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印度是世界大国中面临国家安全挑战较多的国家之一，但印度长期不具备系统化、科学化的国家安全研究。印度的国家安全研究经历了萌芽（１９４７—１９６２年）、稳步发展（１９６２—１９９１年）、快速发展（１９９１—２０１４年）和转型发展（２０１４年至今）等若干时期。国际战略环境、国内安全形势、政治领导人倾向及传统战略文化，是影响印度国家安全研究的主要因素。在此过程中，印度的国家安全研究体系不断壮大，形成了官方为主、官民互补的基本格局，实现了从传统的国防军事领域转向更加综合的国家安全研究、从聚焦威胁应对转向统筹威胁应对与安全环境塑造的转变。莫迪政府对国家安全议题高度重视，势必会进一步推动印度的国家安全研究。印度国家安全研究话语体系日益将中国视作主要外部对手，预示着印度将会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
【关键词】国家安全研究、印度、莫迪政府、中印关系、威胁应对、安全环境塑造
1947年独立后，印度面临非常复杂的国内外安全环境。虽然在每个历史阶段，印度所面临的国家安全挑战的来源和严重程度不同，维护国家安全的政策工具和能力也不同，但总体而言，印度是世界大国中面临国家安全挑战较多的国家之一。从内部安全角度看，受制于国内宗教民族矛盾和阶级阶层不平等，印度国内的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左翼激进势力是长期存在且难以根除的三大安全挑战。从外部安全角度看，印度曾与中国和巴基斯坦这两个最大邻国爆发过军事冲突，始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怀有深深的战略疑虑。而在周边近邻中，不少国家所存在的政治动荡、经济困境等，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印度的国家安全构成了输入性冲击。此外，时代变迁使国家安全内涵外延不断丰富，水资源、恐怖主义、网络、生物、有组织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涌现，也使印度面临的国家安全环境更趋复杂。面对复杂的国家安全环境，自20世纪90年代，印度开始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不断完善国家安全工作体制机制、提升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且曾就核问题、海洋安全等具体领域出台过国家安全政策文件。不过，印度迄今并没有公开发布综合性的国家安全战略，这制约了印度从战略和全局高度谋划国家安全工作的能力和效果。
印度善于辩论的民族特性和复杂多变的国家安全形势，推动了印度国家安全研究“从无到有”和“从有到多”的发展过程。印度最初的国家安全研究并非综合性的国家安全研究，大多是基于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认知、围绕具体国家安全议题的研究。但是，在印度国家发展进程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交织作用下，印度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印度对非传统安全、国际安全的关注明显增多，主动塑造安全环境的意愿和能力也有所增强，这些变化也使得印度国家安全研究的综合性、系统性和进取性更强。特别是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后，印度国家安全研究在兼顾“威胁应对”的同时，更多地向“主动塑造”转变。
本文旨在对印度独立以来国家安全研究的演变进程进行总结梳理，重点阐述不同时期国家安全研究的主要影响因素、主要特点、代表性人物和主要观点，以便更准确地把握印度国家安全研究体系的内在逻辑和未来态势。
一、印度国家安全研究的历史演进
独立初期，印度并不具备专门的从事国家安全研究的机构，政府主导了国家安全议程的设置和决策。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以及美苏在冷战期间对峙的加剧，推动印度战略界不断深化对国家安全议题的研究。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意味着印度在冷战期间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些逻辑动因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迫使印度大幅调整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极大催生了印度国内对国家安全议题的研究，印度的国家安全研究迎来了大发展。
（一）印度国家安全研究的萌芽期(1947—1962年）
这一时期，印度国内教派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比较严重，教派冲突、土邦问题、语言邦纷争、工农运动等，都对国内稳定构成巨大挑战。不过，得益于尼赫鲁及其领导的国大党在民族独立运动中形成的巨大威望，以及国大党作为包含左中右各派势力的主导性政治力量，印度政府努力应对各种执政挑战，渡过了独立初期“百废待兴”的危急时刻。在对外安全战略方面，反殖民主义、不结盟运动是该时期印度基本的外交政策原则，印度试图同时发展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但对美苏冷战持批评态度。印度视巴基斯坦为最主要的外部安全挑战，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则出现显著分歧。由于印度在西藏问题和边界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和政策，中印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出现下滑，印度国内对华安全认知趋于负面。
印度在这一阶段很难说有成型的国家安全研究。一方面，尽管面临党内不同派系纷争及左翼政党和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的质疑、掣肘，尼赫鲁本人的政治威望和影响力甚高，他对包括国家安全议题在内的内外政策具有主导性影响，战略界人士对外交、军事议题的发言权很小，制约了战略界人士对国家安全议题的深入探讨；另一方面，该时期印度最紧迫任务是应对独立初期的各种现实风险挑战，对国家安全的认知在逐渐形成和丰富过程中，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工作更多的是事务性的、实践层面的，缺乏对国家安全议题的系统研究。此外，在自治领时期(1947年8月15日—1950年1月26日），蒙巴顿还曾担任印度自治领总督，英籍文官和军官仍保留在印度文官队伍和军队中，所以，英国对印度的国家安全事务仍有很大影响力。英殖民者对印度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的影响很大，以至于“印度是否具有战略文化”一直都是国际学界争论的话题。有学者甚至指出，“英殖民时期，英国在没有印度参与的情况下制定了国防政策和战略。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人物努力创造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然而，除了对威胁和霸权野心的基本认识外，印度并没有形成现代战略思维传统”。
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是当时唯一的外交与战略领域的研究机构。1943年，该委员会从印度国际事务研究所中独立出来，主要是不满后者在外交安全问题上支持英印政府。因此，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与国大党关系密切，后来也成为隶属于印度外交部的智库。此外，为弥补外交战略领域教育培训上的不足，尼赫鲁政府于1955年推动建立印度国际问题研究院。该学院最初设在德里大学，是印度区域国别研究的开山鼻祖，1970年被并入尼赫鲁大学之前，共培养了66名博士、出版了近60本书籍、发行了刊物《国际问题研究》，对印度国际关系学科的创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军事领域，1959年5月，印度内阁国防委员会批准成立国家国防学院，1960年该学院正式成立，成为高级军官的培训学校。
