党仅占2席。2023年,印人党进一步扩大优势, 不仅再次赢得中央邦, 还在国大党占多数的拉贾斯坦邦和恰蒂斯加尔邦获胜。连续获胜进一步巩固了印人党的独大地位, 同时也提升了印人党对2024年全国选举的心理预期。2022年与2023年地方邦选举之后,印人党独大优势从中央层面扩展到地方层面, 在中央和地方邦都占据优势。国大党则持续衰落, 在2022年五邦选举中, 国大党不仅未能赢得曼尼普尔邦和果阿邦, 还失去了旁遮普邦的执政地位, 在该邦仅获18席, 远低于平民党(AAP) 的92席。2023年, 国大党虽然击败印人党获得了卡纳塔克邦和特伦甘纳邦的执政权, 但国大党在地方执政的邦加上喜马偕尔邦总共仅剩3个。国大党内部也面临政治精英退党和领导人形象不佳的窘境。2022年5月, 国大党古吉拉特邦委员会工作主席 (Working President) 哈迪克·帕特尔 (Hardik Patel)宣布退出国大党, 并称国大党在中央和邦一级都沦为只会反对一切的 “路障”,而不能提出人民需要的替代方案。同时还间接地批评拉胡尔·甘地 (Rahul Gandhi) 只知道在国外享受而不能担负起领导责任。印人党借机批评拉胡尔及其母亲索尼娅·甘地 (Sonia Gandhi) 在遭到腐败指控后依然可以通过保释获得自由而活跃在公众生活中, 抨击此举非常不公。贪腐指控及其由此引发的司法行动加之媒体报道对国大党形象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除了以印人党及国大党为核心的两大政党联盟之外, 印度还存在既不支持国大党又反对印人党的一批政党, 被称为 “第三势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印度政党碎片化发展时期, “第三势力” 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并数度执政。随着印人党在央地全面形成独大优势,“第三势力” 的政治空间也被大幅压缩。面对印人党的压力, 2023年国大党与“第三势力” 中的部分政党 (共26个政党) 组成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 (INDIA), 反印人党力量期望借助该联盟在2024年印度人民院选举中取得胜利。2024年人民院选举中, 反对党联盟获得234席, 国大党单独获得9席。印人党依靠其政党联盟赢得选举胜利, 但所获席位并未单独超过半数, 远低于此前预期 一定程度上, 印人党遭到国大党为主的政党联盟的挑战, 反对党联合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依照大选之后政党力量格局, 即使国大党与 “第三势力” 联合也依旧无法与印人党抗衡。印人党在向地方邦扩大优势的同时借助政党联盟保持了在印度人民院的多数席位, 从而在印度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形成了对包括国大党在内的其他政党的较大优势。印人党虽然遭遇诸多挑战但近期内地位仍无可撼动, 这成为当前印度政治生态中最显著的特点。
第二, 印度教特性全面影响印度政治走向, 改变印度政治生态运行的底层逻辑。印度政党生态更为深刻的变化是印度教特性正全面影响着印度政治生态,强调印度教徒地位的身份政治的影响力持续扩大, 覆盖了印度独立以来长期坚持的政治世俗主义以及多元身份政治认同, 彻底改变了印度政治生态运行的底层逻辑。印度教特性成为印度当前最具张力的政治思想, 对印度政治总体走向产生深远影响。印度教特性作为一种结合印度最主要宗教的民族主义思想, 包含文化、政治、安全和经济等多重含义。文化上强调复兴以印度斯坦族文化为主的本土文化, 如大力推广瑜伽和印地语, 维护并增强以印度教传统为主的社会生活方式; 政治上则主张建立一个印度教占据主导地位的印度教国家, 宣扬“教族一体”, 构建 “一种文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的印度; 安全上以维护印度教文明为由主张对周边强硬, 拒绝对外妥协; 经济上则主张发展印度国货,排斥外国资本及商品, 并对国际合作和全球化持怀疑态度。近年来, 印度教徒身份认同和政治动员不断增强, 文化层面的印度教特性不断朝政治化发展, 世俗印度日益走向 “印度教化”, 印度教特性从文化观念和社会思潮升格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印度教特性在与印度政治权力成功结合之后, 排他性和仇外性也借助政治权力明显外化, 与其他非印度本土宗教, 尤其是与伊斯兰教关系愈加紧张, 导致了大量冲突及宗教仇杀。印度现任总理莫迪很早就借助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矛盾实现个人政治发展。2003年, 莫迪通过制造 “印度教徒处于危险之中” 的氛围而获得古杰拉特邦多数人支持, 印人党在该邦选举中最终获胜。当然, “宣扬印度教特性的政治行为也不应只被视为选举的权宜之计。”莫迪及印人党将推动印度教的发展视为其使命。2020年8月, 印度总理莫迪出席印度教罗摩神庙 (Rama Temple) 奠基仪式, 并在演讲中称建庙开启了印度的“黄金篇章”。此前, 该地为巴布里清真寺, 于1992年被印度教极端分子拆毁,曾引发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大规模仇杀。莫迪出席印度教神庙奠基活动的这种为印度教站台的行为, 一方面提振了印度教信众对印人党的支持度。有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认为废除370条款和重建罗摩神庙意味着印度进入 “第二共和国”时期, 也即印度教信仰在印度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已经来临; 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激化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印人党持续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做法加剧了印度国内的宗教敌意。