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精神框架和民族脊梁
这是我在疫情三年以后第一次出省，到了江南，特别高兴，我想起郑板桥的“四十年来画竹枝”，只是删尽冗繁而已，留下来的是筋骨、精气神；“画到生时是熟时”，我们还在，一拨朋友们更加直率，也更加善于思考了，这让我特别地受到鼓舞。江南不仅是锦绣之乡、风景之乡，确实是人文之地、气骨之地。
现在坐在这儿，我先说一下我讲座的标题“精神的框架，民族的脊梁”。一个社会要稳定，要安宁，要让人民有安全感、幸福感，它必须是有框架的，包括法律的框架、经济的框架、道德的框架等种种框架。
我本身是学人文学科出身的，从最早的文学作品开始，我便关注人性，因为所有的框架都是由人来操作的。
那些义理你写在纸上一条一条的，就像我们每天走在路上看到的那些价值观标语，都是赏心悦目都是好的，但为什么还出现很多糟糕的事呢？所以我就想讲一讲精神的框架。
从我们古人，从中华民族的传统里，其实可以发掘到非常优秀的东西。就拿西南联大来说，闻一多这拨文人在当年的抗战环境中也是在寻找这种精神框架。
我在四川见了马识途，他跟我说闻一多想办一个报纸叫《十一》，十一合起来就是“士”。他想重新再塑造那个时代的人格和精神，而从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里是可以找到这个框架的。
《孟子·公孙丑上》讲到人有四端，就是四个开端，就像人的四肢，先是讲“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才能行不忍人的政治。
所以他把“不忍”作为四端的起源。
不忍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比如你见到一个小孩掉到井里了，你立刻就想捞他，你捞他是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你想跟小孩的父母搭关系，也不是因为你想在乡里造一个好名声，而是小孩的那种惊恐首先搅动你的心，你内心不忍，你不能看到他在井里挣扎，你不能看到他活活被淹死——孟子说这才是人的本心和初心。他说，为政者、为君者，“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中国古人把那种残忍的人叫做忍人。孟子说，如果落在忍人的手里，就什么事都弄不成了。
所以，可想而知，我刚才说的那么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框架，必须基于这个“不忍之心”。
孟子又继续说，因为你不忍，所以你有“恻隐之心”，这就是仁。我们说“仁义礼智”，义就是因为你有了仁心才会有的羞耻之心，觉得“有些事我不做我就很羞耻，有些事我必须去做”。
因为你有了义这种羞恶之心，你就会有辞让之心，而不是“我见什么好的就都是我的，坏的都给别人”，这就是礼。因为你有了这种礼这份辞让心，就会有是非之心，那就是智。这样解释了仁义礼智，这就是人有“四端”。
关于精神的框架，古人一直说“外圆内方”，就是说我们自己必须是有框架的，有上线有底线，两边都有边界。鲁迅认为，我们这个民族能够走过来，就是因为有那么些拼死拼活地为民请命硬干的人。
我觉得这些人不是那种一时冲动的英雄，他们必有一个精神的框架在支撑自己。
我为什么要在开始讲述我的两本书之前提起刚才的这一番话呢？
我在一开始做西南联大研究的时候，和清华的徐葆耕先生，也是我的合作者谈起来。他说：曼菱，你做这个东西，你要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你回答不出这个问题就不是成功的。
什么问题呢？就是，五千年来，在这个地盘上，中华民族为什么打不散？各种天灾人祸、外族入侵，为什么我们这一伙人就不散呢？就是要抱在一起呢？比如说，有一个邻居，你很讨厌他，但是日本人打进来，把他杀了，你必然愤怒，愤而起之为他报仇。同胞之心，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会这么深呢？因为我们都共同在这个精神框架里，就是孟子说的这四端——仁义礼智。所以我们打不散，我们能够延续下来。
我觉得这种框架、这种精神也是民族的脊梁。中华民族要延续，不单是靠几个仁人志士拼命硬干、为民请命，我觉得要塑造符合这个时代也符合人民理想的社会的精神框架。所以我就这么来命题了。
季羡林先生的不忍之心与羞恶之心
我先讲几个故事。
我最近看到抖音上有一个小年轻讲季羡林——有朋友知道我和季羡林先生关系比较深，就把这些视频发给我。我看后就很生气：这个小年轻在表扬季先生，用一种什么角度呢？他说，季先生包办的妻子在国内，虽然他在德国又邂逅了一位非常知性的少女，最终他还是回来选择了这个妻子，而且始终不渝……之类的，是从这样一个角度。
抖音什么的有很多小段子、小故事，在民间传播，很多都是断章取义，我对它们的要求也不是很严格。但正是这个事，恰恰触动了我，我要说一说季羡林先生的精神框架是什么。
我跟季羡林先生的关系一直很密切，从我的大学一年级开始。当时季先生看很多人围攻我，怕我想不开，就派人跟踪我，我们的联系从那时候就开始了。
我拍摄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的时候，要求采访他，但被他拒绝了两次。我为什么要去采访季先生呢？因为季先生是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传人，他去学梵语、写文章，包括回国后的工作，都是陈寅恪先生推荐的。按理来说，季羡林先生应该是最适合谈他导师的人选，但他却拒绝了我两次，为什么？连他身边那个秘书都纳闷，说：曼菱本来是要什么得什么，但是这回却被季羡林先生拒绝了两次。
我马上感觉到，季先生内心里有一种障碍，有一种自责。于是后来我就说：先生，我不要求您谈西南联大，您就只谈陈寅恪。他才同意了。他给我讲了陈寅恪的家世，讲陈家三代爱国。从那时起，我才看到了季羡林的灵魂深处有一种负疚感——我们国内抗战那么残烈的时候，他是身在德国。留德十年，他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乡愁。