在战略思想方面，印度首任驻华大使、历史学家K.M.潘尼迦对印度海权思想的形成有巨大推动作用，这集中体现在《印度和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一书中。潘尼迦认为，“认真研究一下印度历史上的各种力量，就可以毫不怀疑地认识到：谁控制印度洋，谁就掌握了印度。来自海上能够控制其漫长海岸线的权威，用武不多，就可以确保其对印度的统治”；“同中国一样，印度也曾几番遭到来自陆上的外族征服。但是，这两国的例子都说明，这样的征服固然能引起一时变乱，到头来却总是以征服者被当地文明的同化而告终”，“然而，来自海上的控制却不同。对于像印度这样一个由于地理因素几乎全靠海上贸易过日子的国家，这种来自海上的控制，就好比是用手掐住脖子”。他因此总结到，“从16世纪起，印度洋就成为争夺制海权的战场，印度的前途不决定于陆地的边境，而决定于从三面围绕印度的广阔海洋，印度有两千英里以上开阔的海岸线，如果印度洋不再是一个受保护的海洋，那么，印度的安全显然极为可虑”。此外，包括潘尼迦在内的不少战略界人士，都将印度视为英帝国的继承者，认为既然英帝国将印度洋打造成其内湖，则印度也应将印度洋打造成“印度之洋”。潘尼迦据此提出著名的“钢圈理论”，即“如果在适当的地方布置下海空军基地，打造一个环绕印度的钢圈，又在圈内建立一支力量强大、足以保卫内海的海军。那么，对于印度的安全与昌盛大有关系的海洋就可以受到保护，变为一个安全区”。
（二）印度国家安全研究的稳步发展期(1962—1991年）
该时期影响印度国家安全研究的因素主要有：一是国大党内部派系之争激化，在印度国内政治中的地位开始下滑，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和地方实力派逐渐走上政治舞台，国内矛盾极度激化，国内政治陷入动荡时期。例如，在这一时期，纳萨尔巴里运动、旁遮普分离主义、东北部民族分离运动和克什米尔问题等都严重冲击印度的国内安全；二是不结盟虽然仍是印度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但印度对外政策总体上越来越偏向现实主义和权力政治。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对印度造成极大震撼；1964年，中国成功进行核试验更是刺激印度开始考虑发展核武器；1971年，印度出兵支持孟加拉国的独立运动，第三次印巴战争重创巴基斯坦，使印度摆脱了之前遭受巴基斯坦左右夹击的困境。此外，印度曾试图同时与美国和苏联发展关系，但随着美苏冷战对抗的升级、美巴关系的走近、中美关系的正常化等，印度事实上偏离了不结盟政策，逐渐倒向苏联；三是信息科技的发展、工商界的壮大、媒体影响力的上升等，使公众对国家安全议题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客观上推动了国家安全研究的发展。隶属国防部的智库国防研究分析所、隶属外交部的印度世界事务研究所，以及前述高校系统的国际问题研究院是最主要的三家机构，印度国际中心及其“星期六俱乐部”提供了就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提供讨论的平台。
在这一时期，对印度国家安全研究影响最大的人物是战略思想家、现任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的父亲K.苏布拉马尼亚姆。苏布拉马尼亚姆于1962—1965年、1979—1980年在国防部任职，1977—1979年担任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1969—1975年和1980—1987年担任国防研究分析所所长，也担任过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召集人、卡吉尔评估委员会主席，对印度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和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产生了巨大影响，被称为“印度的基辛格”。他在该阶段对印度国家安全研究的主要贡献有：一是积极主张印度发展核武器。苏布拉马尼亚姆是最早且持续呼吁印度发展核武器的人士。1964年，中国核试验成功后，当时在国防部任副秘书的他就向高层提交报告，呼吁就中国核武器对印度国家安全的影响及其印度的应对措施进行研究，对印度政府最终下决心发展核武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梅农曾表示，“当苏布拉马尼亚姆开始谈到印度需要制造核武器，并将之作为应对我们独特情况的最具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时，他是一个孤独者。经过多年持久不懈的争论和劝说之后，他的意见才被广泛接受”；二是推动印度干预孟加拉国独立运动。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后包括西巴基斯坦和东巴基斯坦两部分，西巴基斯坦在政治、经济上都居于优势地位。1971年3月，东巴基斯坦的政党人民联盟掀起了要求建立独立的孟加拉国的运动。印度国内对是否进行军事介入存在很大分歧，但苏布拉马尼亚姆力主出兵，认为东巴基斯坦的局势对印度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印度军事介入既有助于解决东巴基斯坦的难民问题，也有助于改变受困于巴基斯坦东西夹击的困境，其观点对印度政府最终出兵东巴基斯坦（并引发第三次印巴战争）起到推动作用；三是积极主张军事现代化。印度国内不少声音认为发展军事会消耗本应投入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但苏布拉马尼亚姆强调要统筹推进国防和发展，认为国防工业发展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而考虑到当时的外部安全威胁，印度需要加强国防建设。此外，在担任国防研究分析所所长期间，苏布拉马尼亚姆在媒体撰写国家安全议题评论文章，有助于提升公众对国家安全议题的关注，有助于启迪公众的“国家安全意识”，也使得国防研究分析所成为当时印度国家安全研究最重要的理论阵地和人才基地。
印度国家安全研究在该阶段特别注重防范应对来自中国和美国的威胁。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使印度国内爆发反华浪潮，迫使印度政府开始反思其对外战略和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不少战略界人士都批评不结盟主张使印度未能第一时间获得美国和苏联的军事援助、理想主义色彩较重的尼赫鲁主义又未能给予国防建设足够重视。作为应对，印度开始寻求美国和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加快成立对外情报机构研究分析局，组建国防研究分析所，强化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情报预警和分析研判，且直接出兵巴基斯坦以改变面临巴基斯坦（东西夹击）和中国“三线作战”的困局。1975年，印度政府组建聚焦国防改革的专家委员会，委员会报告明确将中国和巴基斯坦均视为主要敌人，并呼吁在此基础上推动军队结构性改革。不过，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中印关系恢复正常化。印度对美国的不信任甚至反感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强化。印度一度想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尼赫鲁在中印边境冲突期间寻求美国军事援助，英迪拉·甘地也于1966年出访美国，但囿于美苏冷战大格局加之美印外交政策理念的不同，美印关系越来越远。特别是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期间，美国向印度驻美大使威胁道，“如果印巴就孟加拉问题发生战争，而中国站在巴基斯坦一边并介入的话，美国不会支持印度”；美国在唆使中国出兵干预未果的情况下还派出航母舰队进入孟加拉湾，被印度视为对其国家安全的严重挑衅，促使印度与苏联签署《印苏友好合作条约》，进一步加剧印美互不信任。印度学者拉贾·莫汉曾总结道，“印度是世界上唯一在整个冷战期间独立于西方甚至很多时候反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国家。到20世纪80年代末，印度在联合国大会投票反对美国和西方的次数甚至超过了苏联。在印度政治阶层内部，拒绝西方经济模式及其外交政策目标已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
