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22日上午，我正坐在珠江边一间旅馆的房间里准备当晚在中山大学法学院的演讲，忽然收到友人传来的短信，告曰定剑于当日凌晨辞世。中午，有法学院的老师来陪吃饭，席间谈起才知道，法学院很多人都已获知这个消息。晚饭时，吴敬琏先生专就此事从上海打来电话，嘱咐要以他本人以及江平先生和我的名义，在定剑的追悼会上送个花圈。我不知道吴先生又是如何获悉定剑去世的消息。在我的经验里，这一切都不同寻常。而在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深意。
我已经不记得，最初是在什么时间和场合认识定剑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他还是全国人大的官员。定剑后来转入大学，专事教学和研究，因为这个转变，我们之间联络的机会，应当多了一些。不过事实上，我们见面的次数依然不多，部分原因是，我极少参加法学界的会议和活动，包括定剑组织的那些。然而，就是不多的几次交往，让我对定剑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
200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中国法研究中心”的艾德华（Randle Edwards）教授即将退休。中国上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有过访美经历的政法界人士，不拘年龄和性别，许多人都认识这位精力充沛且富幽默感的艾教授。他主持的中国法项目，尤其是福特基金会支持的美中法律教育交流项目（CLEEC），在十数年的时间里，为许多人提供了难忘的学习机会。作为当时众多受惠者中的一员，我有意编一本文集，用来纪念艾教授的荣休。为了这个目的，文集的撰稿人应当有在哥大法学院学习或访问的经历，最好同艾教授有个人的交往和友谊。我知道定剑曾经在哥大法学院访问，而且同艾教授相熟，所以也约他写稿。定剑高兴地答允此事，并且如约写了文章寄来。或许是因为我在约稿时讲得不够清楚，我发现，定剑的文章在风格上更散文化，不是我要求的那种学术类型的文章。我最初的反应，是自己动手修改这篇文章，让它与文集中其他文章的格调更接近。不过最终，我发现，这是一个超出我能力的工作，我甚至觉得，就是作者本人也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是，若要定剑另外再写一篇，这样的要求实在有些无理，而且当时的时间也不允许。犹豫再三，我最后决定放弃定剑的文章。我自知这样做很得罪人，但还是这样做了，此足以说明我的不通人情。
一年后，我偶然读到友人一篇尚未发表的文章，并且了解到，这篇文章出自一个有关人大代表个案监督的调研项目，而定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我对这个题目深感兴趣，希望在我负责编辑的《洪范评论》上刊出相关文章。于是我同定剑联系，说了我的想法。定剑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并发来多篇文章供我挑选。最后我另外又选了两篇文章，用作《洪范评论》第二卷第一辑的主题研讨。那三篇文章，不包括定剑的在内。这一次，我没有前次那样的压力和不安，但也隐隐觉得，这在人情上总归不甚圆满。不过，最糟糕的是，在写编者弁言的时候，我居然没有交代这些文章的来源，也没有对定剑的帮助表示感谢。我事后注意到这一点，但没有再对定剑提起。有些事情只能在恰当的时机完成，错过那些时机去做，便显得别扭和多余。现在，定剑已去，我说出歉疚和感谢的话，他是听不到了。不过对我来说，这恐怕是最后一个合适的机会了。
对上面提到的这些事，定剑当时怎么想，或有没有想，我都无从知晓，但是不管怎样，此后我数次请他参加洪范研究所组织的学术会议，他都欣然前往。我们见面、交谈，他还是那样诚恳、自然。我感觉到，对之前那些令人遗憾之事，他真的不存芥蒂。我对定剑的信任感由此而生。2008年，洪范研究所增补学术委员，我推荐了定剑。我当时私心所愿，其实是想有一天他能够接替我主持洪范的工作。而我之所以提名定剑，固然是因为，他所专注的宪政、民主和法治事业，也是洪范所致力于推进的主题，他执著、稳健和脚踏实地的作风，合乎洪范所的行事风格，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在我心里，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我原本期待着，定剑的加入，能为洪范所带来新的活力。但不幸的是，他还没有从极繁忙的工作中抽身，就已被确诊罹患恶疾。2009年12月12日，洪范所学术委员会年度会议，之前征询委员们意见时，定剑说可以参加，但在这之前数周，定剑来信说，他那天要参加一个中美人权对话会，所以不能来了。就是在那次定剑缺席的年会上，我得知定剑患病的消息。