他思念慈母，写的也是《诗经》。我一个师妹曾经跟我说，她想拍摄季先生的留德十年，我说：你要是拍这个，你想好没有，这段经历在季先生的人生里是一个负面的还是正面的？如果只拍这段的话，迎合的只是别人对异国之恋的兴趣。
他的国族情结，他深深的痛苦，你怎么拍得出来？如果你拍不出来，你就最好别拍。拍的话，大概率会变成一个流俗的跨国洋恋爱的影视片。我就阻止了。
实际上，季羡林是一个贫困的牺牲品。因为他家实在太贫穷了，母亲把他送去当养子，他才能够读中学。他的养父母又欠人家房租，这个房东有几个女儿，他跟小女儿比较好，但是人家要嫁大女儿。所以他只能默默吞下一个又一个贫困的苦果。
他清华毕业回去又回去教书，但受过清华熏陶以后，他不甘于这种生活。他注意到冯友兰搞了一个留学项目，马上就报名出国了。如果非要说他是为了妻子回国，好像是要把他塑造成一个道德完人，但是你看季羡林公开出版的《清华园日记》，里面骂教授、“看女生大腿”之类的都有，他不想当一个道德的楷模。
他从德国回来是有很多原因的，不要把他包装成是为了妻子回国、守在妻子身边。否则就完全不理解他是一个真实的丰富的人，一个即便受了苦难也要承担着民族的痛苦的人。他是怀着国族之心毅然回来的，并不是说他有一个妻子在这儿才要回来。
他回来以后，看到虽然抗战胜利了，但国家一片凋零，妻儿一片憔悴，因此他决心再不离开，因为离开故土本身就是痛苦。
在这样一个厚重、深沉的历史面前，国耻在他心中俨然已变成了个人耻辱。他曾经跟邵燕祥说：“我为我不是右派而感到羞耻。”季羡林身上充分体现孟子说的不忍之心、自知之心、羞耻之心。
如果他没有羞耻之心，他不会匆匆地从敌国赶回来，要为自己刚刚从抗战中喘息过来的祖国奉献一切；如果他没有孟子说的四心，就不会让他的妻子始终留下陪伴。这些都是作为一个文化人的深沉的情怀，而不是简单的像抖音里说的那样。
闻一多先生的个人魅力与对学生的不忍之心
我再说一点不忍之心。
从道理上说，精神框架并不需要很多规范，其实就是“初心”。我采访过海内外两岸三地的很多联大学友，他们最钦佩的人，一个是梅（梅贻琦）校长，全力端着西南联大，维持着这所战争中的大学，毫无疑问是中国第一大学的第一校长；还有一个就是闻一多，无论左派右派，都热爱闻一多。
一个从美国过来的药学专家跟我说：闻先生高高的个子，眼睛放着光，远远走过来就是一股热气向你喷来。他就是有这种人格魅力。很多人也知道闻先生在山洞里唱歌的事——走得又累又冷的时候，忽然山洞里响起了一个男声，特别好听。
我听过闻先生儿子唱，应该是跟闻先生嗓子差不多，特别好听。闻先生唱的歌剧特别优美，大家一听都着迷了，也不觉得累了饿了，不知不觉就走出去了，天也亮了。当歌声停了的时候，大家还很遗憾。闻先生特别像红烛，红烛就是在最寒冷的时候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我还要说一个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事情。北大有位叫季镇淮（北大中文系教授，文学史家）的先生，曾教过我，人家说他是“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虽然他讲课不是太精彩，但是学问非常大。
你看他的文集，他具有非常优秀的感受美的心灵，凡是好的事，他绝不会放过，就会记下来。他写过闻一多先生一个什么事呢？他们步行团走到某一个县，因为那个地方太小了，也太晚了，就买不到吃的，学生们没饭吃。
恰好县长听闻来了一批著名的教授，就摆了一桌宴席，要请闻院长和老师们赴宴。学生一听就闹起来了，因为这些学生都是“以校为家”，老师就像他们家长似的，突然老师要去赴宴，而他们还在饿着，就跟“弃儿”一样。
按照正常的道理来说，人家请的是老师，学生们没采购到吃的喝的跟老师们没有关系。但闻先生就有不忍之心，非常理解这些学生，知道这时候他们就像小孤儿一样，虽然只是一顿饭，他们会感觉自己被抛弃了。
闻先生站起来说：“我四十多岁的人了，我和大家一样，走了一天。首先，今天这种事情发生，不是谁故意造成的，不是说故意买不着菜，所以大家不要闹。第二，我不吃，我和大家坐在这儿，饿一夜。”学生一下就安静了，没话说了。其他的几位老师也表示不去吃，为了表示没去吃，就也坐在那儿，和学生一起饿一夜。
这样的胸怀，才奠定了西南联大能够与学生们同甘共苦，学生对老师的爱戴和敬爱才是真心的，发自肺腑的。
闻先生感觉到的是，这个国家、民族还有沦陷区的父母们把这些孩子交给了我们，如果仅仅因为一顿饭就让他们的心灵受到摧残，他们还会信任我们吗？我们再在课堂上讲课，再说这样那样的道理，学生们还会听吗？
闻先生这样的思和行，就是他“不忍之心”的体现。这个故事使我深深明白闻一多的魅力。为什么青年学子对他如此钦佩？因为“不忍之心”的感染是不分左中右的。
这事发生的第二天就迎来了“台儿庄大捷”，大家都有种苦尽甘来的感觉，大家很高兴地上街游行，也满足地吃了一顿，透着师生同心同德的高兴。试想，如果那天晚上老师和学生就分裂了，那么这个胜利的喜悦恐怕也不会这么喜悦了。
在步行团路上发生的种种，为联大师生后来坚守在昆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学生们知道：我们是西南联大的学子，我们有老师是可以依赖的，我们是有精神框架的。
梅贻琦先生也是这样的人。他儿子说：他回来从不问“你们吃饭没有”，他也不知道家里人还饿着。他就全心管学校去了。
这两个故事就给大家解释了什么是“不忍之心”，为什么说“人有四端”，这是构成精神框架的一个本源的文化和力量。
西南联大人所体现的真正精英意识
我补充一点，刚才张老师讲了西南联大和闻一多，闻一多也是我很欣赏的一个诗人、学者。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创造这样一个奇迹，其原因让我想起何兆武（清华大学教授）先生出的一本书——《上学记》。
我一直在琢磨何兆武先生提的一个问题。他们那时候烽火连天，在昆明经常跑警报，读书条件非常简陋，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但是，他却说那时候他们有一种幸福感。
我有时候想：今天这个时代，很多年轻人都有一种特别苦闷、烦闷的感觉，我们今天面对的生活条件、物质基础比西南联大那时候无疑是进步和提升的，为什么反而那个时代的人会有一种幸福感？一是因为他们对未来有希望；二是因为，在当时的昆明那座城市里，同学和老师之间是非常平等、民主、自由的，彼此之间有信任、有善意，这是特别重要的。这也是何兆武先生反复谈到的，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另外我回应一下曼菱老师刚才多次谈到的孟子的思想。
