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修斋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史家、莱布尼茨哲学专家和杰出的翻译家。他一生出版专著4部，译著15部（含与人合译），组译15部著作，写作论文70多篇，约计600万字之谱。他为祖国的哲学和哲学史事业付出了全部精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陈修斋先生是新中国西方哲学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50年代中期，他与人合著的《哲学史简编》，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的哲学史著作和哲学史教材；他参加编译的多卷本《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读》是我国编译出版的第一套西方哲学史原著资料。60年代初，他以《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名义独立负责选编、组译和审校了多卷本《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近300万字，是我国解放后第一套大型现代西方哲学代表著作译丛。70年代以来，他先后编著了《欧洲哲学史稿》（与杨祖陶教授合著，曾获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人民出版社“西方哲学史研究丛书”中一种），《哲学史方法论研究》（与萧箑父教授共同主编），翻译了《人类理智新论》（两卷本，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一种），《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和《关于实体的本性和交通的新系统及其说明》等译著。他于弥留之际，还挂念着他的学术专著《莱布尼茨研究》的著述和出版。陈修斋先生为实现他和杨祖陶先生共同绘制的使武汉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成为国内研究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的一个中心的蓝图付出了他后半生的全部心血。他的莱布尼茨哲学翻译和研究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他为推进中西学术文化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

陈修斋先生，如他自己所说，是在1942年于前中央政治学校听了贺麟先生的哲学讲演、选修了贺麟先生的“哲学概论”和“伦理学”课程才走了哲学之途的。此后，他一直以贺麟先生为榜样。为他所献身的哲学和哲学史事业奋斗了整整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的哲学生涯中，陈修斋先生虽然广泛地涉猎了许多领域，并在许多领域里作出了“十分优秀”的成就，但是他的学术兴趣和学术研究的中心始终集中于‘‘近代西欧唯理派与经验派哲学”及“莱布尼茨哲学”这样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他写作的第一篇哲学论文题为《黑格尔对莱布尼茨思想中矛盾律与充足理由律二元并列问题的解决》（草稿成于1949年6月），他发表的第一篇哲学论文题为‘笛卡尔——提倡理性的思想先驱》（1956年8月31日），这些表明了从他踏上哲学道路的最初年代起，他就基本上选定了自己的研究中心和学术方向。

陈修斋先生给自己规定的学术目示是令人咋舌的。陈康先生和季羡林先生曾经主张：即使在西方哲学研究领域，中国学者也要敢于和能够“直接与西方一流学者相抗衡”（季羡林语），也要拿得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陈康语）。陈修斋先生十分赞佩这两位学者的民族觉悟和宽广胸怀，每每用他们的话语激励后学，鞭策自己。正因为如此，先生一经选定哲学道路，便全身心地投入了紧张、艰苦的哲学思索与哲学创作中去，始终不懈地向着这一远大目标奋进、拼搏。在哲学道路上。他既是“骆驼”，能忍辱负重，又是“狮子”，敢于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纯洁性，敢于坚持和捍卫哲学的尊严和神圣性，不时地向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发出这样那样的“咆哮”，进行这样那样的抗争。然而，在哲学道路上，他归根到底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童”，而且，正是凭藉着这种赤子之心，他才得以一步步地逼近和走入哲学这个神圣殿堂的。

为使自己的哲学理想化为现实。陈修斋先生付出的巨大辛劳、遭遇的精神病苦是令人震惊的。我们知道，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不仅在物质生活上极端困难，而且在政治上又身处逆境，但就是在这个时期，他潜心系统地研究了莱布尼茨的全部学说；70年代初，武汉大学哲学系作为武汉大学襄阳分校的一部分迁至襄阳隆中，那时他刚刚获准重返教学岗位，“监督使用”，住在一间向当地林场租借的不足lO平方米的低矮潮湿的土坯房子里，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顽强地译出了后来令德国莱布尼茨哲学专家惊叹不已的莱布尼茨的《人类理智新论》（两卷本，计52。5万字）。为了实现自我设定的远大的学术目标。几十年来他一直不间断地进行着艰苦的自我超越：1980年，他向“全国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讨论会”提交了论文《关于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对立的几个问题》，对西欧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探讨；5年以后，即1985年，他又写出了长篇论文《关于经验论与唯理论对立问题的再思考》，对许多有关重大问题又作了新的探索，对自己某些原有的观点作了重大的修正和补充。为了实现自我设定的目标。他几十年如一日。持续不断地消化和吸收国内外同仁乃至后学的研究成果，且持续不断地从事翻译介绍工作；然而这位于莱布尼茨哲学翻译和研究方面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学者，甚至到了晚年，面对着自我设定的学术目标，竟不止一次不无悲壮地说道：“我越是研究莱布尼茨，就越是不敢动手写作研究莱尼布茨的著作！”其胸襟之广，目标之大，律已之严，志向之坚，既令人仰慕，又令人汗颜。

