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春，我与三联书店编辑叶彤应邀去邵燕祥先生家，把酒论文章。

那天邵先生详细对我的《北大回忆》作了评说。

那天还有一些闲聊，也很重要。

原来，燕祥先生伉俪都熟悉我的作品，从《青春祭》就开始了。

有一年，他们二位到水库边上去小住，还专门带着《西南联大启示录》去看。

他和我谈起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上的那篇文章《季羡林——追念与思考》。

“老秘对季是有真情的。”说到这里，他抹了一下眼角。那里有依稀的泪花。

邵对李玉洁是尊重的。虽然她是一个没有名分的、后来也担了很多“不是”的自愿者。这很令我感动。在这个世上，真情，难得。

我说，关于季的内心情感世界，自己还有一些见解，没有写进去。因为写那篇文章时，想先把大节澄清了，要紧。

例如：季逝世后，小报上有人妄议他对婚姻的态度。

有说他对家庭妻子无情的；也有说他软弱无能、不能毅然了断包办婚姻。

总之两种截然相反的批评，说明这些言者之肤浅。

有秋水著文《季羡林：一个自我压抑者不幸福的人生》，贬斥季的学术与人生，并将其“罪”归于他对于旧式婚姻的容忍，下结论说季“软弱”、“暮气”、“不会爱人”。

秋水之辈，对季羡林他们整整的一代知识分子艰辛生存、执着学问、恪守正义的苦难经历，对中国社会的“前三十年”，缺乏基本的常识。

季羡林之子季承撰书回忆其父，提供了其家庭生活的具体细节与画面。夫妻不睦，父子失和，亲情荒废已久。

走下神坛，事出必然。客观上，季承的这本书也促进人们对季羡林的精神世界进行更深入一步的了解与分析。

但这本书一出，社会上对季羡林的负面反应递增。

季家父子，长期情感隔绝。我认为，季承写书的原因，正是想解释这种隔绝。但因为除了家庭内的生活，彼此很少沟通，父子间并不真正了解对方的内心世界和格局。因此，只凭他这本书的材料，不足以对季羡林的历史品格定位。

季羡林是从“凡响”中走来的。家世方面没有什么“起点”。

在他的回忆里，童年愿望就是“能吃饱”。他被送到别人家里收养，失却亲情，养成他内向、谨慎、拘束的性格。

当养父母为他订婚时，他虽然喜欢的是对方的妹妹，却不能反抗，遂与比自己年长的妻子成婚。这出于“感恩”和别无选择。

考入清华，季羡林初露头角，成为少年才俊。

看他当年的清华日记，沐浴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春风，这位从普通百姓人家考出来的“学霸”，想的都是如何发挥聪明才智，如何选择进学方向与恩师，还有如何能够放纵快活地度过一生。他曾坦陈，希望与最多的女子邂逅。

如果没有留学出国，被战争隔绝于欧洲十年的经历，季羡林对待他的包办婚姻，或许会有另外处理的自由。

然而因“留学”，造成他在抗日战争年代“去国抛亲”，而令其对家与国终身抱愧。

他的人生，基调是悲苦的，是令他不能忘怀与改头换面的。

“我在清华名义上主修德文，成绩四年全优（这其实是名不符实的），我一报名，立即通过。但是，我的困难也是明摆着的：家庭经济濒于破产，而且亲老子幼。我一走，全家生活靠什么来维持呢？我面对的都是切切实实的现实困难，在狂喜之余，不由得又忧心如焚了。”

“出我意料之外，我得到了我叔父和全家的支持。他们对我说，他们咬咬牙，过上两年紧日子；只要饿不死，就能迎来胜利的曙光，为祖宗门楣增辉。”

这是离家的过程，亲人与自己俱在风雨飘摇中。而一家人又对他的“出国镀金”满怀期望，并愿意付出等待和忍受苦难。

“我终于在1935年8月1日离开了家。我留下的是一个破败的家，老亲、少妻、年幼子女。这样一个家和我这一群亲人，他们的命运谁也不知道，正如我自己的命运一样。生离死别古今同悲。江文通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他又说：‘割慈忍爱，离邦去里，沥泣共诀，抆血相视。’我从前读《别赋》时，只是欣赏它的文采。然而今天自己竟成了赋中人。此情此景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临离家时，我思绪万端。叔父、婶母、德华（妻子），女儿婉如牵着德华的手，才出生几个月的延宗酣睡在母亲怀中，都送我到大门口。娇女、幼子，还不知道什么叫离别，也许还觉得好玩。双亲和德华是完全理解的。我眼里含着泪，硬把大量的眼泪压在肚子里，没有敢再看他们一眼——我相信，他们眼里也一定噙着泪珠——，扭头上了马车，只有大门楼上残砖败瓦的影子在我眼前一闪。”