该时期印度国家安全研究中另一重要体现，是战略界提出了被称为印度版“门罗主义”的“英迪拉主义”。受英殖民者“缓冲区”“科学边界”等战略思想的影响，印度自独立以来就强调对周边邻国外交和安全事务的主导，逼迫尼泊尔、不丹等签署“友好条约”。20世纪70、80年代，印度对干预南亚国家内部事务的意愿更加强烈，对域外势力在南亚影响力上升的疑虑有增无减，这从其吞并锡金、出兵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对尼泊尔进行陆上封锁等事件中可窥一斑。印度战略学者森·古普塔据此提出“英迪拉主义”，并被当时的印度战略界广泛接受，其主要思想是：印度强烈反对外部势力对南亚国家内部事务的干预；任何南亚国家都不应该寻求域外国家的支持，如果需要外部支持，则应该向印度寻求支持，否则将被视为有害于印度的国家利益。印度外长苏杰生在回顾印度外交史时，将1971—1991年称为“地区强势”阶段。
（三）印度国家安全研究的快速发展期(1991—2014年）
这一时期影响印度国家安全研究的因素主要有：一是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这对印度对外战略和国家安全政策构成巨大冲击，迫使印度大幅度调整内外政策，包括积极改善与美西方国家的关系；总体上延续1988年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中印关系；提出改善与邻国关系的“古吉拉尔主义”；启动经济改革，等等。二是印度国内进入联盟政治时期，地方政治势力抬升势头明显，对印度外交和国家安全议题的影响力上升。此外，经济改革推动财团发展，大财团对智库建设投入增加，与外部联系的增多也给美西方智库进入印度提供契机。三是印度面临的国家安全威胁出现了新的变化，东北部民族分离势力有所减弱，左翼激进势力徘徊发展，但恐怖主义问题日益显现（如1993年和2008年孟买均遭受重大恐袭、2001年议会遭遇恐袭）。1998年核试验、1999年卡吉尔冲突也极大地刺激了印度战略界对国家安全议题的大讨论。印度国家安全研究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涌现出大量与国家安全、国际战略、国防等相关的智库。在国防军事领域，空军准将贾斯吉特·辛格于2001年成立空军力量研究中心,前陆军副参谋长维贾·奥贝罗伊中将于2004年设立陆战研究中心,时任国防部长普拉纳布·穆克吉于2005年推动成立国家海事基金会。在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方面，与印度人民党关系密切的辨喜基金会和印度基金会都在2009年成立，辨喜基金会的创始所长是现任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此外，一些大财团支持的智库也在这期间成立或得到大发展。有安巴尼财团背景的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成立于1990年9月，成立不久即向政府提交《印度经济改革议程》，该智库在1991年印度经济改革后得到较大发展。2004年，印度产业联合会与美国阿斯彭研究所联合创办阿斯彭研究所（印度），2006年更名为阿南塔－阿斯彭研究所。2009年，马恒达集团、苏司兰能源、TVS汽车等大企业在孟买创立了“梵门阁：全球关系理事会”。此外，2013年，布鲁金斯学会在印度成立布鲁金斯学会（印度），2020年9月更名为社会和经济进步中心;2016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印度成立卡内基（印度）。
印度战略界在这一时期对国家安全决策的影响力也大幅增强，一些关于国家安全议题的研究成果甚至直接转化成最终决策。以核政策为例。1999年4月，印度正式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其成员包括总理、内政部长、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其目的是“对政治、军事、外交、科技等各方面的国家资源进行综合思考和协调应用，保障和促进国家安全目标任务”。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1998年12月成立，早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正式成立），苏布拉马尼亚姆出任首任召集人，主要听取战略界对国家安全议题的看法并提出研判意见。根据印度内阁秘书处的决议，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包括一名召集人，以及在外交事务、对外安全、国防和武装部队、战略分析、经济、科学和技术、内部安全及相关领域具有专长的非政府知名人士，总人数不超过30人。1999年8月，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提出《核学说草案》，就印度在核裁军和军备控制、核政策目标、核力量建设、研发、可信度和生存性、指挥控制体系等方面的政策立场进行阐述，草案提出“印度核武器的根本目的是威慑任何对印度及其武装力量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家或实体。印度不首先发起核攻击，但如果威慑失败，将进行惩罚性报复。印度不对不拥有核武器或不与核力量结盟的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印度寻求可信的最低核威慑，核武库的生存至关重要”。2003年，印度政府正式发布官方核学说，增加了“遭受生化武器袭击时保留使用核武器进行反击的权利”等内容，但主要内容都基于《核学说草案》。当然，印度国内对核政策也存在争论，主要分为苏布拉马尼亚姆代表的温和派和巴拉特·卡纳德代表的强硬派。温和派认为，核威慑更多基于认知而非数量，只要让对手感受到印度的核生存能力以及核报复能给其造成巨大损失，印度就能够实现核威慑。巴拉特·卡纳德、布拉马·切拉尼等鹰派学者则认为，“只有对本国核武器的生存能力以及发起毁灭性报复打击的能力足够自信，加之具备有效的危机管理体系的情况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才有意义，而印度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因此，印度要维持让对手不可接受的损失的威慑可信度的话，就必须扩充核武库”。
再比如，1999年卡吉尔冲突之后，苏布拉尼亚姆出任卡吉尔评估委员会主席，就完善印度国家安全体制机制进行研究。1999年12月，卡吉尔评估委员会提交评估报告，不少建议最终被印度政府采用。委员会建议“应该根据国家安全需求向情报机构下派任务；情报机构之间应该加强协调，填补情报空白；要避免重复采购，但情报机构应该装备先进的技术工具”，最终推动政府成立了情报协调小组（负责情报工作的分配和评估）、国家技术装备组织（负责技术情报，2004年更名为国家技术研发组织）、多情报中心（负责情报机构和执法部门的实时信息传递，在全国有429个分中心），以及金融情报小组（负责金融反恐）等。
二、印度国家安全研究的转型发展
