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走访云南山村
第一次前往这座云贵高原上的山村，是一九八八年四月中旬。正值麦收季节，农民把柏油马路当成临时的打麦场，一捆捆小麦棋铺在路当中，来往的汽车正好利用来替小麦脱粒。无畏的农妇站在路上适当的位置，迫使为避开她们的车轮刚好压在麦穗上。驾驶员边驶边骂，我们则不断请他把车再开慢些。
抵达云南中部某县城的当天下午，天气和暖，海拔二千三百米，空气清爽的原野上，蓝天、白云、红土、金色的麦田在初夏的阳光下色彩鲜艳夺目。次日，天转阴，气温骤降十多度，冷风嗖嗖。越野车在村口停下，一羣村童闻声涌来。虽然并非初次看见衣裳褴褛，满面污垢，明显营养不良的儿童，总不忍对他们细看，不忍把相机的镜头对准他们。环顾这座有一百五十二户人家的村落，密密麻麻联成一片，尽是新盖的木柱土墙两层楼院。
村长家庭院宽敞，不见花木，院中却有一块圆形的水泥场院，他家显然不用去马路上晒打小麦了。室内光线很暗，角落上一个坑里燃着煤火，是云南乡下最常见的"火塘"。没有烟囱，煤烟弥漫，把这才盖起两年的新房子熏得一片灰黑。
主客围火塘坐下。比起受冻来，烟熏也就不算什么了。在座的还有村长的妻子，八十八高龄的老母和一个当"赤脚医生"的儿子。村长五十岁左右，身材不高，挺壮实，谈吐自信而风趣。不知是因为陪同干部和翻译都不在场，还是他生性使然，谈话直言无忌。
"现在好多喽，最起码不饿肚皮啦，别的也就说不成了。分田到户前每天工分值三、五角，一年只有半年粮；现在嘛，富的富，穷的穷，你问平均收入就难说了，你们从别村所听来的那些数字都是假的，空数字。打个比方说，八五年县上派来'增百致富'工作队，要帮助每家增加一百元现金收入，达不到不准回去。他们来村里召开了几次会，也没有到哪家去访问过，只是要文书凑数字，是的不是的都算成收入，这样家家都'增百'了，纸上增百。"
"村里一百五十二家，日子过得比较好的有十来户。什么样的人富？自然是家底厚的，像原先当干部的，大集体时候就捞了一把，有权就有钱，八二年分田时又得了好田地。"此外就是有技术的，木匠、石匠，这些年家家盖房子，手艺人吃香。不过光有技术还得和上面的人有关系。八五年以前，县上无息贷款，很容易就发了。
"专业户有两家。一家放着一羣羊，又会木活，又与人合伙酿酒，家里劳动力也多。怎么当上养羊专业户的？分田时，队上原来的一羣卖给他，钱是信用社贷的低息贷款。为什么挑中他？工作组决定的。""另一户是外县迁来的，上过高小，有文化，胆子大、见识广。父亲在县上当干部，一个月拿八十多元。他和上面说的那家一齐酿酒，又当包工头，组织本村和邻村的男人去县城、省城，替人家包工程盖房子。村里算他家是首户。唯一盖得起砖房的。"
"村子里穷户算起来恐怕有四十来家，穷得连盐巴也买不起的大约有二十来家。这几年穷的越来越穷。不奇怪呀，人穷肚子吃不饱，哪有力气'盘'庄稼；田地打整得没有人家好，这还是其次。主要是现在种田越来越依靠化肥，化肥一年比一年贵，人穷买不起，化肥施不够，田地不产粮。就算碰到好收成，粮价这么低，卖公粮和余粮得那几文钱，也不够买化肥。何况买平价化肥也要有关系，穷户哪儿去找关系？"
"贷款买化肥？按政策，信用社贷款第一条看有没有偿还能力，还要找人做保，穷人也贷不到款，许多本来就欠款户。有些人穷是过日子没有计划，不会打算；有些是人懒。不过一穷下来，想翻身就难啦。"
