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45年，在二姑奶奶家花园。父亲将照片剪成园形，放在家中电话机圆盘上。出门或星期天有可能有客人的日子，母亲都将自己和女儿收拾打扮一番。
1973年母亲去世后，便想作文以悼亡母。每提笔，悲从中来，泪水先笔墨而下。而今女儿已成人，我的生命仿佛多了一个支点，给我勇气，踏入昔日的温情与苦悲。
母亲1914年出生，二十一岁结婚，育有三子一女。她小时候曾染白喉，几乎丧命，虽复原，心脏受损，四十二岁时便卧病不起，一躺十八载。母亲就像她那个时代无数的贤妻良母，一生人毫无保留，心甘情愿地为家庭奉献自己；在永远温良、谦和、美丽的外表下，有着惊人的顽强意志；恪守自己为人处事的原则，又能宽容地接受别人，有如罗曼•罗兰笔下一位平凡的妇人：“能够用目光、举止和清明的心境在周围散布出恬静的、令人舒慰的气氛，活泼的生命。”
母亲的娘家
外公于光绪癸未、1883年出生在云南贫困山区普洱县一个四世相传的银匠之家。年仅岁半，父殁，母亲守节独自将他抚养成人。九岁入读私塾，后得益书法清秀，代缮公私文书，添充家用，昼夜攻读五经唐诗古文，皆能背诵。十八岁应县童子试，考八股文共十余场，每次均列前五名。后步行数日到景东县应学院岁科，列第一名。二十岁从故乡哀牢山步行到昆明， 考入无华山高等学堂，后获选派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学师范。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改别号“羊牧”，取苏武牧羊持汉节之意。
他在1942年《六十自述》中讲述了自己的一生：
我生忧患多，饱经在心目，年幼尚无知，先父即不禄。失怙成孤儿，惟恃母抚育。
世业失其传，无米难炊粥。孤寡动人怜，善后有外族。年长及学龄，就傅入私塾。
出口能成章，读书记诵熟。习字工楷法，佣书识吏牍。辛丑应童试，名列前茅数。
赴景游泮归，功名始基树。书院改学堂，入堂居廊庑。新旧学初窥，报国以身许。
癸卯应乡试，字奇不见取。就读五华山，明师良友聚。学习中西文，成绩月可睹。
考选送东洋，留学居江户。一朝思想变，欲复汉家土。投入同盟会，持节继苏武。
乙酉初毕业，调回春申浦。不应清廷试，返滇作书贾。执教五华山，当年旧学府。
教与学相长，讲习至夜午。匈奴尚未灭，家庭不暇组，作客久独身，中馈需人主。
相约迎新妇，婚礼自作古。同时得贤良，感情融水乳。辛亥滇光复，生子能肖父。
家人共团圆，迎养来慈姥。从事新闻业，宣传振聋声，投稿作刍荛，衷言出肺腑。
学未优而仕，历署县缺五。从政十余年，国民俱无补。送母归故乡，失恃未回普。
大事弟能当，设灵展奠祖。辞官有远行，游览到邹鲁。南北足所经，鸿爪留泥土。
倦鸟知还巢，别子离京沪。艰巨付儿曹，归老即退武。且住海藏楼，息影城南杜。
故园旧草堂，种瓜学老圃。七七事变生，全国抗日虏，空袭到滇南，昆市被侵侮。
老弱宜疏散，村居避市啸。乱世命苟全，闻鸡思起舞。顾我家贫穷，尘时生瓦釜，
薪贵米如珠，生活感痛苦。国难同家忧，如芒刺在股，何日获胜利，和平得重睹。
今年届六旬，自试提诗笔，他日归道山，五字作行述。
外公从日本回国后，拒做满清官，打算在云南创办报纸。光复后才出掌县政，任厅职凡十余年，均与时尚政治格格不入，闲赋在家，种花、作诗，最欣赏是陆放翁。他留下《涤园明通草堂诗集》，多是对子女的训悔或闲话家例程的记叙，也录下些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1946年的一首《忆游粤港》末段云：“居今而思昔，割让实难堪，金瓯已欠缺，收复宣无端，何日复故土，会见汉衣寇”。二舅少时贪睡，外公写一首讽刺诗贴在他房门口，“文化大革命”时众人笑道，外公开“贴大字报”风气之先。
当初参加同盟会的抱负，从未得以施展，一生抱憾。共产党掌权，外公对其匡时济世的理念十分认同，欢欣鼓舞了一阵。六十九岁时，觉得老躯无用，于是用一瓶安眠药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伴随云南留日青年的学监钱老先生看中了两名后生，将一对爱女许配。外公和同窗好友庚某均未见过他们未来的终生配偶，双方父母为两对新人择同一吉时成婚。是日大雨倾盆，混乱中轿夫将姐姐送到原来该迎娶妹妹的外公家。这是传说还是当真，已不可考证。嫁入庚家的妹妹花容月貌，逃不掉红颜薄命的定数，一生故事比小说还离奇感人。姐姐本份忠厚，善持家，和外公生下三男八女。排尔字辈，男的分别取名：俊、敦、敏；女的则冠聪、端、庄、葴、昭、慧、娴、淑。外公对子女的期望尽在其中。
母亲是次女，聪慧活泼，深得外公喜爱，并继承了外公的幽默。按苏家的家规，不可用仆人，姐妹轮流当值做家务。母亲和大姐同睡一张大床。这张床一直留下来，我还记得床漆成红色，床头雕着半个胡芦似的空花。早晨由后起床者整理床铺。母亲醒来，静观大姐的动静，看到对方打个呵欠，伸伸脚，便跃身坐起来说：“我先起！”
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女孩子不可抛头露面的昆明，母亲十分热衷于刚刚时兴的歌舞表演，外婆训斥道，“一眼同，百眼同。看戏看一回还不够吗？”一次她参加学校演出队去表演，回家晚了，被罚不准吃饭。殊不知演出后已被招待过晚饭。母亲多年后对我讲到这个故事，仍流露出少年人心中的窃喜。
《天鹅歌剧》是她最盛重的参与，虽然扮的只是八个王子之一，没有独唱的份，但她可以从头至尾把整个歌剧吟唱下来。这也成了我小时候学会的第一组歌：“我们还有一个妹妹，她比我们都聪明。她有小凳，金子做成；她有图画，值千金，妹妹，妹妹，快来快来，大家一齐同欢欣”；“谢谢哥哥们，不要太高兴，莫要忘记了，后母心毒狠，她要打我们，还要骂我们，常想把我们，一齐赶出门”。我的小名叫“妹妹”。妈妈心中对妹妹和天鹅哥哥们遭后母逼害的感受是如此真切。数十年后，她被疾病残酷折磨，医生宣布她最多只有三年生命，但是母亲一年又一年顽强地忍受，支持她苟活的信念是不能让她的四个子女受后母之苦，不可让“妹妹”被欺负。
那年昆明流行白喉症，患者凶多吉少，母亲和她的外婆同时染疾。令现代人不可思议的是，当时医治老人比救活小孩紧要。母亲不到十岁，病得奄奄一息。家人以为她已没救，又怕传染弟妹，于是将她抬出走廊（昆明人称“游春”）。医生抢救的对象是她外婆，治老人的汤药渣再煨点水给她喝喝，聊胜于无。一日忽听她躺着哼起歌来了。“活了，活了！”大人连忙搬她进屋。链球杆菌没有夺走她的命，却侵蚀了她的心脏，从此夺走她的健康。
我的外婆是云南省首间女子学校——昆华女子学校的第一批中学毕业生。我见过她们的毕业照，每个女学生都梳着高高堆在头顶上的“东洋头”，面上厚厚的脂粉也十分东洋。从大姨妈到八姨，都从昆华女中毕业，个个品学兼优，母亲从来未败落到第三名以下。大姨妈光彩照人，被封为校花；母亲则清秀细腻，惹人怜爱，大家戏称她做“病西施”。
图：1938，昆明大观楼。四世同堂大家庭中的孙媳妇 ( 左一)。
为人妻母
母亲中学毕业后考入云南师范学院，读到二年级，为了陪外公去做县官便缀学了，其后嫁到熊家。熊家是官僚世家，生活方式、家庭关系与苏家大不相同。父亲是长房长孙，母亲变为“孙少奶奶”。有佣人侍候的日子随战乱终结，母亲写字描花的纤纤细手拿起斧子劈煤，洗衣做饭带孩子。她一样哼着京戏，做完一件又一件家务，尽妻子和慈母本份。家中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家大小穿戴利利索索（昆明话叫“板板扎扎”）。每逢星期天，所有的床单、桌布都要换上新的，以迎接可能来到的客人。我小时候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到母亲病倒，由我来当家时，这些礼貌便一概免了。母亲躺在床上，每周仍要指挥我清洁家具，一套紫檀木的茶几、椅子是我的头号敌人。母亲要我把抹布缠在指尖上伸进一个个雕花小孔去除尘。至今我也不明白在灰尘仆仆的小城，母亲怎么可以令她的一双鞋随时保持光洁清爽。一位亲戚多年后看到我粘满泥巴的鞋，摇头笑道：“你妈常说，委琐一顶帽，邋遢一双鞋，哈哈！”