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后，印度的国家安全研究持续发展。一方面，是因为印度所处的国内外安全环境正在深刻调整、转型，全球安全治理赤字严重，国内安全形势隐忧仍存，大国关系复杂重塑，传统与非传统安全议题相互交织，安全与发展问题相互影响，需要印度战略界对国家安全环境、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政策等进行反思评估；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莫迪政府高度重视国家安全议题，在国家安全领域采取诸多有别于前任政府的做法与举措，对国家安全决策的体制机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莫迪政府独特的方式处理若干国家安全挑战，推动了战略界对国家安全议题的关注和研究。
（一）转型发展时期印度国家安全研究的特点
之所以将2014年至今的国家安全研究称为“转型发展期”，原因有三：一是印度的国内外安全环境都在发生深刻调整，对印度国家安全研究的主要议题、价值取向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二是该时期印度的国家安全研究成果颇为丰富，莫迪政府对国家安全议题的重视，以及在国家安全领域推出诸多新的做法举措，为国家安全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三是莫迪政府对不同政治取向的智库和大学采取差异化的态度，对与政府关系密切、认可政府施政理念的智库和大学大力扶持，反之，则予以打压，这导致国家安全研究中的民族主义色彩更加明显。政府对国家安全研究的引领塑造，以及特定智库对国家安全决策的影响，都在上升。转型发展时期印度国家安全研究的主要特点有：
第一，莫迪政府对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的塑造增强，战略界对政府国家安全政策和实践的主动阐释增多。历史上，印度对国家安全议题进行过多次反思，很多时候是外部危机刺激所致，比如，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1991年的苏联解体、1999年的卡吉尔冲突等。2014年以来，虽然也有一些“反思”的研究成果，但更多的是对莫迪政府国家安全政策举措的“解读”和“注脚”，印度国内出现了不少探讨莫迪政府应对国家安全挑战的政策与实践的研究。印度战略界普遍认为，莫迪政府开启了印度对外战略和国家安全政策的新篇章。比如，莫迪政府推出国家安全体制机制的改革举措，包括成立国防规划委员会、设立国防参谋长、改组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强化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推动征兵制度改革，以及成立网络、太空、特种作战司令部等，推动了印度国内出现不少关于印度国家安全体制机制改革的研究。再比如，2015年3月，莫迪政府提出“萨迦”倡议。2015年，莫迪政府出台新版海洋安全战略《确保安全海域：印度的海洋安全战略》，被认为是“莫迪治下的印度，在承担更大责任确保印度洋安全、推动构建集体安全和经济整合的地区机制方面，不再犹豫不决”，“印度要发挥净安全提供者角色”。莫迪政府对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的参与、提出“印太海洋构想”等，都促进了印度国内对海洋安全问题的研究。更有甚者，为了与莫迪领导的印人党争抢“国家安全牌”，国大党在2019年大选前夕率先推出了自己版本的《印度国家安全战略》。
第二，莫迪政府比较重视国家安全研究成果的转化利用，对与政府施政理念相近的智库给予大力支持，这些智库对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力也有所增强。莫迪领导的印人党在2014年和2019年连选连胜，是印度独立后首个顺利完成第一任期后再次胜选的非国大党政府，是1984年以来单一政党首次连续两届大选获得议会过半议席，这标志着印度独立以来以国大党为中心的政治版图彻底改变。考虑到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牵引、大财团的资金支持、国民志愿服务团的组织动员，以及反对党群龙无首等多种因素影响，莫迪及其印人党的执政非常强势，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印度国家安全研究的话语体系。印度总理莫迪曾在2014年上任不久表示“决策者应该大量吸收大学和智库的研究成果”，并于2015年将印度最重要的政府机构之一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名为“国家转型委员会”，将之定性为“智库”。另有数据显示，2015—2020年间，印度智库数量增长了三倍。莫迪的意识形态、执政思路及其国家安全团队的构成，决定了莫迪政府对国家安全议题较为关注，为印度的国家安全研究奠定了基础。莫迪国家安全团队的重要成员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外交部长苏杰生都与智库界联系密切，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印度智库界的国家安全研究。多瓦尔曾在印度情治部门工作数十年，是与印人党关系密切、吸纳不少退休军情人员的辨喜基金会的创始所长，其儿子绍利亚·多瓦尔是印度基金会的创始人。苏杰生的父亲苏布拉尼亚姆在战略界德高望重，给苏杰生在战略界积累了相当人脉。苏杰生担任外长之后，继续就印度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著书立说，他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于2022年出版的《印度道路：不确定世界的战略》一书中。苏杰生的儿子德鲁瓦·贾尚卡尔2016—2019年间在布鲁金斯（印度）就职，2020年出任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美国分部负责人。得益于政府的信任和支持，辨喜基金会、印度基金会、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等对政府的影响力大幅增强，而传统智库政策研究中心则因与政府政见不合而受到打压。
第三，国家安全研究议题更加多元，对国家安全研究更加系统。在这一时期，印度国家安全研究议题更为广泛，涉及网络、恐怖主义、金融、有组织犯罪、气候变化、资源能源、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国防现代化、阿富汗问题、乌克兰危机、中印关系、科技安全等诸多方面。一方面，是因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安全领域的各种“黑天鹅”事件、“灰犀牛”事件增多，加之各种事件之间的连带效应、传导效应、溢出效应，推动了大量安全议题的涌现。比如，美国从阿富汗仓促撤军，引起印度国内对阿富汗问题后续发展及其影响的研究；2022年，乌克兰危机之后，印度战略界对战略自主、能源安全等议题的研究增多；随着气候变化议题的升温，印度国内关于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的研究增多。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加强对中国的战略竞争，炒作“中国威胁论”，推动“泛安全化”“阵营化”，而印度也有意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中渔翁得利，在很多议题上不同程度地呼应、策应美国，也出现“泛安全化”的情况。比如，美国渲染炒作使用中国第五代通信技术、依赖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等的“国家安全威胁”，积极推动对华产业脱钩，使供应链问题从经济发展议题变成国家安全议题，也引起了印度战略界对产业链供应链过度依赖中国的担忧。
（二）转型发展期印度关涉的主要国家安全议题
