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报上见到一幅照片，一位患有精神病的中年女人，失态跳入河里，岸上大群人在围观，女人在水中扎挣，直至没顶，无一人伸出援手。一条生命就这样在众目睽暌之下结束了。照片的标题是：人们为何如此冷漠？
其实，在目前的中国，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流氓团伙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人行凶，侮辱妇女，路人或是视而不见，或是仓皇避之；歹徒在公共汽车上大发淫威，逐个抢劫，满座须眉，无人吭声，就连现役军人也乖乖交出钱包，不敢挺身而出。
如果在几十年前，在闭关锁国的年代，在雷锋、王杰、欧阳海舍已救人、英雄辈出的时代，全中国人民都会相信，这样的事只会发生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一人有难，八方支援，充满了阶级友爱，充满了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精神。罗盛教舍身抢救落水的朝鲜少年，白求恩不远万里来中国支援中国的抗日，这更是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那时的政治宣传从根本上摒弃人性中的真善美，把一切笼统地提升到主义的高度。而与世隔绝的中国人，自以为幸运地生活在社会主义的桃花园里，对世界上“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三分之二人民寄与深切的同情，并扬言为消灭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誓将红旗插遍全球。现在回头看看这一切，是多么幼稚，多么可笑。可是在当时，人们却是十分认真的，而且坚信不移。这就是极端宣传的伟力。
如今有人怀念毛译东时代，怀念雷锋叔叔。认为在那清贫的年代，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既无毒品泛滥，也无嫖客娼妓，社会治安良好。然而，果真是那样吗？且不提那年头儿家无隔夜粮，开门又何妨？人人就那么几块钱，几两粮票，几尺布票，视为命根，看管的紧紧，街上连垃圾都少得可怜，你上那里去拾遗？过来人谁不知道，那时所谓社会太平，治安良好，全依仗强大的心里恐惧来维持的。从建国初期开始的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到文化革命都是残酷的人斗人的运动，把人整得怕怕。“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话一点不假。那年头儿，要是有人严肃地对你提到这个词，后脊梁不冒冷气的绝对是少数。阶级斗争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更把原本善良的人们互相对立起来，彼此之间充满了仇恨。人们在互相监视中渡日，个个提心掉胆，人人小心翼翼，话到嘴边留半句，生怕授人把柄，株连九族。别说越轨的事，夹着尾巴做人还胆战心惊呢，那时人活得那个累，就别提了。
最可怜的还是那些不幸被扣上地富反坏右大帽子的人和他们的子女，更是不敢乱说乱动，沦为下等人，大气不敢出，还常常灾祸上身。当年有件震惊全国的大案，相信过来人记忆犹新。湖南一位过气地主就因为摘了一把生产队的辣椒，被一个叫刘文学的同村少年发现，后者扬言告发。地主恐惧，认错恳求并施与小惠，少年觉悟高，不依不饶。地主自知后果不堪，走投无路，遂下毒手将其杀害，自己也做为阶级斗争的典型被枪毙。当时的媒体曾大张旗鼓地宣传刘文学这种英雄行为，号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官方的举动无疑是在鼓励一把辣椒两条人命的悲剧在全中国上演，宣传者可曾考虑到生命的价值？这种宣传的直接恶果便是文革中大开杀戒，草菅人命的事屡见不鲜，全中国陷入一片红色恐怖之中，人人自危。这样的“太平盛世”，真的值得怀念吗？
记得，对于助人为乐的雷锋，当年也有人提出，如果需要帮助的是一位地主老太婆，雷锋会挺身而出吗？其实这是人性对阶级性的挑战。按雷锋的觉悟，按他日记中写的“对阶级敌人要象秋风扫落叶般的残酷”这点看来，他不但不会伸出援手，说不定还会踏上一只脚呢。在当时，鼓吹爱与恨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亲不亲，阶级分。极端的政治宣传，就这样无情地粉碎了中国人民心灵深处，与生俱来的，善良的本性。那时，提到人性，提到仁慈、博爱统统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真正的无产阶级应该避之若瘟。那时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是阶级斗争，宣扬的是你死我活，绝无调和折衷可言。斗争只有残酷和冷漠，绝无仁慈和怜悯。就这样，人之初，性本善。逐渐被淹没在阶级斗争的汪洋大海里，消逝得无影无踪。
文革后期，所谓的信仰危机，其实是大梦初醒的人们，不愿再次被极端的政治宣传所愚弄，被迫采取的一种洁身自好的手段，自我保护，自我封闭。正如鲁迅说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如今丧失信仰的灵魂又被滚滚而来的物欲和金钱所扭曲，人不为已，天诛地灭，形成极端的自私心理。怀有这种心态的人，为官者，漠视苍生，贪得无厌，攫取财富，不择手段。为民者，坑蒙拐骗，六亲不认，心狠手辣，弱肉强食。如此世风，江河日下。人性之中最最基本的道德、良知、正义、同情和怜悯，早被抛入九霄云外。我以为，这就是当前中国人为何如此冷漠的原因所在。正是这种悲剧般的冷漠，从另一个极端向世人宣告，过去那种违背人性的政治宣传，如今在中国已经彻底破产。
在完成这篇短文的同时，我还有一个疑问：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既然能够大胆地向人们提出这个严肃的问题，唤起人们良心的自责。做为目击者的他（她)，为什么没有勇气伸出怜悯之手，去挽救一条濒临死亡的生命呢？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冷漠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