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8月23日凌晨，陈修斋先生在湖北省地质职工医院与世长辞。噩耗传来，珞珈呜咽，东湖泪涌。陈先生在病魔缠身的数载中，他那严格要求自己、为事业置生死于度外的精神和宽容豁达的美德深深感动着我。我不得不将我所知道的陈先生病中的一些情况写出来，即使挂一漏万，也聊以告慰所有崇敬、关怀陈先生的人们。
一、“老慢支”急性发作勉力投身整党
陈先生通过数十年艰难跋涉，在1988年于年近古稀之际终于实现了加人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对党的事业，他特别严肃认真、一丝不苟。1990年春天，适逢全党整顿、党员重新登记，不巧的是，陈先生在台湾的姻兄来大陆寻根，这年4月，陈先生与夫人徐铣陪同他去浙江，途中劳累，气候多变，陈先生原有的“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合并感染，回来后，人也大为消瘦。然而，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陈先生置自己的病情于不顾，带病认真参加了各项整党活动，包括雨中在小操场听报告，耽误了对疾病及时有效的治疗。当病情发展严重时，陈先生才去武大校医院看看门诊，开始是肌肉注射抗菌素，后来只有靠隔一段去打几天静脉点滴才能维持原状。随着病情的拖延，他对药物开始产生依赖性。到了1990年冬天，情况更严重了，几乎靠打吊针过日子。开始时打几天还可以维持几天，后来，打吊针的时间比不用药的时间还长。每次去医院打针，都得在寒风中行走近一华里，就这样边打针、边吹风、边感冒，达不到应有的疗效。
在那段日子里，人们印象最深的是陈先生那长时间的、剧烈的咳嗽声。周围邻居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引起大家深深的忧虑。但就在这种情况下，陈先生仍然在没有暖气的家中坚持伏案工作，只有暴发性的阵咳才迫使他不时地停下来，但马上又握笔劳作，去赶自己那永远没有尽头的任务了。
二、最后一面人文馆抗洪救灾献丹心
1991年夏，我省发生特大洪水，全校进行抗洪救灾总动员。陈先生的病情经过一年来的发展，感染未能控制，反复发作，已成为肺气肿，呼吸困难，行动受阻，在阵咳中时有短暂意识丧失，出现尿失禁现象，一般情况下已经不再出门。但当他得到 “军事化”行动的通知后，丝毫不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不听亲人的劝阻，奋力徒步前往人文馆参加动员大会。他走的十分慢，不断地站下来喘气，引起路上许多人的注意和同情。不到一公里的上下坡路，他走了近一小时，好不容易到达人文馆，又没有电梯，只能一级一级地登上6楼哲学系会议室。陈先生除捐助灾区人民100元钱外，在会上还要求报名参加抗洪抢险队，虽未获批准，也表达了一位年老有病的知识分子对人民的一片赤子之心。谁知道，陈先生此行竟是他与人文馆和哲学系的最后诀别，他再也没有力量作这样的艰难远行了。
三、病情还在恶化医院院长关怀住院
1991年秋开学不久，陈先生以重病之躯面临着博土点整顿，身为博士生导师不得不参加会议。鉴于陈先生已不能再去哲学系开会，会址安排在附近的学校教工会。首次整顿会议定在1991年9月22日下午举行。那几天陈先生每天上午都在校医院门诊部打吊针，当他得到会议通知后，不顾自己的病情，不顾家人的强烈劝阻，决定打完吊针下午就去开会。然而，当校医院肖院长巡视时见陈先生情况不好，形容憔悴，气喘吁吁，咳嗽剧烈，口唇发乌，面色苍白，当即就问“怎么在这里打吊针?”马上决定要陈先生住院治疗。由于院长关怀，陈先生才第一次住进了武大医院内科，诊断为慢支合并感染，肺气肿。由于陈先生住院，那次预定的重要会议他也就没能参加了。