1.对国家安全环境和国家安全挑战的判断。对国家安全环境和主要风险的评估是任何时期国家安全研究的重要内容。2005年，印度国防研究分析所在庆祝成立40周年时出版了《新兴印度：安全和外交政策的视角》，时任所长西苏迪亚认为，印度面临的国家安全任务有：提高海外力量投射能力，拥有可信和可持续的保护海外利益的能力；确保能源安全，保护海外资产和利益，建立国家石油储备；应对周边近邻政治经济形势的快速恶化，应对被“失败国家”包围的风险；为印度洋岛国提供安全保障；打击国内和周边的恐怖主义；管理好威慑能力；将武装力量改造成精干、技术密集、彼此联通、协同联合的力量等。
当前，印度对国家安全环境的认知总体上比较一致，认为印度的国家安全环境面临深刻复杂调整，国家安全的内涵外延更加广泛，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印度应该对国家安全风险进行更加全面的评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全球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的增加对‘国家安全’的传统概念提出了挑战。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指主要通过国家工具的胁迫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恐怖主义、大流行病和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威胁导致越来越需要以更全面的方式考虑国家安全，并适当改变相关的决策结构”。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阿温德·古普塔的著作《印度如何管理其国家安全》。在该书中，古普塔认为，印度的国家安全挑战主要源于“地理位置、内部多元性、印巴分治和中国”，国家安全挑战主要有：动荡不定的周边、扩展周边（从非洲东海岸到太平洋）的安全形势；印控克什米尔问题、东北部分离武装、左翼激进势力、教派冲突、社会僵化、治理赤字、边境管理、自然灾害等国内安全问题；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网络犯罪、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水安全、流行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技术对国家安全的挑战。虽然印度国内对各种安全挑战的优先顺序有不同看法，但总体上都倾向于以更加综合、全面、系统的视角来审视国家安全问题。
2.关于印度国家安全体制机制的研究。对国家安全体制机制的研究是印度国家安全研究的鲜明特色。2014年以来，莫迪政府在国家安全体制机制领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主要包括：大幅提升国家安全顾问的权限，将国家安全顾问升格为内阁部长级别，并兼任新成立的国防规划委员会主席；大幅扩充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由之前的一名国家安全副顾问扩充为三名国家安全副顾问和一名军事顾问，分别负责国内安全、外部安全、技术、军事四方面的工作；成立国防规划委员会、设立国防参谋长，加强各军种整合；重组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压缩总体规模，但提高有在军队和政府部门工作背景的人员的比例，同时鼓励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通过讲座、采访等提高公众的国家安全意识等。
莫迪政府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改革，推动了印度国内战略界对本国国家安全体制机制的研究。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主席P.S.拉加万对印度国家安全架构的演变进行了系统梳理，对当前的国家安全改革方向持肯定态度。不过，拉加万也强调，“国家安全体系在规模上的扩大、能力上的提升，必然是一个渐进过程，很多改革仍在过程之中”，并指出了印度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面临的诸多难题，包括：如何克服部门利益、提升协调水平，如何更好地将军方纳入国家安全决策体系，如何更好地平衡军队与文官系统的关系，如何更准确评估科技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以及如何更有效统筹与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等等。因此，拉加万呼吁智库和公众更多地关注国家安全议题。
萨达尔帕特尔警察、安全与刑事司法大学教授维奈·库拉对印度国家安全协调和决策机制进行深入研究。他认为，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倾向对国家安全决策有很大影响，莫迪总理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改革投入巨大精力，改革后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更加活跃，但仍缺乏对国家安全事务的长远战略设计。库拉还提出了下一步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议题，包括：政治领导人及其核心顾问的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国家安全决策、国家安全委员会如何更好地融入印度的议会体系等。
阿温德·古普塔在《印度如何管理国家安全》一书中对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武装力量、情报机构、警察系统、外交部门等相关机构，以及边境管理、技术、非传统安全、网络安全等进行了勾勒式的梳理介绍，认为印度的国家安全体制机制仍需要解决好七大任务，即改进政府部门日常工作与国家安全战略之间的匹配度、重视各部门领导层的任用、提高官僚机构决策效率、促进各部门之间的协调、进一步深化关键性的改革，以及提高智库建言献策水平和能力，政府也相应地吸收更多智库建议，就重大国家安全议题达成全国共识，国家安全议题不应受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干扰。
3.关于印度对外安全战略的研究。这里主要指印度是否要坚持不结盟政 策、是否应该采取相对温和的对外政策。历史上，印度长期坚持不结盟政策，虽然在政策实践中会有所偏差（比如，在中印边境冲突时寻求美国军事支持，在20世纪70年代全面倒向苏联），但官方和战略界都将不结盟作为印度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原则之一，不结盟也是国际社会对印度外交属性和价值取向的主要认知。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印度战略界对是否需要继续坚持不结盟政策有过激烈争论。2012年，由一批战略界人士推出的《不结盟2.0：21世纪印度的外交和战略政策》将争论推向阶段性高潮，认为不结盟政策的内涵需要适应新的形势发展，并倾向于用“战略自主”作为不结盟2.0的主要内容。莫迪政府上台后，大幅深化与美国的防务安全合作、多次缺席不结盟运动峰会，引发了印度国内对印度是否已经抛弃不结盟政策的激烈争论。实际上，莫迪政府已经用“战略自主”来替代“不结盟”，强调通过“多方接触”或“议题接触”的精心设计，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印度外长苏杰生表示，“有时国际环境需要我们一边倒，就像中国在1950年和1971年的政策一样”。2022年乌克兰危机后，印度基于自身国家利益，并未盲目追随美国谴责或支持俄罗斯，反而从俄罗斯进口大量原油，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战略自主性。正如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主席拉加万指出的，“与俄罗斯任何突然的脱离接触，都将造成印度国防领域的巨大不稳定、推高国防现代化成本、损害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俄印关系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因为两国长期的国防合作关系，还因为俄罗斯与印度扩展周边（中亚）相比邻，以及印度希望保持战略自主，免于其他大国的交火”。