陈修斋先生在“西欧唯理论派与经验论派哲学”、“莱布尼茨哲学”研究中，在西方哲学史研究中，十分注重论史结合，注重哲学史方法论研究，注重哲学观和哲学史观的探索。他常说，没有一个科学的哲学史方法论。没有一个科学的哲学史观和哲学观，是不可能建构出一个科学的哲学史体系的，是不可能在西方哲学史领域中作出重大建树的。而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国内哲学界所公认的。他不仅于1956年春积极参加《哲学研究》编辑部组织的“笔谈”，与贺麟联名著文《为什么要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1957年初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等单位举办的“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会”上，针对我国哲学界和哲学史界严重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又作了以“对唯心主义哲学的估价问题”的发言；而且，他一生都致力于哲学史方法论的研究，写出了一系列有关文章，并于1984年与萧箑父教授共同主编了《哲学史方法论研究》，此后又写出了意境极深的《关于哲学本性的思考》。

陈修斋先生学贯古今，他的学术研究的重心放在“西欧唯理论派和经验论派哲学”及“莱布尼茨哲学”方面。放在近代西方哲学方面，但他十分注重从近代哲学同现当代哲学的关联中来理解和把握近代西方哲学。十分注重用当代哲学意识来审视近代西方哲学，十分注重揭示和阐释西方近代哲学同现当代哲学的历史的和逻辑的关联。《浅谈现代认识论与西方哲学史的关系问题》、《西欧近代经验派、理性派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联系》、《存在主义及其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联系》及《近现代西方思想史上的人道主义述评》等论文就是他在这一方面精心研究的一些成果。

马克思曾经说过；“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 陈修斋先生对哲学的这种世界意义持坚定不移的信念，他坚持认为，哲学不是一个狭隘的宗派，而是一门有世界意义的科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之所以要研究莱布尼茨，他之所以要研究西欧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他之所以要研究现当代西方哲学，一句话，他之所以要研究哲学，就是为了进入和实现这“哲学的世界”。而且，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他在文化革命刚刚结束的1977年就发出了“应该给予欧洲哲学史以足够的重视”的呼吁，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后来他又针对社会上和学术界仍有些人在党和政府已经制定和推行了改革开放路线的情况下对引进西方哲学心存疑惧的倾向，尖锐地提出了“今天仍旧甚至更加需要引进西方哲学”的观点。在他看来，辩证法（dialectics就是对话（dialogue），哲学就是对话。哲学对话固然包含今人同古人的对话，但也同样包含华人同西人的对话。离开了后面这种对话，“再回到以往的自我封闭状态中去”，中国哲学是“没有出路的”。

陈修斋先生在“近代西欧唯理论派和经验论派哲学”及“莱布尼茨哲学”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是巨大的，他的哲学观、哲学史观和哲学史方法论是深邃的，比较科学的，他对近现代西方哲学关系的看法是精辟的。实事求是的，他对中西哲学关系的见解是明智的，符合历史潮流的。他在这些领域提出和阐释的新的哲学思想和哲学观点无疑是他对我国哲学和哲学史事业作出的主要贡献。无疑是他留给后世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

现在我们就来概述一下他对我国哲学和哲学史事业所作出的理论贡献的一些要点。

陈修斋先生的理论贡献首先就表现在哲学观、哲学史观和哲学史方法论方面。现将他在这方面所作的哲学思考归纳如下：（1）继贺麟之后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哲学无定论”，界定了他所含蕴的三层意义：①涵指哲学的定义无定论；②涵指哲学是否应有或能有公认的定义无定论；③涵指对于哲学所讨论的许多问题也都无定论。

（2）强调指出“无定论”正是“哲学的本性”。他从哲学总有别于科学这一点出发，强调指出：无定论正是哲学的本性，只有无定论的问题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而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无定论的。如果一旦有了定论，则它就是科学问题，而原本并不是或不再是哲学问题了。

