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定剑教授不幸离世，应该是今年中国的重要新闻事件之一。

早就知道他有病，但没想到他病重，更没想到他这么快就离去。心里难过，为他，也为和他心有相通的仁人志士。

和定剑教授交往并不密切。早先是在媒体上看到他的大名，后来在一些会议场合见到他。他讲话不是那种恣意汪洋的风格，更不剑走偏锋，语不惊人死不休。听得出他是见过世面的人，说话不紧不慢，娓娓道来，透出一种自信。他讲话信息量大，引人入胜，我感到大家都喜欢听他讲。

通过一次会议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他是会议的发起人、主持人。时间是2008年12月27日。会后揣摩，他对这个会很用心。参加会议的有王贵秀、毛寿龙、张鸣、汪玉凯、吴思、展江、于建嵘、赵树凯、任剑涛、袁绪程、高放等20余人。来参加他组织的会议，至少说明大家对他以往所做的工作有认同，但我以为不仅如此。

会议的主题大概记得是谈过去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做点反思，估测未来。与会者的共同之处是比较理性，但又各有思想语言风格。大家都敞开心扉讲话，很投入，很认真。记得定剑在会上听得很多，说得少。看他精力已不是很充沛，我也不太在意，以为过半百之人，治学过于投入，自然不会活力奔放。现在想来，当时他可能已有病魔上身。

这次会后，他的助手有过电话，记得说要编辑出版一个集子，好像和会议内容有关。后来怎么样，我已不大记得。以往参加很多会议，大多过后就忘得干净，但对这次会议的感受总留在心里。

定剑教授最后有一个发言，不很长。他主张体制改革必须继续放权，主要是中央给地方放权;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地位，修改选举办法;扩大基层民主，支持NGO大力发展。他还评价了过去的改革，认为有成绩，有曲折，有不足。因为他在全国人大工作过很长时间，掌握的情况比较多，对改革的复杂性认识比较到位，所谈内容便比较实在。总体看，他赞成渐进改革。

如果定剑继续健康地活着，相信他还会做很多有意义的工作，可偏偏天妒英才，让他早早离开大家。中国知识界，像他这样治学勤勉，又有很好平衡感的学者，并不是太多。他的逝世，的确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损失。

这几年，时不时听人讲，说中国知识界人士的平均寿命要小于全社会的平均寿命。因为这个说法好像不是来自专业统计调查机构，便不敢完全相信，但定剑教授的逝去却又让人不得不关注知识界人士的健康问题。实话说，知识界人士的营养水平不会有太大问题;让人担忧的也许是他们的焦虑和劳累。

按说定剑不会对中国改革过于焦虑。主张渐进改革，就不会对改革的快慢过于忧心。因为这种主张不是出于无奈，而是出于得失算计的理性思考。在前面提到的会议上，我也提出渐进改革必要性的几个看法。中国民主发展要有大的进展，需要几个条件，一是国民比较富裕，社会比较平等，耐用消费品基本普及，由此降低激进声音的诉求;二是“熟人社会”基本解体，社会高度专业化，由此可以公开透明利益博弈;三是民众的文化差异缩小，由此可以确保社会稳定和谐;四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多元化程度提高，没有哪一个利益集团能对社会前进方向发生过大的影响，由此保持社会平衡和社会活力，使权力转让不至于摩擦过大。中国要具备这些条件，需要一个过程;且在现行框架下，这些条件事实上也可以生长，除非基本不去改革。所以，不论一个学者有多么强的入世意识，只要有这样的认识，也许不会对时局过于焦虑。当然，若入世意识极强，且又感到报国无门，那是注定要焦虑的，时间长了就影响健康。但定剑从一个不大不小的官位上退到大学当教授，想必不会有太强烈的入世追求。

我与蔡定剑教授没有深交，对他的生活方式不了解，但若做揣测，窃以为他在治学读书上是拼上了身体的。见过周围得肝病的熟人，也有不少能撑很多年的，但他却熬不过去。治丧委员会发布的蔡定剑教授的生平介绍说，他在患病期间还坚持工作，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他积劳成疾，当属无疑。

在定剑告别仪式上有熟人相遇，对视无语，但心中的哀痛却写在脸上。也许换个场合，朋友们会互道珍重，但过后谁又肯稍有懈怠，不去努力做更多的事情?

蔡定剑教授对未来中国民主构想的蓝图总会实现。在那一天，至少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会高度职业化，思想家变成少数，有志于社会治理的人士或者做咨询专家，或者自己披挂上阵，试试公共社会治理的水浅水深。有这样一个生态环境，也许知识界人士的焦虑就会少许多，辛苦也会与乐趣相伴。但愿蔡定剑教授的早逝是为这一天的早日到来所做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