不论做忙忙碌碌的家庭主妇，或是任会计去上班，还是躺在床上的病人，母亲都穿戴整齐，头发、眉毛理得一丝不苟。除了去坐客或去像馆照全家福，母亲都不化妆。粉红色的梳妆台是她陪嫁的嫁妆，印象中从不记得她坐在镜前修饰面容。她美得圣洁而自然，无需打扮。看她年轻时的照片，令人诧异朴素无华的美何以随时代而消逝殆尽。
父母恋爱的细节不得而知。听亲戚说，他们彼此倾慕，再托媒人按正规程序求亲。父亲英俊潇洒，母亲美丽温柔，加之门当户对，算是美满良缘。许多年后当我也到该嫁人的年龄，母亲忠告我说，对方喜欢你，对你体贴，比你喜欢他更重要（中国人说不出口那个“爱”字）。我猜她当初一定十分迷恋父亲，忽略了他的大少爷性格。我虽然记住母亲的教诲，却发现这一信条也不可取。母亲之所以那样以为，是因为她并未亲历过别样的婚姻。
图：1937，昆明大观楼，和美的小家庭。
母亲生下我的哥哥后，又生了两个男孩，都先后夭折。之后诞一女，皮肤似母亲，白里透红，家人称她小苹果。小女孩聪明乖巧，一岁多已能唱整首三民主义国歌。可是不到两岁时患痢疾死了。父母常叹道，要是那时有消炎片她便有救了。七年中相继失去三个孩子，对母亲的打击可想而知。战乱还未结束，生下我来，母亲体弱没有奶水，也找不到奶妈。那时全家疏散住在祖父早年盖在乡下车家壁村别墅里。母亲去附近彝族村寨买羊奶来喂我。我知道这一层是因为尔后记事，不听话时，外婆就笑骂我说：“车家壁□□的羊奶喂大的蛮苗女。”
我出世不到三年，母亲生景泰。母亲的心脏很弱，生小孩都要先签名，因生产死亡自己负责。到我七岁时小弟景和出世，母亲怀孕时曾想过等小孩生下送给她的好朋友，一位不育的表嫂。景和落地，美丽的婴儿引得医生护士一阵哄动，母亲说幸好没答应送他出去。
听一位亲戚说母亲还小产过三次，她自己从未提及。医生早已警告过生小孩对她十分危险，母亲怀孕仍不少于十次。那个时代避孕不是件容易的事，担心怀孕的妇女，每个月都惶恐度日，害怕身体发出怀孕的信号。七个孩子存活四个，是那时婴儿成活率的正常比例。婴儿的死亡率和士兵的伤亡率一样，对于公众、研究者、政治家都不过是些数目字，而对每一个父母，尤其是母亲，失去孩子带来撕心裂肺的痛楚，也将成为尾随他们一生一世的伤心回忆。
幼时印象中的母亲，终日操劳，却随时嘴里哼着京戏或什么歌。哄孩子睡觉，从躺下一直唱到完全睡熟。最常唱的是：“风呀，你要轻轻地吹；鸟呀，你要轻轻地唱，我家小宝宝，就要睡着了。宝宝的眼睛像爸爸，宝宝的嘴巴像妈妈，宝宝的鼻子呀又像爸来，又像妈。睡觉吧，妈妈的好宝宝，天明带你去玩耍，玩耍到你外婆家。”
图：胡杰按前面的照片画了一幅油画， 题名：一个温暖的午后
此刻，妈妈的声音还清晰地响在耳旁，一定是妈妈在天上为我轻唱。
中学音乐课教唱冼星海的《游击队员之歌》“我们都是神枪手……”，老师唱了一遍，我就会了，好生奇怪，才想起这是妈妈哄弟弟睡的一首歌。歌曲明晰的节奏，伴着她的纤手轻轻地、一下下拍在孩子身上，没有一丝战斗气息。
战争，时局艰难，大家庭的风波是非，父亲不时发作的火暴脾气，种种困难，对我们几个躲在母亲羽翼下的孩子都不存在。米不够吃，掺着红薯、洋芋，也好香，好香。我的大脚趾最不听话，老是把鞋尖顶个窟窿。妈妈替我补好，笑盈盈地告诉我说有“补新鞋”穿了。我穿着满院子跑，逢人就伸出脚来叫人家欣赏我的补新鞋。大人说，弟弟出世后，我两岁多就是个乖极了的小姐姐。母亲没时间带我，教会我玩许多独立的游戏。其中一个是将一盒火柴撒满一地，让我用胖乎乎的手指，一根根拾起来，排放到盒子里。
妈妈有一支大漆皮箱，外面是黑的，里面是红的，装着她从嫁人时积攒的好衣服。丝衣罗衫只是作客时穿一下，全都保存得如新的一般。妈妈把它们一件一件都改作我的衣裙，从她手上抱着的小囡到后来上大学的闺女，都穿过母亲改制的新衣，令自己得意，让别人羡慕。
我小时候整天憨吃憨睡，疯跑疯叫，除了患过一场猩红热，没有什么病痛。那时猩红热也很吓人。病快好了，我躺在床上将两只脚高高举起蹬在墙上，自己编了一只歌唱道：我想吃红薯稀饭。这一幕颇像母亲幼时熬过病危的情景。两个弟弟，尤其景泰小时候身体弱，妈妈显然操碎心。景和出痧子，发高烧哭个不停，不能吹风，母亲抱着他，放下四方蚊帐，在床上不停转圈圈走。
天下的母亲，我自己在内，大都为子女的小小不妥过分忧虑。母亲自己身体不好，尤为我们的健康紧张。出一点小毛病，忍不住往坏处想。有一次我从花园里的秋千上跌下，弄痛了大拇指，哭着跑回家。母亲一看，手指跟部肿了一大块，这还得了。带我去看医生，医生要我把另一只手伸出来，又让妈妈把她的双手伸出来，很容易就让我们明白，这一小块凸凸的是肌肉，人皆有之。
现代人已不容易理解那时带小孩操持家务的复杂和巨大的工夫。一日三餐生炉子点火，先得把木柴劈做小条条，架篝火似的架空，再用一条夹有松油的松柴，叫“明子”，点燃伸进去引火，然后把煤块一块块垒上去。这些技巧不是一天两天练得到家的。买来煤块是一大团，要用斧头敲碎。要火着、要火旺，需要不停煽火。竹编的骨架上裱糊薄棉纸做成的火扇，这是损耗最快的厨房用具。煽火也是每个小孩最先学会的家务，等学会左、右手都能控制火扇，就算到家了。被煤烟呛出眼泪，泪迹粘着烟灰弄个花脸在所难免。记得弟弟吃的米粥要先把米浸在水里一天，放在瓦砵里，一只手扶着砵边，另一只手握着也是瓦做的圆砵头，用力把米粒压碎，制成米浆。
鞋子则纯粹是工艺品制作。做鞋面先铺两层新布在外，旧布夹于其中，用稀稀的浆糊粘起来，叫“裱隔薄”。然后画样剪下，再用针线密密麻麻地在鞋尖、鞋跟侧等易磨损处一圈圈缝上。如母亲般手巧的妇女，则施展其心思与技巧，描绘出各式各样鞋头花。母亲为自己绣过一双紫红色缎子花鞋，白羊皮底，放在箱子里从未穿过。“文革”时怕红卫兵说是“四旧”，便连同几对高跟鞋一道扔了。做鞋底功夫更是考人，几层新布上铺几十层旧布（旧衣服、旧床单无一样不被派上用场），中间夹一块“芛叶”，即包在竹芛外面的一层硬而厚的叶子，防水用。每块布事先按鞋底形状剪好，垒到约莫三四公分厚，“纳底”的伟大工程便可开始。粗粗的线穿在“大底针”上，先用锥子穿过布层打洞，针才能引线而过。
麻线如何弄出个细头穿进针眼，又是门手艺。上初中时我边旁坐着个从乡下来的同学。课堂上她不愿将手闲着，于是高高拉起裤脚管，用大腿内侧做垫搓线头。散开麻线，渐进式抽麻丝，再搓结实。技巧之纯熟，常看得我目瞪口呆，顾不上听老师讲课。
图：1944年，外婆家。小女孩的鼻梁，后来总算长出来了。
傻丫头
为什么我一点点也没有遗传到母亲一丝不苟的风格？最强烈的对比是母亲漂亮的蝇头小楷和我那见不得人的“鬼画桃符”。父亲的书法比母亲差多了。他辩解道，写字得自遗传。因为他自小被严父逼迫练字无数，终不成体统，到晚年发现他的字和他从不练字的姐姐几乎一模一样，这便是明证。
母亲则说她的字是练出来的。她的外公曾参与光绪的百日维新，败落后受慈禧审问，不过十七岁，只会讲南蛮话。据说慈禧不耐烦了，下令道“这个小东西说些什么，听不懂，打发几两银子，让他滚回云南去算了”。这一节不知真假，但这位祖外公报效国家心切倒是真的。他把自己的长篇宏图大略写下来，母亲则负责替他誊写，也得几个铜板做零用钱。经年累月，字也练到家了。母亲的字秀丽而有风骨，一如她的为人。她五十年代作会计时，开会的笔记本曾被同事借去作字帖。
我的字丑，也有一个与母亲有关的小故事。我读小学时，假期每天要写一篇小楷，一篇大楷。一放假我的心就野了，开学还早着呢。待到开学的日子屈指可数时，发现就算不吃不睡也做不完暑期作业。幸而家中会写字的女士不少，妈妈、外婆、伯娘都被动员起来，我的重要工作是督点她们，要把字写得像我一样歪歪扭扭，以防老师看出破绽。我的女儿在香港上培正小学时，我觉得小孩花一两小时做功课没有游戏时间太不人道，自告奋勇替她抄书。待到二年级下学期，她便不时提醒我说：“妈妈，你可不可以用点心思写好一点？不然老师一看就知道不是我写的了。”
