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学友问我：民主到底是什么？我回答：民主是一种制度，民主是一种精神，民主是一种生活。学友接着问：何以民主是一种生活？给不出满意的回答。迷茫之际，蔡定剑先生大作面世，书名就叫做——《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阅读一过，确有振聋发聩、拨云见日之感，赞叹不已。

蔡定剑先生颇有些特立独行。旁人是“学而优则仕”，他非要来一个反其道而行之。2004年初，官至全国人大秘书局副局长的蔡定剑，四十八岁之际挂冠而去，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主持宪政研究所。

这位体制内的笔杆子，1956年出生于江西新建，大塘中学毕业后，投笔从戎，守卫福建海防前线。蔡定剑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上初中的时候，冥冥之中，改变自己人生曲线的老人——邓小平，1969年秋被疏散到距离大塘不远的新建拖拉机修配厂劳动。寒来暑往，这位老人，在南昌陆军学院通往新建拖拉机修配厂的那条杂草丛生的小路，漫步遐想达三年之久，文化大革命，破坏法制、践踏人权，这位老人，有着切肤之痛。

一九七九年，北京政法学院复校，海防战士蔡定剑成为复校之后的“黄埔一期”。学院路41号，狭小、破败的校园，激荡着一代人独有的书生意气，江平先生曾经称赞蔡定剑，属于1979级佼佼者中的佼佼者。那位曾在蔡定剑老家劳动的老人，力主恢复高考制度，大学校门，开了那么一条缝，就有那么多的种子选手脱颖而出。回首往事，作为宪政学大家的蔡定剑，怕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

蔡定剑极有可能属于委托培养的学生，1982年毕业之后的蔡定剑，被分配到解放军总政治部，担任干事。1986年被调配到全国人大秘书组，亲历亲见中国艰难的法治路途。1983——1986年间，蔡定剑在北京大学法律系攻读研究生，师从陈守一先生，感受老辈的操守。

长期在全国人大担任秘书的蔡定剑，不满足于机关工作的办会、办事、办文，焚膏继晷、废寝忘食地钻研法学，成为独具风格的体制内少有的思想者。可以说，蔡定剑的综合优势，比较突出。比起学院派学者，蔡定剑更能深切体察体制的运行机理和逻辑；比起体制内的官僚，蔡定剑更有一份深切的变革体制的激情。但是，蔡定剑的著述，也存在一份深深的无奈。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官员和学者两种角色，是有不小的冲突的，蔡先生坦承：官职越高，越难表达自己的观点。

历史进入二〇〇〇年之后，中国改革日益进入深水区，利益格局呈现错综复杂的生态；二〇〇三年发生的孙志刚事件，三位博士上书全国人大，收容制度被废止，这一年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民权元年。

正是在二〇〇三年，官员和学者两种角色的的冲突，蔡定剑实在难以弥合，下定决心，回归母校，教书育人，传播宪政文化。蔡定剑的独特经历，使得在角色转换的时候，难免出现尴尬局面。政法大学论坛，听过蔡讲课的学友，觉得蔡先生讲课比较沉闷，言谈举止具有官员的风度。

令人惊异的是，回到母校后的蔡定剑先生，秉持批判精神和建设眼光，出现井喷。针对层出不穷的宪法事例，撰写大量时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思想明晰，见解稳健，可圈可点，拍案叫绝，《夜阑烛火集》，就是这些时评的结晶。还有大量的文稿，不能见诸报刊，这让蔡先生非常郁闷。

二〇〇八年，蓦然回首，改革已经三十年。三十而立，围绕着“中国经济的奇迹”，反思改革，推进改革，已经没有办法“不争论”了。改革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哪些？如何批改中国三十年改革所交的这份独特的“作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早在二〇〇六年，学术界已经围绕这些问题，开始进行反思。经过激烈的碰撞和交锋，大体上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取得的成就，是坚持“特色”的结果；第二种观点则相反，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就，是不断“普世化”的结果；第三种观点属于骑墙派，改革成就是由“特色”和“普世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蔡定剑先生认为，如果依然坚持“特色论”和“国情论”，不能倡导宪政理念，发育宪政文化，提早确立宪政的制度安排，那么，丛生的社会矛盾难以解决，难以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改革的成果，则有可能化为乌有。

