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一次听说江平先生的大名，是在1989年。在当代中国史上，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年份。
其实，在1949年之后，中国的大学校长已经不是一个共同体，他们的个人魅力已经被冲淡，他们的言行举止已经被格式化。这些可怕的东西，在当今的大学校长身上，还能够看到历史的遗存。
大学四年，倒也不大枯寂，不少高中同学，都在北京海淀区读书。1988年前后，北京大学的王立新，中国政法大学的张军立，与在中国人民大学的笔者，时相过从。北京大学90周年校庆活动，就是王立新邀请的。一起在北大大礼堂，听取陈昊苏的讲话，印象颇深。接下来，还一起看了电影《青春祭》。这个大礼堂，现在已经成为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了。2003年—2004年，笔者在北大做访问学者，追寻大礼堂的故迹，已经杳无踪迹了。
1985——1989年，北京旧貌还没有换新颜，一切是那么古朴，好多学府，颇有破败之感。原来以为，中国人民大学，就够寒碜的了，没有想到，中国政法大学，更加寒碜。位于学院路的法大校园，比起母校，更加缩微，奇怪的是，居然与北京歌舞团共处一地。
据说直到现在，中国政法大学学院路校区，依然那么破败，这真不是一个好的征兆。胸怀“法治天下”理想的法大人，立锥之地，竟然是那么不堪，无论如何，都不是特别美妙的一件事情。
上世纪八十年代，通讯设施还没有现代化，所以，同学之间的联络，连电话都用不上。
完全靠碰运气。好在那时的学子们，没事干，多在宿舍里呆着，所以，往往运气特别好。所以，北大、人大、法大三位同学，要在一起凑，一般是北大王立新，乘坐320或者332到人民大学，到2号楼228宿舍，找到我之后，接着一起乘坐302，前往中国政法大学。我要是到亲戚家去了，北大的王立新，就算是白忙活了。我们俩到达法大，要是法大的校友张军立不在呢？还可以找其他的高中同学，一边聊天，一边等待。扑空的时候，居然很少。
这里特别感念的是，军立学友的女朋友，已经在北京钢铁总院工作，有着复印的便利条件，笔者写的随感和毕业论文，敝帚自珍，热心的军立，可没少让他女朋友费心。
就在将要毕业的关头，风波发生了。校友们，相互之间，都挺挂念的，这样，在一起的机会，反倒比平常要多。
记得有一回，凑在一起，议论起来各个大学的校长。当时北京大学的校长丁石孙先生，是位数学家；母校的校长是袁宝华先生，堪称经济管理权威；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是江平先生，据军立介绍，是位民法学者。
江平校长，在中国政法大学，有着崇高的威望。值得称道的是，这种威望是建立在先生个人魅力的基础之上，学友们亲切地称呼“江校长”。
江平先生理解学友们的心思，法治天下的理念，在江先生那里，汇成了一句话：只向真理低头！听到这里，令我怦然心动，江校长之所以赢得广泛的尊敬，绝非偶然！
从此，我就记住了江平先生的名字。在我的脑海中，这位校长是一位慈母，对同学们如此热爱，真是法大学友们的福分。
回首平生，大学毕业已经二十一年，想来，风流倜傥的军立学友，和我一样，人到中年。石家庄距离北京，近在咫尺，而二十一年中，竟然没有见过一面。
往事不堪回首！
之所以不堪回首，恐怕在于，回首往事，那种特有的感慨，复杂的况味，充盈在心中。
（二）
2006年初，笔者突然意识到，别看我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学士学位，但是，自己对不起这个称号，这样就开始了法学的自学，为了便于在网络化时代与网友们切磋，在法律思想网，建立了博客，这个博客的名字，就叫做自由的旷野。
习法，必须明了法学学术地图，这样，“法治三老”自然进入笔者的视野。
我们知道，在1949年迄今的学术图景中，社会学、法学一度被“格式化”，而社会学者和法学学者，受到摒弃，这一段时间，大体是三十年。三十年，在漫长的文明史中，可谓沧海一瞬。但是，它所消磨的正好是一代法律人的心性。不幸的是，百年中国学术史第四代，大陆的社会学者和法学学者，适逢其时。
郭道晖、江平、李步云三位先生，亲见亲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时代，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郭道晖，莫斯科大学法学院的高材生、北京政法学院的新生代江平，成为右派，被打入另册。多亏李步云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假如提前一两年考入，性格决定命运，李步云距右派也不会太远。
江平先生，成为右派，遭受政治、情感和肉体的三重打击，痛入骨髓。
任何代价都有所补偿。要是郭道晖、江平在1957年，没有沦为政治贱民，而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与时俯仰，随波逐流，固然，也不大符合他们的性格，另一方面，对于法律、秩序和人性，就没有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
所以，历史也是公道的，经历了那么多，感受了那么多，自然有深切的体会，随着新时期的到来，郭道晖、江平先生，对于法治的呼唤，自然多了一份情真意切。
而在1957年沦为看客、甚或落井下石的，多少获得了一点“政治红利”，不仅不愿意走出那个给自己带来“政治红利”的时代，就是被迫生活在新时代，对法治理念的体会和思考，不仅不可能达到深刻的程度，甚至一直持有扭曲的理念。
令人遗憾的是，终于迎来依法治国的时代，第四代学者多数已经错过了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由此可见，健康的学术环境，是多么重要。
八十年代中后期，百年学术史上的第五代学者，崭露头角。这时候，郭道晖、江平、李步云，一方面要把被耽误的时间追回来，夜以继日地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利用历史给他们的平台，甘当铺路石，帮助第五代学者成长。