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常常爬到妈妈的梳妆台上，跪在大圆镜面前看自己胖乎乎的圆脸，有一点点自卑。哥哥常取笑我说胖姑娘嫁不掉。大人说我不是妈妈生的，是妈妈一天早上去倒垃圾，在垃圾堆里捡到的。我也相信。美丽的母亲怎么会生出一个难看的女儿来呢？我在脑子里形成一幅图，看见母亲去捡我的情景。不过倒不在乎，也不太清楚“嫁不掉”是什么意思。通常只是对着镜子里的小胖女孩做个鬼脸，又跑去玩我的了。长大些，曾对着镜子拿妈妈的口红来涂一通，这大概是每个女孩故事中必然的插图。
图：1951，照例，每年到国际照相馆拍全家福。
有三个哥弟的独生女儿，很自然受父母宠爱，但我本人全无得宠的意识，反而很有自知之明，知道我是大家心目中的“傻丫头”。我的傻故事说不完，道不尽，例如五岁时爬上房顶去看小偷昨夜是如何潜入盗窃之类。极聪明的哥哥与弟弟，更显得这个迟迟不开窍的妹妹蠢钝。数十年后我看到外公有诗形容六岁时的我“赋性敏慧，读书能背诵”，得意之情几分钟后就消失了，因为又见到外公形容哥哥是“天才过人”。
我的憨名在家族中众所皆知，就算后来在学校读出名列前茅也洗脱不了。这一点上个年代的人比今天更理智。尤其对中小学生，学校考试成绩未必是评价孩童的头等指标。
约莫五岁时，母亲替我织了一件深绿色的毛线外套，暖和又漂亮。穿上它像是丑小鸭披上夺目的羽衣。那时在院子里的童党中，我最小，人又笨，排名甚底。偶尔被头目派一点差使，都自觉荣光，勇往直前。这一天大家玩“煮饭饭”，昆明话叫“摆馒馒”。我们是办真的酒席，在地上用砖头围成灶，找个半边破铁镬来炒菜。唯一的问题是经费短缺。现成的材料如野荠菜、金雀花都取之不竭，但荤菜就费脑筋了。有人捐出全部财产：一毛钱。我被派去买肉。此刻回忆起来，我才醒悟到那些哥哥姐姐并非信任我而委以重任，恐怕他们都知道一毛钱买不到肉，或许期望卖肉的大婶能施舍这个可怜虫。
当天我穿着讲究的新毛线外套，怎能激起旁人的怜悯心？捏着那一毛钱，从一个肉案走到另一个，挨一番番羞辱。在垂头丧气回家的路上，一个从未谋面的叔叔和蔼可亲地走过来招呼我：“小妹妹，到那里去？”（哦，他知道我的名字“妹妹”！）“毛衣真好看，是妈妈织的吧？”（还知毛衣是妈妈织的！）我把买肉不果的遭遇说给他听，私下盼望他送我一毛钱就够去买一小块肉了。他提议送我回家，说带我抄近路。走到一条小巷里，他说有个什么婶婶住在附近，要我脱下毛线外套，他拿给人家看看，做样子，马上就折回来。毛衣交给他后，等了许久许久，都不见他的影子。我大声叫叔叔，也没人应。等着等着，心有点发慌，决定回家去叫妈妈来找他。妈妈听完我的报告，叹了一口气说：“傻丫头，那是个骗子，他把你的毛衣骗走了。”我大哭，妈妈安慰我。这个故事又成了大家的笑话。那时家里不富裕，毛线是母亲省吃俭用买来的，但大人完全没有责怪我。我伤心了很久，为了失去的毛衣，为了我的愚蠢。
前些年回昆明，我大笑着把女儿忘了考试的故事讲给家人听。大哥的外孙女婷婷正上小学，她大惑不解，找个机会悄悄问我：“你为什么没有骂小姨？”我相信女儿将来也不会为无心之过责怪自己的儿女。父母对我的谅解惠及数代。
因为憨傻，反而多得些宽容，外婆老护着我说：“吉人自有天相，憨人有憨福。”回顾上半生，才明白此话保佑了我一世。除了憨就是野，乱跳乱跳爬树的标记是一对从不完整的膝盖。流血、化脓、结疤，周而复始。要是跌重了，吓哭了，大人会牵我去到现场，一面拍着我的胸口，一面高声替我把吓跑了的魂叫回来：“妹妹、妹妹，三魂七魄回来喽，三魂七魄回来喽！”情况严重时，还要撒米泼酒。这一着其实对安抚小孩很有用，可惜今人已不信魂魄之说。有时玩到天黑，突然想起该回家，该挨骂了，知错已为时太晚。如果看到月亮，我就求它保佑我今晚妈妈不要骂我，或者只轻轻骂几句。我觉得非常灵验，月亮从那个时候便成了我的好朋友，永远倾听我的诉说与祈求。
回忆只能告诉我们留在记忆筛网上的那些事。因为不见了筛子眼中漏下的东西，不能任由回忆去做决论。就我所忆，大人口中的我小时候又笨又傻，又乖，有的方面很大胆，而有些事情上则极胆小。恐怕真实的形象没有这样可爱。我也记得常和景泰“钉钉如磨”，这是昆明话，表示互不相让。打架也是常事。
我上小学高班时，同院住着个五六岁的女孩叫小胖囡。一天她在院子当中耍赖，又哭又跺脚。她母亲喝斥她道：“你怎么了？！”她的脚跺得更响，一边哭一边说：“我学熊姐姐！”要不是这个笑话传下来，我不会记得自己丑品的一面。此刻才想起来，逢人夸我乖，母亲就会说：“你还没见她又哭又跺脚的样子呢！”
图：1945，在昆明郊外车家碧村祖父居所。
外婆家
每个星期天跟妈妈回外婆家，是童年生活中头等大事。整个星期都盼望周末到来，好去外婆家的大花园中玩耍，去吃好东西，去被外公外婆和众多的姨姨宠爱。七姨、八姨正是妙龄少女，五姨六姨已到被人追求的年纪。母亲是众姐妹尊重喜爱的二姐，二姐的孩子也是大家爱屋及乌的对象。我不会走路时，大家争前来抱，我专拣七姨。七姨后来到美国去了，母亲想念七妹时，总学我幼时口吻说：“我要七姨这么抱，我要七姨那么抱。”
印象中外婆家的花园大极了，前后三层。现在回想那个温暖大家庭，芳草碧树，恍如隔世。在童年欢乐与亲情之爱的点染下，好像在外婆家渡过的周末都是阳光普照。门口的紫藤花一串串挂在花架上，沿墙跟的美人蕉四季开花，果实内白白的小粒是我们玩煮饭饭必不可少的鸡蛋。昆明称美人蕉为凤尾花。“娘娘跟着皇帝走，你说是朵什么花？”“我说是朵凤尾花。”酸木瓜花和石榴花虽然火得似红，却不似金凤花一样可以用来染指甲。爬在庭院墙头上的素馨四季飘香，优雅柔和的香味正衬合苏家的姐妹。摆在沿小路石墩上的瓷花盆里高贵昂首的兰花是外公的宠物，不可随便去碰。沿后墙一排枣树，满身荆棘，据说可防止盗贼翻墙。梨树、柿花、银杏被剪得齐齐整整的白腊条枝神秘地围住。缅桂（香港人称白兰花）开花的季节，外婆衣服的斜大襟扣子上，总挂着两朵。一棵老观音柳的树桠是我在花园中的“雅座”。坐上去两只手扶住分叉的树干，身子尽量靠后，两只脚在空中乱荡，嘴里哼着自己编的歌，看白云在树顶上飘过，用它变化的形状去编织我的幻想。
外公在日本时，感染了许多新潮思想，不过那时文化人类学还没有面世，他不知道尊重本土文化才是时尚中的时尚，只一味嫌外婆迷信。家里不许供拜，七月半接祖的鬼节更不能容忍。外婆带着我们一群孩子搞“地下活动”，派外公最宠的明伟表弟去缠住他。众人先去洗澡间举行毕仪式，举着接祖的道具在花园绕一周。参加这类秘密活动的阴谋感最令我们过瘾。外公唯一庆祝的是每年二月廿二的花节。用红纸做成一个个小灯笼，带领我们去到花园中，给一棵棵花、一株株树挂上。
花园里的腊梅不如红梅、白梅般娇艳，但它黄色的小花，气味芬芳、隽久。蜂蜜水泡腊梅花是外婆常年的润肤露。梳洗罢，抹在手上面上，再用刷子沾一点“刨花水”，把头发弄得伏伏贴贴。不知道刨花是什么树的木屑片，一股清香味。我喜欢看外婆梳头，却怕看她裹脚，只有一次好奇心战胜了畏惧，看着她把长长裹脚布一层层拉开现出小脚。除大脚趾外，四个脚趾一排地被压倒贴在脚底板上，畸形得怕人。
外婆与她的同辈不兴化妆，却很重视额头要光洁，不生汗毛，专司“扯头”的女人请到家中。这位“美容师”自己颜面光滑，一并做活招牌。她两只手拉住一条线两端会旋转的木梭子，转动细线，在额部上下来回，嗡嗡作响，把在规划线以下的头发、汗毛拔个清光。我被好奇心驱使冒险伸手拉扯一下，大叫饶命。妇女为美而忍痛，古今中外亦然。
八姨和哥哥同岁，是孩子头，每周都发明不同的游戏。四姨家住前院，小我两岁的明莉表妹是我最亲密的玩伴。明莉上小学一年级作文《我的家庭》写：“我家有六口人，奶奶，爸爸，妈妈，弟弟，表姐和我。”传为佳话。哦，那些亲情都到哪里去了？
