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究竟是应该畅谈理想，还是分析现实？这是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提出的方法问题。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固然高尚，但它表述的是理想，现实世界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充满进攻性敌意。人对人可能是人，但国对国，一定是狼。这是大实话。现实是，国家有政府，国际无政府；国家的暴力本质、世界君主的缺失、国际间普遍的不信任，注定了国际竞争的悲剧。启蒙哲学的世界主义理想是靠不住的，世界不可能变成永久和平的乐园。在国际政治领域高谈自由主义理想的人，不是心地善良的傻子，就是心怀叵测的骗子。
美国比较老辣，或者说是政治成熟。他们做的不说，说的不做。大庭广众下，他们是高蹈的自由主义者，畅谈人道、自由、和平、发展，道德主义与乐观主义表情令人感动；背地里处理国际政治实务，立场与方法全变了，咄咄逼人的权力原则主导一切。他们明白，国家是有政府的，可能实现公正与和平；国际是无政府的，只存在强权。大国必须毫不妥协地谋求最大限度的世界权力，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安全竞争，甚至战争。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至于手段，微不足道。
美国政治成熟，多少表现在国民素质合理分配上，该阴险的人极阴险，该淳朴的人超淳朴。那些国家政治精英们极端精明也极端危险，他们是有能力的现实主义者，准备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后，就打电话告诉另一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如果你不合作，明天就把你炸回石器时代。然后，又对自己的人民说，我们是肩负着自由与正义的神圣使命的民族，为了锄暴安良，我们不惜牺牲。于是，善良淳朴的人们相信了。他们从不怀疑政府关于自由与正义的谎言，因为他们不怀疑自由与正义。自由与正义的利益高于一切，至于手段，微不足道。
中国比较老嫩，政治天真，他们往往是说的做不了，做的说不了。大庭广众之下，他们是满腹狐疑的自由主义者或心胸狭窄的现实主义者，时而羞怯地表达那些普世价值，怀疑自己，更担心别人怀疑自己；时而恼怒了，干脆粗暴地拒绝那些世间最基本的道理，露出泼皮式的自信。我们不是没有政治理想，只是我们的政治理想经常错位，用国际政治的原则讨论国内政治，用国内政治的原则指导国际政治。内政对付国民如险敌，实施强制性和谐；外交幻想协和万邦，陷入尴尬就表示遗憾。相信国际政治的天下主义愿景，欺人不能也罢，自欺就危险了。
中国政治欠成熟，还表现在国民素质分配的错位上，该阴险的人恻隐，该淳朴的人老滑。经历美国政治的人往往深有感触，美国精英是最好的领导，他们稳健、准确、狠毒；美国人民是最好领导的人民，他们诚恳、单纯、信实。中国则不然，本该精明的人糊涂，本该糊涂的人精明。精英们除了装聪明地扯谈，说不出明白话也做不了明白事；平日里的人民，总是一副见多识广的诡秘表情，似乎你说出什么来他都不信，而一旦冲动起来，盲目虔诚，奔走相告，不论你出什么幺蛾子，又都心悦诚服。因为他们正被一种激情感染着，管不住自己的喜怒哀乐。
如今似乎又到了激情时刻，中国不高兴。一本书火遍大江南北，有人兴奋有人恼怒，相关的争论甚至谩骂也开始了。笔者先读书，再读相关的文章，揣测论题相关者为什么喜怒无常，或许因为概念上的误解，或者是方法的问题？双方都不愿意理解对方，似乎一看就知道你错了；更不愿意反思自己，自己怎么会有错呢？
《中国不高兴》说了许多大话、狠话，却也是大实话，问题是该不该说，怎么说。中国人应该具有建立英雄国家的崇高目标，持剑经商是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一个国家可以在战术上潜伏，但在战略上是没法潜伏的、中国应该寻求对西方的“有条件地决裂”……其实，仔细想想，这些话都是老实话。只不过不该为一时哗众取宠，道破天机，把只能做不能说的事，说出来了，把应该做暂时还做不了的事，提前说出来了。只不过作为社会知识分子，本该担负道义良知，不该抖落政客所想所为的事，抒发政治浪漫情怀而不负责任。
《中国不高兴》说出了老实话，却触犯了“政治正确”原则。对国际政治，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解国际政治的实质，却不了解国际政治的策略。原来可做的不可说，可说的不可做，这是国际政治的潜规则。而且，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公开宣扬霸权、竞争甚至战争，而没有为自己找到高尚的自由主义理由，都会使自己丧失道义立场。这是《中国不高兴》的理屈之处，从一开始就将正义优势让给了批判者。但有意思的是，批判者却并没有针对问题，从国际政治原则入手，而是转向国内政治问题，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批判《中国不高兴》煽动狂热的病态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激情，将导致仇外排外心理和极左政治，断送改革开放事业，重演义和团或文化大革命，重复中国历史可能一再重复的那种狂暴的毁灭。人们对《中国不高兴》的批判立场、问题与方法都是国内政治的，批判有理有力，可惜没有针对问题。