"也有困难户是因为人多地少。八二年分田地，县上派干部来，加上大队、小队干部，三级组成工作队。将田地按好、中、差划成小块小块的。不论大小，按人头分。(干部不消说分到好的)说是说三年小调整，十五年大调整，不过这些年也没有动过。儿子娶媳妇，就算要本村的，女方也不能把她的一份田地带过来。"
在座的一个来自邻村的农民插话道："我家是最倒霉的，十一口人中有六个'黑人'。分田时，三个儿子都没成亲，全家分得五份。现在多了三个媳妇，又添了三个孙，都没有田，没有地，公余粮却不减，怎么够吃？我们老农民，有什么法子？等着政府下政策啦。听人家说要把田收回去，分给种田能手。谁知道呢，反正上面说怎么办就只有怎么办。"
村长接着说："我这个村长是上面指定的，三年一换。现在没有人想干村长，每个月得十八块补贴，集体一无钱，二无权，村长尽做吃力不讨好的事，不过集体的事总得有人做呀。"
"例如集体的山林分到户，破坏很厉害，现在我订下规矩：每户派一个人守山十天。砍树枝的罚一元，砍成材树的罚一百元。抓住贼的守林人得罚款的七成，另三成归公。守林人失职，树被偷砍走的，要交罚款的七成。从此以后，山林才算保住了。除了罚款，我们也教育村里人，为了村子的风水，为了祖国的绿化，不能砍树。我订的条款还报到县上盖过章的。"
"你们进村时看见的一片竹林原是属集体的，有六十亩。分给私人后，不到两年就差不多砍光了，现在我们又把它收归集体，筑土围墙围起来。任务摊派到户，每人筑八十公分，然后包给私人管理，每年两季扎扫帚分给各家。今年竹子才又长成器了"。
"全村七百三十一人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有三人。五十岁以上的八成是文盲，三十到五十岁的大概二成的人不识字，会看书看报的就少啦。分田到户后，家里人手少的，就不能让娃娃去读书了。这一带小孩通常十岁才上学，前阵子统计过，全村十到十三岁的失学儿童有四成。村里的小学只有一至四年级，五年级以上要去两公里外上学，多数娃娃也读不进书，村小质量差，也考不上中学，就是一辈子当农民喽。现在的学校太破旧，我们打算盖所新学校，要凑九十块。我跑县育局不知跑了多少趟，他们答应拨两千块。旧学校卖掉可以有几千，还是不够。现在叫大家凑。按人头，每人出一块半，干部三块。"
这一次到云南农村调查，访问了十来位村长，他看来是最具抱负和热忱的一位。说起办事的艰难，也不免连声长叹。座中有人鼓励他道："为人民服务嘛！"在旁始终一声不吭的村长妻子突然高声道："为人民服务？谁又为他服务？哪一个供他吃，给他穿？"
六月初重访该村时，滇中正遭逢四十年来罕见的旱灾。栽插的节令已过，秧田里长长的秧苗都变成了深绿色，人们苦巴巴地盼着雨水，日复一日地失望。
村外，零零散散有人挑水浇地，我们以为是浇玉米，下车后才看清楚，种的全是烟叶。从半里外挑来的水，一瓢瓢泼下去，滋的一声吸进干旱的红土中，霎息不见了踪影。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到农历五月下乡访问，村里很难找人。好不容易才找到村长，匆匆谈完正题，还是忍不住问他，为什么到处见人种烟？"有任务啊。县里规定要用三分之一的旱地种烟叶。我们村有一百八十七亩的种烟任务，种一亩供应复合肥八十公斤，不种的罚款，罚烟价的百分之十五。全县都一样，只是我们这里的土不服种烟，产量低，不划算种。为什么规定任务？县上实行财政包干，上缴款项和下拨款项都定死了。县上要自己想办法平衡收支，要找钱。烤烟卖给烟草公司，县上可向他们抽一笔工商税，维持县上的开销。"
