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不高兴》说理谬误所举的例子都是从美国加州初一教科书中取来的，这个标准确实是很有限的。我在大学里教说理和论文写作将近20年，用过许多种大学课本，程度当然要深得多，但道理是一样的。大学生作文中还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逻辑、说理谬误，但只要给他们指出，他们都能明白那些为什么是谬误，没有“不认帐”的。老师也会犯逻辑和说理的错误，就像医生也会生病一样，重要的犯了错，要知道是错，就像得了病，不要硬说自己是健康的。老师和学生讨论逻辑和说理，这本身就是一个说理过程。老师不能只是对学生说，你这句话的逻辑错了。老师必须告诉学生，为什么是错的。学生只有在接受老师所说的理由时，才会同意老师的看法。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不仅是平等的，而且一定不能是对抗的。不然就会像王小东一样，你说他文章有逻辑问题，他就说你自己根本不懂逻辑。
《不高兴》话语的非理性，在它的作者那里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与“说理”相反的思维定式和话语习惯。它的思维定式是“对抗”，不管对方说得对不对，都一律要予以“反击”，决不认帐。与此相应的话语习惯就是“吵架”，在最大程度上用语言暴力(嘲笑、谩骂、挖苦)使对方造成伤害。这样的思维定式和话语习惯本身之所以非理性，是因为它不想讲理。不想讲理的人，你又怎么对他说理呢?
我在写短评时，其实还是低估了《不高兴》作者非理性话语的非理性程度。我以为，只要用实例指出了逻辑谬误的问题，就能引起《不高兴》作者的同感。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作者之一的王小东给出了一个拒不认帐的答复:“坦率地说，《中国不高兴》一书中的语言逻辑是非常严密的”。王小东在此陈述的是他的“看法”，而看法是否在理，是需要说明的。就在王小东为自己“逻辑严密”辩护时，他又犯了一个逻辑错误。他给了自己一个百分之百的称赞(“非常”)，而这是最难证明正确的。这就像一个人说，我从来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对方只要找到一个反证，就能驳倒这样的全称命题(逻辑上叫“过度一般化谬论”，over-generalization)。在这种情况下，他正确、有力的说理方式应该是一一驳斥我所举的逻辑谬误。如果他能够证明我举的例子不是谬误，那就足够证明我是在无理指控，而他则是逻辑严密的了。可惜他并没有这么做。
又例如，王小东挖苦《南方都市报》说，“南方某都市报，还是多花点钱吧，多花点钱雇个好一点的写手来骂我们吧，别舍不得花钱，你一个大报，因为舍不得花钱，顾了这么个写手来骂我们，这不是丢自己的脸吗?”。
他不知道，在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谬误:原因与结果的不搭配，因为“花钱”不是“写好文章”的原因，花钱再多，也未必能买到好文章。“说不”类的书赚了很多钱，但文章写得并不好。原因和结果不搭配的原因是，它们之间有一个“不可靠假设”。这三者之间构成了这样一个谬误的三段论证:1.凡是出钱多，就一定能买到好文章(这是一个不可靠前提)。2.因为这篇文章没有出够钱。3.所以这篇文章很糟糕。
为一个著名作家像为初学写文章的学生一样分析逻辑谬误，值当不值当呢?在一个公共说理成为风气，人们普遍具有逻辑、说理习惯的社会里，把常识性的东西当作一个严重的公共话题，当然不值当。但是，在一个公共说理严重匮乏，连一些“作家”、“学者”、“思想家”都分不清“讲理”和“不讲理”的区别，而他们在许多非理性读者那里又很有市场的社会里，情况就不同了。提醒公众公共说理和逻辑的必要性，是一件很值当，很迫切，具有公众启蒙意义的事情。核心提示：现实生活中的渺小个体，在群情激奋的人群中坚持自己的理想和看法时表现得十分专横。
赞同《不高兴》的读者，往往不只是赞同这书的观点，而且也是认同它那种对抗、谩骂、暴力、吵架的话语方式。例如，一位叫刘安亮的网民在王小东的博客上留言道:“我替您回击《中国青年报》。写给《中国青年报》：怎么老是看到你发批评《中国不高兴》的文章啊?怎么看不到你发表扬和赞成《中国不高兴》的文章啊?拉偏架也不能这么偏啊?多少赞成这本书的你怎么装看不着啊?还什么青年报你能代表青年吗?就贵刊这样还想引领读者引领青年思想您别做梦了!”