有关《中国不高兴》的论争，暗合近年来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野。双方都在旧有成见内对垒，谁也没有弄懂对方，似乎也没有弄清楚自己。如果说《中国不高兴》没有意识到国际政治的潜规则，对《中国不高兴》的批判则没有分清楚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用国内政治的民主概念讨论国际政治的民族概念。
有关《中国不高兴》论争的错位，问题出在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二元对立的误解上。中国现代历史与观念的误区在于，对外的民族主义激情可能对内导致极权暴政，而对内的民主主义开放可能导致对外的丧权辱国。当年救亡取代启蒙，前一种担忧在历史中被证实过了，但后一种担忧，却至今仍是假想。真正的问题出在中国现代性观念中，民主与西方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利益混为一谈。为什么民主就一定是西方的，就一定与民族主义对立呢？合理的现代政治秩序为什么就不能既是内政民主主义的又是外交民族主义的呢？
《中国不高兴》表达的是国际政治情绪，对《中国不高兴》的批判，表达的是国内政治担忧，从国内政治立场批判《中国不高兴》的国际政治态度。争论双方似乎都没有明确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区别意识，将民主与民族问题、人权与族权问题，混在一起讨论。而且，大多不在说理，而是“嬉笑怒骂”。
国内政治讲民主主义，国际政治讲民族主义。现代政治的潜规则是民主不出国，霸权不入境，关键要“内外有别”。如果分不清楚这一点，或者颠倒过来，国际政治民主主义，国内政治民族主义，灾难就不远了。国家政治是现实主义的，社会文化是自由主义的，二者相互补偿；政客讲现实主义，知识分子讲自由主义，政客与知识分子扮演两种不同的角色，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如果颠倒过来，政客对外自由主义、对内现实主义，或者干脆没有任何主义；而文人头脑不清不负责任地高谈阔论进攻性现实主义，灾难可能就在眼前。莎士比亚曾在《布鲁塔斯》剧中表达对暴民激情暴乱政治的担忧：“这是个危险的时代，疯子为瞎子引路。”
用国内政治尺度讨论国际政治，表现的是善良的无能；用国际政治尺度讨论国内政治，暴露的是愚昧的凶暴。有关《中国不高兴》的讨论，首先应该明确区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概念。民主主义对内政是必须的，是人类历史上至今为止实验出的最好的政治制度；而民族主义也是必须的，是国际政治必须坚守的底线与实现国家力量的方式。尤其是当国家在国际秩序中处于被动地位时，民族主义可能成为国家政治积蓄力与发动力。当然，民族主义极端化，也是偏激危险的，它煽动隔离、仇恨、暴力；同样，民主主义也可能是危险的，它导致理想的世界主义幼稚病，在国际政治上软弱无能。当年狄德罗跟叶卡捷琳娜大帝高谈世界和平，叶卡捷琳娜大帝过后私下对人说，哲学家在政治上就是白痴。
没有国内政治的民主主义，国际政治的民族主义是空洞的歇斯底里症，没有国际政治的民族主义，国内政治的民主主义也是幼稚的白日梦。《中国不高兴》从民族主义立场讨论国际政治问题，是有道理的，但携带民族主义激情进入国内政治领域，危险便不言而喻；批判《中国不高兴》，从民主主义立场警惕民族主义的极左主义政治情绪，是有意义的，但以民主主义立场讨论国际政治，同样也是危险。而更大的危险还在于，争论双方思想不准确不清晰，过于感情用事。如果说《中国不高兴》的表述是情绪化的，对该书的批判也是高度情绪化的。批判该书是不值一看的烂书，不看，凭什么判断是烂书呢？
理论应该分析现实，而不是发泄情绪。思想混乱、情绪冲动，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韦伯当年就曾担心崛起的德国“政治不成熟”，现代化进程中落后的国家可能迅速崛起成经济大国，但若无法摆脱政治幼稚状态，结局将是灾难。国民政治成熟至关重要，激情不能造就政治家，审慎的判断、严肃的责任感，坚韧的努力，才是成熟的政治素质，空有浪漫情怀，不负现实责任，不管你是现实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还是民主主义者，都可能成为国家民族灾难的肇事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