在教派冲突愈演愈烈的环境中, 为确保不被其他宗教成员无差别仇杀及本宗教内极端分子的攻击, 即使温和的印度教信众也不得不被迫选边站, 印度教与其他宗教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2022年在北方邦成功连任的该邦首席部长阿迪蒂亚纳特 (Adityanath) 作为印度教坚定信仰者,成为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强硬人物。阿迪蒂亚纳特强调 “印度教徒至上” 并经常发表反穆斯林言论。据统计仅2021年11月到2022年短短3个月的34次演讲中, 阿迪蒂亚纳特针对穆斯林的仇恨言论就多达100多起。印度教将牛视为圣物, 阿迪蒂亚纳特还在其主政的北方邦颁布禁止屠牛法令, 引发了穆斯林的恐惧与不满。现年49岁的阿迪蒂亚纳特因其对穆斯林的强硬主张及在北方邦的高支持度而被外界视为印度未来总理的可能人选。实际上, 印人党内部的反穆斯林言论并不是个案，2022年时任印人党发言人努普尔·夏尔玛 (Nupur Sharma) 在公开辩论中曾发表针对伊斯兰教争议性言论。印人党在执政过程中还推出众多带有反穆斯林色彩的政策, 甚至默许民间教派冲突。当前印度教特性在印度政治领域强势扩散, 其发展呈现不可逆趋势, 对非印度教色彩的政党也造成压力。若仅印人党宣扬印度教特性, 今后政党轮替将使印度教特性政治影响力弱化。印度教特性已超越印人党一党意识形态范畴, 成为影响印度生态的主流政治理念, 受到占人口大多数的印度教信众的支持, 从而动摇其他政党的政治立场。国大党在印度教特性成为印度 “政治正确” 的氛围下, 为获得选票也不得不在选举中向印度教特性靠拢。拉胡尔·甘地在选举中就借亲印度教主张提升支持度, 被媒体贴上 “软印度教特性 (Soft Hindutva) ” 标签。2022年10月, 国大党选举现年80岁的卡格尔为新主席, 卡格尔的达利特人身份意在吸引印度教低种姓的支持。“第三势力” 中的左翼政党, 如印度共产党 (马) 及印度共产党, 虽与印度教保持距离, 但当前实力并不足以对印度教特性的持续扩散造成制约。由于左翼政党的政治主张在宗教氛围浓厚的印度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 因而短时间内难有较大发展。相反, 印度教特性的持续扩张及其排他性突显, 也进一步挤压了左翼政党的政治发展空间。
第三, 印中央政府从多方面入手强化对地方统治。当前印度国内呈现出快速的集权态势, 深刻影响并持续改变着印度政治发展形态。近年来, 印度政府采取全印财政现代化、取消印控克什米尔特殊地位、打击纳萨尔组织等多方面措施加强对地方控制, 其中一些措施虽然引起内外争议, 但是客观上强化了印度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印度独立后各邦在税收方面拥有较强的自主性, 跨邦货物运输征收过境税、各邦增值税率不统一, 此外还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前现代的财税制度使得政治上相对统一的印度在经济上实际处于割裂状态, 印度中央政府缺乏对全国经济运行的监管、规划和调控能力, 同时无法有效汲取税收资源, 削弱了印度中央政府对全国经济的总体把控能力。过境税不利于货物跨地区流通, 导致各邦保护主义盛行。货车跨邦运输要在检查站花费很长时间,提高了运输的时间损耗。增值税不统一提高了税率较高邦民众的生活成本, 也迫使投资商向低税率邦集中, 加剧各邦贫富差距, 不利于印度整体发展。此外,印度中央政府消费税与邦政府增值税之间存在重复征税问题, 繁琐的征税机制加重了经营者的负担。而且, 印度碎片化市场严重地影响了印度发展, 也弱化了印度中央财政汲取能力。2017年, 印度政府克服重重阻碍大力推动税改, 推出货物和服务税 (GST), 使得印度税收大为便捷, 加速了印度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也增强了印度中央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 提升了印度中央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整体规划调控力。为将穆斯林占多数的印控克什米尔顺利纳入印度版图, 印度通过 “宪法 370 条款” 保持该地区高度自治状态, 对印度其他地区向当地移民和购置房产进行严格限制。2019年印度政府强行废除了 “宪法370条款”, 取消印控克什米尔 (印度唯一穆斯林占多数地区) “特殊地位”, 并将其分割为两个 “中央直辖区”, 同时取消当地对外来务工、移民和购房的限制。印度教徒可以迁徙到当地, 此举将大幅改变当地穆斯林占主体的人口结构。该做法酿成印控克什米尔大规模骚乱, 同时引起周边国家抗议。虽然争议不断, 但总体上印度政府的做法并没有遭遇实质性阻碍。2022年4月印度总理莫迪访问印控克什米尔, 这是2019年取消其自治地位后莫迪首次参加当地的公开活动。印度中央政府通过 “去特殊化” 以及 “分而治之” 的做法, 实际上增强了对印度唯一穆斯林占多数地区的控制。印度存在多个走武装夺取政权路线的共产主义政党,被统称为 “纳萨尔派”。其中, 以印共 (毛) 最具代表性。印共 (毛) 及其他纳萨尔组织通过武装斗争为底层民众争取权益, 在 21 世纪初曾一度掀起小高潮,影响范围扩大, 形成了一条从尼泊尔边境到印度东部广大地区的 “红色走廊”,严重打击了当地现行统治秩序。但近年来, 印度政府加强了打击力度, 增强了对 “红色走廊” 地区的力量投入, 纳萨尔武装遭遇重创而陷入低潮。2009年,印度政府在 “低烈度战争” 战略指导下发动了所谓的 “绿色狩猎行动”, 综合运用军事打击、心理战、赢得人心战、杀害印共 (毛) 关键人物等措施, 致使纳萨尔武装损失惨重。2014 年, 印度政府进一步加大对纳萨尔派打击力度, 并要求中央和邦政府、各邦之间加强协调, 避免相互推诿。