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德智，武汉大学哲学系 湖北武汉430072）
[中图分类号]B14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2—8862（2003）07—0016—03
莱布尼茨不仅以他颇具特色的单子论著称于世，而且也以微积分的发明者著称于世。他在西方哲学史和西方文化史上，乃至在整个人类哲学史和人类文化史上的卓越地位是很少有人能与他相匹敌的。不仅如此，他对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超越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同情性理解，也是许多西方学者所不及的。当代中国学者越来越重视莱布尼茨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一、莱布尼茨研究与中国社会
如果从1908年郭凤翰所译英国张伯尔的《世界名人传略》将莱布尼茨作为“名人”介绍给中国读者时算起，迄今已经有近一个世纪了。这九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莱布尼茨研究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国莱布尼茨研究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1949年以前；（2）1949—1978年；（3）1978年以后。诚然，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国的莱布尼茨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真正说来，中国的莱布尼茨研究至第三阶段才刚刚起步。因为只是到了第三个阶段，莱布尼茨的原著才被大量翻译出来，一些西方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才被逐步介绍过来，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才开始出现。
首先，就莱布尼茨的原著翻译看，1978年以前，仅出版了l部专门性译著（即陈德荣的《形而上学序论》），连同在杂志及有关译著中涉及的也只有《形而上学论》、《单子论》、《与阿尔诺的通信》、《新系统》（选译）及《人类理智新论•序》5个短篇。1978年以后，短短20多年，就相继出版了《人类理智新论》、《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新系统及其说明》、《单子论及其他哲学论著》、《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5部译著。此外，《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和《神正论•序》也已翻译发表，而秦家懿编译的《德国哲学家论中国》，其实基本上是莱布尼茨书信的翻译。累计总字数在140万以上，相当于1978年以前的8～10倍，为中国的莱布尼茨研究奠定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其次，就译介西方莱布尼茨研究成果方面看，1978年以前，除关琪桐等所译几个短篇外，基本上没有做什么工作。1978年以后，德国费尔巴哈的《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英国麦•罗斯的《莱布尼茨》、美国孟德卫的《莱布尼茨与儒学》和英国罗素的《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批评性解释》4部著作先后翻译出版，为中国学者在莱布尼茨研究领域积极开展与西方学者的对话提供了方便。
最后，就有关莱布尼茨的研究性成果来看，1978年以前，基本上没有专著，最具规模的要算1933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施友忠的《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了，至于有关论文，就我们收集到的资料看也只有lO篇左右。1978年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据不完全统计，相继出版专著5部，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论文70多篇。其中三分之二以上为近10年的研究成果。这说明中国莱布尼茨研究已经开始由译介莱布尼茨为主上升到译介与研究并重的层次了。而且可以说，在中国学者对西方历史上的思想家的研究领域，无论从关注程度看，还是从研究成果看，莱布尼茨都已经处于比较突出的地位了。
二、中国当代莱布尼茨研究中的几个热点问题
同1978年后，中国当代莱布尼茨研究中出现了几个重大的热点问题，而且这几个热点问题也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当代中国社会相关联。
第一个热点问题是莱布尼茨的自然哲学。莱布尼茨的自然哲学思想明显地具有许多过人之处。1978年以前，中国学者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作了一些介绍和研究工作，但除了很少几篇关于莱布尼茨和周易的文章（如发表于1935年和1967年的两篇）外似乎没有更多的成果。1978年以后，莱布尼茨的自然哲学思想倍受关注。中国学者不仅翻译出版了两部译著，即《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陈修斋译，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和《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祖庆年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而且还出版了两本以介绍莱布尼茨自然科学思想为主要目的的同名著作，一本是四川少儿出版社出版的作为其“科学家的故事”丛书中一种的《莱布尼茨》，另一本是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作为其“中外科学发明家”丛书中一种的《莱布尼茨》。这两本书虽然为通俗读物，但也反映了中国学者对莱布尼茨自然哲学思想的重视。此外，这一时期发表的有关学术论文也有10多篇，其中有4篇发表在专业性很强的《自然辩证法通讯》上。需要一提的是，在这些论文中有多篇是讨论莱布尼茨的二进制算术的，这很可能同计算机在当代中国的普遍运用有关联，此外也有许多篇是讨论莱布尼茨的数理逻辑、“普遍文字”和“综合科学”的。
