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在苏联
关于留学苏联的情形，我以前曾写过一个小文章，叫做〈杂忆留苏〉，这里面对于我当年留学苏联有一部分描述，你可以找来看看。
我被国家派往苏联留学是1951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式派遣苏联的第一批。在这之前，像李鹏那样的烈士子弟，是1948年直接从延安派出去的。我们这一批400多人，当时是第一批。我们派到苏联去的时候，没有学过外语，俄语都没有学过，而再后来从1952年开始派遣留苏，一般先在国内先学一年俄语。所以我们当时去的时候，除了陈汉章做过俄文翻译对俄文很精通之外，基本上没有人懂。但我本人在参加工作以后原来有英语的基础，所以自学了一点俄语，无非掌握了一些单词吧。
那一批学法律的，我的印象也就我们十多个人，当时都是组织派遣的，组织从华北局、从团市委调的。当时我在团市委。我被选中后，只准备了一个月左右就出发了。
我们先被派到喀山大学。列宁曾经在喀山大学法律系读书，后来因为他在喀山大学从事革命活动被开除了。但即便这样，我们能够去喀山大学，依然感到非常光荣，因为毕竟跟列宁是校友嘛；尽管列宁被喀山大学开除了，但是列宁曾经坐的那个位置什么的都还被保留下来。
喀山这个城市现在说起来可能不算小，但是当时的地位来说，比起莫斯科、比起列宁格勒，当然没有什么名气。当时在喀山学习的只有三所大学有中国的学生，一个是航空学院，这部分后来很多人成了我们航空航天的骨干；还有化工学院，后来很有名的就是彭湃烈士的儿子，是我们国家的核潜艇的总工程师。
我们原以为会一直在喀山待著。可是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了。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搞了一个大赦，这一大赦就从监狱放出来不少人，所以有一段时期，喀山的社会秩序比较乱。我们也很担心，我们驻苏联大使馆也担心，觉得这么一个地方如果社会秩序不太好的话，会影响到安全，所以陆续这几所学校的学生都到莫斯科了。所以我们是1951年到1953年在喀山大学学习，1953年到1956年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所以课程都是衔接的。
苏联的学制中，学院是四年，大学是五年。我们这些人除了陈汉章是俄文翻译直接上了大学一年级之外，其它人都是先学一年外语再上大学，所以正常的学习时间是六年。我当时只上了半年的俄语，下半年我就随著本科生上课了。当然很吃力，所有的课程要是想听懂，必须事先把课文看一两遍，完后再听讲就有些印象。这样的话，我就在第一年的下半年我就开始跟著班来上课，参加考试，然后把第一学期还没有考的四门课，我还在后来自己学完再补考，所以这样的话我等于说比其它的人吧，像那一起去的还有王叔文、吴健璠，比起他们我等于说是提前了一年。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说，我提前一年回来，抢个右派帽子戴，就是这个道理。
莫斯科大学学习也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就在老校舍了，老校舍虽然在莫斯科条件比较差一点，条件相对来说要艰苦一点。后来莫斯科大学新校舍修成了，在一个现在还很有名的当时叫列宁山现在叫麻雀山的地方。莫斯科大学新校舍现在仍然很宏伟、壮观。我们在那里大概有两年时间。
苏联的学习方式，就像我在文章里面介绍的一样，苏联本身的法律体系仍然是罗马法体系，苏联的教学方法也有一些很可取的，就是是德国式的SIMINAR，也就是讨论式的，还有一些很可取的地方，要更多的著重于老师出个案例题，然后由学生讨论，去从苏联现行的法律里面找答案。这点对我们来说比较艰苦，因为不了解苏联当时的社会情况，在了解使用的法律方面会比较困难。
在苏联期间，每年假期的时候，我们都要去玩儿，有的时候去休养地区休养。我头一年的时候，我去一个苏联同学的家里面，那个家是在顿河附近的一个农村，我们在那儿待了三个礼拜，天天骑马、喝牛奶等等。这个印象很深，当时苏联的农村虽然穷苦，但是他们那个村里面比起我们的农村还是富裕很多。
