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修斋先生《哲学和哲学史论文集》已由他的亲炙弟子段德智君整理编辑就绪了。面对凝结着这位著名学者的智慧、卓识和宏论的书稿，不禁思绪万千，悲从中来。修斋是我一生中难得的、长期生活工作在一起的、可敬可亲的良师益友，此时此刻，他的形象，从我们最初相识直到最后诀别，终于由远及近，一一地呈现在我的心底。
一
初次见到修斋，是1948年我在北京大学哲学心理学系读书的时候。那时，总有几位年纪较长、谈吐高雅的人士同我们一起听汤用彤、贺麟和郑昕诸先生的课，其中两位的名字和样子至今还保存在我的记忆里，其一就是修斋，另一位是他的挚友孙霄舫先生。后来才知道，孙先生是研究生，修斋是贺麟先生主持的西洋哲学编译委员会的成员。对他们我作为后生虽有敬意，但却从没有同他们攀谈过。到了1949年春季学期，他们俩都从课堂里消失了，听人说孙先生留学去美国，修斋则由洪谦先生聘请到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去了。
1952年院系调整，我在北大哲学系担任接待工作，在一群外地来京的先生们中我又见到了修斋。可是不久我就被借调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教研室去了，极少在哲学系活动，因而同修斋也就没有过个人之间的接触。我只知道，修斋和其他几位先生一起，在洪谦先生主持下编译了《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做了不少重要的译校工作；在任华先生主持下编写了解放后北大哲学系第一部西方哲学史讲义，还编写和出版了当时很有影响的《哲学史简编》；此外，他还主讲了一个年级的西方哲学史课程；而更令人注目的是，他在1957年1月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上居然不畏棍子和围攻，拍案而起，为自己的老师贺麟先生关于必须对唯心主义哲学进行正确评价的观点作辩护。所有这些使我对于修斋的学识、才能和理论勇气有了深刻的印象，并由衷地感到钦佩。1957年下半年我回到哲学系，不久就下放清水劳动锻炼，又失去了同修斋交往的机会。后来，在清水，听说他已接受李达先生的聘请回武汉大学重新创办起来的哲学系执教去了!
二
也许是命运注定了我和修斋有不解之缘吧，1959年初夏刚从清水回校不久就得到了要调我去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消息。据说修斋因为“大鸣大放”的问题被停止讲课，是武大来人要求北大去人支援。在这种情况下去武大，岂不是乘人之危，我又怎样和修斋相处呢?更何况我还面临许多困难：女儿还不满周岁，妻子即将从北京医学院毕业而又无法去武汉(因武汉地区没有分配指标)，母亲年老多病，而更其重要的是我还从未上过一堂西方哲学史的课。对于我的这些困难，当时的领导可以说是方针既定，不予考虑。我的老师贺麟、洪谦两位先生虽然同情我，但也无能为力。他们只能十分真诚地安慰我：修斋为人正派、生性耿直，有话总要说出来，不是那种心里一套、嘴里一套的人，是很好相处的。当时的副系主任邓艾民先生针对我教学准备不足的顾虑不无好意地说：到了那里，还是可以多多依靠陈修斋嘛。先生们的这些语重心长的叮嘱给了我信心，成了我一直牢记在心的座右铭。国庆节后，我拖着老母怀抱婴儿到了武汉，一下火车，在迎接的人群中我第一眼看见的就是修斋。随后，我到修斋的寓所看望他，刚一坐下，他劈头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听说是你来，我的心就放下来了。”他说得很诚恳，很直爽，很痛快，似乎是在向一个多年不见的友人披露心曲，表达出一种只有对于一个有生死之交、历经考验的老朋友才可能抱有的信赖。这句无法估量其分量的话，像一股暖流在我的全身心里激荡，我的疑虑完全冰释了，使我又是感动，又是感激。我也坦诚地淋漓尽致地讲了我得知调武大以来的种种心情和顾虑，表达了在业务上向他学习、得到他的指教和共同肩负起教学重担的愿望。修斋也披肝沥胆地谈了他在北大的种种遭遇和情况。这是我认识修斋十多年来的第一次交谈，我们往后30多年莫逆之交的历程就这样地开始了。
几乎是到武大的第二天，我就走上讲台讲授西方哲学史课程的德国古典哲学部分，而这以前的全部内容都是修斋在1958年讲授的。同学们反映，修斋讲课的特点是：以明白易懂的语言，将哲学史上极为困难复杂的哲学体系，经过精缕细分，有条理、有重点地传授给听众，因而深受学生欢迎。在安排下一个年度的教学计划时，我强调自己准备不及，建议仍由修斋主讲古希腊罗马哲学和中世纪哲学，至于德国古典哲学以外的部分则由其他青年教师担任。一年后，我又从有利青年教师的培养和保证教学质量出发，建议由修斋主讲德国古典哲学以前的全部内容，也就是说，一年的课，他讲上学期，我讲下学期。修斋虽然在政治上蒙受怨屈，刚受到取消年终多发一个月工资的不公待遇，还随时遭到不点名的批判，但他对这一切都处之泰然，毫不计较，仍是认真负责地担当起了讲课和指导青年教师的重任。从这以后，直到1980年，西方哲学史这门课程基本上就是按照这种格局进行的。在接踵而来的教学革命、“四清”、“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格局一再被上纲为“专家路线”，对此我和修斋总是本着对学生和青年教师真正负责的精神而一笑置之。在长期的教学合作中，我们互相尊重，互相支持，配合默契，久而久之，在校内外传为佳话，以致好些人在谈到我们时都形象地称我们为一对“老搭档”。