面对任何一个急剧动荡的时代，一个民族的脊梁都是一种有力的力量，这也是知识人的文化情怀。我想起余英时先生在回忆录里谈到的，包括胡适也引用过的，说民国时期很多人克服重重困难也要回到中国。
他们经常引用的一个比喻就是鹦鹉。这个故事说，有一只鹦鹉曾经在一座山上居住，后来离开了那座山，再后来那座山起火了，于是，鹦鹉就飞到一条河流旁边，用它的翅膀沾一点水滴，再飞很遥远的路途，飞到起火的山上扇动它的翅膀，让几滴水滴下去。其他百兽都嘲笑它，“蚍蝣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然后鹦鹉说，“虽然我已经离开了这座山，但我曾经在这座山上居住过，我有情感，我有共情，我有体验”。鹦鹉说“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这就是它的不忍之心。我觉得这可能是那一代中国文化精英的共识。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精英和成功人士的区别，很有感触。
前些年在杭州参加的一个书院的暑期课程，当时晚上有一个夜沙龙，参加者多是来自海内外名校的本科学生，二十岁左右的年纪。我就问那些同学：“你们认为自己是精英的，或者以后会成为中国社会精英的同学，举一下手。”总共三四十个学生，没有一个人愿意举手。他们说：“唐老师，我们不愿意做精英。”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大家觉得做精英是很羞耻的，因为精英就意味着会被人鄙视和嘲笑的。
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精英”，比如士人、士大夫、士绅，他们更多承担了这个社会的公共文化责任，他们对弱势群体是有共情能力的，并通过行动来克服虚无，做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他们就像基督教《圣经》里讲的，不但要做人世间的光，还要做人世间的盐——他们要做一些真正有益的事。
而现在我们语境中的“成功人士”，往往是利用社会上的潜规则或者模糊地带来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以最小的成本，最大限度扩展自己的利益，逃避要承担的公共责任——这些人被叫做“成功人士”。
今天回过头来看民国这些人物，胡适也好，傅斯年也好，很多人，包括地方上的一些实业家、企业家，做了很多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不是说“我成为精英我就更多地具有对别人的支配权，在消费中获得自我快感”，而是要更多地帮助、扶持周边的社会共同往前走。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西南联大这代人，他们更多的是考虑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社会，而不仅仅是个人的一己利益，他们的格局、胸怀是不一样，因此他们就不会被局限在一个很狭小的天地自怨自艾。这是让我特别受触动的。
齐邦媛老师的《巨流河》出版以后，当时《东方早报》发表了一个年轻学者对她的采访，她讲的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她说她的人生从来不抱怨也不诉苦，也从来不向别人解释她为什么做这样一个决定。
比如很多人好奇，当年她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左翼青年，为什么在大学里别人都去参加学生运动和前进读书会，她还去听莎士比亚的课程，并且就她一个人修了这门课。
她说，“我不想总是跟别人解释我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否则太浪费生命了。你认定有内在价值和意义的事情，你就一直坚持去做就好了”。
我们回头来看西南联大这一群民国知识分子和这一代文化精英，他们的思想是非常开放的，当时很多教授文章发表之前，互相手抄互相共享。这和我们今天大不一样。
我参加过很多学术会议，很多年轻学者不愿意提供会议论文，怕别人抄袭，PPT也严禁拍照之类的。他们觉得好不容易有这点心得体会，生怕被别人抄袭。但是你看那个时代的共享精神，完全不一样，格局不一样。
精神力量对于民族传承的作用
那时候的师生有“薪火相传”的责任感，一切力量就是要传递民族的火种。我在台湾淘了一本书叫《我们生命中的七七》，里面有一些细节很值得细细品味。在大陆所出版的书里，关于抗战时期中小学转移的基本没有，这本书就弥补了这样的空白。
中小学的转移也是很感人的，当然也很艰辛、很困难。中小学的学生都是些小孩子，老师中又没有大学者、大名人。名人有名人的气节，有名人的社会楷模作用，但是普通人的气节同样是高贵的——他们付出的代价、付出的牺牲，不亚于名人，但是他们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书里写到，当时大量的中学转移，中学生带着斗笠，穿着草鞋，走过家门口的时候，奶奶就跑过去抱住孙子不让走，母亲来就把奶奶拉开说，“国家就要亡了，这是国家的种子，不是我们的孩子了，我们要为国家留下复国的种子，让他们走吧。留在这儿，以后就只能学日文不准学中文了，就成奴化教育的牺牲品了，我们没法反抗，但是我们要把孩子送走”——多么悲壮啊！
抗战，包括文化相传，是整个民族的，不只是精英的事。国家把学生交到那些名师手里，名师们有责任保护好这批学生，对社会做出楷模。这就是为什么梅贻琦家里人饿着肚子他都不管，要管学生们。
而且，正是因为中小学没有断裂，所以大学才能连续八年招生。李政道就是在抗战中完成了中学教育又到了浙大和西南联大的，他的导师给吴大猷写信说，“我已经不能再指导这个学生了，他是天才，要把他送到更好的老师手里”。这是中国“士传”的精神，像接力棒一样把他传上去。
