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我从成都石室中学以同等学力考入昆明西南联大哲学系，1946年选择复原到北京大学，195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1959年。这14、5年是我生命中最最难忘的岁月，是我学习哲学，投身哲学起步的地方。联大的干打垒的平房校舍，简朴的校门一直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北大红楼、民主广场、未名湖﹑博雅塔、才斋﹑备斋﹑燕南园58号……深深地刻在我生命的记忆中。1959年国庆节后，在我毫无思想准备的时候，我匆忙地、几乎还来不及拍干净从下放一年的农村带来的身上的尘土，更来不及在北大那怕讲一节外哲史的课程，在反右后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我被一纸调令“赶着鸭子上架”来到武汉大学支援外国哲学史教学。如今，我来到珞珈山已经半个世纪了。
在高校，父母与子女成为两代校友的并不少见。但当我离开北大时，以及在以后很长很长的岁月里，我从来不曾想过自己的孩子以后会成为我的北大校友。我与在武汉出生的儿子成为时隔35年的北京大学校友，是我漫长的人生旅程中的出奇不意的令人回味的一件往事。1981年17岁的儿子执着上北京大学物理系的追求彷佛在重演我当年上联大-北大哲学系的故事，这也许正是我们两代校友息息相通的地方。
我从未名湖来到珞珈山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工作压力之大，生活条件之差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但由于中央在高校贯彻“高教60条”的调整方针， 阶级斗争的弦相对松一点，这使得困难时期反而成为我的学术生涯中至关重要的黄金阶段。我多么希望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后，像这三年那样稍许宽松一点的政治环境、学术环境能够继续下去。但我的想法是太天真、也太幼稚了。
1964年，如火如荼的“四清运动”正在全国城乡广泛而深入地进行着。开始时我们只是听报告、学习文件，没有想到与自己有什么切身的关系。1964年的8月酷暑儿子出生后不久，我奉命参加“四清”工作队，一系列的家庭难题就摆在我的面前，这就注定了孩子们的成长条件是不寻常的。听了动员，感受到政治高压的形势来了！不能有任何的迟疑！这回可连向自己的老师诉说的机会也没有了，肖静宁马上就要在汉口上班了，不满两个月的婴儿刚刚出院，母亲年迈多病……，这家中的一切的一切，我全顾不得了，只能打起背包就出发。在我参加四清工作队的15个月中，由于纪律极严，我一次也没有回家看望过。各种各样难以想像的困难都推给了来汉口工作不久的肖静宁，好在依靠亲人的帮助，总算想出各种办法使儿子得到照料。其间有几个月实在是没法子，只好把儿子放在家住武汉大学一区25号、珞珈山住房制高点的学长、挚友李德永同志家中，他们家小朋友多，都喜欢逗他玩，有许多有趣的事。刚6岁的女儿独自住在一区一号家中，十分幸运的是，她得到了学长、挚友、同住一区一号的朱传棨同志一家的无微不至的爱心照顾，令我们百分之百放心。肖静宁所在的武汉医学院严格坚持上下班制度，她从汉口赶过来都快8点了，先上制高点看儿子，呆上十几分钟，她再回到自己的家，陪女儿住上一晚，第二天一大早赶回汉口上班。她一个人孤单地在珞珈山黑夜的山林中穿行，有时听到一点声音也有点害怕，不敢回头，但为了疼爱的子女只能鼓起勇气了，好在那时的社会治安还是比较好的。她每次从汉口回来很是辛苦，我在家时都是我在车站接她，有说有笑地回家，现在环境逼得她用伟大的母爱把自己锻炼得更坚强。四清实际上是文化革命的前奏，我是最后一个从四清工作队回来的，稍许平静一点的日子不多久，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文革中肖静宁在武汉医学院还算安定。1968年中央号召“复课闹革命”，武汉大学在全国率先将文科搬到湖北襄阳农村办学，在那里搞斗、批、改。