2018年, 印共 (毛) 根据地被压缩到三块丛林地带。2021年4月, 印度政府使用无人机在印共 (毛)游击队活跃地区进行空中搜寻和打击, 对印共 (毛) 造成重创, 印共 (毛) 影响地区从2015年的75个下降到2021年的41个。当前, 印度政府虽然无法彻底消灭纳萨尔组织, 但一系列强硬措施客观上也强化了印度政府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能力。近几年, 印度通过立法、行政及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从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增强了对印度全国的控制力, 推动了强中央格局的形成。增强印度中央政府施政能力, 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力具有超党派性。
二、印度政治生态新特点的影响因素
由于印度社会各阶层支持主体社会文化复兴, 大众数字化工具快速发展以及政党间发展策略的差异性等共同作用, 使得印度政治生态呈现诸多新特点。
第一, 印度社会结构变迁推动印度本土主体社会文化复兴。印度教特性成为主导政治思想, 是印度社会基础、主导阶层支持、印度教教派组织长期经营以及印人党大力推动等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 印度教特性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印度教特性是印度长期存在的印度教信仰与当代民族国家理念相结合的产物, 长期存在印度教信仰构成了印度教特性的社会基础。印度独立后继续实行英式政治制度悬浮于印度社会之上必然产生适应性问题。印度教作为印度固有社会文化久已存在, 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复杂稳定的神学信仰体系, 古代印度民众形成以印度教教法为指导的一整套生活方式, 使得印度社会生活带有浓厚宗教氛围。特别是印度教的种姓制度造成占人口大多数的低种姓将希望寄托于所谓来世, 缺乏反抗精神。但客观上也造成整个印度社会形成超稳定体系, 虽然经过多次外族入侵和统治, 但印度基层社会形态保持不变。而且, 印度教虽然作为印度社会主要信仰, 但政治影响力弱, 长期被其他宗教或政治势力统治。莫卧儿帝国统治者以伊斯兰教为国教, 英国殖民者信奉基督教并推行英式议会政治, 印度独立后尼赫鲁延续英式政治制度, 推行世俗化政策并在法律层面废除种姓制度, 没有给予印度教这一印度本土主流宗教以特殊待遇。但政治世俗化并没有冲击印度教在印度社会的影响力, 政治架构“悬浮” 于宗教氛围浓厚的印度社会之上, 印度教信仰呈现出政治上被压制但社会生活中占主导的二元状态。印度教信仰及以此为基础的生活方式是当今印度教特性跃升为印度主流政治思想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必要条件, 成为了印度教民族主义不断生发的温床。由于坚实的社会基础, 一旦成为主流政治思想则具有了极强的稳定性和自在性。其次, 近几年, 主导阶层对印度教文化归属需求削弱了世俗政治。自英国殖民时期开始, 印度逐渐产生了中产阶级。印度中产阶级与西方中产阶级不同, 大多由婆罗门、刹帝利等高种姓转化而来。印度中产阶级虽然在总人口中不占多数, 但是掌握着大量的资源以及话语权, 政治影响力强, 支撑着印度独立后英式政治制度的运行。但印度中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追求西式自由主义, 支持印度现代政治模式; 另一方面也保留着浓厚印度教传统, 特别是种姓意识, 拒绝低种姓分享利益。随着印度政治的演进, 印度中产阶级在利益和精神层面对国大党政策不满, 由支持世俗政治转而支持印度教复兴。国大党时期给了印度低种姓构成的 “表列种姓” 诸多特殊待遇, 低种姓反而拥有了政治特权和利益倾斜。以高种姓为主的中产阶级认为自身利益受到侵犯, 国大党政策侵蚀了自身社会基础。印度文化中追求稳定性远高于竞争, 现代城市生活导致中产阶级远离原有大家庭, 安全感下降, 中产阶级所处的社会环境竞争性加剧以及现代社会精神空虚使人更加需要精神上的慰藉, 印度教很好地契合了印度中产阶级的心理需求。同时, 印度中产阶级逐渐向印度教回归, 还有相当一部分印度教高种姓未转化为中产阶级, 依旧坚持印度教传统。久被压抑的印度教传统在拥有政治影响力的阶层实现回潮, 使得印度教特性上升为主导政治思想具有必然性。再次, 由于印度教组织的极端化推动以及印人党对印度教多层次动员, 使得印度教特性在印度政坛最终占据了统治地位。印度教右翼团体国民志愿服务团 (RSS)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推动印度教特性, 逐渐赢得了印度教高种姓的支持, 同时通过鼓动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仇恨而团结了中低种姓, 通过军事组织 “纱卡” 以及工会、学生会、律师协会等外围组织吸纳了大量的印度教徒, 这使印度教特性由社会思潮跃升为主导政治思想只是时间问题, 印人党则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程。印人党拥有世俗和宗教双重属性, 既有世俗政党参加选举促进社会发展的目标, 也有复兴印度教以建立印度教国家的使命。印人党的印度教 “护教者” 形象契合了占印度人口大多数的印度教徒的精神诉求。印度教宗教力量被成功动员, 是印人党可以实现长期居于优势地位的根本原因。印人党上台后, 一方面提升经济业绩, 另一方面大力复兴印度教, 符合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的期望, 也使得印人党连续扩大优势并最终形成全面居优的局面。在印人党推行 “国族一体” 印度教国家建构过程中,使用政治权力在世俗和宗教两方面强化对印度全国的控制。例如, 以统一税制强化印度中央政府调控力。同时, 对非印度教因素更加排斥。例如, 取消印控克什米尔这一穆斯林占多数地区的特殊地位, 打击无神论的纳萨尔武装力量。基于印度社会长期存在的印度教信仰, 印度教特性发挥政治影响力具有一定必然性。当前, 印度教民族主义日渐走向极端性与暴力化也与长期受到政治压制相关。在占据主导地位后, 其极端性经过一段时期的释放将逐步弱化并走向中性。毕竟, 印人党所追求的激进印度教民族主义立场, 最终会向世俗主义的中间路线靠拢。