早就留意所到的村庄里，每家院子侧边都立着一个类似桥头堡似的两层土坯房。原来这就是各家的烤烟房。烤烟季节，每户须耗用两吨多煤来烤烟。本来，即使用这种原始的办法也可一炉烤四亩烟叶，烧等量的煤，但现在各家单干，一炉只烤自家种的一亩左右的烟叶。
眼见这种全民烤烟的举动，不由想起全民炼钢。在讲求经济效益的口号满天飞之时，无数短见、局部的经济效益成了祸水，例如改种粮为种烟，县里会因此有一笔可观的收入，但公家每卖出一斤煤都要对煤炭生产单位补贴。因粮不够吃由政府供应的"返销粮"，也须由国家补贴差价。而且这些基本生活、生产数据，例如粮、煤、化肥，都不计运费。在双轨价格的制度下计算成本，在"财政包干"的制度下讲效益。迫使农民改粮地为烟地，而且用极为耗费能源的原始办法"全民烤烟"，显然不可持续。回程中，有人调皮地说："真不明白，为什么种大烟的人要拉去坐监，不肯种烟的又要被罚款？"闻者想笑却笑不出来。
报应来得很快，云南的粮食危机八八年夏末已十分明显。昆明市居民的粮食配给只供四成大米，过去存在购粮本的结余一律作废。粮上市后，情况并未好转，自由市场上的米卖到二元一公斤。八八年底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压缩烤烟面积，把全省的烤烟种植面积由三百六十万亩减少到三百万亩。意味着两年来各家各户大建烤烟房的"全民烤烟"运动告一段落。
云南从来是一个缺粮的穷省，全省有三百六十万人还吃不饱饭，有上千的乡连公路也不通，十二岁以上的文盲率百分之四十九点二，居全国第二。八五年八六年每年粮食递减百分之七，而烤烟的面积从八四年一百六十万亩上升到三百六十万亩。各级的领导干部盲目地以为可以用种烤烟来赚钱，乱下命令，强制农民改粮田为烟田，等到恶果出现，由千万在贫困中挣扎的农民来承担损失。这一类的瞎指挥四十年来不曾间断，"责任制"并没有在各级的领导中实行，从不认真对错误的决策者追究责任，让罔顾农民利益、无能的领导引咎辞职。所以这一批大小官僚无须对人民负责，无须对自己的错误决策负责，只要追随上级的政策，就可以保住官位。
1988，冬，香港
注：1988年参加澳大利亚在云南的农业援助项目，到滇西、北农村调查。村长的话均根据笔记整理。
1998:香格里拉
95年和父亲、女儿及两位朋友到丽江中甸旅行。缀满野花的草地﹐白云撩挠的山峰从此留在记忆中。1998参加新西兰的扶贫项目，旧地重游。来做事﹐心境不同。广阔的草甸子上仍然轻巧地开着深紫色的报春花﹐淡紫﹑淡黄的雏菊﹑蒲公英﹐翠黄的豆寇花﹐各色兰花及叫不出名堂的万紫千红。同去的新西兰草地专家说﹐百花盛开标志草场老化﹐养活牛羊的牧草让位给闲花野草，退化的草场招蜂引蝶﹐永恒是自然。行前读厚厚的考察报告，无非又一个人类粗暴对待自然﹐两败俱伤的故事，页页纸让人心往下沉。
海拔三﹑四仟米的高原﹐年均气温仅5度。每年春天阳光则像弥补过失似地泻向大地﹐短短几天内魔术般地将躺在大川﹑小溪边的草地变绿﹐再染上一层又一层的五彩缤纷。高原的云朵如雪白耀眼的棉花，成团成簇，挂在天边﹐或斜靠在山脊上﹐天空蓝得像反射着日光的大海。站在无垠的草原上﹐感受天苍地茫﹐联想到藏族民歌豪放﹑悠扬的旋律。
