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中国研究中心，只有一个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财新《中国改革》 特约作者 熊景明 口述 记者 刘芳 采访整理
从事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海内外学者，大概少有人不知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
中心被学者称为中国研究的“麦加”。2004年，在庆祝中心成立4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在开幕式上的演讲中，开篇即感叹：“没有这个中心的话，当代中国研究当何以进行？整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如果不是来到香港，得到中心的支持，我们何以了解当时中国人每天的生活？”
拥有这样感慨的学者远不止他一人。尤其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中心着重邀请大陆学者前去访问，今天内地许多大名鼎鼎的优秀学者几乎被“一网打尽”。担任助理主任已20年的熊景明，将其中一些学者称为“国宝”。而她自己，则因独到的学术眼光和专注的职业精神，被来访的学者朋友们戏称为“熊猫饲养员”“学术媒人”。
——编者
中国研究学者的必到之处
中心于1963年成立于香港，在西方学者不能进入中国大陆的年代，大陆好像被帘幕遮着，而香港是最靠近它的地方，可以听闻帘幕内漏出来的点滴信息。中心的本意是为海外做中国大陆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个学术基地，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作为汉学家的前港督卫奕信，早年都曾经是中心的常客。
中心成立之初，由学者们四处奔走，找这样那样的基金会支持，到了上世纪70年代，美国学术团体协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成了中心的主管单位。这个协会本身没什么钱，所以中心每年最困难的依然是筹集经费。1983年，职员中有中心关闭或搬到美国的传言。有一回，香港大学来人丈量房子，据说他们要资料不要人，我们心中忐忑。直到1988年，终于由香港中文大学接管了。
很多人问，你们为什么叫“服务中心”，怪怪的；为什么不叫中国研究中心？中心的主任关信基教授回答得很巧妙：“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中国研究中心，只有一个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有人希望它变成研究中心，我自己并不以为需要改变它一贯的职能。
中心的优势是存有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段时期的大量资料。这30年在中国历史上很重要。中国这么大，要做的事无穷尽。我们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去收集 （也在老天保佑下），使之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如果它成为世界上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必到之地，就很可以了。至于中心做出了什么贡献，只能留给后人评说。
中心资料收藏的定位是第一手资料，以报刊杂志为主。最初搜集比较多的是《人民日报》《瞭望》《红旗》这些能从大陆出来的报刊，也有驻香港的美国领事馆组织翻译成英文的一部分大陆报刊。当时，香港还有一个“友联研究所”，做大陆报刊的剪报。“友联”离我们不远，中心图书馆负责去借阅来访学者需要的剪报，每月支付几千元借阅费。“文革”期间省、市级的报纸都禁止流入香港，他们的剪报范围也有限。
到1986年，有了突破性变化。中国报刊进出口公司在全国各地搜罗到一套完整的报纸，从省级到部委级，大部分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有的甚至从1949年起。中心把这套报纸买了过来，一下子就有了很强的基础。“友联”的剪报也不再重要了。
这里有个小故事。据说这套资料最后有两个买家，另一家是日本的图书馆。卖的单位说，香港是中国人的，给他们好。记得要价是五万美金，不算多，但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
建设一个图书馆，总是要去发现新的东西。看到其他地方都没有完整的报纸收藏，就设法将它补齐，最多的时候中心有200多份报纸。现在虽然很多报纸有网络版，我们还是会收集某些原件，比如各地法制报。杂志最多的时候有2000多种。其中有一些杂志很短命，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有些是所谓“内部发行”的，但是，这本身就是历史。再后来是统计年鉴、年鉴。后来，海外和台湾图书馆都十分注重这类出版物，但中心则大大领先。