第二, 数字化工具兴起加速了印度教特性传播, 也为大规模政治动员提供了便利。2024年, 印度人民院选举出现了使用人工智能 (AI) 的新现象, 数字人 “莫迪” 与选民实时互动。由人工智能合成的莫迪伴随着孟加拉语音乐的跳舞视频被大规模传播,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 今年印度大选被该国称为“AI选举”, AI技术不仅被广泛应用于竞选活动, 甚至被认为正在重塑印度的选举生态。在数字化时代, 社交媒体、智能机、人工智能及 “数字人” 在现代选举制度与印度传统社会之间搭建了桥梁, 缓解了印度传统社会与国家政治之间脱节的状况。印度人口众多且年轻人占比最大, 总体上购买力较低。随着大量中低端智能手机进入市场, 智能机在印度的普及率逐渐上升。智能机以及搭载社交媒体的数字化工具对印度民众生活产生了诸多影响, 也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印度政治生态的运行。数字化工具对印度政治生态产生的影响主要包括: 提高政治参与度、去层级化政治沟通以及大规模政治动员。独立后实行政党政治的印度依旧以前现代传统社会结构为主, 以农村人口占主体, 遵循传统生活方式,受教育程度不高, 特别是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的宗教观念根深蒂固, 思想没有因实行现代政治而被触动。高种姓掌握着教育、知识和财富, 印度民众政治认同基于宗教、种姓和家族等前现代身份。同时, 城市之外的广大农村地区受经济条件限制而较少接触电视和报纸, 低种姓政治信息大多来自高种姓及地主,且效法并追随高种姓的政治倾向与选择, 甚至选票也被高种姓操控。这使印度名义上实行普选, 但多数印度人在政治上呈现出一种无感状态。由于使用手机与社交媒体, 印度年轻一代与通过高种姓及村中地主获得政治信息的印度老一辈人来说存在很大的不同。数字化工具日益大众化, 特别是在占人口比重最大的年轻人中间流行, 让其接受到更加多样化的政治信息, 增强了政治参与意识,客观上起到了政治启蒙的作用。但社交媒体的政治启蒙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作用, 一方面提升了民众对选举的认知, 强化了民众的政治参与度; 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印度民众自身宗教和族群认同, 扩大了族群间情绪对立, 助推了印度政党政治中的身份政治。在政治领域, 印度自媒体更倾向于选择性报道, 特别是选择宣扬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宗教仇恨的内容进行报道。如果媒体更多地关注族群冲突现象而非对事件进行客观解读, 短时间内会吸引大量的阅读、评论甚至引发争议, 负面后果是进一步固化和扩大了宗教和民族仇恨。印度教特性与数字化工具的结合对印度原本世俗化的政治生态产生了不可逆的影响, 致使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以现代选举的名义将其他群体边缘化。以往只能在选举集会上见到候选人, 候选人即使出现在街头也很难一对一展开沟通, 向代表自己的议员反映问题更也需要耗费交通和时间成本。去层级化的数字化工具兼具交互性和实时性, 能够有效地缓解以上问题, 大大便利了政治沟通。任何人都可以直接向政治人物的账号发送信息和评论, 政治人物为了争取民众, 通过其团队及时回复, 使沟通变得更加顺畅。在选举压力下, 各政党通过社交媒体及时了解印度民众对重要政治议题的态度, 及时调整选举策略和政府政策。印度郊区及广大农村地区通信不发达, 以往进行政治动员耗费成本高。社交媒体将个体连接成网格状, 可以快速进行线上动员, 在分散的区域同时就某一政治议题展开活动, 也加速了不同地区民众向同一地区进行大规模政治动员的速度。对数字化工具的运用程度直接关系到印度各政党的发展状况, 最有效的是莫迪及其领导的印人党。印人党虽然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 但并不排斥对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印人党不仅为了赢得印度中央和地方议会选举, 也是为了全方位确立印度教在全印的统治地位, 而社交媒体为强化候选人威望提供了便利。印人党在社交媒体上投入大量资金投放政治广告, 集中突出莫迪形象, 社交媒体上的 “网络战” 与集会演说等 “地面战” 相结合。此外, 印人党执政后还通过 “互联网+印地语” 在全印度范围内增进印度教认同, 通过数字化工具快速吸纳党员, 强化组织管理。印人党还通过在社交媒体上煽动族群仇恨激发印度教徒的政治参与。虽然国大党面对颓势, 也开始调整策略, 重视数字化工具的使用, 但印人党已经占据数字化工具运用的先发优势, 短时间内国大党在数字化工具方面依旧无法与印人党相抗衡。不过, 数字化工具的使用在提升印人党执政地位的同时, 也限制了印人党的政策调整空间。特别是印人党及主要政治人物刻意宣扬宗教仇恨以及突出莫迪政治强人形象, 使得印人党政策趋于僵化而无法后退。比如, 对外政策一旦有所让步, 就会遭到国大党等反对派在网上激烈抨击并迅速传播, 对印人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2023年2月, 拉胡尔·甘地抨击印度外长苏杰生关于中国比印度强大所以不能打仗的观点是懦弱。此后双方都指责对方软弱, 这推动印人党对华态度走向强硬。