三
“文化大革命”中，我和修斋都下放到了襄阳武大分校，他在隆中种菜，我在广德寺养猪，两地相距不远，却一直没有见面交谈的机会和可能。直到1971年，工农兵学员要“学点哲学史”了，我们才得以重返教学岗位。这时，哲学史教研室里搞西方哲学史的教师，有的另有安排，有的调走与家人团聚，有的不愿再搞而转到别的教研室去了，结果就只剩下我和修斋两人。起初，我们同住在庙中一间极为狭小的厢房里，白天伏案编写讲义，晚来挑灯夜读，切磋琢磨，常不知东方之欲晓。为了搞生活；有时我驾辕在前，他推车于后，一起到五里外的泥咀镇采购。我们就这样一起度过了多少个难以忘怀的朝夕相处、相濡以沫的日日夜夜啊!当时进行西方哲学史的教学，真是步履维艰，提心吊胆，不知下一天、甚至下一小时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果然，古希腊罗马哲学刚一出台，课堂外墙上就针对教学内容没有奴隶哲学的情况贴出了“奴隶有哲学”的大字报。系、分校、总校的领导因势利导发动和组织起了一场规模越来越大、几乎可以说是旷日持久的大辩论。在这气势汹汹、咄咄逼人的态势面前，修斋冷静沉着，无所畏惧，始终实事求是地认定历史上没有奴隶哲学。他的这种唯真理是从的学者态度给我增添了无比的勇气，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使我在从襄阳隆中山到武昌珞珈山、乃至推向全国的大辩论风浪中，感到自己并不是在孤军奋战，而是有这样一位对古希腊哲学有真正精湛研究(罗斑的《希腊思想和科学的起源》就是修斋的第一部译著)的知名学者在与我并肩行进。
1972年的一天，我们出乎意料地收到了人民出版社寄赠的《欧洲哲学史简编》，它是在1957年修斋作为作者之一的《哲学史简编》中的欧洲哲学史部分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书的封面上自然也就无从署上修斋的名字了。乍一看见这种情景，心里不知怎么总有一点儿不是滋味。可是修斋却十分坦然，毫不介意，他翻弄着书说想不到过去参加编写的东西现在还能在普及哲学史知识中重新发挥作用，脸上露出了深感欣慰的神色。从这里我再一次目睹到了他的宽广胸怀和高尚情操。1974年我到北京才知道，人们实在不知他是否已经“解放”，书稿又要得急，也就来不及征求意见、邀他参加改写了。当商务印书馆哲学组主编高松先生了解到修斋目前的处境时，托我转告修斋，希望得到原先约过的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的译稿。修斋得知后，为有机会奉献自己的学术专长而欣喜莫名，他本着毕生抱负的学术信念，立即动手，改变生活和工作的方式，在极其艰苦简陋的条件下，快马加鞭，奋力译完了这部古典哲学巨著，而这恰好是“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被宣布告终的钟声响彻神州大地的时候。在结束译事后，修斋又再接再厉与我协力编写了《欧洲哲学史》(试用讲义)，为我们日后出版的合著《欧洲哲学史稿》准备了初稿。然而，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他那即将在地平线上升起的全面提重新焕发的学术青春的曙光而已。
四
1978年，武大襄阳分校终于撤销，人员逐步迁回到了武汉珞珈山。是年10月，我和修斋联袂东下，参加了在芜湖召开的全国西方哲学会议，一起聆听了我们的老师贺麟先生在会议上做的学术报告。这次有近百人参加的全国性会议可以说是我国西方哲学学术力量的动员大会，标志着我国西方哲学学术研究事业重新繁荣的开端。面对这样一种形势，我们会余在芜湖公园品茗时，不禁漫谈和遐想起武汉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如何发展的前景来了。修斋在西方哲学学科方面早在建树，已是国内负有盛名的西方哲学史专家，他涉及面广，几乎遍及西方哲学史的所有领域，对于古希腊哲学、近代早期西欧各国哲学、18世纪法国哲学以及现代西方哲学，他都有译著或专论问世。他是公认的武大哲学系开展西方哲学史科学研究的当然学术带头人和台柱。在这一点上，我从到武大之日起就是以他为师，一贯执弟子礼的。虽然60年代初湖北省哲学学会的哲学史分会曾提出和讨论过德国古典哲学问题，但我们还是考虑过武大哲学系的西方哲学史要以修斋所长的莱布尼茨哲学或18世纪法国哲学作为研究的长期方向或重点。