李政道怀揣那封信来到西南联大，吴大猷一看，也不认识写信的这个人啊，但信里说的话让他感佩。李政道的导师并不是想获得什么，就是出于一个普通的物理老师的心，觉得这个学生值得吴大猷教，应该由吴大猷来教。就是这种心。
前两天我在苏州的时候，我们校友带我去看了苏州中学。它的前身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所创的府学。
范仲淹回乡后，买了这块地，风水先生跟他说，“这个地方太好了，将来这个地上，你们家的子弟，肯定人才源源不竭”。
范仲淹一听，就想，这么好的地方，不能让我们家独享，要让这个地方的子弟都来读，让人才辈出。这也是“不忍之心”，不是说风水好了，范家就独占。我想，历代的地方官和民众也不忍心辜负范仲淹这番心意，也不敢随意拆建。
大家对历史有一种敬畏之心。
范仲淹讲的又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出自“不忍”，想让大家一起来。不管是面对好事、坏事，自己都要有不忍之心，不然任何规定都规范不了人性的恶。不管东方法律还是西方法律，无论法律法规怎么完善，最后都约束不了人的根本，真正的约束还是要靠精神传承的。
为什么陈寅恪说“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他为什么相信，在战乱里，还要继续精神的学问？
他深信，只有中华民族发自于心的学问和精神，才能抵抗强大的危机、覆灭的命运，而不是空掉书袋。我们的文化在哪里？在心里。
西南联大学生兵的奉献和学者们的坚韧
一路上，很荣幸有很多人支持我、理解我。1998年，我通过云南省“人才引进”项目回到云南，我就提出要做西南联大的历史。
说来也有个契机，为了这个项目，我要到北京取得北大、清华的认可。
记得那天晚上正是澳门回归日，学生们都很兴奋，跑到天安门广场唱闻一多的《七子之歌》，我当时就想，我一定要把这个片段做进去。
我在2003年完成了《西南联大启示录》的纪录片，一共五集，当年就在中央电视台的《探索·发现》栏目播出了，播出的时候一片轰动。
当时哈工大的校长给联大的北京校友会会长沈先生打电话说，他要求学校的学生的一定要看这部纪录片，西南联大的欧美同学会也非常激动，认为这个片子做了比较全的梳理。
北大一个师弟跟我说，杨振宁和李政道这两位诺贝尔得主是不同台的，只有你把他们两位弄到一块儿。我说这不是我的功劳，是因为他们都舍不下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对他们来说，就像母亲一样。所以当我在做这个纪录片时，
许多人听说我已经采访过李政道了，就愿意出来讲并帮我找这些老校友，这就是西南联大的魅力。
《西南联大启示录》完成的时候，网络还不发达，只选择了在央视播出，包括去台湾的那些校友，比如梅贻琦、蒋梦麟、胡适，都讲了。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启了关于西南联大的热议。
在云南，我拍这部片的时候，西南联大旧址上只有一个“一二·一”纪念碑，碑的旁边是个锅炉房，把那个碑熏得雾气腾腾。这个片子播出以后呢，省里专门拨款，立了西南联大遗址，并打造了联大纪念馆。可以说，是纪录片撬动了对这段历史的保护。
当年我做的那些采访是不可再生资源，当时很多人还非常年轻，有的如今已经不在了，我有责任把它还给社会。
2003年这个片子做完以后，2008年两岸关系转暖，2009年我就争取到了去台湾采访的机会，我租了台湾台视公司的一个金牌摄制组，跟着我跑了半个月。我们把西南联大当时还健在的老校友找了一遍。
台湾有一个西南联大在台校友会，会长是柴之棣先生（2014年去世），他就住在连战的楼下。我找到了一位90岁高龄的学姐刘长兰，她是我整个采访中资历最老的。
她是1936年入学的，16岁考入北大。
既然是历史纪录片，那就要有一个历史的框架，不是随便找一个人东拉西扯。
既然我讲的是西南联大，那么，对于西南联大离开北京、南迁到长沙，然后从长沙转移昆明，这个迁徙途中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关注；一位具体的西南联大人当时在哪儿，在这个环节里是什么角色，有着什么感受——我需要的是这些内容，我需要老校友们通过讲述来重建历史的框架。
做完纪录片以后，我又写了《西南联大行思录》，这样就把在台湾新做的采访包含了进去。我还找到了一批当年从军的人，他们是为了抗日才从军的，从没想过今后会被划为哪一派。
我采访了一个叫刘孚坤的学长，他到台湾后也没有入国民党。抗战结束后，他就跟殷海光在军中组织了一个俱乐部，那时候他们天天骂共产党。
殷海光本来是国家主义者，后来也曾经被国民党重用，担任《中央日报》的主笔，但是到台湾后，他就转型成为一个自由主义战士，也是为联大校友左中右都引以为傲的一个人。
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年轻人这一生求真的道路是很曲折的。殷海光最后用他的生命找到了他所认可的真理。
刘孚坤学长跟殷海光是极好的朋友，从军队出来以后，他又重新回学校读书，后来到了北京。到了北大以后，忽然有一天有一个同学告诉他说“你快跑吧，因为‘镇反’开始了，要镇压反革命”，还说“反革命”名单里有他的名字。
于是他就连夜翻墙逃出北京，南下，然后就到了台湾。他并不是有心要追随国民党，到了台湾也看不惯国民党。
他的生活是比较窘迫的，好在他算是“荣民”，可以排队等着分房子，但还没有等到分房子就过世了，很坎坷。
当时他给我讲了很多故事，也给我念他的诗，真是个才子啊！
蒋介石曾经讲“十万青年十万军”，但学子们并不这么认为，因此学校里“左”“右”分裂得很厉害。梅校长就动员一些教授出来讲话。
当时国民政府接收了大量美军的资源和物资，说明文字都是英文的，如果会英文的学生都不参与翻译，这仗还怎么打？
梅校长出于保护学生的动机，一直不愿意学生们上战场，但是这时候必须让他们去了。许多教授也出来演讲动员。
闻一多先生讲得比较特别，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对国民党非常不满了，他说：“没事，去参军吧，然后把他们的武器夺过来，我们再保护自己。”
刘孚坤给我讲了很多从军的学生的故事，但是这些往事至今在公共历史上还是一个空白。1941年从军的清华学生后来曾经自费出了一本书《八百学子从军记》，我也曾经向许多出版社推荐过，但直到现在没有公开出版。