我就这样随哲学系下去了。这也促使我们好不容易在武汉医学院弄到一间16平方米的房间，总算把家安顿了下来，我回武汉也有一个落脚之处，肖静宁结束了三镇的奔波，与两个孩子住在医学院501楼集体宿舍，生活之方便与珞珈山不可同日而语了。不仅是校内的一切，露天广场百看不厌的“老三战”的电影，同龄小朋友的嬉笑玩耍，隔壁中山公园的动物园，对面体育馆的赛事，最高兴的是坐3分钱的公共汽车到六渡桥的新华书店、节日间看江汉路的相对繁华的亮灯，这些可能给他们留下了一些快乐的幼年、童年、少年的回忆，无形中打开了他们的眼界，这对他们日后的发展可能是重要的。女儿总是儿子的榜样，看着姐姐那么多奖状暗中有些羡慕，有一天小学二年级的儿子自己把一张奖状贴在家里的墙上，原来是“大胆举手发言”，这好像是班主任、教语文的夏老师为他量身定做的，姐姐看了大笑不止，肖静宁就说这个好。儿子在武医附小，有许多有意思的事。有一次，夏老师用“胸有成竹”来说6、7岁的儿子，令人惊讶不已，原来上音乐课时，儿子搞小动作刚巧被老师发现，老师带点惩罚性的喊他站起来唱刚教唱的歌，以为这一下逮住了，谁知儿子不仅音唱的准，而且唱的很好听，令老师哭笑不得！
自从1975年7月举家搬到分校后，也就结束了我们成家18年以来的聚少离多的生活，少了许多奔波与牵挂。农村的生活条件虽然很差，但对两个孩子而言也有积极的一面。儿子小小年纪，11岁在农村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习惯，后来，他会挑水，人比水桶高不了多少，会养鸡，七只鸡，他做了七个小木头盒子分开喂食，对这种新奇的喂法邻居都投以惊奇的目光。他还在山上砍荆棘围菜园子，还用背篓背回当柴火用的满满的松毛，松毛比隔壁林老师家的堆的还高，他好像暗中在与他竞赛，高高的松毛堆见证着儿子天生的勤劳与恒心，松毛直到分校撤消时都没有烧完。初到分校，当时只有一本“今古贤文”，儿子把它背熟了，最有意思的是对年龄不相上下的小朋友宣读宣讲。13岁时读完了《水浒》，那是发来供批判用的，我们都没看，只有他读完了。他在分校上的初中，在初一就能指出老师讲数学的错误。儿子的体育技能也很特别，不知从那儿学来的会踢各种花样的毽子，穿着妈妈织的蓝毛衣，毽子从身后踢起高出自己的头有一尺之多，吸引了多少邻居的孩子，真是很好看啊！记得1974年我们全家到北京时罗荣渠叔叔把10岁的他抛到昆明湖中，鼓励他用手快划快划，脚快蹬快蹬，他就像青蛙一样游开了。现在到了隆中的碧绿的水库里游泳更是如鱼得水。他读初二时，我偶然发现他已经自己在制定一周的学习计划，只要坐在书桌旁就能立即进入学习状态。在那个读书无用、崇尚白卷英雄的年代他能这样专心学习好像是一种天性使然。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分校撤消，他14岁正读初三下学期，由于肖静宁那时已先期回到生物系，我们的家已搬回武汉，在珞珈山二区分了两间与人合住的共20多平米的房子，我在分校工作没有完，就让儿子独自从襄阳回珞珈山武汉大学了。这是一个有点冒险的决定，就是说，在农村分校上的初三要回武汉大学附中参加初三的毕业考试。那时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留在分校等初三毕业再回来。1978年4、5月间，儿子却在学期半途回来了，我问他行不行，他只说“行”。我当时也没有为儿子准备一个行李包什么的，给他用一块白布当包袱皮卷着一些衣服书籍斜背在身上，几个月没有见到儿子的肖静宁看见他真是喜出望外，但对这身打扮又很惊讶，儿子的口音与武汉话也有不同了。肖静宁后来对我说，怎么把儿子搞的像一个敌后武工队似的。