而且还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苏联地大物博，在农村土地不那么紧张，我记得那时候最欢乐的就是很多年轻人一块到树林里面采草莓，都是很自然生长的草莓，自然的森林，自然的长出来的东西，不像我们的现在的土地这么紧张，一寸地一分地都拿来种粮食。
从当时来说，苏联跟中国的关系，应该说分两个阶段：斯大林在的时候，我们关系还不是那么紧密，特别是1951年到1953年这段期间。为什么呢？因为斯大林觉得中国共产党搞的革命终究还是农民的革命，不是很正统的无产阶级革命，所以他总觉得中国不是很可靠。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月9号左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当时斯大林贺电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的评价非常高，但是对中国就不是那么的高了。我们刚刚在苏联的时候，正是当时斯大林在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那儿还不能公开活动，因为斯大林不允许任何其它国家的共产党或其它政党在苏联土地上活动，当时我们的党支部还不能成立，只能以学生会的名义来活动。
其实，中国跟苏联关系最好的时候，恰恰是斯大林死了后赫鲁晓夫掌权的时候。那时候关系也比较密切了，而且我们可以成立自己的党组织，党组织活动也可以公开。那时候戈尔巴乔夫就在莫斯科大学团委工作，我那时候在莫斯科大学校学生会工作，可能工作的时候有所来往，但是现在也记不清楚了，那时候也没有想到过他后来会做成这样。
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这段时间，我们对于苏联法律的真正学习应该说不是很深入的，最主要的原因我在文章里面也讲了，就是我们不能带任何中文书去。所以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俄文里面的每一个法律概念，在中文里面到底是什么字，学了半天还都是俄文的概念。但是在中文里这个字叫什么呢？有的知道，像债，有一些就不知道相应的概念是什么了。另外，在法律上，苏联本身还有很多很教条化的东西，苏联最大的问题就是教条主义，什么东西都是一套一套的。
二 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
苏联学习回来以后，当初征求我们意见做什么工作。当时去的时候，组织上就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大致说你们这批人到苏联留学，建国以后第一批，又是文科，文科的人不像理科，理科的回来可以去工厂、钢铁厂、搞自动化、搞汽车等等；我们这些学文科，当时比较明确目的是起“母机”作用，就是回来后培养下一代人，这样我们给自己定的目标也是教学研究工作。所以苏联学习回来以后，征求我个人意见的时候，我也是同意做教学研究工作。
所以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分配，我就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这是很明确的，所以在1956年就分配到这儿了。
分配来的时候，当时北京政法学院还是很小的，破破烂烂的。当时钱端升院长也见了，说欢迎我们。当然当时很明显，大家心目中都知道党的领导，钱端升只不过是名义上的院长，实权都在党委的手中。当时党委的一些人，都是从华北革命大学来的一些老干部。所以回来以后，明显感觉到革大的老干部与北大来的这些知识分子之间关系比较紧张，隔阂也比较大。老干部当然还是拿革大的革命培训班的作风；但是这儿的知识分子都是从原来的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等几个学校转过来的，还是原来受西方教育的那些知识分子，所以这里面有很大的冲突。后来1957年反右的时候，这种冲突表现的更为厉害，明显就变成革大来的一些掌权的人物来整这些知识分子。
我回来以后，被看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因为终究是我们国家第一批送到苏联正式学法律回来的。