在一家老少最需要他的苦难时段里，他为求学离开亲人，这是他永远的愧疚，必须用行为来填补，才能使自己的良心达到平衡。

邵先生同意我的分析。并赞许我道：“你对季先生感情很深，故能体会得出。”

邵燕祥先生告诉我，季羡林曾说过：“为自己不是右派而愧疚。”

季理解“右派”的价值和命运。他当年没有如别人那样直言而获罪，所以还能平安地过日子。

关于“右派”的良心内谴，只是一种知识分子道义上的“形而上”，并没有涉及实际人生，涉及个人责任，亲情的亏欠，涉及对家国的空白。

须知“家国”，在老一辈学人的心中，有极重的份量。

所以我判断：季羡林之所以没有离婚，一直维持那个包办的结合，骨子里的原因是：他在抗战八年中离开了祖国。因此他对于家人和妻子德华有沉重的愧疚之心。

“此时，我已经通过陈寅恪先生的介绍，胡适之先生、傅斯年先生和汤用彤先生的同意，到北大来工作。我写信给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的哥廷根旧友夏伦教授，谢绝了剑桥之聘，决定不再回欧洲。同家里也取得了联系。寄了一些钱回家。我感激叔父和婶母，以及我的妻子彭德华，他们经过千辛万苦，努力苦撑了十一年，我们这个家才得以完整安康地留下来。”

以上都摘自他的《留德十年》。

他还想到，母亲的坟头，会长满荒草：

“我不但不能回到故乡去，而且带了一颗饱受压迫的心，不能得到家庭的谅解，跑到几万里的地方去漂泊。一年、二年，谁又知道几年才能回到这故国来呢？让母亲一个人凄清地躺在乡下的地下，忍受着寂寞的袭击，上面是萋萋的秋草。在白杨簌簌中，淡月朦胧里，我知道母亲会借了星星的微光到各处去找她的儿子；借了西风听取她儿子的信息。然而所找到的只是更深的凄清与寂寞，西风也只带给她迷离的梦。”

这是季羡林少有的抒情文字，少见的浪漫呈现。意境之美，亲情之真，诉尽儿女对母亲的歉疚深情。这种清冷的美感，有点鲁迅的味道。

在这个清华才子、留德俊杰和北大教授的人生中，曾经出现过机遇与倾慕者，有很多环节可以改变他自己的婚姻状况。

在季的书房里，我看到书柜的玻璃门内新增一个小镜框，位置与他的小孙子不远。那是一个异国老妇人的照片。

李玉洁告诉我，有好事者到莱比锡，依照着《留德十年》一书，造访了季羡林当年的房东家，寻找到那位当年曾为他打字的女郎伊姆加德，她竟然终身未嫁，保留着为季羡林打过字的那台打字机，和他们一起坐过的家具。

“我那真正的故乡向我招手了。

我忽然想起了唐代诗人刘皂《旅次朔方》那一首诗：

客舍并州数十霜

归心日夜忆咸阳

无端又度桑乾水

却望并州是故乡

别了，我的第二故乡哥廷根！”

“留恋就让它留恋吧！但是留恋毕竟是有限期的。我是一个有国有家有父母有妻子的人，是我要走的时候了。”

在这些字句间藏着季羡林的异国之恋。

“她今天晚上特别活泼可爱，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像我这样一个人，不配爱她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子。”

“说我不想她，那不是真话。”

舍去这样两情相悦的关系，和西方优裕的学者生活，回到国内困守自己的旧式婚姻，这种行为对于一个留洋十年的潇洒才子，在那个年代是罕见的。因为那是一个开放的年代，知识界的人们都讲究个性与自由。

这也与他年轻时在《清华日记》里面表述的愿望大相径庭，他没有再去追求那种性方面的新奇与经历。

这对于他甚至是一种人生观的转变。他决心要用自己的下半个人生来完成一项趋于完美的人生价值取向。这就是，肩负起一个中国人的担子。

然而，在格局上的承受并不意味着他心灵的屈服。于是纠结的家庭长期以来酝酿了漫长的隐患。

季羡林在劫难逃。一杯命中注定的苦酒已经酿好。

在他漫长的一生中，有过感情纠结，各种内外的压力，而支撑季羡林将这个不幸福也不舒服的家庭维持下来的，我认为这里头有：一种感恩的力量，和一份对历史愧疚的心情。

这种行为方式和道德观，今天的人显然不能接受也没有必要延续。但它对于季羡林而言，却是宿命的选择。

季羡林的青年与中年俱在民国时代度过。那个时代的文人，高层知识分子在婚姻恋爱中常处于多角。抛弃旧人，恐怕不仁；束缚自己，则感不公。放荡如郭沫若、郁达夫，随处情爱；而严谨如鲁迅、胡适，虽维系婚姻，亦有情爱对象。