第三, 政党发展策略差异导致政党间实力出现明显分化。印人党优势地位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自身一系列策略的成功实施, 另一方面也与政治对手国大党诸多失误后实力大幅衰减有关。印人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采取了有效的政党联盟策略, 由于持续运用联盟策略、打造政治明星、依靠背后强大的母体组织快速发展党员、坚持印度教思想, 印人党实力日益壮大并形成了相对稳固的优势地位。国大党则面临深陷家族政治而积重难返、缺乏强有力政治人物、领导层后继无人、大规模腐败损害形象等挑战, 在印度生态演进中缺乏具有凝聚力的思想内核。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 国大党独掌政权局面被终结, 为其他政党释放了大量政治空间。印人党当时发展迅速但尚不具备单独执政的实力。1996年选举中, 印人党虽是印度人民院第一大党, 但席位未过半数, 组阁仅12天即解散。印人党迅速调整策略, 1998年选举中与多个反国大党政党结盟, 即全国民主联盟 (NDA)。印人党借助该联盟在1998年和1999年两度组建政府。此后联盟策略延续下来, 即使2014年印人党走向一党独大后也并未放弃结盟策略,避免将盟党推向对立阵营，甚至还在向地方扩展势力过程中强化了该策略的使用。尤其是在印度南部地区, 印地语影响力较弱, 世俗化程度较高, 印人党推行印度教特性短期内难以取得较大突破。面对不利局面, 印人党通过与地方政党结盟而扩大实力, 至少保证邦政权不被国大党夺取, 从而进一步分散国大党实力。印人党借助该策略在地方邦选举中取得巨大成功, 将优势地位从中央层面迅速扩展至地方多邦, 形成央地全面独大的局面。2024年人民院选举结果也表明维持政党联盟对确保印人党优势地位的必要性, 联盟政治今后依旧会在印度政党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国大党长期单独执政的惯性不能适应联盟政治, 而且迫于失去绝对优势的现实也促使其转向联盟政治, 结成以国大党为核心的团结进步联盟, 但即便这样也已经明显落后并丧失了先机。此外, 印人党还推行政治明星策略, 通过社交媒体、线下集会活动及街头广告等方式成功地塑造了莫迪政治强人的形象, 从而获得了大批支持者。即便在经济发展不理想情况下, 印度民众依旧选择印人党及印人党候选人，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莫迪本人的支持, 莫迪政治强人的形象最终变现为政治选票。除了莫迪, 印人党还有阿米特·沙阿 (Amit Shah)、阿迪蒂亚纳特等一系列强硬派人物, 印人党核心领导层既保持了团结, 也形成了梯队, 以确保后莫迪时代后继有人。反观国大党方面, 被寄予厚望的拉胡尔·甘地给人以纨绔子弟、缺乏经验、年轻柔弱、失态业余、难挑重担的形象, 与莫迪强人形象形成强烈对比, 难以赢得印度选民的信任。不过, 拉胡尔近期也开始进行形象转型。2022年秋天, 拉胡尔组织了从印度南部向北部长达3500多公里的 “团结印度行军”, 本次徒步活动意在抗议印人党撕裂印度社会的行为。数月风吹日晒使拉胡尔完成了形象转换, 黑白相间的皮肤加络腮胡展现了一个稳重、坚毅的形象, 其支持率也有所上升,但在当前莫迪巨大光环下依旧无法与印人党抗衡。拉胡尔真正构成对印人党的威胁还需等到后莫迪时代。现年50多岁的拉胡尔至今未婚无子, 其他元老年事已高, 从长远来看国大党还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印人党在发展过程中与其“母体” 国民志愿服务团通力合作, 借助国民志愿服务团在全印范围内的机构及派生组织、数字化工具及线下宣传, 在极短时间内使其党员数量快速提升至过亿, 号称全世界第一大党。虽然成员数量增长过快会产生组织管理等问题, 但客观上印人党借此提升了政治影响力、选民支持度和全球曝光度。国大党在这方面则处于明显劣势, 党员增长数量与印人党相差悬殊。同时, 印人党拥有明确的指导思想, 即印度教特性将推行印度教作为该党使命。印人党将自己打造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代言党, 印度教特性对印人党具有工具和目标双重意义,这使印人党借助印度教特性极大地提升了支持度。2019年大选前, 印人党依靠右翼民粹动员提振了因经济改革乏力而导致的低迷选情。但印人党并非仅仅将印度教视为选举工具, 而是将推行印度教特性视为终极目标。印人党执政后并未如预期那样而向世俗政治回归, 反而进一步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日常化。印人党思想内核根植于印度自身传统, 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国大党虽然是组织架构完善的百年老党, 但目前明显缺乏具有政治凝聚力和号召力的思想内核。国大党所奉行的 “多元一体” 世俗主义政治理念在身份政治和宗教议题凸显之前, 因更具包容性而吸纳了更多政治力量的支持。但以印度教徒为主的身份政治凸显之后, 占人口主体的印度教徒被印人党所吸引, 失去主体民族支持的多元政治变得徒具形式, 从而失去了凝聚力。印人党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后还通过掌控的国家机器扩大印度教地区的政治权力。为平衡印度地区、文化和利益，防止印度教独大, 印度南部选民具有更高的代表性。在印度教氛围浓厚的北方邦，300万人对应1名议员, 而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则是180万对应1名议员。印人党目前推动按人口重划人民院席位。一旦成功, 作为印人党票仓的印度教及印度语流行地区的席位将大幅增加, 印人党优势地位将进一步稳固。
三、印度政治生态新特点的内外影响
当前, 印人党在遭到反对党联盟挑战情况下依旧保持了央地全面居优的地位、印度教特性不可逆地占据主导地位以及印度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力持续强化, 有助于印人党在地方高效推行国家意志。在印度强自主性前提下, 印度政治生态新特点对印度内政外交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印度政治生态新特点对内政的影响