此外，2014年以来印度对外政策更趋强硬，也引起战略界对其国家安全行为范式的研究。在国内安全方面，莫迪政府通过铁腕手段强势打击安全威胁，特别是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保持高压态势，对国内安全形势的掌控有所增强。在外部安全方面，莫迪政府“积极追求国家实力和国际威望，恢复文明荣耀，在国际体系中获得更显著地位”。南亚地缘战略力量对比朝着进一步有利于印度的方向发展，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也给印度提供了“倚美抗华”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印度提供了采取更积极主动对外安全战略的条件。针对莫迪政府对巴基斯坦和中国强硬的国家安全政策，有学者提出“莫迪安全学说”，其核心要义就是“印度第一”，“印度的国家安全没有妥协余地，印度的国防、安全和自由不是商品，不能进行交易、稀释或让步。”
（三）印度对中国的战略认知趋于负面
应对中国挑战是印度国家安全研究的永恒话题。早在尼赫鲁时期，印度国内就有主张对华强硬的声音，印度政府对华有着“矛盾的心理”，“从它的外交总原则考虑，它欢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希望和中国一起在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时共同发挥积极作用……印度愿意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并建立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但另一方面，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特别是对西藏的民主改革，它又心存疑虑，怕在印度造成影响；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它抱着民族利己主义观点，不愿承认这是个待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之后，对华安全疑虑就成为印度对华安全认知的主要方面。即使1988年双边关系正常化以后，“中国安全挑战”始终是印度战略界的重点研究议题，出现了“中国武力解决边界问题论”“中国染指印度势力范围论”“中国进军印度洋构筑珍珠链论”“水资源威胁论”等论调。当然，印度国内也有主张与中国接触并相互学习的声音，这种声音在曼莫汉·辛格执政时期较为明显。
2014年以来，印度试图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中捞取好处，并且越来越倾向于将巴基斯坦与中国挂钩，莫迪及其国安团队的民族主义色彩日益强烈。2017年中印洞朗对峙和2020年加勒万河谷事件等因素的冲击，使得印度战略界对华认知更加趋于负面，“投美遏华”的论调走强。2021年8月，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发布报告《2021年外交政策调查：印度年轻人与世界》（以18—35岁的城市年轻人为主要民调对象）显示，70%的受访者对中国崛起表示“关切／担忧”，78%的受访者“支持”或“强烈支持”莫迪政府的对华政策，62%的受访者认为在中美博弈中印度应该选择美国。2021年10月，印度战略界重磅报告《印度通往权力之路：漂泊世界的战略》明确指出，“未来十年，印度外部安全政策最重要的事项是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2023年2月，印度前驻华大使顾凯杰就中印关系发表在印度国内引起广泛影响的报告，称“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就从未平等地看待印度，始终将印度视作处于弱势地位的竞争者”，反映了印度战略界乃至官方普遍存在的、质疑中国不尊重印度国家利益和敏感关切的观点。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白康迪、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梅农等对中印关系相对理性，其对中印关系的认知也变得更加悲观，认为“中印注定难以成为朋友”。白康提教授还根据应对中国安全挑战的不同主张，将印度战略界分为“强硬现实主义”、“自由现实主义”和“谨慎现实主义”三派。这三派都认为中国是对印度越来越大的战略挑战（甚至超过巴基斯坦），区别在于对应该采取何种应对策略持不同看法。强硬现实主义更重视“军事力量”，自由现实主义更重视“塑造性力量”，而谨慎现实主义则更关注“隐形力量”。强硬现实主义者认为，印度应强势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在中国实施积极的“内部颠覆”政策，给中国西藏和新疆地区的民族分离势力提供支持，扰乱中国的国内安全与稳定；与东南亚国家、海湾国家和以色列建立盟友关系，对中国的海上生命线进行遏制；调整印度对台湾问题的政策；加快本国军事现代化，提高对华军事威慑能力等。有学者甚至认为，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印度应该对巴基斯坦进行“妥协”“安抚”，争取巴基斯坦在印度与中国发生冲突时保持中立。自由现实主义者认为，印度应通过“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来应对中国挑战，前者指增强内部凝聚力、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军事现代化等提升自身综合国力，后者指印度要扮演现有秩序稳定性力量的角色，利用民主国家身份与美西方加强联系，将中国抹黑成“破坏规则”的修正主义国家；通过塑造和利用国际规范、国际规则来约束中国，对中国进行“软制衡”。谨慎现实主义者则认为，对于印度最重要的是集中精力发展自身、缩小与中国的实力差距，包括国内的善治、强大的军事和国防实力等；巩固周边，避免周边陷入动荡进而冲击印度国家安全。其结论是，印度应该慎重行事、等待时机，避免过早与中国发生冲突。
三、印度国家安全教学与研究的主要概况
印度的国家安全教学与研究体系较为庞杂。从教学角度看，印度很多大学都设有各种各样的与国家安全、国际战略相关的系所。近年来，在“国家安全热”的推动下，很多系所更名为国家安全系。不过，除了主要大城市外，很多地方高校都缺乏相应师资力量。从智库角度看，印度退役军官和退休官员往往不甘落寞，热衷于参加智库活动，或者单独组建智库，导致印度智库数量规模巨大。通过对印度战略、外交、国家安全等领域的智库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很多智库都是由退役军官和退休官员成立，并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和研究人员构成。阿温德·古普塔曾公开抱怨，“大多数智库充斥着退休官员或退役将领，抑制了原创性思想的产生；高校没有给年轻学者提供国家安全相关的教育，这些年轻学者收入不高，经常将智库作为在其他领域谋职的垫脚石”。
（一）印度的国家安全教学体系
从20世纪50年代起，印度高等教育体系开始出现国防和战略研究相关内容。20世纪90年代后，为了适应不断变革的外部环境，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加大对国防和战略研究的支持力度，促进了印度的国别和区域教学。当然，这主要在“国防和战略研究”范式之下，对语言、文化、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涉及较少，更多是偏重传统国家安全。进入21世纪后，印度的国家安全教学体系进一步发展，国家安全内涵的拓展也推动了国家安全教学从“国防和战略研究”向“国家安全学”的转型。