传说三十年代有个美国空军驾飞机偏离航道﹐迫降在中甸﹐他以为到了天堂。植物茂盛而异样﹐五彩峡谷耸入天际﹐河水翻滚﹐奔腾其间﹔高山之巅﹐清澈的湖水平如镜﹐四围杜鹃恕放﹐色彩之艳丽前所未见。大概他心目中未开化的原始人会待他如怪物,可是当地人十分友善。言语不通﹐他仅记住这里叫香格里拉。他把这段奇遇写成一本书《消失的地平线》﹐描述这世外桃源及那里和平﹑善良的人。
历来藏族视松树为神树﹐不轻易砍伐﹐高寒山的栎树﹐松树生长缓慢。一﹑两个人才能围抱的大树﹐大都经历了百年以上的风霜﹐树干标直、挺拔，凝集了山中灵气。自1950年代开始﹐省里的木材砍伐队伍搬到中甸﹐一片片原始森林在电锯声中倒下去﹐到80年代卅﹑县地方政府也成立砍伐大军﹐只砍不种﹐森林失火频仍。一名在林中生火做饭的工人一不小心引起的山火﹐烧掉相当于十五年全县财政收入的森林。到90年代﹐生态破坏的恶果显现﹐一向温驯的河水开始泛滥﹐自然灾害一年比一年猖獗。藏民相信灾害都是砍伐神树收到上天的惩罚，曾经有人带领全村男人到乡政府门口下跪，请求停止伐木。
政府其实也计划在几年内停止砍森林﹐达到目标需要奇迹出现。目前县的财政收入刚刚与县中小学教师的工资相抵。全县无数靠政府养活的人﹐其中一个乡镇畜牧兽医站有十八名员工﹐他们本来的职责是帮助农民防治牲畜疾病。一天早上九点半我去拜访站长﹐楼下七﹑八个员工围着一年四季常开的电炉聊天﹑看小说﹐楼上站长仍高卧未起。他说头天晚上打牌到5点(不巧才睡了4个多小时就被我拍门叫醒)。他们一年的办公费只有两万元﹐大概只够交交电费。一般公务员上班时间通常不足5小时。云南实行村干部公务员制度﹐每个村的三个干部﹑党支部书记﹑村长﹑会计每人每月工资800至1,000元﹐当地农民每人每年的纯现金收入也不过100来元﹐小学生每年的课本费60元﹐许多儿童因交不出这"区区"小数而缀学。我们下乡时，正值采集蘑菇的旺季﹐去到三个村访问村公所干部都扑空。老实的村干部上山采菇去了﹐有办法的收购蘑菇赚钱去了。
项目所在村的党支书为人诚恳﹐看起来很尽责﹐关心村民。村长脸面浮肿﹐一开口酒气四散。和他交谈不容易﹐不知是他汉话不好﹐还是宿醉(晨醉?)未醒。据说他是县里某官的亲戚。这位某官有"点金成铅"的本领。盛传他领导伐木厂将十万立方木材腐烂在山上﹐又将省里拨下来开发旅游区的款项挪用建酒店﹐经营不善赔了本。他在高山湖养鱼﹐从此将湖水搅混﹐野生鱼都进入了他养的鲤鱼腹中而绝迹。最显眼的建树是替自己盖了一所豪华住宅。我从到中甸的那天起就听当地人讲他的种种故事﹐听完不禁问道﹕"哪为什么不撵他下台?""他走了谁来收拾这烂摊子?"很难明白其中的奥妙与逻辑。
贪污、擅用职权谋私也和别的地方一样成为风气。老百姓称乡镇林业站长为"木材老板"。有个镇一连两位站长都在"老板"位上发了财﹐盖的家宅大得像城堡一般﹐两人都在房子建成后一命呜呼。第三任并不相信树神惩罚之传说﹐盖的房子比前两任还大。并非没有好干部。初次见到项目的负责人县林业局长﹐没有留下深刻印象。相处了十多天﹐日愈察觉他的长处。他笑起来像个小孩﹐头脑清楚﹐工作努力。他众多衔头之一是林业局禁赌办公室主任。前几年干部赌博风盛﹐后来政府发出禁令﹐赌博者扣发工资。很难相信好心肠的局长会严格行令。他的爱将﹐一名年青技术员赌瘾甚浓﹐不见被罚。此人管"后勤"﹐他点的菜起码超过需要一倍﹐我开始每天和他争执。他后来也惊讶地发现一米九高的新西兰人食量并不大。他工作负责﹐对我特别关照。有一回大家骑马上山﹐他硬把跨上一匹好马的年青人劝下来﹐让我骑上去。念及此﹐我也不告发他晚间赌钱了。
