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当代社会其实就是包装社会。
一只臭鸡蛋，如果包装得好，也能买个好价钱。樊纲说美国的次贷信用产品就像烂苹果，每衍生一次，就被包装一次，先是锡箔，接着是银箔，最后是金箔，价格越卖越高，烂苹果还是那个烂苹果。不过，到了卖不出去的时候，馅儿就露出来了。那馅儿，就叫“次贷危机”。这都是美国华尔街那帮金融包装高手们干的。
当下，中国也出了一批包装高手，不过，被他们打包的，不是证券，而是人群。这批高手，就是《中国不高兴》一书的5位作者，那本书就是一叠五颜六色的包装纸。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把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人们当作一块大豆腐，随意切割，漫不经心地包装，然后贴上各种标签：“火炬一代”，“四月青年”，“民间”，“年轻人”，“英雄集团”，“中国人”，“中华民族”，“政治、知识和经济精英”，“人民”，“政府、资本和百姓”……名目繁多，难以一一枚举。
不过，这些“豆腐”被包装起来，并不都是要进拍卖行，有的准备被他们卖，有的则为了被他们臭。在包装者看来，最臭的豆腐，就是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臭得连狗屎都不如。请看才华横溢的剧作家黄纪苏口吐莲花的布道词：“精英阶层日渐腐朽，势不可挡的腐朽。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金钱，一个官位，把精英捆得跟大闸蟹似的。”
最香的豆腐是什么人呢，当然是“年轻人”，“火炬一代”，“四月青年”，而且人像豆苗一样，越年轻越嫩就越香，当然也最适合被在火锅里涮。最年轻的当然是80后。“顺向民族主义者”（因为他反所谓逆向民族主义）王小东说，“今天80后比老几代人爱国的多。……在爱国问题上，在民族凝聚力问题上，80后比70后强，70后比60后强，60后比50后、40后强，体现了一个单调上升规律。”此外，最受王小东推崇的，就是“英雄集团”，这个集团显然不是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而是军事精英，王小东对此说得很清楚：“现在只有一些军事迷还具有这样的视野，但军事迷不属于精英阶层。”
从美化本民族，到美化本民族中的年轻人和军人；从妖魔化西方，到妖魔化本民族精英，表明从上世纪90年代集结到《中国可以说不》那根树桩上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们，已经演变成民粹主义者。这些人知道，民族主义在一个像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里显然缺乏可操作性，要把一种思想变成一组行动，或者一系列运动，必须让概念有个抓手。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当代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民族主义思潮都倾向于把民粹主义作为自己的工具。民粹化的民族主义，就是把“民族”当作一根竹笋进一步剥离，先剥掉的就是敌人，首先是西方，然后是政治经济知识精英，最后剩下的“笋心”，就是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说的民粹主义者想象的“心脏地带”（heartland），就是80后，就是穿军装的英雄集团。处于心脏地带的这部分人群，道德高尚而又团结一致，特别容易行动起来，“高尚一把”。怎么行动？或大或小范围的“凝聚”。关于这一点，还是王小东说得清楚：
“国家不行还有民间（当然是80后的民间——本文作者注），民间可以大范围凝聚，也可以小范围凝聚。我曾经说过，即使到了明代，中国海盗还是很了不起的，很少的几个人就能够在国外横行。中国要这种精神，即使精英所组织的国家框架出了问题，我们也还能凝聚得起来。能大规模凝聚就大规模凝聚，大规模凝聚的条件不具备，小规模凝聚也可以。”
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遇到杯葛，以80后为主体的年轻人大规模“凝聚”了一把，让《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很是高兴，于是，被他们亲切地称为“火炬一代”，“四月青年”，成了他们的心肝宝贝。为什么他们这么可爱？据说，他们脑子里有中国“天命所归”的信念，心中有中国要做世界老大的“大目标”，血管里流着尚武精神，还有准备打仗的英雄气概，懂得在资源短缺条件下“持剑经商”的必要性，等等。
对这种具有军事色彩的民粹化民族主义要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并不容易，从我的政治学老本行来看，这种民族主义与别的民族主义一样，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在苏东解体后在中国流行，是想成为旧意识形态的代用品。按照英国思想家埃里.凯杜里（E.Kedourie）的见解，近代以来，世界流行两种政治，一种是意识形态政治，民族主义政治是其中一种；另一种是宪政政治。他说，“意识形态政治关注在社会和国家中建立一种局面，以致每个人，正如他们在旧式小说中所云，从此将永远幸福生活。”王小东给我们描绘的幸福生活是什么呢？中国在这个世界上除暴安良，管理比现在中国所具有的更大更多的资源，给世界人民带来福祉。“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西方人要排第二，”他说。要描绘这幅公正、美好和幸福的幻象，他和他的同志们可能需要一块比当前中国更干净的画布。
宪政政治并不习惯做梦。它关注的是在社会和国家中建立一种结构，让所有的权力在干好事时相互促进，在干坏事时相互制衡，它保障每个公民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不是让他们分享相同的集体兴奋。如果说宪政政治有什么目标，那个目标应该是让社会免于侵略，通过公正的立法和管理，调节各种集团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并将法律置于无论何等重要和强大的局部利益之上，并让全体公民有程序地分享国家权力。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质疑，宪政政治包含的民主，《中国不高兴》作者们也不反对呀，黄纪苏和王小东还很赞成呢。黄纪苏说，“我们对民主既没有必要红着眼睛圈迷信它，也没必要闭着眼睛否认它，而应该存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持一种为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着想的立场。”民主是一件外套，里面穿的衣服可不一样。其实，民主也有意识形态民主和宪政民主之分。意识形态民主是一种整体民主，或者说是把公民打包成各种各样群体的民主，实行这种民主必然伴随着集体行动，它要么很难实行，要么导致领袖个人集权，要么酿造动乱。这种民主在过去的德国实行过，在今天的某些拉美国家和中东国家还在实行，似乎并没有为人民幸福、经济繁荣和良好政府开出保证书。
宪政民主以公民个人为行为主体，它的实现是多数人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不是某个或某些人代表中华民族对整体利益作出判断的结果。靠王小东和黄纪苏来替我们判断行吗？当然不行，昨天要的民主，到今天可能就要不得了。王小东说他一直不后悔主张民主，但是，他现在担心，目前这个环境，还能不能给中国一个实现民主的机会。他问道：“为了应付生存危机，民主是最好的解决手段吗？”他的言下之意，当下的危机正在压倒民主。幸好被压倒的，也许只是他自己的感觉，不是中国每个公民的真实感受。
2009年3月30日星期一
原载《新民周刊》2009年第1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