当时到北京政法学院不久，正好来了一个苏联司法代表团。代表团的团长是苏联的一个副总检察长，苏联的检察长的地位很高，什么都监督，下面来的也有司法部的，也有很多的教授，其中有几个教授是法学方面的著名的老教授，他们的书都是我们在莫斯科时要读的。当时还是1956年的时候，正是中苏关系非常好的时候，所以苏联代表团来了非常的重要，国内也很重视。所以把我抽掉给司法部，负责接待苏联司法代表团。 所以我从10月份一直到12月份一直都陪著代表团。周总理也接见，其它的人也接见，他们做报告，我做翻译。他们来了一个多月，他们走后，总结完了我回到学校已经12月份了。
三 中苏法学比较
苏联的法律书籍非常多，我在那儿一个月总要买几本书。当时我们是500卢布的报酬，吃饭吃300卢布，当时一本好一点的专著差不多要10个卢布，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经常跑跑苏联的书店的，法律书籍总是有新的出现。
可是我们50年代整个来说，我回来以后，没有看到什么比较象样的著作，苏联的民法教材有各种各样的版本，可是我们呢，50年代只有大家知道的中央政法干校他们一帮人写的一个，薄薄的，是大家共享的一本。连北京政法学院这样的学校都没有自己专门的教材，所以说，我所知道的50年代共产党执政了以后，就没有关于法学方面的、真正学术方面的著作；要有，也不过是领导人讲话之类的，没有一些真正的学术上的东西， 60年代也没有。
当然整体上而言，苏联法学在刑法方面和意识形态比较强的领域里面比较左，但是在一般的民法里面，毕竟还属于学术方面的，不会影响到统治阶级执政的基础方面，它还是不会太左。
我觉得我们解放以后，最大的问题就是批判旧法，现在看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常常讲，苏联十月革命胜利时，列宁颁布了一个《和平法案》和《土地法案》，只是把土地收归国有，而原来沙俄时期的民法并没有废除，到了1923年通过的苏俄民法典，才把旧俄民法典废除。而我们一建国就废除了六法全书，所有的国民党法律都废除了，自己又没有法律，难道你这一废除了，原来的婚姻都不承认了么？这么一来，废除旧法就意味著原来旧的法律书籍都是伪的了，那些书都不能用，都是一些伪法、旧法的观点了。就这样批判旧法、批判旧法人员，把这些法治的东西都批判掉了。所以，批判旧法最大的特点是批判伪法统，你批判旧法就等于批判了整个法律体系和法律理念。这一下来，党的政策来决定一切，不要法律了，所以这是从解放一开始就把法律的精神、法治精神批判掉了。
四 抢了一顶右派帽子
第二学期就要上课。上课也是匆匆忙忙，同时我也翻译了苏联的一些东西。第二年开学也就二、三月份，开学没有多久就开始整风运动，所以有一些课程没有讲什么就停了。整风反右就这样来了，四、五月份整风，到了六月份反右派。
我们去苏联时，当初国家也很穷，没有飞机，我们到莫斯科是坐火车绕过满洲里去的，走了九天九夜。所以这五年中间没有回来过，对国内的政治情况、过去有什么运动等等也不太了解，所以还是一个很天真的想法：既然是整风，党的组织活动还是要积极参加的。
整风刚刚开始的时候，党组织鼓励提意见啊。我由于陪苏联司法代表团，等于刚刚来学校，对于学校啥也不知道，自然什么意见也不能提。后来因为大字报越来越多，有的说现在整风没有整起来，觉得学校有党棍控制著学校，所以当时党委也希望我们刚从苏联回来的也积极来参加整风。所以当时我也很积极，听到这些反映，于是起草了二十个人的大字报。当时二十个人连副教授都够不上，因为解放以后教授没有评，连讲师都是过去留下来的，都没有评，所以都是一些助教。可是这些都是年轻的老师，二十个人晚上在这儿议论，根据大家听到的一些反映，讨论完了以后就议论了五条意见，让我来起草，我就起草了一个20人大字报。我其实就这一件事。
这二十人的大字报里面，第一条就是成立整风促进委员会，还有重要一条，是要号召中层干部起来揭发。这时候主要是针对官僚主义，对办学里面遇到的问题，对于宗派主义提一些意见，那么中层干部应该起来揭发。我记得五条意见里面最后一条是工会应该自上而下的选举，工会是代表群众的，不能上面来指派。
五条意见大字报一贴出来，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过去就是学生贴大字报，现在毕竟老师也贴大字报了，这个以前没有啊。当时给我们的反馈意见都说不错，这个大字报写的还挺好，连校党委书记刘镜西、李金宝看了都说这个大字报不错。