项目计划帮助村里的卫生站﹐听说卫生员佐娜不想再做下去了﹐我到村子里去找她。疏疏散散的高山柳和矮竹篱在草甸子中围起一片耕地。菜花黄﹐青棵绿﹐青绿丛中依依可见着红衫的妇女在弯腰除草﹐"佐-娜!"翻译康娜大声唤道。她直起身﹐穿过青稞浪徐徐走来。我们翻过篱笆﹐沿田埂朝她迎去﹐一路踏碎满地野花。
周围小村庄中﹐佐娜是唯一读完初中的女孩﹐并会说流利汉语。四年前村里送她去培训了半年﹐学些卫生常识﹐打针﹑量血压﹐回来当上村卫生所的"医生"。想象会遇见又一个漂亮藏家女孩。佐娜完全是另一类﹐纤瘦﹑秀气﹐面颊也像所有当地藏民一样被紫外光灼伤﹐却白皙中透出粉红。她今年21岁﹐丈夫是自己结识的汽车驾驶员。村里的女伴许多十三﹑四岁就听命父母安排结婚了。藏民的长子﹑长女均不离家﹐婚后对方搬来。急需劳力的家庭便让子女早婚。佐娜家境比同村人好些﹐又懂卫生常识。她上医院生小孩﹐不像大多数妇女必须在畜牲厩里生产。婚前佐娜住在村公所里﹐村民有小毛病可来找她。打预防针的季节﹐佐哪一天走十多公里路﹐串遍十五个村寨。大家都夸赞她。佐娜十八岁上嫁了﹐与丈夫自立门户。家中养了八头牲畜﹐有牦牛﹑黄牛﹑猪﹐种十来亩地﹐青稞﹑洋芋﹑油菜﹑漫菁。每天早晨睁眼忙到天黑﹐仍做不完农活﹑家务。她像所有当地妇女一样﹐生小孩的头一天仍下地干活。坐满月子﹐孩子放在竹篮里﹐留在家中﹐一天回家几次喂奶。我们坐在地边﹐聊了很久﹐却无法为佐娜能否再任卫生员找出答案。回忆起身背药箱﹐风雪中送药给村民的日子﹐佐娜满面春风。看得出她仍喜欢当"赤脚医生"。也想象得到﹐她分不开身﹐离不开土地﹑孩子。未嫁时﹐女孩们成天嘻嘻哈哈﹐穿着干净﹐鲜艳﹐一个个如花似朵﹔一朝为人妇﹐繁重的劳动无休无止﹐一直做到老死。大宝寺村去年有个十八岁的女孩得了重病﹐家人扶着她走几小时去城里看病﹐交不出一仟元住院押金﹐又回来了。第三天她觉得好些﹐上山打柴﹐柴未背到家﹐倒在路边咽气了。她临终时是否想下一世不如变棵神树﹐长在最陡最险的山峰上﹐躲过砍伐﹐每天看着这美丽的香格里拉﹐保佑人们不再受苦。
1998，夏末，香港
1999：滇池
父亲去世后，我以为不会再年年回昆明了.人算不如天算，去年因参加新西兰的中甸扶贫项目，今年去开会，仍顺道回家探望了亲友故旧。1999年的昆明准备世博会成了压倒一切的目标，城市在做整容手术，到处尘土飞扬，像个管理不善的建筑地盘。不知道是谁是旨意，昆明古老的石板街，数百年历史的小巷统统拆掉，建成笔直的林荫大道，许多带着历史标签的老街，报国街、正义路、民生街、崇善街在红卫兵时代幸存其名，而今要么面目全非，要么无影无踪。据说投资上百亿，一口气花掉十年的城市建设费。
新建的滇池路，路中央七、八米宽的草坪上云杉挺拔，四季鲜花，路边净是酒肆、娱乐场所。政府官吏、发了财的大款小款光顾其间，自然少不了妓女、毒贩，老百姓称之为"腐败一条街"。有一阵子查公款吃喝，监察人员只消看看饭店门口的车牌，便可判断客人是否来自政府机关，进去盘问、拉人。后来政府取消了车牌的官用代号，这一招便不灵了。公安厅、检察院的办公大楼座落路旁，谈不上建筑风格，看得出追求的是气派。