外婆家饭菜清淡可口，别具一格，豆腐每餐必不可少。苏家的典型菜式我沿用至今。晚上，一群小孩都盼望迟归的二舅。他一定提着一包宵夜，不是回饼，就是撒琪玛或重油蛋糕。我九岁那年已是回外婆家的尾声。有一回吃过一轮点心，明明看见还剩下一半，大人催我们去睡了，二舅悄悄问我：“你几岁？”“九岁。”“九岁以下的去睡觉！”二舅高声宣布。噢，我爱二舅。
大舅在军中任职，驻东北。三舅中学毕业后考取云南省公费留美生，1945年便远离家乡。公公的书桌一扇半圆推盖永远关着，我常常好奇地想推开看看。公公时时抿着嘴笑，可是有无上的威严，小孩可不敢乱动他的东西。书桌盖顶上一边摆着大舅、公公、二表姨在南京时的合照。二表姨原是复旦的校花，因为在省政府任过科长，附带有过的军衔，五十年代恰恰够判刑送去劳改。另一张照片上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念书的三舅，灿烂的笑容照亮了外公的书房。三个舅舅那时都英俊得像电影明星，姨妈们个个端庄秀丽。母亲教我唱一首歌，一唱便记熟。对我，这首歌永远牵连着对塘子巷外婆家的回忆：“我的家庭真可爱，兄弟姐妹多和睦，父亲母亲都健康，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虽然没有好花园，月季玫瑰常飘香，家啊，家啊，可爱的家……”伴着音乐的是每次我们去按外婆家门口的门铃，应门的惊叫“二姐回来了”，接着一片叽叽喳喳，俏丽的姨姨一个个赶过来，衣裙窸窣。
1948年，大舅、舅妈从东北回乡，为这和谐、温馨欢愉的大家庭生活带来闭幕前的高潮。大舅此时已脱下军装，却未脱年轻军官的潇洒和气派。大舅妈是日本人，身材高挑，说话轻言细语。她笑起来撮着口，不似我们昆明女子张口大笑。长女慧中还在襁褓中，粉红的小圆脸藏在粉红的绒帽里，立即成为所有人的掌上明珠。大舅年少离家，乡音已改，说着纯正的国语，加上他们三人的穿着举止，就像是从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令我们小孩感到好奇又敬畏。
日本媳妇从昆明婆婆和妯娌们那里学会许多新鲜手艺，包粽子、做香肠、腌咸菜。大舅妈至今还对当年与昆明家人相聚的一件件小事、几十位亲戚的声容笑貌记得十分清楚，因为一幕幕亲情故事曾在她脑中一遍遍重温。那时的中国，烽火四处，大舅一家即将弃国远走他乡。对可爱的家庭的赞颂“冬天温暖夏天凉”，也适应于政治气候。大舅走后，外公外婆不放心舅妈携婴儿出远门，让十四岁却十分聪明能干的七姨伴同。那时谁也料不到这一别竟成永诀。1997年，几乎半个世纪后，舅妈、慧中、七姨结伴重返昆明。父母早已安息，故园也找不到一丝痕迹。
一年一度，裁缝师傅请到家中，在厅堂外走廊上搭起台子，替各人缝制一套新衣。每个姨姨都是清一色昆明大道生纱厂“荫当士林布”浅蓝祺袍，外公外婆灰色长衫。裁缝师傅成了苏家的老相织，外婆任他的助手，一边与他闲话家常。
在物尽其用的社会观念下，妇女贡献最大。从中药店“抓”来的药由薄纸包着，红白两间细细的棉线捆住。所有包装物品均不可丢弃。我能派上用的工作便是把棉线死结打开，婆婆将线一圈圈绕好，收在抽屉里待用；包药的纸也要抖干净药屑，平平整整折起来。从淘米水到粪便、垃圾，没有一样是废物。
住在邻村的两兄弟，大张和小张，天天来外婆家收“米缸水”去喂猪，去厕所倒粪、倒垃圾，担回去做肥料。小张十分勤快，从不坐下歇会，打个招呼就走了。大张则总要到厨房来找人聊天，抽竹水烟筒。他胡子拉碴，眼睛随时笑得咪成一条缝。只要大人不撵我，我就坐在小凳上听他摆龙门阵。记得有一次他数落婆婆：“老太太，洗完碗，瓷碗不能摞在土碗上，要不然往后你家姑娘找错婆家呢。”外婆不信他的一套，不晓得后来是否后悔过。现在我还记着老张的教诲，碗柜里不同花色的碗一定要分别摆放了。妈妈说小张不止勤快，又省吃俭用，攒钱买了地，后来被划为富农分子，地被没收了，在村里也抬不起头来。大张当他的贫农，倒分了块好田，还在农会里当了个什么。
到外婆家坐人力车（昆明人称黄包车），妈妈一路自言自语，我只听得出她的“……八妹……爸说……”，后来我当了少年先锋队员，带着红领巾，耻于压迫人力车夫，任凭妈妈怎么劝也不肯坐车。妈妈带着弟弟在车上，我在侧边小跑，一路跟到外婆家。生活中从此掺上政治，外婆家的欢聚也快散场了。外公自杀的早上，二舅慌慌张张来到我家，对妈妈说：“爸不在了。”“不在了？到那里去了？快去找呀！”“爸过世了。”妈妈像条棍子似的应声倒下去。
外公找不回来了，童年最欢乐的时光和那个时代也都一去不复返了。
图：1952，参加工作。
病人的孩子早当家
1952年，母亲去会计学校读了半年，拿了证书，到昆明市卫生局第三门诊部做会计，后来又兼筹划第四门诊部会计业务。病倒后，她一人的工作由三个会计来接任，此时她的单位才知道这位前任会计的价值。而对她来讲，代价实在太大。母亲看起来温良谦让，实际上极为好强。她引以为荣的是做会计的三年中，每年年终核查，没有错过一分钱。她去上班后不久，我们便习惯母亲不回家吃饭，待到天黑了她回到家，用开水泡冷饭，再嚼一小口红糖佐餐，几乎晚晚如此。她一生照料旁人，却无人照顾她。父亲是粗心大意的丈夫，我们是那样的不懂事。
五十年代的大陆，革命烈火余热未散，上班、政治学习，军事化般严谨。母亲过量的工作，过度的责任心，使她羸弱的心脏吃不消，几次在办公室里晕倒。告病假要医生开假条。她的上司恰好是心脏病专家，是一位尽一切可能表现自己的左派。一次母亲晕倒苏醒过来，这位主任医生说：“现在是政治学习时间，你不舒服，可以躺在门诊床上听着。”以母亲的性格，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去求他开一日半日病假。求到这位主任，他总以拒绝为始念。他曾对母亲说，“你的心脏没有大问题，包在我身上。”
大问题出现了。母亲送到医院去抢救，医生告诉她本人和家属，母亲的心脏最多可支持两三年。自我幼年记事起，母亲的病始终像梦魇一样压在我心上。记得第一次她在饭桌上昏到时，我大概只有四岁，吓得魂不附体。母亲病发作时，本来白皙的脸更无一丝血色。早晨我会轻手轻脚走到她床边，担心她已经没有呼吸的恐怖慑住我的心。我定定地看着她，知道母亲早上醒来，总有一颗眼泪从她的眼角流出，看到这粒晨泪，我便心安了。
记得上初中一年级时，一天晚上和同学们在校园里玩追人，大笑大叫之际，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从手指尖升起，我觉得一定是妈妈发病了，立刻跑回家。母亲好端端的，但是那时的感觉不时浮现，追随我一生。直到如今母亲去世已二十多年，我仍然会梦见正在兴高采烈地玩着，突然想起妈妈还躺在床上，我忘了给她弄吃的，于是心忧、自责，急急慌慌跑回家。
最大的震撼发生在我十二岁时。妈妈病发住进医院。那天黄昏，医院的信差来敲门，送来病危通知单。父亲看罢一言不发递给我，上面一个个令我惊恐的字立刻产生生理效应。我开始全身颤抖，不可抑制片刻，一直这样抖着跟随爸爸去到医院。医生护士正在抢救，妈妈带着氧气口罩。她侧过脸来看着我，目不转睛，我知道她对我说：“妹妹，不要怕，我不会死。”
母亲没有死。之后又熬过许许多多次病危抢救，但是从此她就被困在病床上受尽疾病煎熬，躺了十八个春秋。我的童年也就在十二岁那一年结束，自此担任起买菜、做饭、洗衣、管家用钱和许多原来由母亲承担的家务。当然还有照料终年病卧的母亲，同时维持在学校考第一名的虚荣。爸爸一如既往忙于公事，大哥景辉在外省，景泰九岁，景和五岁，他们也都一下懂事了。另一方面，我从母亲那里秉承的不泯童心，大概终生都不会离开我。写到这一页，眼泪没有停过，但是，我要讲的并不是完全一个凄凉的故事。
和心灵手巧的母亲相反，我笨手笨脚不会做、也最怕做家务。母亲常责备我说，叫你做事，口水都说干了你还不动，不如我自己做。分给我的职责例如拖地板，擦窗户，虽老大不情愿，还是要动手。母亲病倒，一下子改变了我整个的生活。除了可以指挥小我三岁的景泰帮帮忙，所有家务都成了我的职责。奇怪的是我没有一丝一毫自怜或怨艾，反而一天天受大小“成就”鼓舞，慢慢发觉自己不完全是一个傻丫头而变得自信了。