地方资料的收藏亦是中心的特色，说到这个要忍不住自夸一下。80年代后期，大陆开始出版县志，我们闻风而动，到目前，中心的收藏超过任何一家，包括国家图书馆。这里拥有同类机构无法比拟的丰富资料，比如，中国2882个县中2800个县的县志，大量鲜为人知的专业志，数千种由省到村一级的地方志；840余种中央、省、市、乃至县级的年鉴、统计年鉴及各行业年鉴（大部分都始于创刊号）；50年代初以来中央及省级的报纸……
很多东西是“过了此山无鸟叫”，错过之后就再也没有了，尤其有些出版物印数不多。在中心的馆藏中，有一部分只发行了几百册。中国的变化，令人目不暇接，资讯时代对图书馆提出挑战。中心尽量跟上，但限于物力财力，也只能有所取舍。从2005年起，中心开始收集内地制作的反映社会现实的纪录片，并代理海外学术机构的发行。90年代末开始和一批美国学者合作，制作的“文革资料库”现在有五千多万字，并出了网络版。随后又发行了“反右运动”数据库。
农村研究也形成了中心的一个特色。这里面有点个人的因素。比如我之前的负责人是研究西藏的，有关西藏的资料就比较全。我自己有农村研究的背景，更直接的原因是我从1988年开始，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掉进一个伟大的陷阱”，每年有一两个月到内地参加国际扶贫援助项目工作，有点“利用职权”吧。听说在农民税收全免的政策上，中心曾经起到直接的作用。我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做自己喜欢的工作，等于一天也不用工作
我1979年7月27日到香港，女儿刚九个月大。几个月后，我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是中国农村研究的著名学者，现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Jean Oi（戴慕珍）刊登的。她当时正做博士论文研究，设法访问了解大陆农村的人。我在云南农村教过三年书，就去应征。
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采访内地移民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当时看到的中国研究论著，有的甚至说“延安道路”为第三世界指出方向。芝加哥大学还有一个研究“大寨精神” 的庞大计划。刚刚经历过“文革”，出去后感觉外面对中国误解太多。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或者说有冲动把真相讲出来。
几个晚间的访问之后，我成了Jean Oi的研究助理，她后来开玩笑说，我是她“发现”的。我与中心的缘分的确因她而起。她1980年回美国，我被另外的学者“接管”。到1982年，成为中心半个雇员，做图书馆助理，另外一半时间仍替学者做研究助理。
记得刚接触中心的时候，我还不了解香港的制度。那时，每天从下午的两点钟做到晚上的十点钟，晚饭时他们叫我去，我觉得我应该连续工作八小时啊，如果去吃饭，不就做不够八小时了吗？我就说你们给我带一个汉堡包来。结果他们都以为我是太喜欢吃汉堡包了，给我起了个名字Ms. Hamburg。
到中心的学者喜欢到图书馆来和我聊大陆的事，开始学者都和我讲中文，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开口讲英文。“哎呀，原来你是北京派来的间谍，一直装成不懂英文。”我也玩笑回应：“对了，现在我发现你们对中国很友善，不必伪装了。”我的确看到，这些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都对中华文化很有兴趣，喜欢中国人。据说研究俄国的学者则有别样的初衷。
1983年，中心经费困难，听说中心要关门，我就开始找工作，到中文大学当代亚洲研究中心做了五年中国农村研究和法律研究。1988年，香港中大接管了服务中心，我去申请中心助理主任的时候，很没信心，我没有博士学位，又是从云南过来的。一直到面试的前一天晚上，我突然觉得，这个工作就是我的。其他人都希望来利用这里的资料，而我是要来建设它，也知道如何建设。
有句话说，如果你找到了喜欢做的工作，就等于一天也不用工作。我是云南人，本身就好客，喜欢把认识的朋友介绍给别人。一直到现在也是，谁说他做什么研究，我就会告诉他还有谁也做这个研究，赶快联系一下。更为幸运的是，到中心前后，我遇到了好上司关信基教授。
我在当代亚洲研究中心的时候，关教授是主任，是我的上司。到中心后，他还是我的上司。他让我领略了香港人办事的方式，行文的风格。记得有一次有人提出一个要求，我们暂时做不到，我在信里给了对方一个承诺。关教授告诉我说，不要给任何承诺，等到你能做到再说。他是相当低调的人，很稳重。我们两人的性格恰恰相反，他讲话深思熟虑，我往往脱口而出。有时候，我们中心有重要的访客，人家问他问题，我觉得他讲得好慢，就会忍不住接过来说。后来，他明白我的不可救药，开头讲两句，就说，以下让Jean向你介绍……很多人会觉得你太抢风头了，心里不舒服。我遇到这样的上司真是很难得。
1993年，中心搬迁到现在的地方，田家炳楼八、九层。我和关教授共用一间很大的办公室，虽然他平时不怎么来，但他是主任，按中大的惯例，我替他挑了一张大大的办公桌，给自己一个小的。他走进来，立刻说，你用大的，小的给我。我将大桌子后的大班椅搬过去给他。来客人，我就说，坐大班椅的是领导， 这叫“第一把交椅”。
