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时进1900年出生于重庆垫江，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班留学美国1926年获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学位。不同于跳龙门的学子，少年董时进离开故乡出外求学时，便立定改良中国农业的志向。他曾到欧洲考察当地农业和土地制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等校教授农业经济，出任过江西省农业院院长，并曾在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职。
董时进始终忠于自己的理想，他后来干脆辞掉公职，回乡办农业。董先生1938年在成都创办《现代农民》，组织农业协进会，推广农业技术，从农民的角度评论时事。月刊和协会一直坚持到1949年。那是个风起云涌的年代，留学归来者，纷纷卷入政治。1945年10月，董时进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但他因为不认同民盟 “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的纲领而退出。他认为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不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而是改良生产技术问题。同时，西方求学的生涯，令他树立了颇为坚定的民主理念。
1947年5月12日，董时进在上海成立中国农民党。成立宣言道：“中国之所以闹到目前这样糟的局面，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
中国农民党侧重于乡村建设，谋求乡村与城市平衡发展，认为造成农村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不是封建地主剥削制度，而是政治混乱，法纪不存，贪官污吏肆意掠夺农民，即所谓的“政治剥削”。一方面要求实行法制，惩处贪官污吏；另一方面主张在保留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依靠政府进行改良，通过扶植自耕农经济来缓和农村社会矛盾，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
1949年12月，董时进上书毛泽东，劝阻土改。他“迂腐”的观点不关政治，只是一个农业经济学家对中国土地问题的建言：中国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应当节制生育、优生优育，同时发展其他产业，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势必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中国工业化。平分土地也会导致土地细化，难实行机械化，且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长远投资缺乏热忱，土地将退化。再者，土地改革后，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赋税，将给国家税收带来困难。
董时进六十年前的见解，经过历史的考验，读《两户人家》令我们理解他对中国农业和农村政策先知一般的远见从何而来。上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而致力于社会改革或革命的知识分子中，几乎没有人像董时进一样生长在农村，到西方研习农业经济，再回国事农，兼备理论和实践，对农村有深入了解的人。
他在开篇表明，“本故事上的人名和地名，一概是虚构或借用”。故事发生在四川垫江县，那是董先生的故乡。笔者再三向董先生后人求证，本书所有人物，无一杜撰，记载之年份以及情节，都基于真实。主人翁三个弟弟及子女的经历，均有据可查。董先生是书中的“可生”，他的经历与董时进完全吻合；“可法”乃弟弟董时光。韩战爆发，他在美国因亲共被驱逐出境，回到中国，后成右派，死在劳改营。有理由相信，本书为董先生的家族史，亦是他的自传。
董时进在后来的著作中强调，在中国，封地或土地世袭的封建制度，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租赁基于双方自愿，土地拥有者中绝大多数是靠勤劳和善于经营起家的，如百姓所言，“富不过三代”。地主不是一个阶级，“有恒产”的传统令工农兵学商各阶层的人购买土地出租；这和存款，买股票是同样道理。
拥有土地不是犯罪，绝不等同少数用不法手段夺取土地的罪人。勤劳致富的土地拥有者，应当受到尊重。他们的财产和土地不可侵犯，富裕农民不应当被羞辱，被残酷地斗争。中国历代优秀人才，大多来自地富家庭。地主中有为富不仁的，但只是少数，地主耕作为生的情况普遍存在。自耕农刻苦勤奋，目标是成为富农或地主，失去这一目标，农民缺乏动力。
他的观点在《两户人家》中都有生动的故事佐证。这“两户人家”，即董的父辈两弟兄家的兴衰史，在风雨飘摇的动荡时代，代表了勤劳致富的朴素真理，告诉我们一个不能以阶级论是非的农村。
叙事始于19世纪中叶，作者的祖母，带着三个孩子的寡妇章氏，克勤克俭，善于经营，置田买地，渐自将日子过出来了。书中描绘的细节，将概念演绎为历史的真实。“细娃望过年，大人望买田”，那时还是细娃的董时进的父亲，睁大眼睛看着母亲买田的“仪式”，“当契约写好，念过，大家签押之后，照例说句，恭喜你们子子孙孙永远管业。三个孩子都感动得眼泪长流”。
庄稼人的梦想不限于土地，尤其年轻人，志向在读书。董的父亲进了当地秀才设的私馆念书。在亲人眼中，他“由一个乡童逐渐蜕变成一个儒生模样”。正当他踌躇满志时，年过四十的母亲将他召回料理家务和田土。未曾多读书，他终身引以为恨，寄望下一代补救。书开篇的伏笔，延伸到他后来为儿子求学，在村里策划奔走，促成私塾，到不惜代价送儿子进省城，后远赴上海求学，到他倾家产送儿子留学美国，感人地刻画出一个农民对教育的追求，推进这个民族走向现代。