记得第一次洗大盆的衣服，坐在井边花了一个下午，衣服擦上肥皂在木头搓板上搓呀擦呀，再从井中一桶桶汲水，一遍遍洗去皂迹。把爸爸、我、两个弟弟一周换下来的衣服洗干净，晾在横穿天井的铁丝上。我一一数点，每一只袜子也算一件，一共洗了十八件。虽然手指被搓板的木棱损伤，又红又痛，那个星期天下午的自豪感，永志难忘。
“憨丫头”、“野丫头”在某些方面又是“小胆胆”，许多稀松平常的事是我的禁区。我不敢擦火柴，不敢打开蛋壳。每天生火做饭，要等景泰来替我擦火柴点燃“明子”。会做的饭菜实在有限，蛋炒饭是仅有的几招之一。有时等景泰不来，抓着圆圆滑滑的鸡蛋，鼓足勇气，闭上眼睛，向碗边敲去，总觉得将会爆破开来，蛋黄蛋白四射。当然这样的事没有发生，慢慢也敢直视全过程，避免因闭目造成的流失。失职的事经常发生，例如在院子里和小朋友玩跳格子（昆明话叫“跳海牌”），到天黑了才想起来还没有去生火烧晚饭。有时煮着饭看小说，焦味充鼻时已不可挽救。米饭不可糟蹋，焦锅巴必须吃下去。一次又发生焦饭事故，我把两个弟弟叫过来，在锅巴上洒点盐，告诉他们大家一齐吃，吃完有“最高的奖赏”。待弟弟索赏时，我大笑着念出正在上映的一部苏联电影的名字：《最高的奖赏是人民的信任》。
那时我们住在父亲任职的昆明市建设局宿舍里。那原是一位国民党军长的官邸，在金汁河旁。一幢两层楼的主房和侧边一排平房里，住了九家人。院子里一大丛竹子，几株桂花，沿墙爬满蔷薇。门前淌过小溪，溪对面和隔壁，花农的园圃围在茉莉、蔷薇形成的篱笆内。母亲病倒的头两年住在医院里，父亲许多时候出差在外，留在家里时也是早出晚归。院子里的各位伯娘婶婶都有了发挥她们同情与教导的对象，她们教会我做菜、腌肉、做咸菜，告诉我什么东西去哪里买。我曾把爸爸收藏的上好酒拿去腌肉，又添了一个妹妹的憨故事。
院子里有位北方大嫂，小孩叫她普妈妈。她的山西乡下话我能猜得出三成。一天我和景泰在擦窗户，她走过来对我们说：“呢亚无瓜，阿瓜吧啦啦。”“好。谢谢您。”我们礼貌地笑着朝她点点头。“呢亚无瓜，阿瓜吧啦啦。”“好。谢谢您。”“我梭拉瓜，你们梯无拉瓜？”“好。谢谢您。”这回可把她逗乐了。原来她是问：“我讲的话，你们听不懂吧？”后来我慢慢习惯了她的口音，跟她学会发面蒸馒头，虽然成功率大概只有百分之五十。
我隔天去医院探望母亲。医院有严格的探访时间，记得那个中秋我带了月饼赶到医院，时间已过不准进入。我坐在门房对面的长凳上，哭个不停。一位医生路过，说情让我进去。我每次去探望妈妈，她都拿出一点医院供病人吃的好东西给我吃，说是她吃不完剩下的，相信是她省下的。看妈妈的主要任务是替她擦洗身体，她一日比一日瘦，我的心也一日日沉下去。大概过了半年，一天正在为妈妈洗脚，我晕倒了。父母决定让我休学一年，家里也请了个人来帮忙。我五岁上小学，比同学们都小一两岁，停一年也没有什么，何况那学期我最倾心的一个男同学刚刚转学到北京，走进教室令我心灰意冷。
图： 1956年，母亲心脏病发作，一病不起。
大约一年半后，母亲的病危期过去，回家来养病。为怕她病发来不及抢救，放了一个巨大的氧气罐在床底下。我们三姐弟先后都学会替妈妈打针。第一次用针头对着瘦骨嶙峋的妈妈扎下去，令我胆战心惊。那时相信打针是必须的，每隔一晚都要注射一次。年复一年，妈妈臀上的一点点肉都硬结了，钢针常被顶曲还是扎不进去。到最后几年要从手臂静脉血管注射针水，这已超出我的限度，那时景和已长大，由他任最高一档的家庭护士。
侍候病人的常规事首先是做吃的。妈妈一点也不挑剔，每晚用牛奶和米粉煮“奶糕”给她吃。我千百遍地问过她：“好吃吗？”母亲不厌其烦地回答我说：“完成任务。”逢周末早上去排队买肉或别的供应品，不只为妈妈，也买全家的食物，大部分东西都要排队。找医生来家看妈妈，去买药，煨中药，都不觉得是苦差。最麻烦的是每天大小便要抬到公共厕所去倒，途中穿过宿舍大院、球场，倒完得洗刷容器。这是十八个三百六十五天中必须做的一件不想做的事。我去上大学的几年，我下乡的四年半，主要都是景和弟弟做。替妈妈洗澡则弟弟不能代劳。我在大学是文工团的舞蹈队长，但从来不会跳社交舞。星期六一下课我就赶回家，要替母亲洗澡，还有一大堆家务等着我去做。我从不觉得有所失，每周末都盼望回家。坐一截公共车，再走半个多小时，脚步总是越走越快。
报考大学时有人劝我学医，我想都不会去想。连和医疗沾边些的营生，对十二岁女孩也很可怖。那时相信胎盘滋补，我先去找医生开证明，然后去产房拎回一个血淋淋的胎盘，在水龙头下一遍一遍冲洗，觉得就要晕过去了。我自然不会告诉妈妈我害怕，也不会告诉她每次替她打针我是如何心跳。
母亲初时还可以在房中走动，记得她曾用一件蓝花绸旗袍改制成我的衬衫。其后再因病危住进医院，两度出院，直到1973年去世，十几年间最多能在精神好时站起来扶着家具走几步。她说自己连劳改犯人都羡慕，因为他们还没有失去走走路的自由。有一次全家人去看电影，照例妈妈一人躺在家中。晚上归来走进家门，妈妈便笑着叫我们去看她的“战绩”：她不开灯，一晚在黑暗中打死了十多个蚊子。此时我已上大学，仿佛才第一次强烈感受到十年来她终日忍受的“监禁”是多么残酷的虐待。
妇道人家
“久病床前无孝子”，久病的母亲却从未令我们厌烦。家中躺着病人，也并没有令我们终日愁眉不展。十八年中，除了因为政治带来的阴云遮住阳光的日子，除了妈妈病痛发作痛苦吟哼的日夜，快乐和欢笑仍是家庭生活的主调。母亲和我大概都因为DNA的缘故，笑神经特别发达，够资格被香港人称为“大笑姑婆”。别人听起来不怎么好笑的事，可以令我们笑个不停。她的一个同事是位军官太太，最热衷向人炫耀其“上等生活”。一天她赴宴回来，报告说菜式如何讲究，“头道菜是冰糖”。“什么？”她重重的外省口音，令我们把“拼盘”误听为“冰糖”。我那天正好去看妈妈，这位阿姨转身走开，我们俩母女笑得人仰马翻，坐公共车回家一路还笑不饱，推开房门再倒到床上大笑。
图：文革时，勉强从病床上坐起来，仍然坐得那么直。
母亲模仿方言的本事很绝妙，来客若操云南某县方言，客人离去，母亲可以惟妙惟肖将客人的腔调再带回来，令众人捧腹。她的心脏太虚弱，要防止自己笑得透不过气来，这常常是个难题。有一次过新年，楼下大礼堂有公司职工业余歌舞表演。母亲已多年没有出房门，忘了是谁出的主意，我们用一张藤椅把妈妈抬下三层楼去看演出，报幕的是位玉溪姑娘。晚上回来妈妈笑得直淌眼泪。有一个杂耍节目叫“两个小伙子摔跤”，用玉溪方言念出来，听起来像是“两个小伙子睡觉”。妈妈模仿得活灵活现，笑到气喘。全家人都一边笑一边互相警告：不能笑了，不能笑了。担心她的心脏病发作。
我小时候会无端端地觉得许多人的举止都很可笑。笑也有带来焦虑的时候。每个星期六学校“过队日”，少先队员先要举行仪式，唱队歌：“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停顿）、承着我们的父兄……”，学歌词时我一定没有专心，而且郭沫若文绉绉的词，对八九岁小孩也太深奥。我一直不明白歌词的意思，以为是“撑着我们的腹胸”，大概是教小孩不应吃撑了，故每次唱到这一句，就要使劲全力忍住不要笑出声来，忍得很辛苦。
母亲从医院回家养病，稍一动便心慌气喘，每天要服用减慢心跳的药“毛地黄”。她大部分时间必须躺着，九岁的景泰自己画图设计，动手用木条、亚麻布替妈妈做了一张躺椅。那时一切令人舒服的家具都不生产，国家还很穷，况且无产阶级革命者不屑于这些奢侈。床褥都是棉絮，无论垫多少层也令几乎二十四小时躺在上面、瘦得皮包骨的妈妈背痛。
有一天，母亲的好朋友伯娘赶来报告，昆明著名的“大德药房”老板家有一张席梦思大床要卖。我立即跟伯娘去到人家家里。这张床又大又舒适，床头的柜子用滑动梭门开关，一看便知是天赐良机。床要卖二百元。我跑回家来，爸爸那时出差在外，弟弟刚刚学会踩单车“鸡心”（小孩不够高，坐不到车垫上，立在单车一侧，把脚从下面伸过去踩另一边的踏板）。我则连车也不会推。于是景泰推着单车，我们一齐去拍卖行，把家中唯一可卖钱的单车卖了一百六十元，忘了又向谁借到四十元，急匆匆去付款把席梦思大床买回家。旁观者眼中，两个小孩走在街上，推着他们心爱的单车去卖钱，场景可悲。其实我和景泰一心想着妈妈这回可以舒舒服服地躺着了，兴奋不已。