这些学生兵，分布很广，他们有的加入了远征军，有的参加了芷江受降，很多重大的历史他们都参加了……都是非常宝贵的回忆。
青年学子“投笔从戎”自古以来都是美谈，他们及其事迹是值得我们敬仰的，他们不应该被埋没。
文化传承与国族延续
小兵肚子里的民国故事很多，我也是这样。
我还是说回到刚才的话题——不忍之心。
在日本人入侵之前，我们的大学正进入一个黄金时代，大学教授都是养尊处优的，闻一多家就有七个仆人，冯友兰一个月的收入可以买北京一座四合院，他们做学问的环境是非常舒服的，根本用不着忧虑什么的。
突然日本人打了进来，用飞机轰炸清华园，校园里的墙都抖动。
吴宓日记里有过很生动的记载，写他当时坐起来裹着被子，想着自己会不会被炸死。“生复何用？生复何用？”意思是“我活着有什么用啊？”虽然书生无力，眼见日本人在扔炸弹也没办法阻止，但内心里他想的不是怎么逃命，而是更宏大的问题：“我们为何如此被人作贱？”像吴宓这样的学者，他们有很高的西方文凭，随时可以回到英国去喝咖啡，但是他们没有别的想法，国难当头，要跟同胞一起共患难。
我在台北采访了冯钟豫先生，他是冯友兰的侄子，水利专家，是清华的学生。他说，在西迁步行的路上，不断地遇到伤兵，他们有的丢了一条腿，有的夹着拐，沿途乞讨。
遇到西迁的师生后，伤兵就告诉他们，哪里哪里又被日本人占了，士兵弟兄们都战死了，“因为我已经伤残了，因此排长叫我乞讨回家”。
这就是我们的兵、中国的军队，虽然如此弱小，但他们没有什么怨言。
比起这些士兵，联大的学生们虽然也很苦，但真的幸福多了——学生们可以吃伙食，享受地方的保护。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学子的心里能不自责吗？——享受了国家的待遇，还被保护着，而抗日英雄只能乞讨回来，他们都没有埋怨。
听完这个故事，大家可想而知当时的中国军队有多惨。
我再讲一个故事，陈寅恪先生的父亲陈三立老人因为忍受不了日本人进入，忍受不了日本的铁蹄踏进故宫，觉得无力拯救国家，就以殉国为志。
一些外国人理解不了中国人这种“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精神，觉得困惑：为什么中国军队，明明知道抵抗不过，非要战死到最后一个，这不是以卵击石么？但这就是“士”的气节，就是老百姓说的血气。
任继愈先生也曾跟我说，只要中国的民气还在，贫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让我感概的还有，当时学生们一路步行而来，免不了遇到土匪。但他们一说自己都是南下的学生，土匪就不抢他们了。
带队的黄师岳将军还跟土匪讲，“我知道弟兄们都不容易，落草为寇都是被逼的，现在国难当头，我介绍你们去抗日吧”。
很多土匪经他劝说，转为抗战部队了。中国老百姓当土匪也是无奈的，他们也是有血性的。那位黄将军是信任民气和血性的。
不忍之心，就是在民有民气，士大夫有士大夫的气节。陈三立老人绝食而死，当时日本人还向陈寅恪送了宪兵队的请柬，邀请他赴宴。
日本人很明白一点：要把这些文化领袖先收买了，有了他们的名气作保，下面自然会有一些人跟着，就有了汉奸队伍。
所以，陈寅恪当夜决定逃离北京，他不想落在日本人手里，这是气节。
吴宓也明白这个道理：日本人侵入中国后，不可能与中国人各自相安，而是要把整个教育奴化，要亡国灭种。
这不是空说的。我在台湾就考察过，台湾就是断裂了51年。我在台湾参加纪念抗战胜利的会议，一个教授就说，日本投降的时候，他父亲就哭了，因为他觉得他是日本人。
教授的爷爷给自己儿子一耳光，说：“我们赢了，我们是清朝”。
教授的爷爷还记得，但是不敢说，自己心里还是中国人。国族认同上就这样断代了，不敢教育后代了。
另外一个与会者说：“当时我姐姐也是这样，她也哭了——‘天皇怎么投降了？我们是天皇子民’，我哥哥也是给她一耳光，说‘我们赢了，我们要回归了’。”
我在花莲看过，日殖时期田地被划分成井字，中间最好的地块就是日本人种，周围的是皇民种的；而抵抗日本的华人，就没田种。
我雇的摄制组的那些青年很可爱，他们的父亲都是穿和服说日语的，因为当时日本已经统治那么久了。在当年，曾经反抗日本的台湾华人，漂泊到大陆，清朝却把他们捆起来送给日本人。
所以，他们也很悲愤，觉得清朝不要他们了。那些年轻人说：“张老师，我背唐诗给你听——床前明月光……”那些唐诗也都是我们大陆小孩背的。他们说：“我还会唱《满江红》”。还有一个说：“我会唱《苏三起解》”。
他们特别喜欢这些中国文化。他们说他们最喜欢什么，家里收藏了什么。实际上他们内心都已经回归中国文化了，在他们的血脉里有这个东西。
我一直很思念他们，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我也觉得，对我们的同胞还是要有不忍之心，用我们的文化热情相待。
我和他们有十五天相处，分别时，我的助理说“你回头看”，我就回头看，他们在车上含着泪唱着歌，他们说：“张老师，我们看着你的背影唱歌”。
因为他们把我看成大陆过来的一个老师，我每天和他们同车，坐在车上时，他们就给我讲那些中国文化的内容，我也告诉他们怎么说对，应该念什么。
他们是渴望获得主流文化的熏陶机会的。
刚才讲到，陈寅恪当时就离开北平了。
当时局势那么恶化，政府也没有具体规定哪条是文化人不能做的、做了哪条是汉奸，至于怎么做，就是个人的心灵选择。
陈三立老人都自尽了，和日本人势不两立了，也在告诉人们什么是红线、是绝对不能踏的。陈寅恪宁可父亲未葬就背井离乡。这种名门望族，立即就离开北平了。
这些大的事件，这些行为，也给北平城的文人一个警示：“陈家老爷子的行为已经告诉我们了，绝不能有什么侥幸之心”。
所以，对于周作人，胡适等人都来劝他，但周作人最后还是“卿本佳人，奈何做贼”。大学知名学者里就出了这样一个汉奸。
闻一多自己真心觉得，“原来内地那么凋敝、那么贫困，我们都不知道，就喝喝咖啡，做一些什么诗，对得住谁？”他真正发生了自省和反省。
我们这个民族，不管是战争、侵略、被割裂、被沦陷，力量怎么反而越打越铁呢？反而打得我们知识分子又回到了人民中，又担起更多的责任，而没有一打就赶快跑到外国去喝咖啡。
这些知识人心里的力量更强大了，把自己习惯的生活都抛弃也可以，“我的根我得守着”。
这看似悖论：日本人打来了，怎么还发生了很多可喜的文化现象？日本人摧残了我们的教育，但是我们这个民族在这种苦难中打造了坚韧的精神。