儿子在初三下学期的中途转学来武汉大学附中，一个多月以后就参加了期末即毕业考试，谁也没有料到，所有的科目成绩都非常优秀，就连历史都是90多分，数理化，语文外语都考的好，好些满分，平均达到96分，为全班第一名。班主任张艾礼（最近得知他已经移居澳大利亚，我在这里向他遥遥致意）老师感到十分意外，这个从农村分校来的学生怎么学的这样好。1977年恢复择优录取的高考后，1978年附中也相应恢复重点班制度。在素不相识的张老师的力荐下，按儿子的成绩应该是高中重点班的最优先选择的对象。在我们对此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已经排进重点班的儿子一天回来对肖静宁说，附中还要对他和另一女生再作一次考试，在两人中选取一个，因为重点班已人满为患。肖静宁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种临时加试，一方有准备，一方遭突击显然是不会公平的，其目的也在于照顾另一有关系的女生。考试结果出来后，儿子没有发挥出优势，据说跟那个女孩不相上下只略微低一、两分，于是，就要把儿子赶出重点班了。重点班与非重点班除了师资力量较强，最大的优势还在于课堂纪律好，这点我们是很看重的。于是，肖静宁找到附中领导，说你们这样做是在心理上摧残一个少年，她斩钉截铁地说，我不仅以一个家长的名义、也以一个教师的名义请求你们让他试读半个学期，如果不行，我自动让他退出这个班。其实他们这样做也很心虚，因为我们从农村回来压根不认识张老师，张老师是从爱护学生出发这样做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应试教育的高考指挥棒已经开始渗透到各个角落。这件事对孩子影响很大，肖静宁就对儿子说，我们是没有半点关系可寻的，已经进了重点班都可以不算数，现实就是这样的。你的前途要你自己去创造，去争取。儿子很争气，高一开学不久在一次全区的数学竞赛中获得第二名，他的一篇自选题作文——“当我走进数学竞赛的课堂”也获了奖。从此附中对他刮目相看。如果不是肖静宁当时句句在理、字字有声与附中领导理论，一颗幼苗可能就被刚抬头的应试教育所扼杀了！
1981是高考最最紧张的一年，呈现出“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势态。儿子在附中高中三年的学习中，从不刻意追求分数的他几乎囊括了所有考试的第一名。他对物理学情有独钟，学物理是他不可动摇的志愿。他从武汉大学附中高中毕业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第一、第二、第三志愿都填写的“北京大学物理系”，在是否服从分配一栏中填写“请按志愿分配”。志愿是他自己选择的、自己填的，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有点冒险的行动！儿子在中学的事儿说不完，高中最后一个学期，他还是与平时一样作息，有的同学晚10点来问他数学题，他已经熄灯睡觉了，老师布置题海战术，大家开夜车也赶不完，肖静宁问他怎么完成的，他说有的做1、3、5；有的做2、4、6，但是做一题要有一题的方法和思路上的收获，平时就养成不出错的习惯。他很重视数学书上的例题，认为做例题很有意思，有一定的典型性，他常常盖住书上的解题，自己试着从不同思路去做，然后比较其差异，得出自己的最佳判断。我们住在没有上水和下水的二区18号的楼上，他放学回来就拿一个拖把上楼拖地，每天坚持从不间断，高考前夕也是如此被传为佳话。他不仅喜欢物理，还热爱音乐，1980年在全国范围内首次由广大的大、中学生投票产生的“我最喜爱的歌手”，儿子和女儿都投中了，获得了一张纪念卡。他读了不少课外书，包括美学与音乐类的。他曾经对交响乐队的组成和各种乐器的特色功能、互相配合的效果很感兴趣，自己还画了一张很大的交响乐团乐器位置布局图，令人诧异不已！外婆送给他的一个口琴当时是他唯一的乐器，可以吹奏许多快慢节奏的名曲。大学毕业后我们才送他一个红棉牌吉他，弹的很有情趣。儿子上中学时自己买了一个魔方，不时琢磨，玩的得心应手，速度飞快，不知这是否与他后来从事的事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高一时，班主任知道他家里订有牛奶，当时喝牛奶的还不很普遍，就让他参加附中的长跑比赛，他进入了前8名，这令肖静宁欣喜不已，表明儿子的体质有所增强。