印度政府曾经组建专家组对学科建设进行专门评估。除各部门（如军队、警察）对系统内部相关教学工作的评估外，大学拨款委员会曾先后设立四个委员会，对印度高等院校的国防和战略研究情况进行评估。前两个委员会的情况不得而知，第三个委员会成立于1987年，第四个委员会成立于2010年。第三个委员会的报告认为，各个大学之间缺乏统一的教学大纲，而且过于侧重军事研究，未能对国家安全采取综合性的办法，并力主将“国防研究”改为“国防与战略研究”。该报告的主要建议包括：将国防和战略研究作为本科、研究生、科研各层级的学术课程内容，提高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通过在图书、硬件等方面增加拨款，改善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基础设施，努力推动印度大学中的国防和战略研究系的发展；大学拨款委员会应该设立专家委员会，密切跟踪各大学国防和战略研究的学科建设情况，推动学者和军方更紧密的联系；设立一个或多个高级研究中心，从事国家安全问题研究。
2010年成立的第四个评估委员会对印度国家安全教学体系的推动最大。该委员会由时任人力资源开发部部长卡皮尔·西巴尔推动成立，由国防研究分析所前所长、空军力量研究中心创始人贾斯吉特·辛格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商业标准》主编桑贾亚·巴鲁、《国家安全年度评估》负责人萨提什·库马尔、马德拉斯大学国防与战略研究系主任戈帕尔吉·马维亚教授、阿拉哈巴德大学国防与战略研究系主任维尔玛教授和大学拨款委员会副主席韦德·帕拉卡什教授。委员会认为，印度的大学课程几乎没有将国家安全研究和教育作为一门学科，更多地放在政治学、外交政策、国际问题等传统课程之下，并建议用更加全面、更符合时代要求的“国家安全研究”来取代“国防和战略研究”；给极少数科系提供一次性大额拨款，重点打造一批一流的国家安全教学院系；对课程进行重新设计，使之更加符合现实需要；成立“国家安全研究委员会”，指导各大学的国家安全教学与研究；在选定的大学中开设至少五个国家安全学系，由联邦政府直接拨款。目前，尚难以全面评估委员会的报告在实践层面起到多大作用，但至少已将“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提上议事日程。总体上看，印度国家安全教学体系分为三类，即军警院校、普通高等院校和智库的培训项目。鉴于培训并非智库的主要职能，加之在研究体系部分会重点介绍智库，故而此处着重介绍军警院校和普通高等院校。
军警院校主要是指国防部和内政部的部属院校。印度国防部下属的主要院校有国家防务学院、国防管理学院、国防参谋学院、国家防务研究院，以及陆海空各军种下的数十个院校。需要指出的是，印度早在1967年就酝酿成立国防大学，有意将多所综合性军事院校整合进来，作为印度军方的最高学府，但迄今未有明显进展。印度警察系统也有一些院校，比如，萨达尔帕特尔国家警察学院、警察研究发展局等。警察系统最重要的院校是隶属内政部的国家保卫大学。其前身是古吉拉特邦政府2009年创建的邦一级的大学“保卫力量大学”。2020年，印度议会通过法案，从古吉拉特邦政府手里接管该学校，将之升级为国家级院校，在古吉拉特邦的甘地讷格尔、“阿鲁纳恰尔邦”（藏南地区）的巴昔卡设立分校，并计划在北方邦和卡纳塔克邦再建两个分校。学院下设内部安全、国防和战略研究学院（SISDSS），专门开展面向警察系统的国家安全学科教学工作。2023年7月2日，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印度政府批准国家保卫大学设立针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研究中心，并正在招募人员。
印度的很多普通高等院校都相继开设与国家安全有关的课程。有学者统计，“到目前为止，印度有29所大学开设国家安全教学课程，并具有授予学位的资质。除此之外，还有137所院系提供涵盖安全研究不同领域的课程，比如，军事历史、军事研究、军事科学、战略研究、外交、裁军、和平与冲突或战争与和平等。大多数军事机构还开设了高级指挥和其他培训课程，最后以撰写关于安全研究主题的论文结业，并授予这些机构所属大学的研究学位。此外，还有其他公认和未被认可的私立教学机构提供涵盖安全研究相关课程的文凭”。如前所述，历史最悠久的当属尼赫鲁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院，该学院培养了大批国际战略和区域国别领域的人才，对印度国际问题研究人才建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此外，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印度国家安全教学迎来大发展，多所大学成立国家安全学院／系或者研究中心。比如，2018年，大学拨款委员会将古吉拉特中央大学的安全研究中心升格为“国家安全学院”，下设安全研究中心、海上安全研究中心和战略科技研究中心，主要从事国家安全教学工作，有国防和战略研究的文学硕士、安全学的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授予资格。2018年，尼赫鲁大学专门成立兼具教学和研究的“国家安全研究特别中心”，强调从印度文明和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理解国家安全问题，“将印度的社会科学和文明／文化见解与网络、空间、化学、生物、核、人工智能和其他相关学科的最新新兴技术相结合，保护印度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和领土完整，并促进世界和平”。2019年，曼尼普尔大学成立国家安全系，主要从事国家安全、战略研究、边境管理、冲突管理和科学技术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可以授予国家安全学的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2020年，大学拨款委员会专门发布国防和战略研究的课程框架，加强学科建设。
（二）印度的国家安全研究体系
印度国家安全研究领域的智库大致分为五类，即有政府背景的智库、有企业背景的智库、有政党背景的智库，以及与国外合作的智库、由退休官员和退役军官自发创立的智库。印度与国外合作的智库不多，且已逐渐被本土化，最后一类智库规模不算小，但鉴于其对政府决策影响力有限，加之有些智库是“光杆司令”，这两类智库在此不做过多论述。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的报告，2020年，印度有612家智库，仅次于美国和中国，且有不少国家安全相关智库进入全球前100名。根据2020年全球智库排行榜，“国防和国家安全”排行榜前100名的印度智库有观察家研究基金会(27位）、空中力量研究中心(29位）、国防研究分析所(33位）、陆战研究中心(74位）；“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排行榜前100名的印度智库有观察家研究基金会(19位）、德里政策集团(44位）、和平与冲突研究所(87位）。印度智库规模数量庞大，本文难以一一列举，主要介绍代表性的三类智库。