（3）指出“哲学无定论”的根据在于“哲学的对象”。他指出，他所要谈的“无定论”的哲学问题并非指那些出于时代或其他条件的限制而一时尚无法达到定论的问题，而是指那些“原则上无法达到定论的问题”，这类问题大体说来也就是恩格斯所指出的哲学基本问题及其与之密切相关的若干问题。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提出的“二律背反”的问题之类。而这样一些哲学问题之所以会原则上无法达到定论，其“关键”就在于这类真正的哲学问题是以宇宙全体为其认识对象。因为若要以宇宙全体作为认识对象，这本身就必然会导致“悖论”或陷入“自相矛盾”即所谓“二律背反”。哲学的无定论最重要的还是表现在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争论，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争论上。

（4）关于哲学光说无限思维还不够，应该说，哲学以宇宙全体为对象。而无限、绝对都是由这个对象决定的。

（5）哲学表现在哲学史中，哲学史就是哲学认识的发展史，它本身就是哲学。

（6）不能把哲学史简单化、庸俗化，不能把它仅仅理解为一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互相斗争的历史；事实上它还包括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唯理论和经验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甚至一元论和多元论等等许多方面的矛盾和斗争。而且，即使就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关系而言。它们之间除了互相排斥、互相否定、互相推翻的一面外，也还有互相渗透、互相继承、互相转化的一面。

（7）讨论“对唯心主义的估价问题”不仅对于哲学史工作的开展有着“关健性”的意义。而且对整个思想学术工作的开展，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也都有“重大”的意义。而这一问题的主要之点并不在于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著作中是否包含着一些正确的、有价值的东西。唯心主义作为人类认识发展的一个阶段、必要的环节，是有可以肯定的东西的，是有贡献的。它在哲学史上的作用并不是完全消极的，“没有德国古典的唯心论哲学，恐怕就没有辩证的唯物论。”

（8）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诚然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受经济基础的决定，也受上层建筑其他部分的种种影响。但它一旦产生，也就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只有在尽可能充分地掌握和了解原始资料和具体历史情况的条件下，全面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揭示和阐明人类哲学思想在社会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和其他社会因素及文化部门、特别是科学发展的巨大影响下，其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才能构成“科学的哲学史”体系。

（9）哲学史方法论是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及其方法论原则，不是一个封闭的僵化的体系，它必然要随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史本身的研究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

（10）在哲学史研究中，阶级分析是必要的，但它“不能包括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的全部内容”，不能“完全代替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应当把阶级分析同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辩证结合起来。

（11）对立统一规律是哲学运动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我们分析研究哲学史现象的一条普遍适用的方法，理解和把握这一根本的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对建立科学的哲学史体系，对反对和批判左倾教条主义至关紧要。

其次是近代西欧唯理论派与经验论研究。在这一领域，陈修斋先生提出的主要观点有：

（1）认识论取代本体论成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16世纪末——18世纪中叶欧洲各国哲学的一个突出现象，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这一点不仅对于掌握这一段哲学史，而且对于建立全部欧洲哲学史的科学体系，都是有意义的和必要的。

（2）那种认为讲近代哲学史突出认识论、突出经验论与唯理论的斗争，是以此掩盖、抹煞或代替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的观点是错误的。在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从来就很少以那样赤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往往是通过各种具体问题的斗争来进行的。

（3）经验论和唯理论的斗争主要是环绕着“正确认识的起源”、“知识的可靠性”、“认识对象”、“认识主体”及“真理观”这五个问题进行的。前两个问题直接同划分经验论与唯理论的标准相关，第三、第四个问题则直接同划分经验论与唯理论内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标准相关。

（4）英国哲学家石黑英子视经验论与唯理论为两个“不幸的标杆”的观点是不恰当的。因为问题并不在于存在不存在这两个派别，而在于划分这两派的标准是否明确和确切。

（5）在划分经验派和理性派的标准问题上，传统观点有欠明确和确切，比较确切的说法是：区别两派的标准不是“一般”认识的起源，而是“正确”认识的起源，不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何者“可靠”而是何者“更可靠”。但是，更为确切的说法应当是：区分两派的标准只有一个，这就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认识的起源问题，亦即是否承认“凡是在理智中的，没有不是先在感觉中的”这一古老信条。

（6）英国经验派和大陆理性派都内蕴着各自的逻辑矛盾，都经历了一个理论形态上的逻辑演进过程。英国经验派从培根、霍布斯到洛克再到巴克莱、休谟的逻辑发展进程，是一个从唯物主义演变到唯心主义、从可知论转化为不可知论的进程。大陆理性派，从笛卡尔到斯宾诺莎再到莱布尼茨、沃尔夫，也有一个相对独立的逻辑发展进程：一方面，从作为认识之前提和基础的本体论范围，从作为认识对象和主体的实体学说这个侧面看，它是一个从二元论经过唯物主义一元论到达唯心主义一元论（也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唯心主义多元论）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从与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的关系以及认识发生过程密切相关的身心关系问题这个侧面看，它又是一个从“身心交感说”经过“身心平行说”到达“身心前定和谐说”的发展过程。