完了以后，我又代表青年教师，找了一个党员代表，一个团员代表，一个群众代表，一起向党委反映意见。党员代表我是民法教研室的一个林炳煌，他是华侨回来的，后来一直在香港担任《镜报》的主编，叫林文。我就是作为团员代表。还有一个姚照辉作为群众代表，三个人找党委反映了意见，还受到的表扬，说你们的精神很好，我们会认真考虑这些问题。但是后来，大字报上的言辞越来越激烈了，有的人甚至在大礼堂挂出横幅“党棍滚出去！”自由论坛都出来了。所以反右开始后，没有多久就把我们大字报定性为反动大字报，把我划为右派。
我想被划为右派，我自己觉得刚从苏联回来跟学校任何人没有矛盾，但是必然会对某些人产生了威胁。我知道当时教研室里面有一些非常积极的人，巴不得把你打成右派，这样至少你留学生的光环没有了，他可以排除一个在学术上或者在工作上的一个竞争对手，这个是隐隐约约可以看到的。
当然也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一点，就是大家都盼望著真正能够作为知识分子，按照知识分子所想的来办校，所以提出了“知识分子办校”的呼声。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右派言论。我觉得从学校当权者角度来看，当时最大的右派言论就是两个，一个是依法治国，这过分强调法律，被看作是旧法观点；另一个就是知识分子来治校，这在他们看来就是排除党的领导。一个旧法观点，一个排除党的领导，主要的问题和矛盾都体现在这里。所以从当时情况来说，除了过去华北革大来的这些老干部里面极个别的人跟领导不合被划分为右派之外，剩下的右派分子基本上是知识分子。
当然被划为右派之后，我就是那个情况了，后来大家都知道。
五 在安徽过文革
包括我本人在内，文革期间北京政法学院整个去了安徽。
在文革期间，像我们这样一些人，大致都是在两派组织下面活动。当时有哪两派组织呢？一个是政法公社，一个是政法兵团。绝大部分的右派或者叫摘帽右派都属于政法公社，但是我却跑到政法兵团去了。这里面有一些原因，政法公社是刘镜西这些原来正统的人比较喜欢的。
而我在文革期间有一件事情，被大字报揭露以后使我非常难过，也看破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刘镜西当北京政法学院党委书记的时候，我隐隐觉得他对我们这样的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很年轻回来就被划右派还有一点惋惜，说好听点，这人还有点爱才，所以我还是留在了学校，当时我们也没什么太多的要求。而且，刘镜西还让他儿子到我这儿来补习外语和一些别的东西。我觉得他把儿子让“右派”来补习，就说明他对右派并不是像公开场合那样特别痛恨，原来当时也没有说，就算是敌我矛盾也是按人民内部的矛盾处理，继续留在学校教书。
1965年的时候搞社会主义文化教育活动，当时叫做“小四清”，学校里面也搞了。后来就有人揭露，居然揭露说我拉拢学生。说我怎么拉拢学生、腐蚀学生呢？有几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所谓在家宣传苏修歌曲。当时政教系那个班学生老到我这儿来，因为我教俄语啊，跟每一个班的学生都有接触，因为我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听听唱片什么的。那时候中国跟苏联关系已经闹僵了，他们就说我在家还宣传苏修歌曲。还有一次，有一个学生问我，说老师你这个腿断了可以不可以跳舞，我说我从来没有跳过舞。学生说，苏联的将军两条腿断了都可以跳舞，你怎么不能跳舞啊？于是我很自然就试了一试，看能不能跳，后来也有人揭发，说我在自己住的地方开跳舞晚会。另外，学生那时候演出没有地方借西服，也都从我这儿来借，于是就有人揭发，说我是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来腐化学生。最后又有人说，政法系的两个学生回家没有钱，我送给他钱，这也成了一条罪状了，说困难不向组织提出而向右派提出，右派用小恩小惠拉拢他了。如此等等，这些材料使我变成了腐蚀青年了，最后党委决定，要准备把我清除出去，就是强令离开学校到外面去分配工作。一直把我留在这儿，说明我还有用。