母亲躺在这张大床上，直到去世我们搬家数次，就连“文革”时被逼迁，全家挤在一间房里，这张床和躺在上面的母亲始终是全家的中心。我每天放学回来，书包一摔就跳上床去躺在母亲身边，彼此交换新闻。亲戚朋友来访，男的坐在床边椅子上，女的坐到床上。亲近的女客都爱脱了鞋，靠在床上与母亲聊天。也有的困了就躺在母亲身边打个盹。父亲笑说母亲是名符其实的“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从亲友、邻居到子女们的同学，家家的琐事母亲都知道。经常让我吃惊的是她比我还清楚我的同学的家事。有一回她问我的同学，她的两个下乡的弟弟回城没有。这个同学上次来我们家是两三年前的事了，真奇怪她会记得。
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热衷谈论天下大事，动不动指点江山，激扬政治。母亲的关怀在她身边，在于她接触过的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我们家客来客往不断，母亲说“山潮水潮不如人来潮”。那时我觉得母亲病，众人来探访是人情世故，很久后才悟出，大家喜欢来到她的床边是想对她倾诉，感受与她对坐时，不可言传的轻松与宽慰。母亲不喜欢讲自己的病，善于不经意地和对方一道走向他们心中最隐蔽的角落。我和弟弟的好朋友都成了母亲的朋友。我们不在昆明的时候，我们的朋友也成了家中常客。没有客人的晚上，母亲会说“今天晚上好静哟！”她去世前几年，精神已很差，讲话上气不接下气，但访客依旧。
母亲的访客中，有的令我觉得奇奇怪怪。她的一位朋友李家英，患精神分裂症。母亲是她尚肯见面的极少数人之一。这位阿姨虽然也面带笑容，但表情高深莫测，样子像混血儿。我见过她年轻时的照片，一位颇有气质的美人。她来到，视我们小孩如无物，只和母亲一人说话，不停地用一把特制的箝子夹松子，取出松仁。母亲说她这是为了稳定情绪。李家英十四岁便到延安参加革命，据说毛泽东曾摸摸这个漂亮的云南小姑娘的面颊说：“你这么小年纪就到延安来了？”小姑娘在延安长成大姑娘，至于后来怎么疯了就不知道了。李家英回到昆明还是“白色恐怖”抓共产党坐牢的时代，她病发时半夜爬到房顶上高呼“共产党万岁”，她哥哥及我父亲等人只好把她绑架送去乡下藏起来。
织毛衣，做针线，替我们补衣服，母亲一年到头都有做不完的活计。母亲织毛衣，每一针都须绝对平整、匀称，小不如意便拆了重来。她用手缝出的针脚，和机器轧的分不出两样。这些普通女性精致的手工，堪与艺术作品相比，匆匆忙忙的现代人已失去了这份情趣，巧心巧手的巧妇一针一线织出她们的心思与爱意。
白天精神好一点时，母亲便写信。大哥是她写得最多的，“辉儿……”，密密麻麻几页。我的姑妈、大姨、三姨、五姨都在外县或外省，母亲代表昆明的家人负责与她们通讯。与三姨来往的信最长，动辄七八页。妈妈自己戏称“短篇小说”。大舅、三舅、七姨在国外，1973年前音讯不通，母亲对他们思念不曾间断，常在心中与之对谈。亲友都说，你妈是你们家的“箍桶索”。当年的木桶是用一块块木板围成，上下两道“箍桶索”箍住，索子一断，木板便散开。母亲去世后，我才慢慢理解她维系家庭的作用，可惜她的角色已无人可取代。
外婆、妈妈和千万优秀的中外妇女一样，从不追求蝇头微利，蜗角虚名。她们视人生的价值在于有用、有助于穿过人世间有缘相逢的人。母亲病在医院中，外婆曾到我家来住了几个月。说不清何故，她突然成了同院男孩海光的义务家庭教师。也许我们姐弟善于考试拿高分，外婆把她督导小孩的热忱转向老是在及格线上挣扎的海光。外婆对他的关心胜过他忙于工作的父母，天天检查他的功课，让他背书。海光和景泰同岁，是我们的小跟班。约他玩，没有不应的。一次和我玩跳格子，竟然不记得去考试，要外婆代他写信向老师求情。海光每被外婆教导功课，都乖乖地听着，一副知罪告饶的模样后面藏着忍住笑的顽皮。海光后来当了军人，表现很好，被提升为军官。可怜的海光，当年那些没完没了的考试，除了给他带来无穷的烦恼，蹂躏一个小男孩的自尊与自信之外，有何用处？希望一个善良的邻家婆婆的关怀，曾在他心中种下温情的种子。
四十年代末政权交替前夕，经济十分不景气。据说父亲的工资拿到要立即去买米，不然钱因通货膨胀而变成废纸。我记得邻居叔叔教我们用崭新的钞票折纸扇子、纸帽子。小孩子对贫困的认识很模糊，我们一样从早到晚在外面玩。如今印象深的是一位弓腰驼背的老婆婆，背着个筐来我们家前面网球场边捡落叶。她一来，母亲总招呼她进家去，拿些洋芋给她。当时洋芋是我们的一半食粮。母亲的好施从未间断。她自己十分节省，常常念到要“宽与待人，严以待己”，她对宽严的理解显然超过字面原先的含义。“省嘴待客”，也是母亲同辈中许多人待人接物的风格。
图：姐弟三人围着母亲在医院的病床。照片都是父亲拍的。
母亲病倒后，我成了她的亲善大使，主要出访的是母亲的舅舅家，不时送去我们姐弟的旧衣服或几块钱。我的大学同学很多是从小县城来的，过年过节，母亲吩咐我约他们来家里吃饭。有个同学冬天穿着单薄，我问母亲把自己的新毛衣借给她穿好不好，母亲说“当然”。在美国的三舅信奉基督，身体力行，关怀世人，对昆明众多兄弟姐妹尽力照应。他寄钱来给母亲买针药，每收到汇款，母亲都分作八份，平均送给各家。
1949年以前，家道时好时坏。母亲持家的原则是量入为出，“蛇有多粗，洞有多大”。后来父亲的工资一直是家庭收入的唯一来源，直到大哥开始上班。大哥每月寄回二十元，将近他工资的一半。母亲每月都记家用帐，秀丽齐整的字清清楚楚记下一笔笔费用。母亲住院的时间由我记帐，则是乱帐一盘。她病倒后不肯为自己添置新衣，去世后我找不到一件象样的衣服做她的寿衣。她有一条棉裤，里里外外打了几十个补丁。每逢想起她一生为儿为女自己省吃俭用，想到这一条百罗裤，都令我心痛不已。
母亲和大多数母亲无异，对子女的饱暖过于操心。我总是摆不脱母亲的唠叨，我曾对她说：“我伤风感冒不是害怕头痛发热，而是怕你不停地抱怨。”我在努力不重蹈母亲的覆辙，不做唠叨的母亲，但人的天性难移。
外婆晚年身体日渐衰弱，母亲住在医院里，她久久来探望一次，扶着拐杖、蹒蹒跚跚走进病房。外婆中风前最后一次去探望妈妈，两人已很久没见面，母女俩从来都有道不完的家常，这一回却只是相互盯盯地望着，勉强交换一言半语。大概知道这已是永别前的见面，强忍悲痛，尽量把对方的样子深深印入脑中。
外婆病后住在四姨家，不久便过世了。大家都不敢把噩耗告诉母亲，怕她的心脏受不了。每个星期天妈妈照样打发我去看望外婆。上天无路，我通常去新华书店看书，或去看一场电影，把买给外婆的糕饼带回家与弟弟们分享。过了大半年，有一天景泰将外婆的绒帽戴在头上玩，母亲见了顿时脸色变白，问我们道：“婆婆是不是已经去世？你们不用骗我了。”
站在父亲的角度，妻子四十二岁起卧病在床，父亲始终对她忠心不贰；努力工作，担担着养家的职责；勤奋自强，敬业且能干，给儿女作出表率。但为母亲着想，父亲不是个挑剔的男人，也非体贴的丈夫，心情不好时，无端端大发雷霆。雨过天晴，他自己无事一般，母亲则心中耿耿，时时暗自垂泪。
1958年令中国知识分子从此低眉顺眼做人的“反右运动”中，父亲居然躲过横祸，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只被定为“有右派言论”者。此时他是昆明市政建设公司的总工程师兼副经理，政治上不受信任，业务上要他全盘负责，公司上千人，他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如果妈妈知道男人对妻子儿女发脾气解压的心理学解释，恐怕就不会那么难过了。有一回妈妈被爸爸伤透了心，几乎半年不与父亲说话，其后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要我拿去递给爸爸，字字是泪。不知父亲作何感想。