有一位美国学者易舍强来做西南联大的研究，一个原因是，在欧洲，法西斯猖獗的时候，被侵略国采取的应对中，没有像中国著名文人学者一样积极转移、带着学生学子、保护文化种子。
首先要留种，留文化，不能亡国灭种，这种意识是中华民族最强烈、最自觉的，在平民的意识里也是如此。在欧洲那边，一些人想着，“要不然我就从军去抵抗”，当然都德的《最后一课》这样的也有。
在所有被法西斯侵略的国家里，只有中国有这么巨大的文化团体、教育团体的迁徙，政府和民间都来保护支持，认为要留种——留文化的种子，这是国家存在的最重要的一个根基。
这就是我们中国特色、我们民族的性格、我们文明所给我们的意识。侵略者来了，我们先把我们的方块字保存好，不能被侵略者毁了，我们的孩子必须接受中文教育，文化上保种了才能保国。
精英的牺牲精神
士气很旺，绝不投降。
我给你讲当时一个飞行员的故事。他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儿子张锡祜。张伯苓不是长得很高大吗，他儿子也是很高大。
当时的飞机就是很落后，张锡祜个头太高了，坐进机舱后就拉不上机舱盖，他只能不盖机舱盖了，在寒冷的高空里露着头。
按理说他的身高不适合当飞行员，就像个子太高了当不了宇航员一样。因为南开被毁得太惨，之前他就已经入伍了，后来驾机血染长空牺牲了。
张伯苓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死得好！”这就是中国的父亲。
在那种灾难中，学校都被毁掉了，张伯苓是含着泪说出来这句话的。他们为国为民族，这就是精英的孩子们。
西南联大人对昆明风气的改变
对昆明，对云南的影响，首先就洗尽铅华。
我小时候父亲跟我说，抗战时我们（昆明）那儿有很多绸缎店，而昆明很闭塞，人们习惯于夸富：今天这个老板娘出来戴一个金戒指走一圈让大家看，对面那个小姐不干了，明天又戴上另外一个什么项链之类的出来兜一圈……进行这种很无聊的斗富。
但是突然从北方来了那么一群人，而且是留洋的，他们的长衫却基本都不洗的，很脏，一些人胡子拉碴的，还有人说胡子等抗战胜利了再刮。
那些北方来的太太们穿着布鞋、蓝布的旗袍，拎着菜篮子。当时一看，他们都是高尚的人。龙云主席请他们吃饭，请到家里。
昆明市民就震住了，把丝绸赶快收起来，不敢穿了，说“国难当头，日本人快打来了，金戒指赶快摘掉”。
当地富家女孩也跟着西南联大人一样穿着阴丹布的衬衫。
富人也学着龙主席，请几个教授到家里吃饭，表示光荣。教授们到富人家，家长让小女孩出来，有十二岁的女孩一扭一扭的，是缠足，教授们一看，说“放掉”。
家长说习俗要求缠足，教授们说让女孩去上学，然后一下就把缠的足解放了。
所以，云南有很多“解放脚”，就是小脚已经裹了一阵又放了，虽然放不太大，但总是可以恢复自然，可以穿皮鞋了。
于是，一大批的年轻人就学西南联大人的样子，背着斗笠夹着书，朴素地冲来冲去。
当地风气马上为之一转，人们觉得这样很光荣，比如到处听演讲。我们的武成路原来有一排开店的，晚上关店时会上门板。
西南联大学人对市民有演讲，他们也很感谢昆明市民对他们的帮助，他们一演讲，老板们就赶快上门板关店，当时太阳还没落，伙计就在那儿上门板。老板要去听演讲，伙计也要去听演讲。
昆明的整个风气就扭转了。
联大师生自己洗尽铅华，社会上的人们也明白了——那时候谁穿丝绸就是耻辱，人们还把金的银的首饰赶快收起来。一时间昆明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
我父母在那个年代正值青春，他们非常难忘。我父亲亲眼看到潘光旦在那儿打篮球。潘先生只有一条腿，夹着一个拐棍，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我只有一条腿，别人能做的事我也能做”。
他就是要体现身残志坚这一点，这给很多身带残疾的青年人带来了一种自信——“不要自卑，一条腿怕什么，我照样去追篮球。”
我父亲也去看过闻一多写在门上的“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我母亲是市女中的，她老师是东北流亡青年。
我母亲说她老师的鞋底是用麻绳捆着的，都分离了。老师给他们讲到东三省沦陷时声泪俱下，听讲的女生全部哭起来了。在游行的时候，市女中就紧跟西南联大的队伍。
有一张照片，闻一多背后穿花旗袍的就是我妈妈。她们那些女学生都是深受西南联大的影响。
“西南联大”四个字，就是我小时候父母告诉我的，也是一种光明。我父母他们后来经历了很多曲折，但是我觉得他们心中的那团火和光都没有灭，好像缘分一样。
也是这个民族的血脉和文脉的流动。
布衣中的“士”之精神
我是做西南联大研究过程中写成的《中国布衣》这本书，父亲也在我写书的时候过世。
有朋友跟我说，《中国布衣》和《西南联大行思录》这两件东西其实是一个锅底，就像火锅的锅底。我的理解就是：同样的土壤，有的做成陶器了，有的做成瓷器了。
我的父亲是2000年末去世的。2000年8月时我曾经邀请了费孝通以及二十多位西南联大的老人到云南省，因为正好云南省召开第一届关于民族文化的大会，在一家五星级酒店举办。
费孝通是原副委员长，请到费孝通后当时的惯例是二十万元的酬报，我说这二十万我不要，给我二十个请柬，我请西南联大一些老人，他们很想来昆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没有受到重视，没有人请他们，他们都是比较贫穷的。而且我拍摄的纪录片，镜头需要他们重返故乡。
包括闻立雕、许渊冲、宗璞这些人，我都请来了。请来的第二天，开幕式的时候，许渊冲先生在会场上晕倒了。
领导把我找去，说：“哪儿找来的这些老人，晕倒了，出事了你负责啊？不知天高地厚。”其实对高龄老人的出场，现在很忌讳的。
当时有领导就对我说：“你不准回家，你就住在（老人们住的）宾馆日夜看守着他们。”
那些老人对云南是那么热爱，我也不忍跟他们说他们不能自由出席活动了。这时候我父亲正在病重，但是我父亲就说：“你去陪他们吧，他们都是为这个民族做过贡献的人。”我就记得父亲这个话。
原来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人家看我这个性格，就说：“你肯定是达官贵人的子弟，胆子特别大，什么都敢干，你爸是谁？”我说我父亲是无名布衣。我回去告诉我父亲，我父亲说“你回答得好，就是这样”。
