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校长与我的这次谈话发生在两年前，当时我刚刚就任哲学系主任。而今许校长卸任，我声明辞职。我们原来的上下级关系（隔了一级）不复存在。因此我写几句话送别这位老校长，既无阿谀奉承之嫌，亦免依仗权势之讥，大约不过了却一桩心愿而已。
这次谈话是许校长经校办约我的，因为此前我打电话给许校长，告诉他有一位国内著名哲学家送给他几本书，委托我转交。他出去开了一个会，回来记住这事，便有此约。当时谈话的背景是我们院系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冲突。许校长作为学校主要领导，当然不便涉及个别人、具体事。因此整个谈话几乎是通过某种隐喻方式展开的。
当我感叹为了做成事，不免得罪人时，许校长便借题发挥了。他跟我谈起了人生观，并且有一个谦虚的开场白：在你们搞哲学的人面前谈论这些有点班门弄斧（许校长是研究物理的，爱好哲学）。他说：人生必有一死，在短暂一生中，每一个人都想有所作为，实现自我，因此就得做一点事。做任何一件事，人人都满意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谁都不得罪，事就做不成，你又得到了什么呢？如果你做成了事，得罪了人，你又失去了什么呢？我们不想有意得罪谁，但是在无意中得罪人是难免的。
这一番话令我感叹至今，因为一切都得到了印证。仅仅两年，我们哲学系就实现了飞跃式发展。这一发展迅猛地冲击了原有的体制和框架。我们院系之间发生了第二次冲突。我在第一次冲突中“上台”，在第二次冲突中“下台”，一切多么具有戏剧性！我时常品味许校长这一番话，感觉意味深长。就我们自身所掌握的格局和资源而言，事确实做成了很多，人确实得罪了不少。权衡轻重，难以释然。事是大家做成的，人是被自己得罪了的。扪心自问，其中少有故意，多属过失。结果是凄惨而又壮烈的。
许校长从清华大学，经过海南大学，辗转到首都师范大学。作为一任校长，他将首都师范大学定位于教学科研综合型大学，在资源配置和管理模式上进行了改革，总起来说力图向学术倾斜，为学术服务。他努力倡导大学理念、大学精神，给首都师范大学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正像任何一个改革家一样，对于许校长的认识和评价同样毁誉参半。我是高度认同许校长的。坦率地说，首都师范大学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开始在整体上像一所大学了。有人总是拿师范特色来说事，其实首都师范大学如果连大学都不是，还谈什么师范？有人指责资源投入多，产出少，这是不懂知识生产的规律和条件，所谓“前人载树，后人乘凉”，我相信许校长在任期间所投入的一切，在后来几任中一定得到回报。我倒是认为，许校长在任期间没有实现从指标化管理到目标化管理过渡，是一个基本的局限。不过近来全国高校都是这样一种风气，我便没有理由苛责许校长了。但是不言而喻，这样一种风气对于学术极其不利，对于人文学术尤其有害。
其实在我们哲学学科中，我跟许校长的私人关系是比较边缘的，私人交往更加寥寥无几。许校长对我的朋友——恭让的赏识是发自内心、溢于言表、众所周知的。我跟许校长的关系和交往，大约是沾了恭让的光。有关许校长许多话，是听恭让说的；第一次拜访许校长，是跟恭让走的。2005年9月，我曾“越级”邀请过许校长参加哲学系成立大会。许校长参加了，讲了话（讲话稿子是恭让代为起草的，除个别措辞修改外，基本采用），最后题了词。许校长的题词是：“文史哲三足鼎立”。历史系、文学院都是“处级”单位，是首都师范大学的两个文科重镇。许校长将我们这个“科级”单位与它们相提并论，对于我们哲学系寄予了殷切的期望。
为了实现许校长这一期待，两年以来，我和我们哲学系的同事努力工作，付出了许多的心血、眼泪和汗水。至今我们虽然仍未达到这一目标，但是在首都师范大学文科中，鼎足之势已成；至于在全国哲学界和人文社会科学界，崛起之势亦成；其知名度和学术影响力，正在逐步从体制内扩展到体制外，从国内扩展到国际。与此同时，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围绕我们的许多非议正像风浪所形成的旋涡一样吞噬着我们。此后，一个显著的印象是：许校长离我们哲学系越来越远了！当然，许多事情还是仰仗他的支持。但是，从他的态度变化中，我感觉我们似乎给他招惹了多少是非。我通过正常渠道邀请他参加的几次会议被他谢绝了。因此，后来我总是谨慎地回避着跟他见面和谈话。只有一次例外，在一次会议午餐时，他看见我，招呼我坐在他身边，我们聊了一阵，感觉有点异样。譬如，他认定，哲学，起码在当代中国，不是纯粹学术，而是意识形态，因此在首都师范大学，哲学不可能发展到文学、历史那样一种规模。与“三足鼎立”题词相比较，这是多么微妙的变化啊！
关于许校长，我始终相信：我们之间虽然隔了一级，但是心有灵犀。然而，正是隔了一级，我们之间缺乏真实的沟通，有效的交流。许多误解是由于信息截留造成的。当然，我们自己（尤其像我这样不懂官场规矩的人）确实做错了一些事，得罪了一些人。因此我现在认为，许校长当年那一番话似应补充一点，为了做成事，无论有意、无意，得罪人不好，还是不得罪人、少得罪人为好，起码应当将得罪人局限于不妨碍做成事这一限度内。
在我的心目中，许校长矮小、精瘦、硬朗的身影永远透露着干练、坚毅、果敢的气魄。据说，他对学者是尊敬的，而对下属是严厉的。这一种人最适合于在当今中国大学里担任校长。他是为做事而做官，不是为做官而做官。现在他卸任了，他的政绩符合这样一句说法：“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我希望许校长始终相信，我们哲学系是他在担任首都师范大学校长任期内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最值得骄傲的力量或力量之一。他不必对自己为我们哲学系所说过和做过的一切而懊悔，正像我们哲学系不会对自己为许校长所说过和做过的一切而懊悔一样。当尘埃落定时，我希望许校长再次接受我们邀请，来到我们中间，作为老校长检阅这一支学术队伍。
至于我本人，只要与许校长间能有一次面对面、心对心机会就满足了。
于2007年7月12日首都师范大学许祥源校长卸任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