印度政治生态新特点对内政走向产生了三个方面且正反并存的双重后果：印度政府施政效能提升但冲突性明显增加; 国家凝聚力增强但民族、宗教间裂痕加深; 经济总量提升但获益不均。
第一, 施政效能提升但冲突强度增加。印人党强控政府及中央, 虽然强化了对地方的控制并提升了印度政府的施政效能, 但冲突性也明显增加。印度民主体制不完善, 存在严重的行政低效和行政腐败问题。碎片化多党制和两大党制时期, 执政党通过法案的难度很大, 执政党不仅需要与盟党协调, 还必须争取“第三势力”中政党的“外部支持”才能战胜反对党。整个过程不仅漫长且还伴随着大量的妥协和利益让渡, 即使如此仍不能保证法案能够顺利通过, 更无法有效转化为政府政策, 推行新政策的效率十分低下。同时, 政党斗争致使许多提案和决策停留在议决阶段, 很难真正执行。此外, 地方邦执政党与中央邦脱节的情况增加了政策推行的阻力, 减弱了印度中央政府的渗透性。印人党当前压倒性的实力使其不需要运用过多政治技巧、利益让渡和谈判妥协, 国内层面的政治实力凸显。而且, 印人党在人民院的绝对优势确保了法案通过的效率。反对党激烈的反对意见因缺乏有效席位支撑而无法对印人党构成实质性挑战。印人党不仅在党组织内推行数字化管理, 而且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行政务电子化,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印度政府的施政效率。针对系统性腐败, 莫迪政府2016年和2023年两次推行废钞令, 虽一度引发混乱和恐慌, 甚至造成短期经济波动, 但展现了莫迪政府反腐败的决心, 客观上使久已存在的腐败势力财富“缩水”。印人党央地居优以及印度政府强化对地方管理的诸项措施在政党和政府两个层面强化了各项政策, 增强了从印度中央到地方的贯彻力度, 加快了新出台政策在全印范围内施行的速度。虽然施政效能有所提高, 但在土地私有制为主的印度推行征地及相关规划遭遇强大阻力, 加之印度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薄弱, 导致具体工程项目进展依旧缓慢甚至引发激烈反抗。印度提高政府施政效能造成的冲突性也明显上升。其中, 抗议示威属于印度政治生活的常态, 但印人党执政以来抗议规模扩大且持续时间更长, 议会层面力量失衡导致无法解决的争议下沉到社会层面, 社会层面反对声音增强, 间接地对印人党执政造成制约。印人党利用席位优势强势推动农改法案, 触及了地主及农业资本集团的利益, 也使对抗风险能力差的农民群体的利益受到影响, 农改法案遭到了地主、农业资本集团和被波及农民的联合抵制, 并发动了长达一年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最终迫使莫迪废止法案并罕见地道歉。但农民群体对印人党呈现出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农民在农业利益集团与地主鼓动支持下抗议农改政策, 另一方面鉴于印人党的印度教属性、反腐清廉形象及莫迪个人威望, 印人党依旧是农民群体的首要选择, 反对农改法案并不意味着反对印人党。
第二, 强化主体民族凝聚力的同时, 扩大了民族与宗教间对立。印度教特性强化了印度教徒凝聚力, 但印度教国家建构也加剧了印度民族与宗教间裂痕。印度民族众多, 历史上分裂远大于统一时长, 国家凝聚力弱, 国族认同不强,一直存在分裂势力。多民族国家建构往往需要采取包容政治才能有效构建多民族共同体, “从国大党本身来看, 现代化、一致性和包容性构成了建党的三大原则。”但印人党却反其道而行之, 试图将多民族和多宗教共存的印度单一化,以构建印度教国家。印人党大力宣扬印度教特性, 强化对地方的控制, 在多民族国家推行单一民族国家建设, 使印度教特性影响力持续增强, 强化了占印度人口主体的印度教徒的凝聚力。而且, 莫迪领导的印人党执政以来积极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日常化。从叙事话语层次, 塑造印度教主体民族的正统性与合法性; 从制度规范层次, 在全国范围推行印度教特性的政策法令; 从生活实践层次, 推进日常生活领域的‘橘黄色化’。印人党推行印度教国家构建, 通过印度教特性重塑印度国族认同得到了印度教徒的支持, 虽然充满争议, 但客观上增强了主体民族的内聚力。印人党只顾主体不顾少数族裔的做法, 印度教特性成为主导并抛弃世俗主义和多元主义的行为, 不考虑穆斯林等少数族裔的措施导致印度主体民族和其他民族及宗教间冲突增加, 甚至发生互相仇杀, 造成主体民族与少数族裔间裂痕扩大, 这使印人党推动单一民族国家的措施潜藏着巨大的风险。
第三, 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 贫富差距扩大。印度经济总量快速提升但经济获益明显不均。印人党作为世俗和宗教双重属性政党, 在政治上推动印度教国家建构的同时也积极发展经济。通过统一税制消除税务壁垒以促进国内流通, 同时发展数字支付和智慧城市, 并大力推动 “印度制造”。2014年印人党上台执政时, 印度GDP总量约为2.04万亿美元, 世界排名第十位; 2022年印度经济总量达到3.39万亿美元, 超过英国跃升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2021印度经济增速一度高达9.1%, 在主要经济体中排名第一。莫迪访美时公开宣称印度将很快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是, 经济获益明显不均与经济总量快速提升形成巨大反差, 大型资本集团财富增长明显, 信息产业催生的中产阶级也大多来自高种姓, 大多数普通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获得感并不强, 经济条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印人党为减轻财政负担, 推动低效印度国企私有化, 具体措施明显倾向于大型私有企业。