那一年，我到北京来为我西南联大研究立项的时候，季羡林先生事先电话邀请我参加他的米寿。我就请我父亲写一幅祝寿的字——我父亲的字比我的好。
本来我父亲的字有专门装裱的，有他的整套的包装，他一般都是帮我装好。但是，那次我出发的时候，一看一张字在那儿，也不装也不裱，我马上就要上飞机了，让我拿到北京去装裱怎么来得及呢？——我马上就要去祝寿的。
我父亲跟我说：“我想过了，季羡林的寿诞毕竟是高朋满座，有那些名人字画，我的不合适摆在那儿。”他的字落款就是“张进德为小女所书”。我一听就知道他故意不装裱，我也没办法，就把字叠起来。到北京后，在季先生大寿日之前，我到季先生家，就把父亲的字拿出来，跟季先生说：“我父亲给您的祝寿字已经写好了，但是父亲说他的字不适合放在名人堂里去当名人之作。”季先生听了以后，用手摸着那幅字说了一句“不容易”。
后来季先生就说，“我自己来裱”。然后他就裱起来了。这幅字季先生就一直保存着，一直留在自己身边。等到我父亲过世的时候，季先生给我写了“无名有品，无位有尊”八个字——没有名气，但是有品格，没有地位，但是有尊严。
我觉得，在社会上，有很多平凡人都是这样的，他们不愿意给人添麻烦，也不愿意随便去钻进那些名人的地方，他们比很多名人有尊严多了，所以是“无名有品，无位有尊”。
季羡林先生在去世前，还叫人把这幅对联送到我的手里，交给我——有一天有人送来一个缎面的匣子，我打开一看，字装裱得非常精美，我知道这是季先生回报我的父亲，要交到我的手里。
这是他们的一段神交。季先生就说，他自己也是布衣。我父亲写的字，内容季先生很喜欢，季先生以此把我父亲视为同道。
我父亲一生最爱写的就是“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这本来是诸葛亮的一句话，意思就是天气热了也别多开花，天气冷了也别掉叶子。我父亲特别喜欢这句。
季先生也很喜欢这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我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让我认识到：即使机会来了，也别见机会就上，你以为你可以戴个高帽子，或者看到有很多名人的地方你就挤上去，但并不是；不该去的地方就别去，你有你的尊严。
我记得父亲曾经专门跟我谈过一次。他说，“以后你别到处跟人说我是右派”。我说，“右派很光荣”。父亲说，“好也罢，不好也罢，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我并没有被正式划为右派”。当然他也是因为言论被报复被流放，但是没有戴右派的帽子。
当右派光荣地复归到社会舆论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右派特别有骨气、特别光荣的时候，父亲郑重地告诉我“你不要说我是右派”，不是因为右派好不好，而是要尊重事实。他的这些教诲，多么朴素，使我刻骨铭心。
我也想到我的浮躁，自己有时候是很爱出风头，在北大的时候有人就说我爱出风头，跳舞、唱歌什么的——当然那些都是玩，但是后来我就想起我父亲说的话。我是文学专业出身的，做西南联大研究，就要回归踏实、严谨的精神。
后来，我的工作有幸得到任继愈先生等人的表扬。我还是要感谢我父亲严厉的教诲，我随时想到：我是不是又窜到名人堂了？我该不该挂在那儿？不该挂最好别挂。“无名有品，无位有尊”，反过来就不好了——有名无品，有位无尊。
我们这代人反而很容易灰心。“四人帮”被粉碎后，我还被整了“反革命”的罪名。
当时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贪官污吏，没有什么好的。我对父亲说：反正我们得不到好处。我父亲就说：“你知道孙髯的长联为什么说‘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为什么他不说‘三春杨柳，九夏芙蓉’？应该是先春后夏，为什么他要说‘九夏芙蓉，三春杨柳’，他要把春放在末？这是表示新的开始，让你知道春天来了。”
后来我又参加高考了，复习的时候，父亲说“你这不是得到好处了吗？你还说你得不到好处”。我们知青返城后，他就不喜欢我们变得灰溜溜的、什么都怀疑。
之前因为政审被卡等原因，很多人觉得高考是假的、骗我们的，不会公平招生的，人家早就选定人了，我们考了也没用。
在我父亲激发下，我就想管它有用没用，马上再去考，结果就考了地方第一名，这是在1978年。前一年，即1977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成绩是不错，但因为档案政审什么的，他们把我剔除了。
我接着在1978年再考，谁敢再拦我，我就拿菜刀上他们家去拼，不管结果会怎样我就又进了考场。我说，“三春杨柳”也要自己争的。
当然，自己心里首先要有杨柳，要知道杨柳是自己的，自己是有春天的。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讲，“九夏芙蓉，三春杨柳”这样颠倒来写，春天在后面，莫辜负。我父亲很反对灰败的东西。
问答部分
提问：
我们今天畅谈的民国时代的西南联大的精神，在当下怎么能够传承下去？
张曼菱：
这个问题相当庞大。我想还是要有一定的社会框架。首先，要有教育的框架，教育涉及的问题很大、很多。
西南联大中西合璧，它是独创的，并不是纯粹模仿西方大学。西南联大所有的学生入学第一年都要读中国史——不管什么学科的学生。所以，才出现钱穆写的《国史大纲》。
钱穆先生个子很小，在长沙讲课时，教室里的那些高台阶，使他看起来很小。
他说：“中国史非常伟大，没有几个人有资格讲，我也没有资格，但是我为什么要讲呢？因为我爱这个历史。”他讲到这句话的时候跳起来了。当时学生非常印象深。
给我讲这个事的学长跟我说，当时有一个歌就是“中国不会亡，就是不会亡，就不会亡，不会亡，不会亡”。我去台北，他们还有人跟我唱起这歌。西南联大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学史、读史以明智。
现在我们说素质教育，什么是素质？读史以明智是不是素质？再比如，当时的清华重视通才教育和体育，学生体育不行就不能毕业，吴宓就是因为体育不行拖延了一年才毕业。他尝试了多种体育项目，后来就学游泳。