1981年高考第一次要考外语，但计分只占1/2。全省外语分数最高的是一个理科生94分（计47分），而不是报考外语类的考生，后来得知这个理科生就是武汉大学附中的考生——我们的儿子，校方非常满意和自豪。其实儿子的学习方法主要是多朗读，家里没有任何录音机之类的东西，他早上很早起来就在阳台上读外语，其熟练的程度竟然达到高考试卷的内容来自那一课那一页他都知道。一进入北大，立即进行了一次分快慢班的外语摸底考试，他分在了快班。儿子去北京上大学是他的选择，他说如果不去北京，他不会发挥出他的潜力，他要出去闯一闯，说的很对，但这对肖静宁来说是一件太难的情感煎熬，她总是想起儿子小时候生病的苦难而不忍心离别。后来儿子有一间8平方米的房间，肖静宁要经过这间小房才能到我们的房间里去，在儿子最后离家的那些日子里，经过这个小间她不敢转头，难受不已。性格内向的儿子很清楚妈妈的心事，他只是说“妈妈别哭”。
1981年秋大学开学17岁的儿子就离家北上了。当肖静宁与女儿及其男友一道去武昌火车站为他送行时，儿子满怀信心上了车，大家依依不舍看着火车启动和飞驶前进。再见了！肖静宁那时有一种至今不忘的奇特感觉，好像火车的一声轰呜把她多日来的情感波动一下子全带走了，她的心真的放下了，心中充满美好的希望与祝愿。儿子去北京前，我因事出差北京，在北京火车站接到了儿子，当我和儿子一起走进北大校园时真是满心喜悦，无限感慨。儿子和我是真正的北大校友、是我的时隔35年的先后同学了啊！报到后，就到宿舍把床铺安顿下来。接着就首先带他到燕南园58号汤家拜见汤太师母、汤一介叔叔、乐黛云阿姨。汤师母看见当年的“小鬼”肖静宁的的儿子都来北大上学了，真是无比的喜欢。然后我又带他去拜见黄枬森伯伯一家和罗荣渠叔叔一家。把这一切都安顿好后，儿子才把我送到校门口道别。回到武汉，我向肖静宁讲了一切，有了三家老朋友的照顾，肖静宁是一千个、一万个放心了。儿子在大学阶段每周都有来信，这些信留下了一个聪明而勤勉的大学生的学习与思考的足迹，以及他与家庭的款款情意。
1985年21岁的儿子以优异成绩完成北京大学物理系4年的学习。随后通过了李政道创立的中美联合招考物理学研究生（CUSPEA）的出国考试进入美国著名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那一年北京大学物理系几乎有40%的毕业生都有考上了，而其它综合大学只有一些散在的获胜者，可见儿子在北大的学习也是他不断发挥自身潜力的过程。
而今，儿子到美国求学、完成学业、获得博士学位、成家立业已经四分之一个世纪了，他在给我们的信中表达了每天都有“走不完的路，攀不完的峰”， “正在慢慢地适应并且开始享受每天的生活带来的苦与乐。”我们高兴地看到儿子真的更成熟了。
我想，没有在北京大学受到的“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薰陶与“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校风渗透，没有北大的良好的教学条件和名师“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的注重能力培养的一整套教学方法，他的潜质是不可能很好的发挥的，他在美国的发展也是不可想像的。好比我如若没有在联大-北大的哲学开端和起步日后的道路也是不知如何走下去的一样。我们对母校怀有深厚的感激之情和浓浓的自豪感。如今，很多很多年过去了，北京大学在我与儿子的心目中依然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历经政治风云变幻的曲折道路和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冲击下的母校，在教育体制的现实条件下，学校一方面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一方面又面临着许多难题和挑战。我坚定地相信：北京大学的独具魅力的“学术自由、独立思考”的传统、精神一定会得到弘扬，发扬光大，成为学子们向往和追求的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的学术殿堂——就像人们当年对老北大的向往和追求一样。
（2011-01-10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