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有客自远方来，谈及当地一次领导干部会议。会上，书记做报告，众领导进行讨论。大家争先恐后，发言踊跃，一致赞扬书记的报告水平高。与会领导具是高学历者，才思敏捷，赞扬之词层出不穷，一个胜似一个。轮到最后一位发言时，前面的发言者已经把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统领全局，指导一切之类的好词都用完了，出新颇难。这位搜肠刮肚，憋得满脸通红，最后来了一句：“书记的报告，顶天立地！”客人揶揄说：“就差说万岁！万万岁了！”

客人调侃的是现在官场颇具普遍性的“一把手现象”。所谓“一把手绝对真理，二把手相对真理，群众有真无理”是也。笔者受客人之谈的启发，联想起我们历史上的“万岁”现象。“万岁”是封建专制时代的产物，为帝王者的专利名词。其他人再有能耐，最多也只能是九千岁。革命，所革的也就是“万岁”的命。但是，在革命之后，“万岁”却又为革命者沿袭了下来。不仅是对领袖称颂是“万岁，万万岁”，到“文革”时期更是发展为“万寿无疆”。最后甚至连领袖本人也不胜其烦，连连批评“四个伟大”讨嫌。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领袖为个人崇拜所困的骑虎难下。这是一个令人十分困惑的异化现象。

皇帝万岁，领袖万岁，和“一把手”的“顶天立地”，当然不是能够同日而语的事情，但却可以看到一条贯穿其中的伏线。“万岁”一词的符号意义当然不是指寿限。帝王们并不真的认为自己能够“万岁”，否则就不会从登基之日起就大修自己的陵寝，预谋后事了。领袖们也并不会真的认为自己能够长命百岁，否则也就不会存在“革命接班人”的问题了。“万岁”所要表达的真实含义是在“九五之尊”的绝对权威面前五体投地的绝对臣服。而在臣服的意义上的“万岁”一词，并不会随着封建皇权制度的倒台而消失。

有权无威的权力不是真正的权力，权力需要造就自己的权威。“万岁”就是这样一个制造至高无上的权力威严的特定政治符号。能够让一个民族产生领袖万岁的个人崇拜现象，仅靠领袖个人的超凡魅力和不世功绩是不够的，还需要用权力意志自上而下地制造大一统的臣服。对群众来说，前者是一种自然形成的权威心理，后者则是来自现实利害的考量。在这里，权威和权力构成了特定的表里关系。真正英明的领袖人物，其执政的权威性是不言自明的。但一旦他的执政活动出现重大失误，自信心受挫，政治威望下降，就会用手中的权力人为制造崇拜领导的权威。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出现个人崇拜的时期往往就是国家政治出现失误的时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所以出现那场狂热的“造神”运动，正是由于“大跃进”的惨败大大损害了领袖威望，所以要“大树特树”他的最高权威。这场“大树特树”的结果，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经过“文革”的劫难，“万岁”的个人崇拜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官场的权力崇拜并没有根本改观，近年来在“一把手”身上甚至大有演烈之势。书记和委员之间，不是同级的平等的工作关系，而是表现为一种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由于我们的官位职务自上而下授受的。上级主要领导人的认可与否，直接决定下级进退升迁的命运，并不靠个人的资望能力。正如一个官场的流行谚语所言：“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这种“一把手”个人起决定作用的授权方式，固然能够造就官场中唯上是从的权力崇拜，跑官、要官、卖官、买官的关系学大行其道，同时也必然存在就任职务者的领导权威先天不足的问题。一旦这些领导者就任之后，首要的执政活动是如何树立领导权威，让下属完全听命于己。当然，这种领导者树立个人权威的执政活动，并不是真的要让大家能够心悦诚服，能够做到表面上口服就可以了。这就是说，作为下属，必须有明确表达出来的听命和服从，公开表示出来对领导个人绝对臣服的姿态。如上述的例子，该书记的报告或许真的水平很高，但绝对不会高到“顶天立地”的程度。言者所以急不择言，就是要急于表达的对“一把手”权威完全臣服的态度。在这里，态度是决定一切的，真理和原则是次要问题。 “顶天立地”和“万岁、万万岁”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即在权力意志下的臣服。

毋庸置疑，领导需要权威，属下需要服从。但是，权威和服从都是有原则的。仅仅从领导个人的权力意志出发，刻意地为自己树权立威，势必会带来官场上的荒谬性。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就是有些人喜欢对领导极尽巴结奉承之吹捧，也就是有些领导对这些廉价的吹捧十分欣赏。上好下行。于是，一些人的阿谀之词说得越来越肉麻，越来越不堪入耳；一些领导却偏偏把肉麻当有趣，非常受用，洋洋得意。我想，这些领导人并不是智力低下之辈，不会连那是溜须拍马的话都听不出来，不会不知道这些说假话的并不真心，不会不懂得忠言逆耳的道理，但他们当下就能在这种奴颜婢膝中获得大权在握的快感，乐在其中，何乐不为。有的领导为了获得这种绝对臣服的快感，甚至还会有意地指鹿为马，以训练人们对他的绝对服从。这是公共权力的个人化使然。这种风气所到之处，小人得势，君子隐匿，以“跟风、吹牛、拍马”为能事的“风马牛”干部大行其道，吏治败坏，莫过于此。

官场上的谀风盛行，自古以来都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对此，道德批判是必要的，但也是很不够的。在“万岁”走进历史后，个人崇拜已失去了基本条件，凸现出来的是对权力本身的膺服。在奉公和奉上的边界错乱中，可以看到一种体制性的尴尬。领导会遇到分不清职务权威和个人权威的尴尬，属下会遇到分不清听命上司和曲意奉承的尴尬。当然，领导必须要有行使职权的权威，属下必须要履行服从上级的义务，问题在于建立权力行使的合理性。以建立领导的个人权威来提高行使公共权力的执行力，虽是一种现实存在，但不是政治文明的发展要求。建立领导和被领导之间正常关系的现代政治逻辑，是要打破这种唯上是从的权力格局，让公共权力回归于公共利益。无论如何，要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大前提只能是权为民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