（7）经验派与理性派的论战是16——18世纪欧洲哲学史上重大的事件，在一定意义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正是通过连续不断的论战而逐渐发展起来的，16——18世纪的欧洲哲学史可以说就是一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论战史。

（8）这一时期两派的论战大体经历了三个相互衔接而又逐步深入的不同阶段。论战的第一阶段包含笛卡尔与培根的对立，霍布斯、伽桑狄与笛卡尔的辩难，斯宾诺莎的唯物理性主义对经验主义的否定这样三项内容；论战的第二阶段，两派斗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洛克对笛卡尔主义的批驳，二是莱布尼茨对洛克经验主义的论战；而论战的第三阶段则主要涵指巴克莱和休谟对理性主义的也对先前形态的经验主义的否定这样一个内容。

（9）哲学史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可以看成“客体——主体——客体与主体的统一”这样三个大的阶段所构成的一个“大圆圈”，古代和中世纪着重在研究客体，到近代初期转化为着重研究主体，而到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前夕则达到着重研究客体与主体统一的阶段。如果按照这种观点，则认识主体问题应该是我们所要探讨的近代初期这个阶段的哲学的最着重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包括认识主体的本质、身心关系、普遍的共同理性和人格同一性问题以及主观能动性和意志自由等四个分支问题。

（10）欧洲近代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哲学，虽然就认识论的角度看，是两种对立的思潮，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学派，但就其作为社会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来看，则同是西欧文艺复兴时期以来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服务，为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革命变革作舆论准备或理论论证的。两者都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想武器，在当时有巨大的反封建的进步意义。

再次是“莱布尼茨哲学研究”。在这方面，陈修斋先生提出和阐述的主要观点有：（1）莱布尼茨是一位具有世界意义和重大国际影响的哲学家。莱布尼茨虽是德国人，但他的活动和影响都决不只限于德国，甚至也不只限于西欧。他是对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有广泛影响的一位学术界的巨子。他是16——18世纪大陆理性派的主要代表，是这一学派的集大成者。

（2）无论是笛卡尔还是斯宾诺莎都是把矛盾律或同一律看作最高思想法则的，莱布尼茨则提出充足理由律以弥补矛盾律之不足，并且宣布这一规律本身“有本质上的重要性”。

（3）莱布尼茨哲学所根据的基本原则有三个：充足理由原则，矛盾原则或同一原则以及最佳原则（圆满性质原则），其中充足理由原则是制约或规定其他两条原则的最高原则。

（4）莱布尼茨之所以从经院哲学的唯心主义转向机械唯物主义，后来又从机械唯物主义转回到唯心主义，诚然是由当时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向封建势力妥协投降的政治需要决定的。但就理论上来说，也确实是由于他看到了唯物主义机械论的局限，看到了机械论的自然观，特别是关于物质实体的观点陷入了矛盾困境和难以自圆其说。

（5）单子没有部分是单子的根本特征，单子的其他一系列特征包括“单子变化的内在原则”都是由它演绎出来的。

（6）莱布尼茨把前定和谐学说看作解决“不可分的点”与“连续性”的矛盾（“哲学迷宫”之一）的“关键”，这一学说是莱布尼茨哲学的中心，最能表现他的哲学的特征。

（7）莱布尼茨在认识论上和洛克的斗争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①认识的对象和起源——“夭赋观念”还是“白板”？②认识的主体——“物质能不能思维？”③认识的过程——从“知觉”到“统觉”；④真理观。这一斗争是唯物主义经验论和唯心主义唯理论的斗争的集中表现，它集中地暴露了贯穿整个西欧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哲学认识论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这两个派别或两种理论原则之间的深刻矛盾。从康德开始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在一定意义下就是企图解决这个矛盾。

（8）“个体性原则”是莱布尼茨整个哲学体系的一条“基本”原则，在一定意义下甚至可以说是它的“最主要”的原则。人的个体性就是逻辑地包含在这一哲学原则之中的。

（9）莱布尼茨关于个体性的思想是全部西方哲学史上关于一般与个别问题的长期争论和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有自己特色的重要环节，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和解决有其特殊贡献。