滇池路尽头，沿湖布满北京中央部委的别墅、招待所，有的一举两得经营酒店。我们的会议在某部委属下的酒店内，外观不甚了了，用地糟蹋。据中央部委用贱价向地方政府征得地皮，故可以奢侈用地如斯。酒店内有室内游泳馆，泳池长50米，十条水线。光顾了几次，最多十来人。周围大型的游泳馆有四个之多，都抽地下水维持。记得父亲说过，半个昆明地下都是温泉。市区内也有许多游池馆，昆明属缺水城市，不明白何以如此大方地抽地下水。
也有令人欣慰的事。四季高照的艳阳惠及大众，居民用的太阳能热水器十分普及，除了四季如春的气候，树木长青，花长开的高原上，滇池边的城市，占尽许许多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要让追求永无休止地追求"美好生活"人懂得珍惜，难了。昆明四郊的良田几乎消失殆尽，一群群住宅小区起而代之，当年杜工部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梦想成真。
滇池边的沙滩与无数儿时欣愉的回忆连在一齐，牵动离乡人对故土的思念。曾随父母去那里郊游，在粗沙砾中认真找寻彩色鹅卵石，戏水玩乐。父亲的写字桌玻璃板一张照片中，五、六个赤膊条条的小孩，手牵手，踩着浪花，大笑着奔上岸。那是父亲引为自豪的杰作。代大不大的时候，我稍稍把这令人难为情的"写真照"销毁了。
整个青少年时代，直到离开昆明前，滇池对我和朋友们，都像一块魔力磁石，有巨大的吸引力。开心时，走，去海埂玩；不开心时，去，到海埂散心。70年代末，滇池水不复清澈透明，但仍是游泳的好去处，海埂垂柳夹岸，无涯无际的湖水波光淼淼，西山侧影被想象为睡美人，长发飘在湖中。如画美景，激起多少诗情，也令爱神流连其间，用乱箭击倒无辜男女。背着父母，月夜结伴到滇池游泳，各自心中揣着不愿告人的秘密。
云南民谣道："年年有三月三，老爹领着孙子耍西山，爬了三百三十六蹬小石阶，didi,dudu地又下来了……"。分割五百里滇池的天然长堤，称为海埂，靠近昆明的一端，原是大片湿地，称为草海。草海想必因湖水中水草而得名。对滇池最深的记忆，便是坐农家打鱼船到西山，倚在木船边，看得到一条条水草，轻盈地荡漾水中，悠然摇曳。水草可以做咸菜，拌炒熟的米粉加上香料，叫做海菜榨(zha)。文革时学大寨，"围海造田"，遣数十万农民及市民，停工、停课，挖山、炸石，填湖，将昆明的"肾"废掉半边。80年代带女儿去昆明游滇池，哪里还看得清楚水中生物?水葫芦几乎霸占了整个湖面，渡船经过的航道旁，簇簇紫花令她十分惊讶："妈妈，你看花会游泳!"。
又过了十年，这天在酒店住下，吃过晚饭，急不可待坐车去看思念中的海埂。湖中看不到水，只有绿油漆般，看来怕人的液体。水藻像堆积的绿肥，一层压一层，几位军人在湖边用网打捞，几十米外，黑乎乎、发臭的城市污水滚滚注入滇池。
2005：消失了的歌声
1998至2000年，有幸参与新西兰在云南中甸县（今改为香格里拉县）的一项综合扶贫计划，项目点选在风景如画、著名的旅游景点区附近一个行政村。我的任务之一是了解当地小学的急需，提出应协助项目的建议。
访问了中心小学及村小的校长、老师，请他们开列申请援助的清单，并按重要位置排列。出乎意料，排在前面的都是体育设施，例如篮球架、篮球、足球，原因是这些和考分无关的器材最不可能得到当地拨款，而师生要求最为迫切。