网民刘安亮是用“吵架”或“打架”来看待王小东和《中国青年报》的意见分歧的。他要进行的是“回击”，而不是“说理”。“吵架”是一种对抗的、拒绝说理的话语。态度越凶，说话越狠，吵架就越成功，但说理也就越失败。吵架的一些“狠招”和“绝招”(如死不认账、反咬一口、我错你也错、谩骂)恰恰是说理话语所摒弃的。吵架比的是谁嗓门高，谁更善于运用语言暴力，谁更能伤害对方。吵架双方的彼此伤害越深，在“理”字上取得共识、妥协的可能就越小。吵架要致人于死地，说理要人际沟通，这两个恰好是背道而驰的目的。
还有一位网名叫“憨子”的，看了《锵锵三人行》节目中查建英对《不高兴》的批评，在王小东的博客上留言道:“这个查女士(我真不愿意这样称呼她，因为我看她跟李银河一样，属于中性人)，基本上都是胡搅蛮缠……我认为她是造谣污蔑中国人民，按无罪推定的角度，那只能认定她是弱智……她污蔑中国人民要复仇、要自卫的行为是跟美国西方侵华一样，是小流氓行为。我只是囫囵的扫了一眼，实在没兴趣看那女人喷她的不知道是雌性还是雄性荷尔蒙。最后我要说，那女人，用很狡猾很不要脸的手段……从这个女人的骂人的狡猾手段来看，我认为她是故意混淆是非，而不是真傻——是屁股(在美国生活十几年)决定了她的大脑——明明卖了淫她却又装的很圣洁(张嘴闭嘴站在咱中国人的角度，为中国人考虑)。此女人，真不是东西。”
这样的吵架语言，简直就是《不高兴》的回声。
王小东声称，《不高兴》出版后一个月就卖出了32万册，而且大多是为它叫好的。如果是真的，看了像是网民“憨子”这样的留言，不能不让人为中国非理性的普遍蔓延感到担忧。《不高兴》只不过是中国公共话语生态恶质化的冰山一角。一切可能与它意义不同的人都是它争吵、羞辱、嘲笑、谩骂的对象。它借助的本来就是那种高度情绪化、具有暴力和仇恨倾向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结合，对它来说，说理根本就是可有可无的。这种语言在网络和大众文化中已盛行多时。正如朱大可在《流氓的盛宴》中所指出的，这种以网络为主要言说空间的话语，其明显特征是“哄客”们的暴力、冲动、专横、仇恨。这个网络中的“群氓社会”，与勒庞(GustaveLeBon)在100多年前论述的有形群氓社会具有相同性质的狂烈、暴戾、易受蛊惑和不理性。
网络群众的主体是“哄客”，“哄客就是用酷语、色语和秽语对公共事件或人物进行道德--美学评判的匿名网民”。哄客群众游走于网下假面社会和网上虚拟社会之间。他们在网下可以是温顺服从的假面臣民，在网上则可以是尖刻暴力的蒙面叛逆。网上哄客身披隐身“马甲”(网罗化名)，以蒙面代替假面，在虚拟社会中复制现实社会中的自我隐藏和变形策略。这种自我隐藏和变形折射着新极权政体人格中被扭曲了的自由欲望和与之共生的暴力倾向，“互联网的匿名注册制度，捍卫了思想和言论自由，庇护了必要的正义批评和真相陈述，同时也为网络暴力话语的发育提供摇篮。匿名效应制造了大量的\"无名氏\"，他们可以放肆地宣泄个人焦虑，而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角色责任。”核心提示：现实生活中的渺小个体，在群情激奋的人群中坚持自己的理想和看法时表现得十分专横。
非理性的“群众”极具排他性、压制性和暴力倾向。它总是倾向于把十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口号式的简单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渺小个体，在群情激奋的人群众感到自己人多势众的力量，因此，他们总是倾向在坚持自己的理想和看法时表现得十分专横。这种群众性的民意宣泄既是偏执的，又是高尚的;既是专横的，又是理想的。它兼有崇高和暴力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因素。它的崇高境界成功地激起了群众想入非非的高尚感情(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爱国主义)，使他们在崇拜和服从中寻到自己的幸福。它的暴力倾向以“道德净化”为理由，排斥一切异端和不同意见。理直气壮地展示和夸耀自己的不宽容和狂热。而这样的群众行为恰恰支持了极权统治惯用的驭民逻辑和合法性：为了高尚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地实行任何对个人的排斥、钳制、压迫、残害。这也是“不高兴”民族主义话语的主要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