第二个热点问题是有关莱布尼茨的人学思想。人学思想是莱布尼茨哲学思想中的一项根本内容。莱布尼茨认为哲学有两大问题，其中第一个就是关于“烦扰着几乎整个人类”的 “自由和必然”的“大问题”。早年他提出“个体性原则”，哲学思想成熟后又提出“单子论”，其主要目的就在于解决这一问题。1949～1978年期间，莱布尼茨的人学思想在中国学术界差不多是一个“禁区”。1978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先后出版了两部研究莱布尼茨的哲学专著，一是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出版的陈修斋和段德智合著的《莱布尼茨》，二是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江畅著的《自主与和谐》，可以说，这两部著作所研究的主要问题正是莱布尼茨的人学思想。此外，这个时期发表的有关学术论文也有10多篇，与研究莱布尼茨自然哲学思想的学术论文不相上下。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莱布尼茨人学思想的讨论中，一部分学者针对罗素从所谓“主一谓项逻辑学”（或矛盾律）理解莱布尼茨哲学，将莱布尼茨哲学形式化、逻辑化的弊端，特别强调和论证了充足理由律在莱布尼茨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学者在莱布尼茨研究领域自觉同西方学者对话的一个积极尝试。
第三个热点问题为中西文化交流。莱布尼茨生活在中西文化第一次大交流时期，他不仅对中国文化有多方面的了解，写了一些重要的有关中国文化的书信，而且他还于1697年编辑出版了《中国最新消息》（Novissima Sinica，也译《中国近事》），积极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正因为如此，我国著名学者谢扶雅早在1929年就撰文讨论这一问题。但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学者并未深入研究这一问题。1978年以后随着中国的不断开放和中西文化的广泛交流，中国学者越来越注重从这一角度研究莱布尼茨。不仅出版了一部由安文铸等人合著的《莱布尼茨和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而且还撰写了10多篇学术论文。需要特别强调的是，198l年庞先生译出并发表了莱布尼茨讨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一篇至为重要的长篇论文，这就是《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而这篇译文是庞先生依据莱布尼茨的古法文手稿的复制品译出的，这一复制品又是中国政府代表团1975年访法期间从巴黎法高等学院获得的。这说明，中国学者近年来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广泛深人地研究莱布尼茨明显地得益于中国的开放政策。当然，近年来国外莱布尼茨研究团体的相关活动，对中国的莱布尼茨研究也是一个极大的促进。例如柏林理工大学：1997年召开的“纪念莱布尼茨《中国最新消息》发表三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就对中国学界的“莱布尼茨与中国”的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外近10年来国际和中国历史学界对中国礼仪之争的热烈讨论，也引起了中国学者对莱布尼茨的广泛兴趣。
三、陈修斋先生与武汉大学莱布尼茨研究
在讨论中国当代莱布尼茨研究时，我们不能不谈陈修斋先生。陈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致力于莱布尼茨研究，几十年如一日，为中国的莱布尼茨研究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修斋先生是新中国莱布尼茨研究的奠基人。他先后翻译出版了《人类理智新论》（1982）、《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1983）和《新系统及其说明》（1999）等莱布尼茨的重要著作，组织翻译了罗素的《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批评性解释》（2000，具体译事主要由他的学生执行），为中国莱布尼茨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40多年来，他先后写作和发表了近20篇关于莱布尼茨的学术论文，从认识论、本体论、人学、方法论等层面多方位、深层次地探讨了莱布尼茨的思想体系，特别是他1981年发表在《哲学研究》上的题为《莱布尼茨哲学体系初探》的长文，为中国人宏观理解莱布尼茨的思想体系提供了一个“框架”。他的《莱布尼茨》（1994，由段德智具体执笔）一书是中国人全面系统深入地阐述莱布尼茨思想体系的第一次尝试。该书出版后，受到普遍好评，曾获得中国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
最难能可贵的是陈修斋先生对莱布尼茨研究的执着精神。他从20世纪40年代末在贺麟主持的哲学编译会工作时就开始其莱布尼茨研究工作，对莱布尼茨哲学特别是莱布尼茨的充足理由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所写出的第一篇论文就是《黑格尔对莱布尼茨思想中矛盾律与充足理由律二元并列问题的解决》。此后他便同莱布尼茨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于1957年上半年查阅资料、潜心修改自己于1946年6月写出的前面曾提到的那篇文章的初稿（这篇长文直至1994年陈修斋先生去世后才在《武汉大学学报》上发表）。1957年以后他虽然身处逆境，却始终不曾中止过莱布尼茨研究。60年代初，他先后发表了《莱布尼茨在认识论上和洛克的斗争》及《从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发展过程看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相互转换问题》两篇学术论文。这是1949～1978年期间中国学者写出的仅有的两篇篇幅较大的有关莱布尼茨的学术论文。而《人类理智新论》的翻译其实是他在政治上倍受歧视、居住条件和工作条件极其恶劣的所谓文化革命期间（从1972年开始）完成的。其主要著作《莱布尼茨》是他在病重期间委托其学生执笔写成的，直到其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念念不忘该书的写作。
尽管中国当代莱布尼茨研究已取得了上述一些重大成果，但整个说来，中国的莱布尼茨研究才刚刚起步，莱布尼茨的许多著作尚未翻译过来，我们对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至今也只是一知半解，我们的莱布尼茨研究尚未形成中国的特色，并且在许多领域尚缺乏必要的理论深度。但是，无论如何，中国的莱布尼茨研究毕竟有了一个很好的起点，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并不断加强同国际莱布尼茨学界的多方面合作，中国的莱布尼茨研究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
（责任编辑 孔明安）
原载《哲学动态》2003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