第一类是有政府背景的智库。印度历史最悠久有政府背景的智库是国防研究分析所。该所隶属国防部，最高领导机构是执行理事会。理事会主席由国防部长担任，成员包括外交秘书和国防秘书、个别退役将领和资深外交官、国防研究分析所的所长和副所长等。国防研究分析所英才辈出、人才济济。印度著名的战略家苏布拉马尼亚姆曾两度出任所长，还培养了拉贾·莫汉、乌代·巴什卡等一批在印度国内外颇有知名度的学者。研究人员主要有三类：一是军方，包括退役军人和挂职锻炼的现役军人，这些人都是部队的“笔杆子”，且拥有一定的军旅经历，是从事军事、安全等问题研究的主力；二是部委公务员借调，国防部和外交部的一些文官，会被派到研究所挂职锻炼；三是非公务员编制的文职人员。此外，一些“有丰富基层经验”的文职人员也会被吸收进研究所工作。国防研究分析所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军事和安全战略，研究所共设有13个研究中心，部分研究中心以地域划分，如东亚、西亚、南亚、欧洲和欧亚、东南亚和大洋洲、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和联合国等研究中心；部分研究中心以研究议题划分，如军事问题、国内安全、战略性技术、非传统安全、核与军控、国防经济和产业等研究中心；国内安全研究中心经常承接内政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课题。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国防研究分析所并没有专门的美国研究中心。研究所每年都会邀请高官莅临演讲，也会发布研究简报、专题研究、时事评论、专著等不同形式的研究成果。该所有四份刊物，包括1977年创刊的《战略分析》、2008年创刊的《国防研究学刊》,都是印度国家安全领域的权威刊物。此外，与军方有关的智库还有空军力量研究中心、陆战研究中心、国家海事基金会、三军协会等。除军方外，印度外交部有历史悠久的世界事务研究所及新成立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2017年，中印洞朗对峙后，印度专门在外交部下成立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首任主任是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成员、曾任驻华武官的纳拉辛汉中将。该中心下设七个部门，分别负责中国的对外关系、与印度近邻的关系、国内问题、国防、经济、科技和中印双边关系等，是印度政府唯一一个专门针对某一具体国家的智库，这也反映了印度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对手的情况。
第二类是企业背景的智库。该类智库中，资金最雄厚、最有影响力的是观察家研究基金会。该基金会成立于1990年，得益于其雄厚的资金、庞大的研究团队、与政府的密切关系，以及非常擅长利用网络和社交媒体进行推广，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发展非常迅速。基金会设有新经济外交、安全战略和技术、经济与增长、能源和气候变化、政治经济、战略研究、可持续发展、技术和媒体等八个中心，同时设有周边研究、网络安全、能源安全、欧亚、海上安全等专题研究项目，算得上是印度规模最大、公开研究成果最多的智库之一。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在金奈、加尔各答和孟买都有分支，并于2020年成立美国分部，由苏杰生的儿子德鲁瓦·贾尚卡尔出任负责人。2016年开始，观察家研究基金会与印度外交部联合主办“瑞辛纳对话”，现已成为印度最有影响力的国际战略和安全领域的论坛，被誉为印度版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印度总理莫迪几乎参加了历届对话会的开幕式。除“瑞辛纳对话”外，观察家研究基金会还有达卡全球对话、金砖学者论坛、亚洲全球治理论坛等国际性论坛。位于孟买的梵门阁成立于2009年，同样具有企业背景，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地缘经济、能源环境、太空与科技、多边事务、互联互通与地缘政治、国际安全、民主与国家建构等问题。
第三类是有政党背景的智库。该类智库的典型代表是辨喜基金会和印度基金会。辨喜基金会影响力很大，创始所长是现任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现任所长是前国家安全副顾问阿温德·古普塔，执委会委员包括国民志愿团理论家、前国家安全副顾问、前陆军参谋长等，军方和情报部门的不少退休官员都是辨喜基金会成员。辨喜基金会综合研究实力较强，包括国家安全与战略、国际关系与外交、周边、治理与政治、科学技术经济、历史与文明等七个研究中心。其中，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所的研究议题包括：恐怖主义、印控克什米尔、左翼极端主义、东北部叛乱、非法移民、核问题与裁军、边界与沿海安全、国防、警察、气候变化、自然灾害、能源安全、网络安全。辨喜基金会非常重视国家安全研究，2018年8月，基金会正式推出政策性学术刊物《国家安全》。该刊为季刊，是印度首本专注于国家安全问题的刊物，编委会成员有对外情报机构研究分析局前局长萨海、前陆军副参谋长拉维·萨维内等。
结语
随着国内政治环境和国际战略环境的变化，印度的国家安全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的渐进发展过程。从驱动因素来看，印度的国家安全研究受到本国战略文化、所处战略环境乃至政府强势程度等多重因素影响，既有现实国家安全挑战的刺激驱动，也有印度希望在全球和地区事务及其安全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景牵引。从研究议题来看，印度的国家安全研究总体上偏重国防、军事等传统议题和恐怖主义这一与印巴关系密不可分的议题，高校教学体系侧重“国防和战略”而非“国家安全”，对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生物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的研究虽仍显不足但已有所增多。从研究主体上看，印度的国家安全研究主要在智库层面，印度是全球智库最多的国家之一。随着大量退役军官和退休文官被吸纳到智库界，加之政府机构和财团需要借助智库进行专业研究、引导塑造民意，印度战略界对国家安全议题研究的影响力日益显现。高等院校和军事院校主要从事教学和培训工作，但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和军事院校开始设立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尝试发挥“智库”作用。
印度开展国家安全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服务印度的国家安全战略和政策实践，兼具威胁应对与环境塑造两个层面。从威胁应对方面看，印度的国家安全研究聚焦中国、南亚周边和国内安全议题，对美国、欧洲等的研究明显不足。近年来，印度开始日益重视网络安全、经济安全等功能性安全议题的研究。从环境塑造方面看，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大作用的意愿和能力的增强，印度希望在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其国家安全研究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引导和塑造，越来越多地提出印度对国际和地区安全治理的倡议方案。
迄今为止，印度国家安全研究和教学可以说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面临一些需要克服的问题。比如，虽然一些高校开始设立国家安全学系并授予相应学位，但大多数高校仍将国家安全教学放在战略与国防、政治学等其他学科之下；印度的智库数量规模庞大，但质量参差不齐，大量退役军官和退休文官活跃在智库界，有利于其将工作实践运用于战略研究，但也使其很难摆脱思维惯性、很难产生创新成果；印度政府基于政治偏好（而非研究能力）对不同智库采取不同政策，容易导致智库倾向于提出迎合政府偏好的成果；专门的国家安全学术刊物依然不多，不利于学术成果的相互学习借鉴；国家安全话语范式倾向于使用美西方话语体系，既有主动迎合的考虑，亦又被动塑造的成分，近年来虽然更加重视本土话语体系构建，但又容易过度偏向民族主义，等等。
作者：楼春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研究员）
转载自《国际政治研究》202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