季羡林与他们比之，存心更仁厚，牺牲自己更大，压抑更深。

1941年2月19日，季羡林通过了所有的博士考试，得了四个优秀。他写道：“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告慰我亲爱的祖国，也可以告慰母亲在天之灵了。”

“现在多年的宿愿终于实现了，我立即又想到自己的国和家。山川信美非吾土，漂泊天涯胡不归。适逢1942年德国政府承认了南京汉奸汪记政府，国民党政府的公使馆被迫撤离，撤到瑞士去。我经过仔细考虑，决定离开德国，先到瑞士去，从那里再设法回国。”

“德国法西斯政府承认了伪汪政府，这就影响到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居留问题：护照到了期，到哪里去请求延长呢？这个护照算是哪一个国家的使馆签发的呢？这是一个事关重大又亟待解决的问题。

经过与几个留在哥廷根的留学生严肃地商议，他们决定到警察局去宣布自己为“无国籍者”。按照国际法这是可以的。从此他们成为没有国家政府保护的人。但只能是这样，他们保住了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二战中的底线，不与汪记政府发生关系。这就是季反复强调的“事关重大”与“严肃”的关键。

“ 季羡林后来评价冯友兰：“大节不亏，晚节保住。”可见“节”是他对人生的最高判断标准。

“此时，我同家里早已断了书信。祖国抗日战争的情况也几乎完全不清楚。偶尔从德国方面听到一点消息，由于日本是德国盟国，也是全部谎言。杜甫的诗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我想把它改成‘烽火连八岁，家书抵亿金’，这样才真能符合我的情况。”

日日夜夜，不知道有多少事情揪住了我的心。祖国是什么样子了？家里又怎样了？叔父年事已高，家里的经济来源何在？婶母操持这样一个家，也够她受的。德华带着两个孩子，日子不知是怎样过的？他们大概知道，自己有一个爸爸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他内心中永远没有原谅自己在战时没有回国的事实。

有一次他忽然发现自己住的院子里开着海棠花：

“我的祖国正在苦难中，我是多么想看到它啊！把祖国召唤到我眼前来的，似乎就是这海棠花。我应该感激它才是。”

生活在战争中的敌国，内心充满抑制与痛苦，他患上了失眠症。

“到了又一个礼拜日29日，广播却突如其来的活泼，一个早晨就播送了八个‘特别广播’：德军已经在苏联境内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一个‘特别广播’报告一个重大胜利。一直表现淡漠的德国人，震动起来，他们如疯似地，山呼‘万岁’。而我则气得内心暴跳如雷。一听‘特别广播’，神经就极其紧张，浑身发抖没有办法，就用双手堵住耳朵。”

那一段离开患难中的祖国的经历，给予季羡林的痛苦是漫长的，甚至于萦绕他的一生。中国自古讲：知恩必报。还有“补过”一说。

当父母和父母之邦有难的时候，即使自己无力救助，唯一的选择就是不离开，陪伴着亲人与母土。只有这样，才能免去一生的愧疚。

省视良心，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功课要补。

有的事情，没有分明的过失标签，但也得“补课”。该做的事情没有做。

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那一代人，是认为“家室事小，天下事大”的。如胡适、林语堂等都容忍了自己的旧式发妻。而陈寅恪亦对吴宓说过，学术要精进，家庭可苟安。

对于一个影响了时代的著名学者，家事，只是季羡林的人性之小；可贵的是，季的人性中还有家国之大，有冲天一啸的壮阔和大爱之举。

在《牛棚杂忆》“我的心像一面镜子”一节中，季直白地表白道：“我确实没有当汉奸，也没有加入国民党。没有屈服于德国法西斯。但是，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乎？我觉得无比地羞耻。连我那一点所谓学问——如果真正有的话——也是极端可耻的。”

“我当时时发奇想，我希望时间之轮倒拨回去，拨回到战争年代，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立功赎罪。”

这是他的刻骨铭心之言。

1998年秋，我开始拍摄西南联大的纪录片，即提出采访季羡林的要求。不料他一再推拒。他的理由是，他当时不在国内。不能谈。

李玉洁给我的解释是：抗战时期，先生在德国留学，对国内的事没有发言权。如果贸然说话，会引起那些有经历的人们不满的。

这种谨慎堪称“学养”。不过，担心自己说话会引起那些经历了国内抗战的同仁们不满，这意识本身含有一种歉愧之心。

对西南联大，他谈得非常审慎。自己的身份摆得很恰当。

先生说：“本来读书需要安静，可是西南联大在战争环境里，书却读得那么好，出了很多人才，民主运动也轰轰烈烈。这个，值得研究。”

他多次说：“这个事情很有意义。”

季羡林是战时大学的缺席者，然而他关注着这一份重要的历史档案，每次见面都问我：“做完了吗？”

当我把一套光盘送到他的面前时，他长吁一口气：“终于做完了。”