四、第一次转入同济医院发现绿脓杆菌感染
陈先生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反复注射抗菌素，但感染并未得到有效控制。在武大医院住院半月后，陈先生于1991年10月4日第一次转入同济医院高干病房。在这所饮誉中南地区的高级医院中，经痰培养发现是合并绿脓杆菌感染，这是目前尚无有效方法对抗的一种顽症。但由于首次使用一些昂贵新药，效果还很明显，在系统治疗28天后，绿脓杆菌培养转为阴性。陈先生其他器官功能均未见异常，就于1991年11月1日出院回家休养。这次住院陈先生生活可自理，无须人陪伴，对病情可能的发展也未给予足够的估计。
五、气温骤变无防寒设备突发高烧再次住院
如有条件在同济高干病房住过冬天，陈先生的情况可能会完全不同。从同济出院正逢深秋初冬，天气往冷里走，陈先生因咳嗽已闻不得煤烟，在毫无防寒设备的家里，想使用红外线取暖器，电表又负荷不了(仅2．5安)，为改电表事多次奔波，领导虽批示，仍迟迟未解决。1个多月后陈先生病又复发，1991年12月14日，因感冒高烧39C，再度住进武大医院，因此又无法参加他已准备参加的又一次预定的重要的整顿会议。在武大医院因有暖气，又得到李医生等的悉心治疗，情况比在家好多了。由于寒假期间医生人手少，大医院此时病床较空，在医生建议下陈先生于1992年元月31口(春节前几天)又转入同济医院高干病房。医院条件好，无须陪伴，还可适当作些案头工作，陈先生此时对治疗尚充满信心。这期间的治疗主要是控制绿脓杆菌，其他方面的情况都还不错。到5月份天气转暖，考虑出院了，但检查发现痰中仍有绿脓杆菌，为谨慎起见，医生希望像上次一样，等绿脓杆菌转阴性后再出院，这样又坚持了1个月的治疗，但均未达预期效果。由于一般情况尚好，症状大为改善，陈先生于1992年6月9口出院回家休养，带回一些口服的新药。出院时同济医院彭教授认为，从X线片子看来，许多部位原本很模糊，都已变清晰，情况好多了，绿脓杆菌可能是寄生的，因此可以出院，还说陈先生可以活到80岁。
六、长达5个月未接受诊治第三次高烧住院并发休克
在同济住院期间，陈先生仍未停止工作，他在床边指导博士生，并让家人带去书籍资料，居然应台湾学术界之约完成了两万字的长篇学术论文《莱布尼茨的中国观》 (已在台发表)。但回家后不久，剧咳又起，病情转重，已完全不能出门。陈先生此时对病的彻底好转已开始失去信心，只是抓紧时间伏案工作，我多次劝他应注意休息，他总是说：“这样可以转移注意力”，“好受一点”。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在长达5个月的时间里，他未到任何医院接受诊治，同济都住过两次，有什么办法，只好听任病情发展，甚至大热天也未能控制住。拖到1992年11月7日，天气转冷，陈先生又因高烧39℃多第三次住进武大医院。陈先生以为这次像往常一样生活可以目理，他独自上厕所，一次却因蹲的太久而发生了休克。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医生立即给予输氧输液并紧急联系转院。
七、呼吸衰竭渡过危机合并“肺结核”种下隐患