但我看了这个材料，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些人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他最后真是什么都不顾了，最后可以表明他是很左的。他的立场很简单，一切都是右派在腐蚀他们。我想这些人的手段太厉害了，当年需要我帮助他儿子的时候，让他儿子到我这儿来学这个学那个，最后一看火要烧到他的时候，他马上就以更坚决的态度把这些人清除出去以表明他的政治立场。我说这些人太可怕了，所以我对这些人一直到现在没有好感。
其实你要是仅仅随大流还比较好说，整个政治经济形势要反右你也反右，形势要反左你也反左，但是你为了保存自己要划清界限。这个里面有好几个人。比如原来外语教研室的主任，平常对我们都很好的，因为那时候所有到外语教研室都几乎是右派，他们都知道我们讲课好，效果也不错，所以还能待得住。一到文革，大字报说这些右派极其的狠毒，要划清界限，他们也跟著来了。所以左的人，我一直觉得有两种，一种是左的可爱，一种是左的可恨。法学界也是这样的，有的左的可爱，像孙国华，我就是这个观点，我就是维护党的统治，我就是这样的观点，也不整人；像张光博这样的就是左得可恨，平时我也什么权利本位之类，一到情况变化马上就翻过来，拿这个来攻击别人。
六 进入北京政法学院领导层
文革结束后，其实我本来是要到社科院法学所去的。四人帮倒台后，王家福先来找我了，所以我现在跟王家福的感情很不错。他知道我在延庆一个中学，专程到延庆想拉我回法学研究所，因为他知道我是解放后第一批到苏联学法律的，回来的比较早，学习成绩也不错，我刚开始都答应他了。可是后来北京政法学院复校，我还是又回学校了，对学校毕竟还有感情。
当时给我平反以后，让我在民法教研室。当时还不敢封我为主任，就叫负责人。当时我们民法教研室有两个负责人，一个姓陈的，还有一个我。他是党员，但专业不强，原来不是搞法律的，这样的话，实际上业务方面都是我来抓，比如拉一些人回来开课什么的。
1979回来复校以后，学校里最大的矛盾还是文化大革命中两派的矛盾，因为北京政法学院两派矛盾积累太深，闹的很厉害。而学校当初掌权的实际上还是刘镜西，他是北京政法学院复校小组的负责人。刘镜西他过去反右时整过人，在文化大革命他也有倾向性，特别是他是代表政法公社，支持政法公社的，对政法兵团的人有一定意见。而学校负责人多数也是政法公社的。可是政法公社恰恰又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夺权的，被中央定为夺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的权都是这些人，所以当时曾经定过政法公社的几个头头是“坏分子”。在这个情况下矛盾更厉害了，所以后来没有多久就调曹海波来了。
曹海波是从湖北海运学院来党委书记任上来的，他就这么进入到政法界了，他现在在政法界还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他来了以后，比较支持政法兵团，把兵团的一些人提拔为他的秘书等等，又反过来了，这又引起了政法公社那一部分人的不满。所以这样的话，曹海波也在这儿待不下去了，当时意见很大，因为校领导里面政法公社的人占多数啊，教员里面政法公社的也是占多数啊。当时这种两派对立的情绪都在人们的脑子里面存在，因为十年下来这个感情矛盾冲突很厉害，谁能够被重用谁能够进领导班子这个就很重要了。后来司法部决定曹海波这个班子也不行，又派陈卓来做调查组组长，来看问题在什么地方，实际上当时已经内定陈卓当书记。
陈卓一调查发现，觉得确实受重用的都是两派比较积极的一些人。所以陈卓奉著司法部的命令，用了一些比较不是两派重用的人。这个就跟我有点关系了。当时学校打算印教材，而恰恰我们教研室搞的最好。这样的话，大家一看我又平反了，又是第一批留苏的，业务能力在当时来讲又是比较强的，所以最后就选定了我担任北京政法学院负责教学的副院长，那是1983年初我就在这么一个情况下进入了领导班子。后来1984年北京政法学院变成了中国政法大学，我原来是本科生的副院长，后来不能说再有本科生院了，本科院跟研究生院就都归入中国政法大学。这样的话，我就被提为副校长了。