当地官员骄傲地带领新西兰来的农业专家、旅游专家去自碧波如镜的碧塔海，他们没想到这样的美景在新西兰并不少；在这些专家看来，令人着迷的是当地的文化。我于是乎以为有了好主意，提议和学校合作，训练一支青少年歌舞队。天从人愿，居然在学校隔壁看到一大间公社时期留下来的空房子，木地板、门窗均完好。我们住的酒店里，每天晚餐都有当地歌手献唱，一位藏族女孩唱"青藏高原"，嗓音收放自如，韵味十足，比出唱片的中国一流歌手动听多了。当地藏民说"藏族女孩一旦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我兴冲冲地去到中心小学，和校长谈组歌舞队的事。校长面有难色，他说五、六年级的同学连做功课的时间都不够，不可能放下书本去唱歌跳舞，学校的音乐课因为没有老师停掉了。原来的一位老师是汉族，也不会当地歌舞。我所有的招数都被校长挡回，最终才明白真正的原因。这一间小学历年没有一个学生考取中学，教育局下了最后通牒，今年如果再交白卷，校长就必须收拾行李回老家，到一所偏远的村小去。校长说他其实也不在乎被罚，问题是这样的安排将影响他自己的小孩入学、升学。
我仍不善罢罢休，再去找县教局长陈情，顺着他们的心思，描绘了地方藏族歌舞复兴之经济效益。他果然动心，说可以在该校搞试点，放校长一马，不要求他达标。我以为终于突破了不合理的规定，功德圆满回到香港。不幸后来还是未能成事，据说校长改口不同意了，原因不得而知。
碧塔海风景区每天接待成千游客，到中甸来耍乐的人都会向你一一推荐去处，就在同一行政村辖区内，除了周边几个小村，问当地的孩子，则完全不知道，也没去过。再问他们中甸的其它游人如云的景点（别说历史）都连连摇头。驰名天下的美景，似乎不属于他们，而属于旅游局、地方政府。由此想到另一项可以做的事，编撰乡土教材。县教育局长说文革时期已有乡土教材了。找来一看，与中甸有关的部份是当地什么人后来成了什么政府干部，红军的一个支队曾路过那里。去到云南师范大学求援，他们正好开展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乡土教材编写，负责人自豪地告诉我他们组织了一班学生，日夜苦干,二十多天就编好了一套教材。那是红红绿绿、连环画式的农业常识读本,和地方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不沾边。再去云南大学，副校长说台湾的某出版商提议资助云南出乡土教材，大喜过望，回到香港立即给主事者写了一封信：
XX校长：
久违的云大校园，新楼处处，今非昔比。那条当年每日必经的银杏道，勾起往事无数。承你们款待，相聚甚欢。想不到云大和巨流出版社已经开始着手筹备乡土教材的编撰。我带着穷乡僻壤乡村小学的愿望，来到你们高等学府，正巧都有同样的构想，似有上天安排。
在中甸访问了几所小学校，设备虽十分简陋，学生则非常用功。教育虽然也是我们的扶贫项目关注所在，但能做的事实在有限。我想到请省里专家协助编写乡土教材，可让孩子们了解传统的民族文化，家乡的自然地理，即唤起他们对故乡的感情，用最易为他们接受的方式引起他们对文化的兴趣，对优秀传统的继承。个人尊严、上进心、理想都和我们对文化、乡土的认同感切切相关。