吊诡的现实，使得不少人心存疑惑：既然体制内改革的自动力已经殆尽，改革的后备动力在哪里？

谁也没有想到，这位曾经的体制内官员，对于中国的改革，具有理性的乐观。根据全国人大工作期间深入和丰富的社会调查，蔡定剑得出一个判断：中国改革的后续动力，已经从民间产生。

蔡定剑先生认为，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多元化，每个人都是改革的缔造者：‘基层民众的维权行动推动着社会变革。摆脱了某种生存困境而有了更加自主独立的条件，一批敢于为公共利益说话的知识分子从而产生。他们通过言论和行动影响并推动着制度的变革。独立律师的出现和草根NGO的生长正成为推动中国社会改变的力量。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也是政改的动力。媒体和公众舆论是改革的重要力量。’

这些年，“稳定压倒一切”的提法，很少听到了，但是，“稳定压倒一切”的升级版——“特色论”和“国情论”，依然在政界和学界有着较大的市场。《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中，蔡定剑先生旗帜鲜明地反对“特殊国情论”，并且俏皮地反问：国情有那么特殊吗？

民主作为伟大制度，并在二十世纪迅速扩展，决非偶然。民主作为宪政的制度安排，驯化统治者，并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面，公民的人权才能够得到切实的保障，并且国家才能够长治久安。纵观当今世界，民主国家稳定，才是真正具有根基的。中国国情再特殊，公民谁不愿意追求具有尊严和价值的生活呢？

主张国情特殊的学者，对民主存在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挂在嘴边的理由，那是现成的：地盘这么大，人口这么多，特别是农民，文化水平不高，素质差，一旦实行民主，还不乱套？

一般学院知识分子，喜欢掉书袋，自身具有难以克服的精英意识，缺少底层生活的调查研究，就拿不出具体的思路，应对特色派学者。蔡定剑在全国人大期间，对农村的基层选举，怀有极大的激情和兴趣，进行田野调查。通过观察，蔡定剑明晰了鲜活的农村政治原生态，真切地体会了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底层民众迸发出来的政治参与的热忱，深切感染着蔡定剑，白发飘飘的百岁老婆婆参与投票，盲人让老乡们抬着来到村部，发表竞选演说，若不是亲历亲见，谁能相信？

这些农村基层选举的事例，印证了蔡定剑的假设：选举与文化素养没有关联，而与利益具有最大的关联。谁能够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利益，农民就会投谁的票。作为一个理性人，农民连谁能代表自己的利益都不知道，岂非咄咄怪事！

既然被特色论者瞧不起的农民，都掀起了政治参与的热忱，那么，特色论就少了一个理由。特色论的另外一个理由是，搞民主，就会天下大乱。蔡定剑分析，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成果之一，就是民主制度的普及。而且，世界上最稳定的国家，也是民主国家。既然如此，那么，民主的制度安排，就成为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有些学者，热衷于宣讲新加坡经验，蔡先生看来，新加坡的法制固然严明，经济固然发达，但是，那种威权主义没有多少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蔡先生看好印度，种族、宗教、信仰、语言众多的印度，独立之后，实行民主制度，尽管，没有出现经济奇迹，贫富分化严重，但是，民主使得印度产生高度的国家认同，保持了国家的稳定。

《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作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升级版本，值得认真读一读，毕竟，向往民主生活，是大家的共识。

小稿对蔡定剑先生，只是表达一种同情的理解，而对民主的体悟，力有未逮。2010年11月21日，打开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看到为蔡定剑先生祈福的标题，简直不能相信，蔡定剑先生已经癌症晚期，处于弥留之际，不觉大恸，方兴未艾的宪政事业，亟需具有深厚素养、性格平正的先生。

先生却在存亡绝续之秋倒下，未及看到宪政的实现，实乃憾事！

纵使世间不能留住先生，蔡先生一生为宪政而奋斗，虽死犹荣！晚辈理应擦干眼泪，继承先生的志业，接过先生手中的启蒙火炬，踏着蔡先生的足迹前进！

试看未来的中国，必将是宪政的国度！

（2010年11月22日，书菜楼，删节稿刊于《新京报》2010年11月24日，题目为《蔡定剑，思想者“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