乡村人际关系的描写，是这本书的精华所在。富农和佃农的关系，常常出乎我们的想象。儿子满周岁，抓周抓到笔杆，让主人大为高兴，他跑出门，看见在翻晒谷子的长工，大声喊道：“老陈，我的儿子将来要做官，那时候你不必在大太阳下晒谷子，也无须在寒冬天气犁水田。你可以在衙门里面做一个跟班”，老陈不买他的账。他“懒洋洋地答道，‘等他做了官的时候，我早已经埋了烂了。’又告诫他的东家‘不要把锅盖太揭开早了，当心敝了气’。”
忠心、智慧的老陈，饥荒将到未到时，见女主人在米饭中掺红苕。他“面有不怿之色，道，‘老板娘，你的谷子不是可以吃到下年收割时候吗？何必这般节省呢？’”书中写到一位佃农对外出挑烟土挣钱，“地主”好生寂寞，终于盼到他归来。“邱大汉滔滔不绝，正绪听得津津有味。他们一边谈，一边吃，一边喝，直到半夜之后，没有一人显得疲倦”。
该书展现了跨越一个世纪的农村社会图景。在勤劳致富、农而商的主线索外，对天灾人祸、土匪来袭、赌博败家、民国革命等的记载，均都从农民的切身体验来描绘，令人耳目一新。对各种民俗，例如分家、击鼓伸冤等生动的记录，仿佛将读者带入时光隧道。百年前，四川乡村里，孝道既是给人看，也是儿女的真性情。董的父亲正绪丧母后，在墓边搭了一个篾棚，守墓七七四十九天。道场做完，两弟兄要在阳世为母亲留纪念，扬声名，立节孝碑。
“这桩事情，必须向县衙门申请，转成都总督衙门，向北京请皇帝圣旨，方能举办，需要时间至少数年”，事情数年后终于办妥，书中详尽的描写，为中国民间文化留下重要的注释。例如垫江初通邮政，“写信的人很少，邮件运输一概是人挑步行，两个轻细的包裹担在肩上跑步走，行人遇到都得让路”。全书都是普通农人的故事，也触及官场的污糟、无能，官匪勾结。
回忆录的成败，作者对细节的记忆至关重要。《两户人家》对四川农村各种节庆，婚嫁丧葬仪式的记载，都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记录。书中记载了许多民间歌谣，例如送财神，“一进财门大打开，四福天官送财来；一送千年宝，二送万年财，三送三吉利，四送四发财，五送五子登科早，六送状元题金榜，七送天上七姐妹，八送神仙过海来，九送状元打红伞，十送状元转回来，十一送摇钱树，十二送聚宝坪。日落金，夜落银，初一起来捡四两，初二起来捡板金，初三初四不去捡，秤称银子斗量金。滚进不滚出，滚一大堂屋。”作书时董先生已年过70，去国数十载，想必对童年往事一念再念，才会记得如此清楚。有两章对村民自办私塾描写，温馨有趣，好笑之极。
董时进笔触谦和，在书中隐姓埋名，读者不难猜到是谁在为董家做传。他自出世便充满灵性，儿时就表现出对人情世故的感悟，对生灵万物崇敬。作者青少年时代最密切的朋友，是替他家一生劳作的一头牛。对此，他另外一本小书《阿宝护牛记》，有更为详尽地描写。他在大学时代就对学习美国先进农业，农业机械有所保留，其精辟见解，今天读来字字珠玑：“中国农业乃是中国环境的产物，是整个社会和经济解构的一部分，是历代经验演变出来的成绩。要使农业方法和农业用具发生重大改变，必须市场、运输、工商业，以及土地与人口的比率等，都有改变，才能办到。”他后来反对实施土改，以至于对其它政党的农村政策失望，自创中国农民党，都基于他对农村与其它知识分子不同的见解。
作者在描写旧的风俗习惯时，并无站在道德至高点的鞭笞、批判态度。他记述了以生命来反叛包办婚姻的年轻人惨烈的故事，也写出他自己在内的同辈“为父母娶媳妇”乐天安命的心理。作者带着深深的敬意，由衷的佩服，描写了多位农村妇女，尤其祖母章氏，母亲熊氏。本书所有人都用化名，只有作者的母亲保留了真姓氏。
董先生的文字简洁、传神，“节令甫入仲秋，包家寨已呈冬意。寨墙上立着三个小娃，他们消瘦的身体，被棉袄衬托成肥胖，他们苍白的面庞，被寒风染成紫红”，“饿死的人好似一阵烈风袭来，树叶纷纷坠地，路边，街上，庙门口，到处是死尸”。书中佳句处处，风格独特，不落窠臼。
钱穆先生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被看成是对中国乡土文化精髓的最佳阐释。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对20世纪初农村社会的描述，被中外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视为经典，一再引用。《两户人家》，无论对同时期中国农民的生计、社会关系、民风民俗、官民冲突和地方管治，社会动乱，农民的生老病死，婚姻和妇女地位等等，都有详尽的、从农民自身视角的描绘，堪与迄今看到的名著比美，是了解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中的中国农村必读之书。八十年代初在台湾出版后，曾获甚高评价。三十年后，这部书终于被学林出版社的编辑慧眼见到，得以在大陆出版。
董时进出版了多本专著，如《农业经济学》《农民与国家》《国防与农业》《农村合作社》《粮食与人口》《农人日记》，以及《食料与人口》《农村合作》等书，还出过两本英文著作。他于1950年离开大陆，辗转香港、台湾，后赴美定居，常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挂职研究。1984年在美辞世。他留下遗嘱，将政府发还的农场及房产作价款全数捐给西南农业大学，设立“董氏奖”，鼓励年轻人从事农业科学研究。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寻求救国富民之道忧心忡忡，不少理想主义者以为中国可以靠某种主义得救。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读几本小册子，听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很容易迷上某种主义，将之奉为真理；而研究问题则须具备多年积累的专业知识，还需要付诸社会实践。遍地哀鸿的年代，知识分子没有那个耐心。
在当年的农业大国中，董时进是极少有学识和经验，了解农村，兼备中国文化和国际潮流视野，又恪守理性常识的人才。可惜他的真知灼见，淹没在高昂的革命口号声中。看到土改横祸不能制止，董痛心疾首，却并不气馁。“民主自由本是难得而可贵的宝贝，不是俯拾即是的芥末。为它而奋斗，是很值得的。一生追求不到，还有下一代，最后总是可以获得的” 。
熊景明，1943年出生于昆明，1979年移民香港。1988–2007年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工作，其间参与多项中国大陆的农村扶贫项目，并编撰数本中国研究论文集。近年从事民间历史写作、推广、资料收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