我64岁退休。中心规定是60岁，我因为是在行政位置，延期两次，已经破例了。
2007年夏天退休后，我和林达一道做“民间历史”项目。她负责网站部分，我主要负责图书收集。建立民间历史档案库的想法，始于2005年。那时，陆续有人将他们的书稿寄来给我们收藏，或者希望我们帮忙在香港出版。有的作者来信说，一生受尽磨难，原来就是上苍要他见证并记录这段历史。我觉得这些东西捧在手里太沉重。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死后留给这个世界的，除了骨灰还有一个故事。我在《家在云之南》这本书里写爸爸妈妈，会觉得写下来就把他们留在了世界上，不写就没有了。但是，出版社比较有兴趣的多是名人的书，作家啊，官员啊，一个徐志摩大概有七八本传记。我们非常希望收集普通人的传记，包括文稿和自费出版的回忆——我特别希望通过这个访谈传达这个信息。
不是研究，而是促进研究
从到中心起，我就有一个明确的观念，中心最主要的服务对象应该是大陆学者。为此，我们写了许多申请和报告，但都没有成功。好在香港有一个机制，每年剩余的研究经费供大家投标。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得到了这一资助，拿来做两个用途：一是建立中国研究数据库，二是邀请大陆学者。
大陆学者访问计划一开始就很成功。第一位请的是秦晖，后来开玩笑说他是001号。这些学者当时还都声名不显，后来都在各自领域表现出色。最近去成都，发现我们当时请的学者，有当上川大副校长的，有成了社科院副院长的，都是“货真价实”的学者。我似乎可以自恋地说，自己很有眼光，但实际上冥冥之中自有主宰。
那时，大陆学者的圈子不算太大，选择的方法主要是看他们的研究。那会儿最好的刊物就那么几份，比如，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二十一世纪》，是内地优秀学者争相亮相的舞台。请何清涟，就因为看到她在《二十一世纪》上的一个小书评，想法很深刻。当时她在《深圳法制报》工作，就写信去邀请，她的成名作《现代化的陷阱》当时还没有面市。多年后请章诒和时，她的书也还未出版，否则，我们大概也请不到她了。请曹锦清，是看了他写的《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一本极为难得的“民俗史”。后来他写《黄河边的中国》有那么大反响，我有点吃惊。
我们邀请的标准很清楚，除了看他们的研究成果外，注重挑选做实证研究的学者；此外，表现出社会关怀的学者比较受青睐。西方学术界很强调价值中立，中国文化认为学术是天下之公器，要为社会服务。到2000年后，内地学者出国的机会多了，我们希望邀请外出机会相对少的省一级学者。
中心是学术服务机构，对所有学者敞开大门，不问左右，不问立场和思想倾向，而且“左”与“右”也是到了2000年中期以后才比较明显。因为注重邀请做实证研究者，结果农村研究方面有左派学者，其他方面自由派学者比较多。
我记得北京大学的印红标来中心午餐研讨会讲“文革”期间武斗的兴起，他的表述十分清楚：有人在运动群众，通过群众的武斗达到在权力斗争中取胜的目的。有一位中大的博士生站起来，说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这位年轻学者认为“文革”的兴起，是中国政府各层被走资派把持，最高领袖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很明智地绕过这些当权派，直接发动群众。运动没有成功，走资派又坐回原位，现在正将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逻辑简直“完美”得不得了，你却不知道怎么跟他对话好。没有对历史真相的了解，没有对错误的反省，“左”“右”永远纠缠不清。
中国人羡慕别国相对完善的制度，不过，对于做学问或者社会改革者来说，今天中国给学者们的空间，几乎是前所未有的。海外学者虽然一直享有学术自由，但是获取资料并不自由。在受到很大局限的状况下，有些人依然写出大部头的历史专著，早期海外研究者做的很多东西是中国大陆做不到的，比如台湾学者陈永发对延安的研究。大陆一个很大的突破是南京大学高华教授的研究，他用的全部是公开发表的资料，梳扒历史的功夫及力透纸背的写作让人敬佩。他之后，相继出现一批具有独立意识而且功夫精到的历史学家，沈志华、杨奎松、韩钢……你跟这些人谈共和国史，就感到历史在他们脑袋中活起来了，甚至每一月每一天发生的事情，宛如一幅幅画面。
我一直说我只是个图书馆员。学者来了以后，我通常带他们去参观，许多人会说，就像小孩子走进糖果店里，高兴得要命。你可以想象，和学者分享找到“寻遍天下无觅处”的资料的那份喜悦，多么令人开心。也有的人看完之后说，“我想哭。”几经辛苦到北京等等地方走了一大圈，好不容易才找到的资料，原来都整整齐齐排放在这里。
我们做的很多事情是促进研究，而不是自己去研究什么。当然，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缺少的，就算没有服务中心，我相信中国研究也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只是因为这个中心，有一批人走得快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