陈先生1992年11月14日急诊转入湖北省人民医院，在走廊里等了两天后进入6人一间的普通病房，当时已出现明显紫绀、呼吸非常困难，病情已升级为“呼吸衰竭”，表明从同济出院后，肺功能每况愈下，病情日趋危重，医院发出病危通知。通过“动脉血氧分压”测定，断定氧分压已降低到可怕的“死亡线”，肺科权威决定立即行“气管切开术”，否则当晚就不能渡过。但陈先生意识清晰，冷静地拒绝了这项抢救手术。上天保佑，通过把输氧管插入深部，呼吸衰竭稍稍得到缓解，但直到生命的终点，陈先生再也未能离开过氧气管。除严重的呼吸衰竭外，省人民医院还首次诊断陈先生合并肺结核，而病情又不允许作进一步的确诊。谁料到“肺结核”的帽子给陈先生日后的住院与治疗带来数不清的麻烦和不可逾越的障碍。尚须提出的是，省人民医院权威专家当时并不认为“肺结核”的诊断妨碍住高干病房，只是由于医院高干病房已由效益好的公司、银行分别“承包”，仅有几张床位由省卫生厅掌握，陈先生只好“望床兴叹”了。考虑陈先生曾两度在同济住院，对病情比较熟悉，于是又设法转人同济高干病房，为此，学校党政领导及基层干部均作了极大的努力，陈先生心里十分感激。
八、第三次住进同济医院因“肺结核”令其转院
1992年12月29日，天气寒冷。陈先生在用氧气袋供氧的情况下，艰难地第三次转入同济医院另一高干病房。由夫人徐铣日夜陪伴。由于人民医院医生说过不妨碍住高干病房，联系转院时未注意提及“肺结核”这个新问题，但同济的医生很快发现了这一诊断记录，经放射科医生会诊未予否定。按有关规定应转肺专科医院，而不能住同济高于病房。其间由于呼吸衰竭加剧又下了一次病危通知，经高压输氧及采用贵重药物后稍有缓解，即令其转院。先是同济建议转到与其挂钩的宝丰路一家医院，即武汉市肺结核防治所，但那里无高干病房，普通病房已十分拥挤，陈先生身患呼吸衰竭，时时离不开人陪伴，具体问题实难克服，20天后，只好第4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武大医院。医院将他安排在传染病区的一间单独小房内，有暖气，保证供氧，经崔医生等悉心治疗并特地购进好药，陈先生闯过了咯血、一时性昏迷、合并感染等险境，病情趋向平稳。陈先生在医院渡过了1993年的春节，这是他第2次在医院过春节。由于离家较近，陈夫人百般照应，调节饮食，陈先生主动配合治疗，一切尚可，还与研究生谈些问题，只盼春暖花开出院回家。然而，在武大医院平安度过3个多月后，情况又起变化。
九、因“肺结核”又转出武大医院在地质医院煎熬至最后一息
陈先生自1991年9月第1次住进武大医院以来，三进武大医院，其间两次转同济，一次转人民医院，又由人民医院第3次进同济，由同济第4次转回武大。古稀之年的陈先生，体质异常虚弱，时时处于呼吸衰竭的险境中，每次转院不仅冒着很大的风险，而且带给他沉重的思想负担。他没有任何苛求，只渴望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得以治疗养病，好为国家和民族多做一点工作。陈先生在武大医院住院期间还是比较满意的，除了排便时憋气难忍、犹如一场战斗外，卧床吸氧呼吸尚平稳，有时还可以短暂停息一下输氧，时常露出笑容，还谈论学术。
但新的情况出现了。为加强医院的规范化管理，呼吸道传染病人不应住消化道传染病房，但武大又没有专门的呼吸道传染病房，医院决定陈先生应再次转院。经多次动员，陈先生虽然知道困难重重，凶多吉少，还是不愿意给别人增添麻烦，答应由家属先到别的医院去看看。就这样，陈先生于1993年4月8日再次由多人护送，在输氧情况下转入附近的湖北省地质职工医院，那里有一个结核病房，周围环境也还可以。但这只是一个很小的职工医院，尽管主管的姚医生也很尽力，但无论设备、技术、医疗水平与经验，对接受陈先生这样病情复杂而严重的病人实在是不能胜任的。因而在转入地质医院后，陈先生病情险象环生，兹略举数例：(1)6月上旬因一口痰堵塞，束手无策，差点过去，医生立即通知系里，待有关领导赶到时，在没有任何吸痰设备的条件下，陈先生痰液自行排出，令人捏一把汗。