在漫谈中，我渐渐地形成了把我们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建设成为国内研究西欧近代哲学史上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的阵地或中心的想法，因为依据我的了解，修斋在这方面已有较深入的研究，我们在教学中很重视这方面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联系问题，而在这次会议上江天骥先生的发言又使我们想到这方面同他所论及的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唯理论和经验论的联系问题，再说武汉大学自30年代王星拱先生任校长以来一贯重视西方实证主义的研究，因而图书馆拥有较丰富的这方面的图书资料，同时，以唯理论和经验论为研究的方向、重点和特色，也就自然而然地同当时国内一些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德国古典哲学为重点的情况区别开来了。在肯定了这一设想之后，我们还商定了一些着手实现设想的具体措施：争取领导理解和认可这个设想，连续几届专招攻读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积极筹备召开全国性的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的学术讨论会，立即到大图书馆“文化大革命”以来乱堆乱放等待处理的图书堆里清理出这方面的藏书，等等。为了使这个极具魅力的蓝图得以实现，修斋付出了巨大的辛劳。他全力以赴，卓有成效地一一落实了预定的各项措施，并且全神贯注，殚思竭虑地进行着紧张、持续的哲学研究，结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硕果。虽然我们始终没有正式挂出“中心”的招牌，但全国哲学界，特别是西方哲学史界，鉴于修斋在这个时期发表的大量有关学术论文(计22篇之多)，主持召开的“全国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讨论会”，主编的专著《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出版的以《人类理智新论》为代表的经典译著，和培养的一批在唯理论和经验论研究中崭露头角的硕士、博士……可以说都一致公认，在武汉大学哲学系实际上已经存在着这样一个富有吸引力的、成就显著的研究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的中心。应当说，这是修斋以其后半生的全部心血和智慧为我国学术事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它把我国近百年来对于西方哲学史上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的研究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但是，修斋本人对于这样的成就并不满足，他珍爱的一句口头禅是：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可能做出的成绩应当比已做出的大得多。直到他逝世的前几天，他在医院的病床上吃力地、停停顿顿地对我说，境外同行对他的莱布尼茨研究评价很好，认为达到了国外同类研究所未能达到的水平。说到这里他苍白的面容虽然挂上了一丝微笑，但立即深感失望和遗憾地继续说，他这样儿恐怕是不能亲自完成《莱布尼茨研究》的写作了，他已经把完成这部著作的任务托付给了他的门生段德智了。值得告慰的是，段德智君没有辜负老师的嘱托，修斋念念不忘的这部专著已经在台湾正式出版了。
我的西方哲学史教学和研究生涯，是从到武大后才起始的。30多年来，修斋的那种明辨是非、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畏人言的哲人风范无形地感染着我，引导着我；他的抛开个人荣辱得失，乐于奉献和助人的高尚精神，对我的为学和工作给予了无法估量的支持。没有他这样一位值得我永远学习、感激和记忆的良师益友，我怎么能够从30多年来崎岖曲折的道路上这样地走过来呢?抚今思昔，能不泪下!
安息吧，修斋!你的《哲学和哲学史论文集》已编好待印了，在它和你的其他著作的启发、熏陶和指导下，一定会出现更多的研究人才，继承你的遗志，将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的研究一代一代地深入进行下去，使之发扬光大，结出越来越多的硕果。
杨祖陶
1994年11月于珞珈山麓
原载 段德智选编：《陈修斋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