随着对西南联大历史的发掘与采访，我渐渐明白了他的心意。

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历史氛围和追问，虽然社会后来以各种迷雾掩盖，但在季羡林心中却始终如明镜似的，没有消失。

当举国上下经历了八年之久的血与火的抗战后，无论黎民、官员与士子，都经受了严峻的洗礼、考验、付出。这是一种精神品格的提升，这是一个责任担当的过程。

而有人在胜利之后从海外归来了，大家的心中势必要潜伏质疑：

八年，世界都以为中国要亡了。在那些危亡关头，置亲人家小于何处呢？有什么理由不回来？如果国亡了，还会回来吗？

我的家乡云南到处撒落着抗战的遗迹和碑记。幼时耳畔所闻，我的父母和他们周围的人们，都卷入了这场攸关民族生死的时代风暴。作为普通学子和爱国青年，他们一无律外地参加了那些游行宣传，劳军慰问，也挨过日本飞机的轰炸。

母亲的同班同学参加了远征军。父亲在富滇银行为中缅公路集资。

对于最后的胜利，他们充满了民族的自豪感，视为一生的光明。

我采访过陈省身先生。

当年 ，陈省身听命于清华大学的号令，从欧美繁华和平的世界回到被战火围攻中的上海，追随学校来到战火追逼的长沙，再到昆明。

他说：“我们那个时候都痛心于祖国的弱啊，恨日本侵略啊。但是一个念书的学生，也没有什么很具体的办法。所以先回来再说了。”

这些留学生在抗战爆发的时候回国，有什么意义呢？

陈先生说：“我想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在清朝倒了之后，政府没有一点方向和目的。以后出了这一群在国外念过书的留学生，他们实际的贡献不一定都很大，但是在观念方面，认为中国是一个可以变成一个伟大的国家，独立的国家，这是非常重要的。因 日本在中国的侵略，中国很多当政的人，比如像王光敏、梁鸿志这些人就做了汉奸，汪精卫倒是相当有学问的一个人，他也要跟日本合作了。因为他们对于中国的前途没有信心了，完全丢掉信心了，就觉得中国的发展只能靠日本人的支持。但西南联大的这一群留学生，觉得中国是可以站起来的。这是很了不得的，是最基本的贡献。”

季羡林自己有一笔“良心账”。这在他的文章中时有“清算”：

“这个写作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回忆的过程，有日记为根据，回忆不是瞎回忆。”

“写这样的回忆录，并不是轻松愉快的事情。”

“我为什么要写这篇东西，为什么在相距三年之后又写成清稿？这一言难尽，不去说它也罢。”（《留德十年》）

愧疚，可以说是季羡林人格的一个重要元素。在他这里，愧疚成为通往高尚人品的阶梯。

我以为，正是这种长期的心理酝酿，造成他有一个渴望与祖国共患难的思想准备。所以他在紧要关头会做出比常人更大的担当，更无畏的行为，一反平时沉默安静的风格，立刻展示出其风风火火的别一面。

当高压来临时，学子蒙难，别人也会愧疚，只是压抑于心。

季羡林却可以因为愧疚而“自请入铁窗”。

以他的体验，“入地狱”比起“良心不安”来，更可以忍受，甚至得其所哉。

他愿用自己衰老的生命，去向那些为正义受苦的学子们表达他的爱。

而邵燕祥先生能如此理解季先生，他也是宅心仁厚之人。

前些日子读到燕祥先生的一首诗，竟然为自己活着并长寿而自责。

试摘其中如下：

一个早起的老人说

只因为当年冲决一切的洪水巨浪

我顺流而下 还自以为勇者？

而那么多人罹难的大灾祸

我得以逃生

并不是因为刚强 恰是由于软弱？

我白白活过了八十多年

却不知该怎样救赎

对我同辈先死者的歉疚！？

邵燕祥2015.12.18

这样深刻的愧疚之心，是一个人在情感道德上达到了“忧天下”的高度，才会发生的强烈情感。

比之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这种愧疚心又具有更加真实的自省和担当。

在季羡林和邵燕祥，都是把对道义责任的完成提高到了“生命羞耻”的地步。

古人云“知耻近乎勇”。在这种强烈感情的推动下，他们二位不惮年迈，头顶霜华，而做出了大勇之举。

邵燕祥一直在用诗歌、回忆录和讲述，击打着历史的良心。

而季羡林，则在风暴中挺身而出，庇护学子。

驱使他们完成这些事情的，不是万丈豪情，却是低调的愧疚心。

这就是屈原所说的“内美”，是当今中国学人丢失了的最好的东西。

今天的中国知识界，倘若人们把那些“跟风”的精力，喧嚣的渴望，转化为自省之心，面对崇高，多一点愧疚，多一点平常心，则对于后人和国人，必有更及时的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