在接下来这一年里，我与定剑有三次见面，这也大概是我们认识以来见面次数最多的一年了。最初，我不知道在那种场合应该说些什么，心中难免有些不自然。倒是定剑神情泰然，没有表现出丝毫异样。他没有刻意避免谈病情和治疗，但他说的更多的，还是他平日关心的话题。实际上，定剑不仅没有在朋友、同事和学生面前表现为一个病人，他也一直竭力保持惯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他继续写作、接受采访、参加会议、指导学生，甚至飞赴外地参加他认为重要的活动。
6月间，入夏最热的一天，我在三味书屋开讲座，之后应书屋主人之请推荐讲者，我开列的名单里就有定剑。其实，我内心里不愿再加重定剑的负担，但我知道，他不希望朋友们把他当成病人看待。实际上，当时定剑每隔一小段时间就要入院治疗数日，而三味书屋的讲座都安排在周六，找到适合双方的时间而且定剑的身体状况也允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后来我听说，定剑居然真的去讲了，那是在8月底，距他离世不到三个月。定剑在生死之间表现出如此的坚韧和泰然，令我不能忘怀。早些时候，我同香港大学的陈弘毅教授一道去看定剑，那也是他病后我第一次见他。尽管那天他看上去并无异样，但从她妻子那里听到的有关他病情的说法，却没有给人多少希望。回家后，我简略记下了当日的见面：“定剑病深，精神尚好，其生活态度坚定而平和，令人起敬。弘毅云：重要者或不在生命之短长，而在生命之品质。此似非中国人之生命观。定剑之生命是让人肃然起敬的。”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我对定剑的认识，最后竟因为他的离去又加深了一层。
11月26日一早，我赶去八宝山公墓参加定剑的遗体告别仪式。想不到那么寒冷的早晨，竟有那么多人在灵堂前排队等候。而且很显然，等候的人里面，无论是否定剑的朋友、同事和学生，绝大多数是闻讯自发前来的，他们当中还有人打出横幅，代表因携带乙肝病毒而受歧视的人群来送别定剑。接下来的几天，有关定剑的各种消息、报道和文字遍布媒体。我还听说，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感动中国人物”评选中，定剑数度高居榜首。媒体和公众对定剑的持续关注，让几乎所有人，包括定剑的家人，都感觉意外。尽管定剑生前经常就一些公共事务发表意见，但他毕竟不是那种明星式的人物。他坚定但是温和，不会利用口号式的言辞去博取听众的叫好；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细致而扎实的工作上，而不是飞来飞去参加各种会议和讲座。他不停地做事，但从不高调。这样一个布衣学人的去世，为什么引起社会如此强烈的反响？我现在慢慢明白，是他的事业，宪政与民主，和他对这番事业的坚守和忠诚，赢得了人心，而他的品格，增加了这种追求的分量。
4月初去看定剑时，他以新出版的《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相赠。上周，就在定剑离去后一个多月，他的另一本文集《论道宪法》也问世了。这两本书，都是旧文新辑，或者可以视作定剑毕生努力的总结。透过这两本书，我们能够看到他的关切，他的追求，他的立场，以及，他的方法。简单地说，他这一生的努力，就是希望把宪法变成名符其实的根本法、最高法，让那些写在纸上的权利变成真实的权利，让这个国家的公民真的能够管理自己的事务，让生活在这个制度下的人民真正享受到公正和尊严。他通过理论分析和实地调查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借助观察、比较和论辩来加强自己的论证。而他采取的方法，主要不是抽象理论的演绎，而是朴素道理的阐发。这些道理朴素而浅显，肯定不够时髦，多半不够复杂，甚至不够深刻，它们更像是当今文明社会的常识。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讲述常识也许算不上什么贡献，但是在一个常识经常被扭曲、掩盖、背离和遗忘的社会里，认识和坚持常识，用理性的方式清楚明白地表达常识，不独需要技巧和智慧，也需要勇气和热诚。我们社会的普通民众，他们未必了解关于民主和宪政的各种理论，但他们知道这个国家并不只属于少数人；他们想支配自己的生活，不甘被人随意摆布；他们遭受歧视会感到羞辱和愤慨；他们被剥夺也会起而抗争；他们希望自己的利益有适当的渠道去表达，自己的声音能够被倾听，更希望自己及其后代活得有尊严。这是他们的常识，也是定剑的常识。因为坚持这些常识，定剑的言论和文字就总是具有强烈的问题导向和实践色彩，而绝少学院气；也是因为坚持这些常识，定剑就自然地站在他们--这个社会最广大的人群，也是最无权势者--的一边。我相信，定剑的离去之所以激起公众如此广泛的关注和反响，这是深一层的原因。我们不正应当由这里去重新认识定剑的工作和他的贡献，并由此去重新评估和认识我们的社会、这个社会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案吗？ ■
2011年1月14日于西山忘言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