(2)7月上旬因氧气中断，全身发紫，险些丧命。他在武大医院每两天要用一钢瓶氧气，且随时有一瓶备用。地质医院因无电梯，从楼下运沉重的氧气瓶上来很不方便，改为8—9天用一瓶。有次氧用完了，更换时竟推来一空瓶，致使完全中断氧气达半小时之久，情况十分危急，眼看无法挽回，后于紧急中换上另一氧气瓶，陈先生又慢慢缓过气来。从此虽不再限制用氧，但其后果可想而知。(3)为控制绿脓杆菌，陈先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用药反应明显时，恶心呕吐，滴水不进，头昏无力，日益衰弱。由于经常找不到注射的血管，致使药液停在皮下，双手臂肿胀，陈先生对用药已产生十分惧怕心理，家属要求暂停，但陈先生充分信任医生，咬牙忍受，积极配合，但收效甚微，全身情况不断恶化。(4)由于感染得不到控制，对肺实质造成进一步损害，以致反复咯血，满口鲜血。陈先生平静地接受输血，闯过了咯血可能造成的窒息。(5)7月下旬，陈先生因呼吸衰竭、反复咯血而烦燥不安，医生给服了不该服的2片安眠药，造成36小时以上的昏睡不醒，家属为他洗头也未醒，后来又意外地醒过来，以后就常出现嗜睡与烦燥，再不敢用镇静剂了。
7月中旬天气炎热，医院无空调，可能并发褥疮，医生建议转条件好些的医院治疗。从前住过的医院当然无法再去，幸而陆军医院的老院长对陈先生的情况十分同情，他仔细观察了在武大拍的X片，认为是陈旧性的肺结核，可以住高干病房，但具体联系住院病房谈何容易，经历了一拖二磨三推，直至8月上旬终被回绝。这次可能的转院使陈先生在生命危急之中萌发出的一线希望之光，最后终于又破灭了。
十、病情急转直下独自告别人世
早在6月下旬，当陈先生感到自己可能不久于人世时，就已冷静地向家人述说了遗嘱。8月初转院无望后，病情便急转直下，眼看着一天不如一天，各种矛盾接踵而来，各种症状互为因果，形成不可逆转的恶性循环。最主要的是憋气难忍，万分痛苦，仅靠注射氨茶碱暂时缓解，以后也无效了。青紫很明显，不愿进食，不能平卧。原来心血管系统一直较好，这时出现心力衰竭，全身高度浮肿，心动过速，心律不齐，心慌气喘，还有血尿。整个肢体已几乎完全不能动弹，要把浮肿的手臂抬一下告别探视者都十分困难，此情此景，令人无限酸楚。
最后几天，陈先生的病已发展到“肺性脑病”。由于肺功能衰竭，造成大脑缺氧，而代谢产物二氧化碳潴留造成体内电介质紊乱，进一步干扰神经系统活动，致使意识障碍。陈先生时而清醒，时而意识朦胧，不断地说胡话，白天嗜睡不清醒，晚上失眠，极度烦躁不安，片刻不宁。医生曾用激素取得了暂时效果，但停药后病情更趋恶化。由于医院缺乏检测手段，连一些对症处理都没有，只能眼看陈先生在各种病症的矛盾中痛苦挣扎。
1993年8月22日，陈先生临终前一天，好像一切都到了尽头。一是主管医生轮休，换了另一位医生；二是陈先生的几位当教师的亲属因开学有课，当晚不能陪伴，只好把曾经照看过陈先生的农民老傅请来陪伴；三是陈先生无限信赖和住院期间从未间断陪伴或探视的夫人徐铣因过分劳累，心脏病发作，卧床休息而未能来医院。这一切都使陈先生心中很不踏实，整个暑假亲人日夜陪伴，寸步不离，陈先生有一种安全感，他多次表示最怕的是亲人不在身边……这两天只有女儿、儿子轮流守夜替换。8月22日当晚女儿宣真因第二天要上课，不得不在晚9点赶回武昌家中。她见父亲这天情况与往常差不多，晚饭没有像往常一样拒绝进食，勉力吞下了几个陈夫人专为他做的小馄饨，估计晚上可能不会有什么意外。陈夫人虽躺在床上，一心牵挂陈先生，但已无力前往陪伴，加之最近家中两次被盗，紧张、恐惧、焦急和劳累加在一起，终于病倒无法陪伴陈先生走完人生最后的几个小时。女儿交待安排老傅之后就对陈先生说：“我要走了。” 陈先生喃喃地说：“我也要走了。”女儿有些奇怪地问：“您到哪里去?”陈先生说：“我要去睡觉了。”女儿认为他又在说胡话了，便说：“您不是在这里睡觉吗?”陈先生不再作声，也没有挽留女儿，只是默默地望着女儿离去。谁知8月23日凌晨约5时半，陈先生竟真的离开了他无限眷恋的人生，沉入了永恒的睡眠。由于亲人不在身边，陈先生最后一息的具体时间也不得而知。从他的姿态与遗容来看，与平常的睡眠没有什么两样。他是平静而安详地独自告别人世走向天国的。