大概许多地区都在盼望乡土教材。中甸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又是省重点旅游地区，加上那里十分贫困，教材的编写可算是一项文化扶贫的创举。我怕自己像个推销员一样在设法"兜售"中甸。不过一本很好的《中甸──我的故乡》编出来后，除了当地儿童受惠以外，巨流出版社的有心人也一定喜闻乐见，世界上像中甸一样有奇特、壮丽的景观，丰富民族文化的地方毕竟不多。
中甸县委书记齐扎拉是一位很有学养的官员，他自学成材出版过几本书，并长年做一个藏族村的跟踪研究。听说省社科院将聘他作客座研究员，想来他可以胜任教材编撰的主要顾问。我也曾联系过省民院中文系的萧亮中先生(电话…….)。他也是中甸人，纳西族，很有兴趣参与。我们项目的主要中方专家之一是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郑宝华先生(电话……)，他在过去几年中多次到中甸，对当地情况与人很熟悉。当然你们对昆明研究藏文化、有写作能力的人比我的了解深入多了。我只希望能促成此事，在大学的编委─中甸─我们的项目之间建立联系。如果有什么我可尽力的事，一定效劳。
信寄出,没有回音，之后听说他们指派了一位年青老师负责，项目无疾而终。
牵涉到制度，政策的改革谈何容易。为学校配置图书看来是再简单不过的事。项目资助中心学校一笔钱购书，两年后我再去，发现这些书保存得非常之好，严严实实地锁在书柜里，周围村小的老师也借不到。我也后悔为什么没有参与图书挑选，整批书几乎都是如何作文，如何考试。
藏族小孩生学了五、六年汉语，其程度相当于香港小孩五、六年级的英文的水平。这批图书，反映了校长想哪怕培养出一个可考到中学的"天才"儿童的迫切心境，而非为了提高学生对汉语的兴趣。
保障入学率，减少缀学率是参与教育行政的基层干部永衡的话题。当地缀学的孩子家长须缴600元的罚金。碧塔海提供旅客骑马服务的马班队伍中，看得到大群学龄儿童，我不由想到自己如果是个本地孩子，大概宁愿加入这一群,围在篝火边说笑,等客人，或骑上马骝一阵，而不在教室里受罪。四月的高原寒意仍浓，教师坐在有火炉的教员休息室中，孩子们在冰冷的教室里做功课，争先恐后地拿著书本来向老师问功课、求学问、寻温暖。问一位母亲为何不让她的儿子去念书，回答道："送去一个了，家里留一个，当兵不是也只用送一个吗？"
夏天来到中甸，看了两所村小，我又改变了想法了。这间学校是新西兰扶贫项目资助的，一位美丽的年轻代课女教师给了它灵魂。老师上课讲得生动有趣，下课和学生开辟菜园。年纪大的学生争相替老师担水、拾柴。另一所学校里,一个高个子的本地男老师授课时，汉语中掺夹许多藏语，学生听得津津有味。放学后我本来想问他些问题，他说已答应带学生去钓鱼。夕阳下，一大群孩子围着他，兴高彩烈向河边走去，图画一般。
如果生长于斯，我们渴望的是什么样的童年？歌声的消失，又岂止在这边远的藏族山村！百年前废除的科举制度在中国行了1,400年，科举作为文官选拔制早已成为历史，作为教育制度，则阴魂不散，甚至挟乘教育普及之风漂到科举制辖外的边远村镇。为了让中心小学出一位"秀才"候选人，这里所有的儿童都付出代价，牺牲了本该充满童年的歌声。
2005.夏末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