那时候我不会介入到哪一派，学校领导也好，司法部也好，后台是谁我都不去找，包括书记陈卓在内，我也是有事该请示请示有什么事该我做我就做做。所以他们对我的一些做法，有的满意，有的不满意，认为我这个人太独立了。有一次，我记得请了美国的一个学者来做演讲，陈卓就说，你这么大的事你都不请示，批评的很厉害。我想这有什么嘛，教学课程我也是这样的，反正我觉得应该我做的我就做，你爱喜欢不喜欢。找了一些管教学的人，严端教务长啊，有一些他们认为是右派分子，我还是凭著这条我行我素。但是有一点东西是我跟学生的关系不错，这个上面已经看到了。所以有一次学生罢餐的时候，是邹瑜当校长了，他来的时候也是特别拉著我到学生里面去做工作。
反正在那段时期仍然是存在很激烈的矛盾。如果说50年代北京政法学院的矛盾是知识分子跟“革大派”老干部之间的矛盾，那么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是文化大革命两派了。而到了80年代，实际上学校就是一种左的力量和认为现在右派掌权的，有些人公开在下面说现在是右派掌权。陈光中当时虽然没划右派也是右倾，当时像严端等等出来工作都是右派，所以有人说原来左派吃香，现在是右派吃香。
七 1989年中发生的大事
到了1989年这个问题就暴露了，所以1989年出了一些人挑事，就说你看都是以江平为首的一帮很右的，实际上都是支持动乱的什么的组织。这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局面。还好，到了邓小平南巡讲话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也没有认为你这个东西什么右不右了。
1989年夏天有过一个所谓的十校长宣言。十校长宣言是北京市委组织的，市教委通知我去参加会。当时，北大、清华校长说事情这么严重，希望利用十校长的影响力搞一个签名，这个签名都是在市委的领导下搞的，所以最后追究问题时，市委一直讲，十校长签名不算问题，这是我们都知道和同意的。后来还有一个新的十校长签名可跟这个大不一样，就说，没有经过市委同意的，谁签名都不可以，那不就不管了。所以十校长签名没有什么问题。
十校长签名后，我们还一道去了中南海见了乔石。当时乔石说话比较乐观。十校长表示，现在问题这么复杂，到这么尖锐的程度，中央也没有声音，怎么办呢？当时乔石说，你们不用著急，我们可以解决。当时我们问怎么解决。他说，哎呀我们一告诉你们，外面马上就知道了，这并不好。但最后他还是说了，他说我们最后决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体到天安门广场去劝劝学生，他是这么说的，“如果学生还不听，最后绝食绝到紧急关头，我们要动用救护车进去，带著家长到里面把学生带出来”。他的意思就是不要饿死人了。当时他的意见还是中央政治局一致的意见和办法，准备采取强制救出的办法，谁也没有想到最后是这么一个结局。
当时直接管这个的是担任教育部长的何东昌。他里面最坏的一句话，我当时在哪儿是听到了。当时市委开会的时候，十校长老去啊。当时市委征求十校长的意见，问这个怎么办呢？当时大家让我发言，还是人大常委嘛！我的意思就是跟学生妥协。我记得当时北京市市长陈希同说了，他说没法退，退了的话共产党就垮了，不能让步，一步都不能让。
这是在那之前的那次会上，何东昌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最坏了，我也是记得他一辈子。他说你们校长急什么？我们当时说，现在学生对于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很反感，社论说这是一小撮人在中间怎么怎么的，我们问，那这一小撮人究竟是什么呢你们现在也不说，你光说有那么一小撮人。他说了一句话，说你们做校长的不要著急，这就是1957的年形势，让他们去跳吧，跳到最后就知道谁是这一小撮了，这就是引蛇出洞。那一段中央也没有声音，其实是激化矛盾，让一部分人跳出来，最后用武力来收拾你。当时我对学生运动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伤心的，就是学生最后还是被人做了砝码，做了一种工具，最后来看谁跳的最凶的，最后他就想一网打尽了。
大家说我曾经对要出去的学生在校门口下跪，这个并不是很真实，我在门口堵过学生。那时候外面已经很紧张了。我说过一句话，我说你们家长让你们来学校学习，我对你们的安全负责任，如果你们现在冲出学校去，可能会跟军警发生冲突，这样会流血，这样我做校长的要承担责任，所以我要对你们的家长负责。我站在门口，如果你们要出去，你们从我身上过去，这个有，没有跪下来，我们当时都是和学生坐在地上的。