三位先生，在新时期，焕发了学术青春，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进行学术研究，确实取得了丰盈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总的来看，对人权、法治的理念和看法，都具有新颖的视角和独到的体会。但是，毕竟已经过了学术黄金期，平心而论，在琳琅满目的法学学术著作之中，已经很少能够吸引当代的年轻学子。因为，第五代学者冯象、邓正来、梁治平、贺卫方、季卫东已经占据学术话语的中心舞台。
但是，我要特别指出，第五代学者的成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江平、郭道晖、李步云，三位曾经掌握学术资源的老辈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主持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法学》和《法学研究》，秉持兼容并包的理念，与第五代学者相处中，所体现的那种开明的气象，尤其为人称道的。
“法治三老”——郭道晖、江平、李步云，之所以不胫而走，广受赞誉，因为，三位老先生堪称“法学界的保姆”，每当有政治风雨，侵袭法学界，三位先生，尽可能地遮风挡雨，就像老母鸡一样，守护着那些“小鸡”。
写到这里，感慨不已。
第五代学者，在“法治三老”的护持和提携之下，已经如日中天，成为中国法学界的主流。但是，让人遗憾的是，还很少有人自觉地想到，应该向“法治三老”学习，提携和护持学术新生代，不要老是占据学术舞台的中心。
学术事业，需要薪火相传。台湾学术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两岸学术交流，那时候台湾学人交流的对象，大多是第五代学者；没有想到的是，2010年往大陆交流，主体还是第五代学人，而这时，台湾学术界的新生代，已经成为主体了。由此可见，大陆学术界的老化现象，非常严重。
占据资源的第五代学人，不单是法学界，其他领域的学术界，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老化”问题。第五代学者需要向“法治三老”学习，认真反省自己。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三）
大厚本的《江平文集》，已经摆上了我的案头，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江先生在自序中，又一次感动着我，我想，恐怕已经有许多人被感动了，在我被感动之前。
在自序中，江先生有一段话：“我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因为我没有认真读过多少法学名著，也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法学专著。”看到老先生如此谦虚地对平生进行打分时，多少往事，难以忘怀。
首先历史没有给先生从容思考写作的机会，从1957年成为“右派”，江先生有22年的时间，被荒废了。
这位莫斯科大学的高材生，1956年，结束了五年的留学生涯，回到祖国，来到北京政法学院，正要大展宏图时，历史性地成为“右派”，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如果江平先生1957年不被划为右派，那么江先生的法学人生，还会那么辉煌吗？
答案是：不可能。因为1949年成立的政权，不仅废除国民政府的法统，还废除了所有的传统法律，开创以政策来进行统治的可以说空前绝后的大时代。
江先生这一代学人，属于百年中国历史上的第四代学人。这一代比起前辈和后辈，遇到了最严酷的历史时期。江平先生，要是早生三十年，就有可能成为民国年间的第三代学者，晚生三十年，那么，就变成了第四代学者。但是，死生事大，什么时候出生，江平先生怎么能够决定呢？
江先生这一代学人，普遍学问不大，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江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勇敢面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客观、理性地反思自己的学术成就。先生如此的襟怀和心胸，一般学人绝对办不到的。
在评论陈夏红所写郭道晖先生的一篇文章时，我曾经说过：和江平先生，同属于百年法学史地图中的第四代学者。应该说，他们都非常不幸，同属右友，平生坎坷；更为不幸的是，他们学术滋养上的偏颇。他们都有一颗童心，紧跟时代。但是他们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只是两个方面：（1）法学宣传家。每当听到江平先生那慷慨激昂的演讲，每每联想到晚清的梁任公先生。（２）宽容大度的胸襟。江先生提携老鹤的，绝对不是个人的交谊，恐怕还有革命战友的相濡以沫。就这一点，就非常不简单。在萎琐的年代，显示一份伟岸。
这就是江先生之所以成为江先生的理由。
但是，为什么学术储备不丰厚的先生，可以跟上时代呢？为什么江先生成为中国民法学界的灵魂和良心呢？这些问题，的确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江先生身处逆境，达22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些年，江先生更能体会底层民众的疾苦。江先生热爱教育事业，经常与青年学子一起切磋，这也是先生能够与时俱进的理由。
年终总结的时候，许多教师将“热爱教育事业”随随便便就写入自己的总结中，变成总结的开场白。但是，我们看到，只有极少数人，不计利害得失的热爱教育事业，这种境界，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就是已经进入天地境界的人。江先生有大愿，真正热爱教育事业，所以它完全能够与后辈平等地商量切磋学问，这种精神一班人绝对做不到的。
难怪中国政法大学的师生，喜欢称呼“江校长”，发自内心地称呼，已经退位二十年的老校长，必然有一个强大的理由，在我看来，江平先生是了不起的教育家，所以，罕见地成为中国政法大学永远的校长。
白首皓发，不移青云之志。
蹉跎岁月，难改赤子童心。
（2006年1月26日初稿，2010年8月定稿，书菜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