好歹在水里老师教他划拉，他总算能漂浮起来，也会划两下，这样就考核游泳项目，算他体育及格了。之后他才能够去留学，才能享受清华的公派留学待遇。
我到台湾去看了新竹清华大学，他们的足球什么的非常活跃。
清华强调体育，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所学校认为人的体质和意志是相关的，一个很弱的体质不可能有坚强的意志。
如果学生动不动就昏倒了——现在学生太阳底下做个操都有昏倒的——一挤就骨折了，这么脆弱，这么孱弱，那么我们这个民族的后代会怎么样？还行吗？而且他们还要养育自己的后代，他们的后代是不是更弱了？
我觉得西南联大提供的教育框架是值得现在社会学习的，它并不带有很多限制，而是面向育人、培养人的框架。
比如，当时的老师讲课，甚至在理科课堂上，那些同学们说，老师是开天窗，没有哪个老师是从头背到尾、把知识点什么的全部背完的。
有一位物理老师讲的东西，从来不在一本书上。他讲某个学说有某种著作，学生记一下，然后到图书馆查这本书。
他也不要求学生把这本书看完，因为学生一般还看不懂大师的全本著作，他就要学生看某一章之类的，跟他讲课有关的内容，比如热力学、电子学，在大师著作里学生已经可以看那一章了。
所以，图书馆里总是排满队。这位老师的方式叫做“开窗户”。
老师备这种课要费很多心血，而且他的目的就是给学生打开窗户，让学生明白：原来这种学说不是我们教科书本身编出来的，而是从各个大师的名著里——这里一个章节，那里一个章节——把它们集中起来的，作为我们这个年级的课讲给我们听，其实它是散布在系统的物理学里的。这样，学生一下子就游进了知识的大海。
当年有这么多优秀的教育框架、教育模式，我们现在是可以汲取的？再比如考试方面，西南联大是没有补考的，学生只要一科不及格就留级一年。它有的那种补考是指学生考试时候病了之类的，不能参加，之后再进行的补考，是指缺考了后的补考，不是指不及格后的补考。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必须认真学习课程。
西南联大还有教授治校制，由教授、教师兼任管理人员，负责各个系、学校教务方面的工作。这样在人员上很节省。这不只是因为战争，在北平时他们也是这样做的。
而且，教师之间、教师对学校非常知根知底——那些教师人怎么样，学校事务中的哪些东西是多余、可以去掉的……由教师们做这些决定。这也是由内行的人来支撑这所学校。
同时，西南联大师生之间平等。没有那么多权威展现，学生不必唯唯诺诺的，见到老师可以畅所欲言。当时是那种坦率的纯粹的师生关系。
朱光亚说吴大猷当时家住在岗头村，吴的妻子常年卧病，非常体弱，要去医院看病。校长有部汽车，都是给教授们用，校长自己一般也不用。这部汽车就去拉吴大猷妻子看病。但是那种村子，路面有很多坑坑洼洼，汽车开不到家门口。
朱光亚身材高大，背着师母到村子外再坐车去看病，一路护送着。
朱光亚说，“我们去岗头村听老师讲课，学生先买点儿肉，到老师家听完课做做饭一起吃”。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同甘共苦。
对朱光亚，我也很感动。吴大猷当时要出去可以带两个人，一个是李政道，一个是他。他说，“其实我知道，在老师心中我还是不太达标，不太满足条件”。他觉得，比起李政道，自己的天赋各方面不太高，但吴大猷还是带上了他。
我当时就想，这就是因为朱光亚厚道，老师挑人的时候也得挑厚道的，虽然那个学生不是太聪明，还没有表现出天才来，但是厚道，背着师母来去。这样的师生之间是相濡以沫的关系。
朱光亚后来成为一个国防科学的高端领导人、组织者。
说到当时师生间的氛围，再举一例。冯友兰写《贞元六书》，是献给蒋介石的。当时的学生就画了一幅漫画，说登龙有术：在漫画中，把《贞元六书》排成台阶，把冯友兰画成在沿着这些台阶一阶一阶地上，而蒋介石坐在上面。这是说冯友兰献媚了。
我采访学校的赵宝煦先生，他就是西南联大时漫画社的负责人。赵先生就说，贴完了这幅漫画后过一会儿，自己还在壁报栏那儿，刚好就看见冯友兰出现了。也不知道是因为有谁告诉了冯友兰，还是因为天气好，冯友兰就进校园了。
一进校园两边都是壁报，他就慢慢地走过去。赵宝煦先生说，“我就赶快隐身在另外一块壁报背后看，就看冯友兰走到那幅画他的漫画面前看了半天，摸着他的小山羊胡子——冯友兰特征很明显，有胡子，很好画。他看了半天，然后就走了”。
冯友兰走了以后，因为赵宝煦是壁报社的，他当然很关心老师的反馈。冯友兰走出去，碰见别人，人家就问他，冯友兰说“画得很像”。
这个漫画事件并没有在学校引起什么惊天大波，没有老师震怒，没有学校严惩，没有投诉。
当时抗战，冯友兰作为一个教授不可能去登龙，他并不是想要去谋官什么的。
反正学生看不惯他的做法，漫画体现的是学生的正义感——学生表达一下“我们看不惯这种向领袖献媚的人”。他也就一笑，更显出当时他哲人的风度、气度，“不会因为学生那么一画我就是那样的了”。
不管怎么样，当时的师生气氛还是很和谐的。
小结
抗战胜利，1945年台湾光复后，魏建功等人到台湾去，开展普通话运动，台湾的语言、文字从日语回归到汉语。
我采访过何兆武，跟他很熟。西南联大当时有一批毕业的同学跟着去光复，说当时台湾新印的报纸一版中文、一版日文，因为当时的台湾人根本看不懂中文，已经日文化了，报纸通过一边中文、一边日文的对照，把他们引向中文之路。
这就是文化的光复。
我的《西南联大行思录》这本书里也谈到西南联大在台湾的贡献。
西南联大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典型，那个时代就是一个国际化的时代，到西南联大的那些人才不少是从国外来的。
李政道就说，英国来了一个人，从香港等地绕道，一到达西南联大，吴大猷马上把这个人叫去，赶快让他讲英国最新的动态等。
可见，西南联大非常重视国际交流。所以，西南联大很难得的是，在坚守我们民族的本和根的同时，中西合璧了。
对西南联大那些人，你称他们是绅士，或称他们是君子，都可以，他们是君子、绅士一体。比如吴宓教授，在开着会时，如果进来一位女士，他就站起来，等人家坐下他再坐下，人家也不一定看见他站起来，然后再进来一位女士，他又站起来。这样表示他尊重女士。他们身上那些洋和中的因素，在无形中化合着。所以，他们本身根本就不存在否认哪一方、与哪一方对立的问题，而是一种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