其中, 阿达尼、信实等大集团以极低的价格获得了港口、铁路、机场等, 虽存在问题但基础尚存的印度国企, 短时间内财富迅速增加, 在世界富豪排名中居于前列。2020年印度富豪高塔姆·阿达尼 (Gautam Adani) 财富净值为89亿美元, 到2022年飙升至900亿美元。福布斯全球富豪排名由100名以外跃升至全球第11位。另一名富豪穆克什·安巴尼 (Mukesh Ambani) 财富排名也由2020年第21位上升至全球第10位。印度富豪财富急剧增加既是印度经济快速发展的表现之一, 也说明印度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印度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同时也是财富增长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绝大部分增长成果被少数富人占有。印度政府推行农改措施虽意在推动农业市场化和加速劳动力流动, 为大规模工业化做准备, 但推动过程却威胁到了农民最基本的生存保障, 最终被迫废止。印人党大力发展 “印度制造”, 但制造业份额不增反减。印度人口以年轻人为主, 但其制造业发展无法吸纳更多劳动力就业。“2022年, 印度20-24岁年龄段的城市青年失业率高达42%。”尤其是，印度高等教育群体无法找到合适工作, 2023第二季度高等教育群体失业率是其平均失业率 (8.16%) 的2倍。就业形势严峻迫使印度人才持续外流, 就业机会匮乏也意味着印度无法有效利用其人口红利。虽然印度基础设施总体上有所改善, 但大多集中在城市富人区, 城市贫民窟及乡村居住条件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而且, 印人党推进城市化并对贫民窟进行整治的措施, 反而加重了底层民众的负担。此外, 惠及大众的教育和医疗条件也没有明显改善。总体上, 贫富分化严重使印人党政府经济发展成效大打折扣并潜藏着巨大风险。
(二) 印度政治生态新特点对外交的影响
印人党居于优势地位并连续执政避免了党争造成的精力损耗, 极大地提升了印度外交稳定性及外交活跃度, 其对外行为的可预测性增强, 延续当前强势外交的态势明显。同时, 印人党将持续增进与美西方联合, 一方面对俄关系切割, 另一方面对华负面认知固化, 并可能继续将边界问题作为两国关系前置条件。
第一, 印度外交可预测性增强, 延续并强化强势外交政策。目前来看, 印人党将保持其优势地位并借助联盟政治在印度中央政府连续执政, 使印人党主导的人民院及政府可以很大程度上摆脱过度党争造成的精力损耗, 不仅能够极大地提升印度外交政策的稳定性, 也能够避免内部党争耗损而提升印度外交活跃度, 这使其对外行为的可预测性提高。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基层组织 “纱卡”实行准军事化管理, 成员着统一制服, 每天进行冷兵器训练, 同时进行印度教宗教教育。莫迪早年参加 “纱卡” 训练及宗教学习, 后被国民志愿服务团输送到印人党。印人党在不断鼓动教派冲突和标榜自身印度教 “护教者” 形象的过程中, 莫迪、阿米特·沙阿、阿迪蒂亚纳特等性格强势的政治人物脱颖而出，在印人党内逐渐形成强硬风格, 使得印人党总体上倾向于用强力手段解决问题。印人党全面占优后，印人党内生强硬性助推了强势安全与外交政策, 强调实力政治, 主张大力增强军备以维护安全。2014年印人党执政后不断增加军费, 采购先进武器。2014年印度军费为50亿美元, 由2013年的世界第九上升至第七。2021年, 印度军费为76.6亿美元, 跃升至世界第三。
第二, 印度强势政府追求在周边塑造全面主导地位。印人党为塑造印度教“保护者” 形象, 对外夸大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对立, 增强对巴基斯坦威慑, 导致印巴关系处于持续紧张状态。印度还在国际上抹黑巴基斯坦, 指责巴基斯坦支持恐怖主义。2019年2月, 印度空军12架战机对巴实行越境打击, 造成两国关系高度紧张。同时, 印度强化对周边小国的军事存在和政治控制, 提升这些国家对印度经济依赖程度。2021年, 印度在 “增进海洋能力” 名义下与马尔代夫签署军事协议。2022年3月, 印度外长苏杰生访问斯里兰卡期间与斯政府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 其中包括在斯北部原中国停建项目地区兴建混合能源项目。此外, 莫迪领导的印人党执政后, 大力推动印度主导下的印度洋地区多边机制建设。2021年3月, 印人党政府利用班加罗尔航展召开印度洋地区国家国防部长会议, 该会议体现了印度寻求在日益激烈的全球地缘政治竞争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2022年3月, 印度外长苏杰生赴斯里兰卡参加 “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 (BIMSTEC) 会议, 以此凸显印度在孟加拉湾地区的影响力。
第三, 持续推动与美西方联合, 明确边界性和指向性。“大国战略在印度历史渊源久远, 国大党时期也曾提出过大国战略, 但印人党的大国战略与此并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不结盟” 曾是国大党时期印度外交政策的基石, 但印人党政府转而强化与美西方关系, 实际上搁置了 “不结盟” 政策。印度著名战略家拉贾·莫汉 (Raja Mohan) 认为, 印度已经彻底 “埋葬” 了不结盟政策。印人党期望通过走与国大党不同的外交道路以打压国大党, 还通过与美国的战略联合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2021年9月, 莫迪访问美国, 与美日澳召开首场 “四方安全对话” (Quad) 峰会。此后, “四方安全对话” 进一步机制化, 在2022年与2023年均召开了年度峰会, 并与美日澳三国分别建立了外长和防长 “2+2” 对话机制。当然, 印人党政府在坚持战略自主方面与国大党并无不同, 印人党执政以来并非完全倒向美国。这一态度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得以集中体现, 印度对俄乌冲突相对中立的立场并没有对美印关系造成实质性负面影响。反而, 中立态度使印度在联美问题上的边界更加明确, 将对俄关系从印美关系中单独 “切割”出来。2022年4月美印 “2+2” 会议上, 印度防长拉杰纳特·辛格一方面向美国明确指出印俄 “天然盟友” 关系, 另一方面则强调印美关系不会因为俄罗斯而遭到破坏, 同时提出增强印美在印太地区的合作, 这使美印关系的指向性更加具体化，即美印合作重点针对印太地区相关国家, 而不包括俄罗斯。