替母亲“扳本”
碰到引我入胜的书，我常拿给母亲看。她读罢《居里夫人传》，最津津乐道的是居里夫人曾跳了一整夜舞，磨穿一双鞋底，以此教训我不可只劳而无娱。另一个母亲喜欢引用的例子，是不愿片刻休息的俄国作家莱蒙托夫。友人评论他道：此人似乎知道他的有生之年将何其短暂，是故一分一秒都不愿虚度。母亲警告我说：“看你一双手抓十条鳝鱼，一分钟也不歇，我怕你也是在赶命。”
母亲的话其实包括着许多朴素的真理，但我听不进去，只相信学校里教的，书本上说的，从小母亲都笑我“将老师的话当圣旨”。我念中学、大学的时代，认为虚度光阴相当于犯罪，“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云南大学座落在翠湖公园边，上大学的五年中，只有一次三八妇女节和同学一道去公园玩过。放寒暑假，第一天的重要任务便是定一个严格的作息时间表，虽然做不到，但从不敢“放纵”自己去消闲。其实那时乱七八糟看了许多书，不求甚解，如鲁迅形容的，让各国马队在头脑中踏上一遍，得益甚少，唯一的收获大概是多少训练出一点自制与自律。
母亲失去健康，体会到人生没有什么比此更可贵。她最不喜欢我晚间准备考试不按时睡觉。“一百分有什么用？”“考第一名为什么？”是她常挂在嘴边的话。
母亲极少板起面孔斥责我，我不依规劝时，她也只是叹气。我有个同学代济敏，是温良恭俭让的化身。我们曾一道在乡下同住半年，例如我说“代济敏，我们去厕所好吗？”（厕所在村子另一头）“好的。”“还是不去了罢？”“好的。”“我又想去了。”“好的。”我回来告诉妈妈，不如我们学代济敏一般彼此千依百顺。晚间我看书过了钟点，妈妈说：“妹妹，关灯睡觉！”
“好的。妈妈，我再看一下可不可以？”
“好的。你看一会就睡吧！”
“好的。我还要再看一阵。”
结果还是学不成，俩人大笑一通。母亲在和我摆家常、聊闲话时，常把她为人处世的信条挂在嘴边，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吃得亏，在一堆”，“一句好话暖三冬”，“以人为善”。当然影响她的子女的不止于她说了什么，而是她一生实践了这些信念。
母亲认为讲谎话是小孩子最大的罪过。我今生记得被罚过一次就因讲谎话，遭母亲重重的训斥，被关到后花园中。那时约四五岁，我坐在草地上哭饱、哭够，走到住在后门的表姨婆家。老人家拿出零食来招待这个小可怜，并牵我回家向母亲赔罪。讲一点于他人无害的假话是不是优点，我不敢说，但确实因为开不了口编诓诓，后来带给我许多麻烦。到上大学以及工作、参加政治学习小组讨论，听旁人不费吹灰之力编大话，我自惭无能，如坐针毡。来到香港这个无须用谎言护身之地，对我是巨大的解放。
并非从未讲过谎话，有两次经验至今记忆犹新。我的干爹有个弟弟，我们叫八叔，一表人材，倾倒众小姐。我的表姨是其中之一。我也喜欢八叔，当然没有性别的含义，主要因为听见他对妈妈说：“嫂嫂，小孩子喜欢吃什么，就表示他们的身体需要什么。”太美了！虽然妈妈没听进去，我倒爱上这条理论，信奉至今，自己的孩子也沾光不少。八叔说他未来媳妇的标准便是我母亲。为了实践理想，他开始去追求六姨。表姨和我们同院住，每星期我从外婆家回来，她就叫我去到她房中，先酬劳一点好吃的，接着就问我有没有听见八叔对六姨说什么。小孩子那里听得到别人的情话？但一周复一周，次次被她款待而无所回报，无功受禄的愧怍令我难以忍受，于是对她说：“我听见八叔说要买一支领针送六姨，问她喜欢什么样的。”永远不要派小孩去打探有关你意中人的情报，连最诚实的小孩也不可靠。
另一次难忘的经历，我连当时的场景，教室的桌椅，老师的表情都不会忘记。那年我有八岁，虚岁已九岁。老师要我报岁数时弄不清虚实，就报了九岁，被选为班上十个红领巾之一。参加了庄严的入队仪式，才知道实岁九岁才够资格，这一个无心之过很令我担心。不久少先队开会，要轮流讲自己戴上红领巾有什么进步。别人讲什么我一概听不见，只忙于脑中上下求索，去求证红领巾除了让我觉得比没有入队的人光荣外还有什么？轮到我时，不知那里来的勇气，让我编造说“妈妈叫我洗碗，我不肯洗，低下头看见红领巾，觉得自己是少先队员，应帮妈妈做事，我就去洗碗了”，教育令儿童失去真诚的，这仅是一例。
母亲和我其实有许多性格迥异之处，有时代的分别，也有女儿对母亲性格的异化。母亲是纤纤作细步的斯文女子，我是大跑大跳的野丫头。有一次我翻出妈妈的一件祺袍穿上，非常合身。高兴地跑到她房间让她看看，急匆匆跨出几步便听到“嚓”一声，祺袍衩口被我的大动作撕开。我们曾住在宿舍的三楼，沿长长的外走廊上住有十家人，妈妈说我上楼她一定听得出来，因为我从来是跑上来而不是走上来。此刻想起来，也想到终日躺在床上的妈妈，静听着户外动静，盼望儿女归来。
妈妈太多忧虑与牵挂，不时悔不当初这般那般，事事必求做到最好。大概为了安慰她，“不怕”两字变成我的口头禅。尤其“文革”当中，听见我自己一天不知说多少遍“不怕”，连我也好笑。人的性格几乎是不能开导的。托尔斯泰说“疾病和后悔是人生的两大痛苦”，母亲受够痛苦的一生，随时提醒我要避免这两个讨命鬼。母亲和我最相似的是我们固执于自己的行为准则，不愿违心去屈从，但又不与人怒目相对，尽量维持和谐。父亲说：“你和你妈一样，不肯做的事就‘软顶着’。”
母亲常说“父母养其身，自己长其志”，她很清楚所处的时代给女人带来的局限，生了大哥后就一直说要生个女儿“扳扳本”，意思是争口气。我生下来，脸上一大块胎记，又憨傻十足，母亲的愿望传为笑谈。大人笑我傻时就说：“你妈说要生女儿替她扳本呢！”稍后长大，也算渐渐不太难看了，逢人曲意讨欢心说她的女儿好看，母亲就添一句：“她皮肤一点不好。”我有时插嘴道：“‘父母长其身’，不关我的事。”但还是觉得很尴尬。日前翻大学时的日记，不止一处说要努力，要为母亲争气。好生奇怪，原来求学时代上进的根源不是共产主义理想，不是当时受的英雄教育，而是我母亲。“自己长其志”也不尽然，我仅有的一点好德性都来自父母，尤其是母亲。
忧患岁月
除了那些勇敢、大无畏者，人凡经历太深的苦难，都不愿再看悲情文学、电影；更不愿去细细嘴咀嚼，孜孜回顾以往，触动内心深处凄惨的一角。但如果我完全避开令人心酸的记忆，跳过十八年来母亲和她的家人沉痛的付出，这篇记述就太不真实了。
母亲生性多愁善感。我常取笑她说，如果十件事中有九件值得高兴，你一定不去想它们，而只心忧忧于令你不开心的一桩。不幸母亲生逢忧患不停的年月。她病倒后两年多，“大跃进”开始了，大家正常的生活秩序完全打乱，学校里取消星期日，晚上一定要进学校上晚自习。我有许多家务和照料母亲的杂事，母亲说我忙得“小头发不沾身”，形容忙得跑来跑去头发都飘了起来。母亲心中为她的病身拖累儿女十分不安，又替我们的身体担心。
发烧一样的社会，体温越升越高，学校也不上课了。学生们连夜“行军”去附近安宁县“大炼钢铁”。我一生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何况还背着行李。走到下半夜，很多时候在半睡半醒的状态，机械而极不舒服地跟跟绊绊。最不堪的时刻是前面看见灯光点点，以为有救了，走到面前原来只是路过的又一个村庄。眼泪自行淌下，同时也惭于自己经不起考验。好些天以后，和一班女生在一起干活，我坦白说“行军”的那夜我哭了，每个人都附和说“我也哭了”，才令我释然许多。在安宁县住了一个多月，接到母亲的来信，这是我第一次离家，也是第一次接母亲的信。母亲在信上说，现在由景和每天替她倒痰盂（即母亲的大小便）。我想象着小小的弟弟捧着痰盂走下三楼、穿过大院的样子，止不住心中的酸楚，于是大哭起来，哭了许久，哭得两手发麻。现在我知道哭久了身体的反应是怎么样的。我小时候常常哭，多半是和景泰打架或有小小伤心事，我喜欢靠在折成四方形的被子上哭，哭着哭着就睡着了，那种感觉真舒服。这一回却是少年人痛惜弟弟，挂念妈妈的眼泪。