十一、四大皆空 哲人无憾 生命似火 真我独存
回顾两年来，陈先生在各家医院辗转求医，艰难地从一家医院转到另一家医院，即使条件再差，也从来没有听到过他发一句怨言。从1992年11月起，他就再未离开过氧气管，时常鼻孔因输氧管摩擦而血流不止，又因分泌物阻塞输不进氧气而憋气难忍；近10个月中他既不能平卧也不能坐起来，只能保持一个半卧半坐的姿势。他以惊人的毅力，默默忍受着这一切。他是那样地宽容，听从医院的安排，尊重医护人员。当因为病痛引起烦躁偶尔对陪伴的家人生气时，马上就说对不起。地质医院条件差，连纱门都没有，蚊虫叮咬，有时还因医疗费未及时送到而导致停药，他也没有气恼，没有怨言。他不止一次对我说：“我真想大哭一场，但是我不能这样。”他每当遇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总是告诫自己“我不能生气，我不能生气”。他为自己的病拖累了全家而感到内心不安，尤其是对夫人徐铣的劳累和悉心照料深为不安，他一想起就要哭。对于探视和关心帮助他的领导和同志不时流露出感激之情。
陈先生的早年挚友、大学同学、曾在联合国任高级官员31年的美籍华人黄圣仪先生7月初曾来地质医院病房探望他。得知黄先生要来，陈先生心里又高兴、又害怕，怕引起老友的伤感。见面后只能说出“总算见面了”一句话，黄先生则反复地说：“我不知说什么好，我不知说什么好”，长时间地相对无言，老泪纵流。
近年来陈先生以重病之躯，承受了太多太重的压力，还超负荷工作，为后辈仔细校阅译著稿多部，为他人著作写序，还一丝不苟地指导博士研究生。在生命之火燃烧的最后时刻，他都还渴望能重新回到书斋，提出要回家看看，哪怕只三五天戴上输氧管工作也好。他曾百思不得其解地问家人，为什么我一离开家就再也不能回去了，书桌上还有好多事都没有作完呢!在意识朦胧中他说自己像在钻一个洞，钻来钻去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对待死亡，陈先生对好些探视他的朋友与学生都谈到“四大皆空”，表现的格外平静超然；但对视为自己真正生命的学术研究，他却又看的那么实在、那么重要。他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未完成的著作《莱布尼茨研究》。7月中旬他曾对看望他的杨祖陶说，自己唯一的遗憾是未能亲自完成这部专著，台湾学术界组稿人已在催促此事，只好请他的助手段德智去完成了。(《莱布尼茨》一书，后由段德智执笔完成，并于1994年8月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
陈先生终于走了。一代哲人，飘然仙逝，留给人们沉重的思念和深深的遗憾!
哀记于1993年9月23日，陈先生长眠1个月时。
原载段德智编：《陈修斋先生纪念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第73-83页。
（肖静宁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生理学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