我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宣布军队戒严后，当时学校开党委会，杨永林讲完宣布中央军队进入了以后，又召开党委扩大会，处级以上的人都参加，形势很紧张。传达完了以后，最后问我，江校长你有什么话要说吗？我说了一句话，后来这个话在天安门广场立即播广播了。我说我表示三条意见：第一个学生是爱国的，第二个动用军队是错误的，第三个党内没有民主了。说完话后我也觉得这校长绝对不会当了，因为我说了跟中央不同的意见了，这就是我的当时的态度。
我这个的问题恐怕有人也知道，上面要怎么处理我一直很为难。1989年5月26号，按照原来的计划，中国法学会派出一个代表团，叫中国民法经济法代表团到美国夏威夷开会，我当团长，我带了八、九个人过去。在夏威夷开完会后到了旧金山，当时正好是六月四日以后。我在旧金山全部看到了当时美国报道的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当时旧金山到处都是游行，反对镇压学生，形势是很紧张的。
到了飞机场，准备坐飞机回来了。这时候美国的一位教授还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这次回去危险不危险，你的态度我们也都知道。我说，我一定要回去，在这种情况下不回去不行。当时很多人发表声明这个那个的，飞机已经空了，很多人不回去了。我记得机场有一个美国记者来访问我，当时我在这点儿上特别谨慎，我说我不会说英语，说不好，拒绝采访。当时有一个复旦大学的董世忠教授说他还有点事情没有回去，其它的都带回去了。6月6号晚上半夜到了北京机场。戒严，车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铺了张报纸在那儿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才回去。这一条是最后考验我政治态度的最重要的东西，认为我没有在六四以后不回来，而且还带著访问团回来的，表明我不是愿意到国外去，不是跟党对立。所以后来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司法部决定是免职而不是撤职，这两个差很多。
在最后司法部宣布免职的时候，是在礼堂搞的，司法部的一个副部长来的，来宣读免职的命令，但不管怎么说，我对学校的建设有贡献。免职和撤职，大家也知道这两个差不多，但是这两个字的法律含义差很大。关于我被免职的情况，贺卫方的那个日记差不多。我最后的两句话就是“一直要做到将来要永远不愧对人民，不愧对历史”。这样的话，人大常委会还没有到期，所以我还是人大常委会委员。
后来就形成了这么一段很特殊的阶段，从1989年到1993年。这段时间不允许我出国， 甚至校党委书记派党委办公室主任来找我，说校党委决定，今后要是跟外国记者、外国人接触要事先报给校党委。我当时很不客气地说，我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如果会场上有外国记者问我，我是不是也要用原话告诉他，“我没有办法跟你谈，因为我要经过校党委的同意才可以跟你谈，你要说是需要这样的话，我就这样跟人家说。”他说，那个就不用了。我说，那是你说的啊，凡是跟外国人谈话要得到你的批准，结果被我顶回去了。
这一来的话，在学生中有了影响。后来有一些会我就不参加了。有一次纪念我们学校几十周年的校庆的时候，在会上念到我的名字，哗一下子掌声就没有完了，他们说你看这个会学生抗议了。1990届的学生毕业的时候，学生们也是不肯散场，等著我过去。
当时压力非常大，当时6月份召开人大常委会都是两个月一开，双月，所以六月下旬开人大常委会，这个会议变成了声讨赵紫阳的大会了，一个个的在骂赵紫阳，说反革命暴乱等等。当时人大常委会里面学者有我们三个，有厉以宁，他跟我一起搞了人大常委会24人签名，一个是董辅轫，我们三个都是大学教授，法学和经济学，我们三个到最后就是没有发言，压力真的很大，那些人都看著我们，好像我们是支持动乱的。那时我们不能表态啊，一表态就说明你的立场被变过来了，你不表态说明你的立场还是没有变化。唉！
陈夏红/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