我们每天劳动六小时，睡四小时，再劳动六小时，再睡四小时。十多岁的中学生每天做用铁锤将石块打碎的粗重活，很苦很累。大概又因为睡不够，随时想哭。一天在河边洗脚，有个同学说听大人讲大脚趾长的妈先死，二脚趾长的爸先死。我看看自己长长的大脚趾，想到躺在床上的母亲，便哭了起来。七八个女生，有的想起将先去世的妈，有的伤心会早走的爸，大家一齐坐下，失声痛哭。
大跃进之后，便是中国农村的大饥饿，城里人每月每人供应一定数量的米、老蚕豆、菜油，不够吃也饿不死。舅舅托香港友人杨正光先生定期寄猪油罐头给在昆明的亲戚，像是救命甘露。除了整天觉得嘴馋，缺少食物倒不是太难担待。隔壁住着宋伯伯一家，每个星期日天未亮就全家动员起身去排队买什么吃的。我们家的人睡完懒觉起来，一人捧着一本小说“充饥”。母亲最易代入角色，悲惨的书她的心脏受不了。普普通通的一点悲欢离合都会让她眼泪汪汪，伤感数日。
象征营养严重缺乏的水肿病也在城市人中出现了。医生来学校检查，发现两例：校长和我。检查的办法极简单，用大姆指对着肿胀的脚背按下去，一个坑久久不平伏的，便是患者。其实脚背肿得亮光光的，检查已是多余。我们被收容到临时用护士学校改建的医院，主要的药品除维他命丸外，还有人造肉，干香干香的不知如何造出来；糠麸饼，加了一点糖，不易下咽，仍觉得美味；小球藻饮料，令我反胃，就像叫你喝下绿阴阴的一杯脏水。吃饭时煮黄豆任取。我吃饱黄豆，把糠麸饼省下来，每晚偷跑出来，拿回家去给两个弟弟享用。医院就在家附近，倒也方便。那时正值期中考，水肿病住医院不消考试，正中下怀。不过那学期班来了个北京转来的新生，是我的竞争对手。不参加考试也失去和他一争高低的机会，忧喜参半。
历来为子女健康忧心忡忡的母亲，为我的病何等心焦。儿女有病有痛，有艾有怨，都去母亲那里寻求呵护与抚慰。母亲为爱儿的担忧，所受的煎熬却是我当年体会不到的。
十八年中该记的事实在太多太多，令人难忘的大事之一是我考大学，在三百多名毕业生中名列前茅，却因政治原因不被录取。我只知道哭，母亲不停地劝我：“妹妹，怨命喽！”我没有看见妈妈掉泪，一定是她等我睡着才允许自己替爱女伤心。第二年政治风向改变，我考入云南大学。当时一心要报考清华、北大的物理系，事后想到也许是命中注定，要我留在昆明上学，要不然母亲恐怕等不到我大学毕业了。
“文革”几乎给每个家庭带来打击和灾难，我们家也不例外。爸爸首先被关到牛棚，景泰也不在家，我下乡后就只剩母亲和十七岁的景和了。母亲的病已更重，肝脏开始硬化，母亲不时拍拍她因腹水胀大的肚子，笑着说“看我是不是怀孕五个月了？”
图：1967，我到军垦农场之前。
1967年，大学生被送到乡下的军队农场受“再教育”。那时根本不知道何时再能回家，回家时母亲是否健在。我出发的前一晚，和母亲掉头睡在她的大床上。母亲以为我睡熟了，紧紧抱着我的脚，我怕她知道我还醒着，一动也不敢动，直到天明。我们在军队农场田里做活受严格管制，不准回家探亲，我和母亲每周彼此交换一封信，大家都报喜不报忧。约一年后，我实在太挂念母亲。若受天神启示，我一连两天不吃饭，第三个早晨昏倒在床边。管我们的军官准我去县城看病。站在货车车厢上，风迎面吹来，体会到出牢房一般的自由。到县医院，我哀求医生助我回昆明去看母亲。他通情达理地给了我一周的假。我立即坐火车赶回家，妈妈见我瘦得变了样，自然心酸，我还是那句老话“不怕”。
那年母亲见到我初恋的男友，欣慰不已。一切都合符母亲的愿望，最欣赏他对我十分体贴。她甚至说梦中见过此人，从来知道我将遇见的人正是如他一般。欢乐不久变成忧愁。他的家人为了他的事业与政治前途，不同意他去娶一个“社会关系复杂”的女子。我们苦苦挣扎，还是以分手告终。我怕母亲伤心，不愿对她道明真相，只装作一切如旧。几个月后一个静静的下午，母亲对我说：“你从不喝酒，那天喝了许多，我知道你们分手了。”之后补充她一辈子对我说过无数次的那句话：“心有天高，命有纸薄。妹妹，怨命喽！”这以后母亲从未对我提过男朋友、婚嫁这类事。到母亲去世前，我已经三十岁，应了我三岁时大人取笑我的话：“嫁不掉”。亲戚、朋友都替我发愁，或热心张罗，介绍男友，但母亲从来连一句暗示的话也不说。我和她处境两样，却一样心寒。
1971年离开军垦农场，被分配到征江中学教书，此时母亲的病已相当严重，迟迟不成熟的我，也才开始懂得多些体贴母亲。学校离昆明六十公里，离县城五公里。每星期五晚上或星期六我便站到校门的公路上，提着一篮子鸡蛋和别的土产，“堵”顺风货车回昆明。那个时代真安全，或者我的运气太好，从来没出过什么事。当然不是每位司机都会好心停下来。如果他们看得见我含着的眼泪，听得见母女彼此的呼唤声，一定会停车的。可惜不是。经常是一张张车驶过，一次次失望。有时等到天黑定了，只有回去，明天清晨再出来踫运气。我最清楚早晨的阳光是怎样把路边茉莉花上的露水一点点吸干，稻田里的霜花如何化成水。“要是这个星期回不成家，谁替妈妈洗澡？”
生命的最后几年，妈妈受的罪会令一般人只求摆脱躯壳，永远解脱。但是她有一个要活下去的重要动机：我和景泰都在县城工作，昆明病重的母亲是我们有可能获准返回故乡的唯一理由。
多年病卧，她全身的骨骼，肌肉都开始疼痛，病的发作也更频密。夜静人深，她的哼吟令我心揪。十八年来我习惯用一个方法去乞求她减少痛苦。当她每哼一声，我就开始数数“一，二，三，四……”哼第二声又从头数起，一边求上苍让她每次哼吟的间隔拉长，让她的痛苦渐渐缩短，可以安睡。我也不停地搓她的小腿，捏她仅有的一点点肌肉，徒劳地希望缓解她的痛楚。我和两个弟弟，被邻居用来做孝顺的榜样，以教训他们的孩子。不要以为我是标准的孝女。当年为了追求所谓“进步”，体会不到妈妈比那些表现自己“积极”的活动一百倍地需要我，失去许多可以陪伴她的时光，令我终生后悔。
也有可资记录的快乐事件。大哥娶得贤妻，带儿女回来探亲，妈妈一下病除了一半，人也精神了。他们虽走了，天伦之乐的回忆仍伴随母亲，久久不散。1971年，我们被父亲的单位从宿舍赶出来，全家挤到一间借来的房间里。几张床和一张桌子，勉强塞进去，其余家具寄放到亲友家中。这一年姑妈、姑爹从上海来探亲，令母亲大喜过望。所有人睡在一间房里，对久别的亲人何尝不好？姑妈与妈妈很有缘，那个时代关山阻隔相见何其难矣，上次见面已是四十年代初，我尚未出世之时。姑妈姑爹逃难回昆明。日本飞机来炸，有时一天有几次空袭警报，大家要疏散到郊外，称“跑警报”。母亲心脏不好跑不得，姑妈懒动弹，父亲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大概认为昆明炸平了，炮弹也落不到他们头上。别人应警报声撤离，两对年轻夫妇在空城中玩牌作乐，很是开心。姑妈细腰丰臀，她那曲线夸张的旗袍晾在院子里，母亲在上面贴张字条道：“要看大屁股的这里来”，不料这句话尔后报应在她女儿身上。
不能不信命运与人生的巧合。1973年，母亲两大心愿了却了。春天三舅从美国回来探亲，苏家十一姐弟除了在台湾的大舅、美国的七姨，二十八年中首次团聚。同年五月端午母亲的生日，我们邀约了许多亲友同庆。晚饭后我弹三弦为妈妈唱歌，还和她合唱《我的家庭》。多年来首次的欢喜聚会也成了告别仪式。七月我调回昆明，妈妈坐起来连声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终于盼到了”，她心里大概也轻松地说“我终于可以走了”。1973年11月11日，住在我们家的三奶替妈妈煮了酸辣馄饨。我上楼去母亲房中收碗筷，她模仿前些年回来探我们的三岁侄子的语气，用东北话说：“可好吃，可好吃，太好吃了。”不一会二舅来看望她，见她已昏迷。几句欢快的戏语，是母亲一生最后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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