（10）人的自由问题是莱布尼茨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他所提出的关于自由的定义（自由=自发性+理智），他对自由与必然和偶然的关系、自由与“受决定”和“无区别状态”的关系的探讨，既在理论上比其前人有所进步，在社会历史作用上也更好地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要求而有其更值得肯定的进步意义。

（11）培根、笛卡尔这些哲学家，作为近代早斯哲学的主要代表，虽然也对“主体性”原则的确立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但都远未为这一原则的确立找到一条适当的途径，提供一个有力的本体论基础，莱布尼茨的哲学基本观点则为主体性原则提供了一个颇为适宜的本体论基础；他作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同时也是“第一个”为主体性原则奠定初步的理论基础，“第一个"”走上从实体转变为主体的道路的人。

（12）在一定意义下，我们可以说，狄德罗及其同道“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家们，正是因为批判地吸取了莱布尼茨哲学中一些有辩证法意义的思想，才使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超出了前一世纪唯物主义的水平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唯物主义哲学中的比较彻底、发展的形态。

（13）有人称莱布尼茨为“德国哲学之父”，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不仅因为就时间上看莱布尼茨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巨大影响的哲学家，而且因为他的思想的确是以后德国哲学发展的一个直接的、主要的思想来源。

（14）莱布尼茨致德雷蒙先生的论中国哲学的信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因为它不仅较明确地表述了莱布尼茨对中国及其文化的尊重和推崇的总态度，而且由此也可看到，莱布尼茨不仅是在阐述他所理解的中国哲学，而毋宁说他更多地还是藉此更进一步来阐述他自己的哲学思想。

最后是“现当代西方哲学研究”。陈修斋先生在现当代西方哲学研究方面的理论贡献主要有：（1）揭示和强调了现当代西方哲学同近代西方哲学之间的联系。例如他指出：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争论所环绕的关键问题可以说是“能否以及如何获得关于世界的普遍必然性知识或真理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同时也就是现代（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要处理的关键问题，至少是关键问题之一。再如他强调说，不了解哲学史，不了解认识史，就难以深入了解现代哲学及现代认识论问题。

（2）指出当我们对现当代哲学作历史溯源时既应当注意“猴体”与“人体”的联系，又应当注意“猴体”与“人体”的区别，防止把近代和古代哲学现代化。

（3）具体地昭示了现代存在主义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联系。指出：存在主义更多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思潮中的主观唯心主义、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成分，而反对和抛弃了其中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倾向和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倾向。

（4）努力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关于“实践标准”的界限。

（5）在我国第一个系统地评介了莫里斯的“指号学”，不仅深层次地揭示了指号学的内在逻辑结构及指号学与价值学的关系，而且对莫里斯构建指号学的目的作了批判性的分析。

（6）明确区别了近现代西方思想史上的人道主义的两种含义，一种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另一种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着重叙述了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的历史发展，强调指出这种人道主义虽在历史上也曾起过进步作用，但由于它无视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因而归根到底是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

（7）提倡积极“引进”西方哲学，主张把“引进”和“吸收”适当地区别开。对于西方那些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格格不入、甚至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我们固然不能“吸收”，但也同样可以而且需要“引进”，即把它们的重要著作翻译过来加以研究，并在适当范围内加以介绍。

（8）强调要不断地对引进的西方哲学观念进行再认识。即使对作为典型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个人主义也应该进行再认识。因为个人主义虽然也包含着个人至上、一切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意义，但在西方语言中，例如在英语中，要表示这种意义，毋宁更多用的是Egoism（利己主义），而不是individualjsm（个人主义）。后者诚然有时也被用作egoism的同义词，但它更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的独立、自主、自由，尊重个人尊严和价值，把个人视为目的等意义。在这种意义上，它是个褒义词而不是贬义词。

有限性是人的本质特性。老黑格尔正是根据这一点才断然宣布：死亡是自然对人所执行的、必然的、无法逃避的“绝对的法律”。但是，有限性并非人的唯一特性，一个真正的人当是一个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合体，当是一个能最大限度地赋予自己的有限存在以永恒意义的人，一个能“在世上留下时间无法消灭的若干痕迹”的人，一个“死而不亡”的人。陈修斋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肉体虽然由于自然的必然性不可避免地死灭了，但他所创造的精神产品还在。他的不死的精神产品将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继续推动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不断奋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唁电中有这么一句话：“陈修斋同志虽离我们而去，但他留给我们的思想和精神财富必将会对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起推动作用。”历史将会证明，无论在何种意义下，这句话都是一个真命题。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