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老仙逝的那天，有编辑约我写篇评论，我痛快地答应了。但无法马上动手。有一个问题我还没有想清楚：一个学者，何德何能能让国务院总理几乎每年都到病房去看望自己，前后去了5次，而且还计划为自己过百年寿辰？英国有桂冠诗人头衔，由皇家颁布；如果中国要有桂冠学者，非季老何属？是因为他学问好？知识多？成就高？寿命长？名气大？或许都是。但这5个辞藻，像5根搔痒的手指，隔着靴子，即使搔对了地方，也止不了我的痒，直到碰到徐显明博士的那根手指。

12日，我路过济南，自然要知会友人，有空喝茶，无空随缘。晚上近10点，做校长的徐显明才从一天的事务中脱身，但显然没有从一天内山东籍的两位学界泰斗逝世的噩耗中脱身。一坐下来就说：

“季老任老的去世，不仅是中国的巨大损失，更是山东的巨大损失呵。”

“你与季老有过过从吗？”我为显明叫来一杯水，问道。

徐先生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尖从面前桌子上的碟子里轻轻捉起一粒南瓜籽（他今天特地点了一盘原味瓜子），缓缓送进齿间，在嗑下去之前吐出了几个音节：“不是过从，是受教呵。

徐博士告诉我们，季老对山东教育界和学界的事，从来都是有求必应，鼎力相助。2001年，山东大学主办的学术理论刊物《文史哲》创刊50周年纪念会前夕，当时任山大副校长的他主持会议筹备，既想把学界名宿季老、任继愈、张岱年等请到济南共襄盛会，又怕他们年事过高，不堪鞍马劳顿，为此向季老请教。季老说了一句话:“可以到北京来办呵。”

《文史哲》到北京办自己的50年诞辰可以说是名至实归，它是新中国第一家文科学报，从创办至今，海内外发行量，一直稳居全国高校文科学报之首，1998年、2000年，连续获得“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称号；1999年，获得首届“国家期刊奖”和“全国双十佳社科学报”称号。结果，纪念会办得很成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居高声远，源渊流长，这都得益于季老的指点。

让徐显明印象更深刻的，还是1991年山东大学90周年校庆时季老给山大师生带来的激动与惊愕。他以80高龄之身突然出现在校庆典礼的主席台上，全场一片骚动，接着是掌声伴随着尖叫声。

“同行们，”季老开始讲话，他侧脸对台上就坐的学校老师和校领导称呼道，又低首对台下的同学们说道，“小师弟小师妹们，”先是嗡嗡声，接着是一片错愕的寂静，所有人心中悬着一个疑问：季老什么时候成了我们的“师兄”？众所周知，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呵。

对众人的惊讶，季老岂能不知？他清了清嗓子，用略带鲁西南乡音的亲切语调缓缓说道：“65年前，如果你们是山东大学的学生，我应该叫你们师兄师姐，因为那时我是山东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

原来，少年季羡林家境贫寒，老家无法供他读书，让他到济南来投奔他的叔父，一边在叔父的杂货店里打工，一边就读山大附属中学。当时的山大校长是王寿彭，清朝末代状元，他还兼了附属中学校长，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以及国大代表，是民国著名书法家。叔父曾经对季羡林说过，季家全部家当也没有王校长写的一幅字值钱。

读了一年书后，季羡林突然对读书失去了兴趣，白天到叔父店里打点，晚上到大明湖畔听蛙。对少年季羡林的天资，王校长心知肚明，对他的失学，十分心痛。于是找到季羡林说，如果他能继续上学，并能考到全班第一，承诺给他写一幅对联，并题一把扇子。当时的季羡林对书法没有概念，他想到的是叔父所说的家当，心想，自己再玩命地干，也挣不到王校长一幅对联的钱。于是欣然复学，发奋读书，期末果然考了全班第一，王校长笑眯眯地给季羡林写了对联，并题了扇面，欢天喜地的少年从此迷上了读书。

“没有山东大学，没有王校长，就没有我季某的今天，”季老最后总结道。

徐校长叙述到这里，声音有点喑哑，轻轻咳嗽一声，说道：“不忘本，真本色，这就是季老的为人……”

我受到了触动。如果要用最少的字来写季羡林列传，就应该是这六个字：“不忘本，真本色”。2007年，他在新出版的《病榻杂记》中表示，他要辞去加在他身上的“三顶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他写道：“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露出了什么真面目？当然是人的本色。以我之见，季老可以辞去所有桂冠，但有一顶桂冠，他无法辞掉，那就是做人的大师。人生如能长成大树，固然伟大；但如果能像季老那样，依然能经常把自己还原成草根，那就更伟大。人生最难的就是，既要参天，还要委地。季老近之矣。

2009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