第四, 对华敌意固化并在多领域与中国展开竞争。印人党政府将中国视为所谓的 “现实威胁”, 在边界、经济、地区及国际组织影响等各方面展开单方面竞争。印人党政府上台后, 放弃了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以来形成的边界问题不应妨碍两国其他领域关系的共识, 酿成2020年6月加勒万河谷边境对峙, 并将边界问题作为两国关系发展的前置条件而在领土问题上对华展示强硬姿态, 致使中印关系陷入僵局。2022年12月, 中印东段边界再次发生冲突, 尽管短时间内得到了解决, 但依旧对双边关系造成冲击。2023年, 由于印度主办二十国集团峰会和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因而在边界问题上暂时采取了“技术性” 缓和。此外, 虽然印人党占据优势, 但也面临其他政党借边界问题制造对印人党不利的舆论压力, 使印人党政府立场更加僵化。加勒万河谷事件发生后, 在印度教民族主义推动下, 印度出现了抵制中国商品的行为, 印人党政府还禁止了中国几十款应用程序 (APP), 并对中国企业和投资施加直接或间接限制。2022年5月, 印度以 “非法汇款” 名义突然查封小米在印度价值6.8亿美元资产, 2023年法院驳回小米上诉。同年, 印度政府又要求在印中企必须有印度资本持股且雇佣印度人担任高层管理人员。以上措施都旨在加强对在印中企的限制与控制。印度还排斥中国在南亚地区影响力, 干扰中国与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的经济合作。此外, 印度还试图与美国、日本等形成产业链和供应链联盟, 在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中刻意拉开与中国的距离。我们看到, “有利的国内政治生态、优越的地缘战略环境以及相对完备的产业发展基础, 为莫迪政府实施 ‘对华产业替代’ 提供了有利条件。”
结 论
印度政治生态相较以前发生了明显变化。首先, 印度政党力量格局由此前印人党与国大党两大党并立, 演化为当前印人党在央地全面居优的局面。2024年人民院选举后, 国大党及其政党联盟力量虽有所恢复, 但短时间内依旧无法对印人党形成有效冲击。今后一段时期, 印人党所获席位及执政邦数量可能出现波动, 但其一党居优的局面总体上将继续保持。其次, 印度教特性成为印度主导政治的意识形态思想，印度教对印度政治的影响持续深化, 印度教与其他宗教间关系逐渐紧张, 改变了印度独立以后长期奉行的世俗主义政治。同时，印度还出现了印度教与主流政党绑定的局面, 居于优势地位的印人党大力宣扬印度教特性, 也对其他政党造成了巨大压力。再次, 印度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掌控能力明显提升, 强化了印度国家权力对地方的渗透能力。印度中央集权的强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印度独立后 “强地方、弱中央” 的局面。印度由于庞大体量使得其本身战略自主能力较强且受外界影响较小, 政治生态的走向成为影响未来印度内外政策的最主要因素。在不发生重大突变的前提下，印度政治生态将沿着目前态势持续演化，短期有可能进入不可逆的进程。印人党虽然遭到其他政党挑战, 但总体上将保持优势地位并长期执政。印人党独大与印度教特性持续发展之间互相作用形成“正循环”, 在人民院处于优势地位的印人党会持续推动印度教特性的发展, 印度教特性进一步扩张又反向地增强了印人党的社会基础。印人党将利用在央地居优的地位进一步强化中央政府权力, 增强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渗透性”。印人党人民院席位优势以及多数邦执政避免了过多的政治博弈与内耗, 增强了印度内政稳定性及相关政策的连续性。印人党政府行政效能有所提高但也会遭遇社会层面激烈抗议, 鼓吹印度教特性的做法虽然强化了占主体的印度教信众的凝聚力, 但也造成不同宗教和民族间情绪性对立。同时, 印度经济快速增长也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印度教特性中不妥协性及印人党领导人的强硬风格将会进一步投射到外交领域, 特别是在对华外交政策方面可能与中国良好的愿望背道而驰。2024年选举之后, 印人党失去此前席位单独过半的优势, 莫迪新一任期为避免反对党联盟的攻击, 改善对华关系的可能性将进一步降低。此外, 印度至今依然拒绝“一带一路”倡议，今后会进一步采取措施干扰“一带一路”项目的实施, 尤其是在南亚地区破坏“中巴经济走廊”、中尼铁路等具体工程项目，同时在国际层面借美制华, 这显然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并制订预防措施。
周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党外交学院外交学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南亚研究、中印关系
来源：《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