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雷海宗作为安身立命于高等学府内的学者，擅长教学，勤于著述，亦曾一度放言议政，他在史学界属于“另类取径”的典型人物，在传统眼光看来，其学术研究特立独行，与强势的“史料派” 不相为谋。其特有的学术性情既构成人生中的亮点，也种下了晚年悲剧结局的祸因。性情与命运的对应关联，在雷海宗身上似乎表现得格外显明。
关键词：雷海宗 历史学 战国策派 文化形态观
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学术谱系中，在知识界追溯怀想的先辈里，有一个人的名字时隐时现，始终不曾远离人们的记忆，近些年更屡屡被海内外学人提及，他就是雷海宗先生。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发表《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等文章而一举成名之后，他作为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历史系主任，驻守海内学术重镇长达二十年之久，其间，与高等学府内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编撰《战国策》杂志及副刊，放言高论，喧腾一时，其所谓“中间偏右”的独立言论在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思想界引发震荡，招致多种评论，以至被赋予某种负面政治色彩。新中国肇始之初，随着高校院系调整，他不得不告别清华园的平静生活，被“发配”至南开大学，其生命中最后十年在津门度过，或许不期然间成就了南开历史学科的日后繁盛，却因言语不慎触犯“天条”，成为1957年反右运动中学术界遭受批判的最主要对象之一，数年间身心俱损，以至在六十年代初遽而早逝，未尽永年。
一
雷海宗可谓典型的学府学者型人物，一生几乎从未离开校门。其早年就读北京崇德中学、清华学校，1922年留学美国，五年后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随即返国，先后任教于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及南开大学，在教育界连续服务三十五年之久，对于教职以外的社会领域几乎毫无涉足。如此经历，决定了他书生意气颇重的特质，而对于实际的社会政治则难免显得隔膜。可是，作为基督教牧师的子弟，自幼受英语文化熏陶，留美期间研修西洋历史和哲学，知识和价值体系基本形成；回国后执教高等学府，学术上取径“异路”，偏偏要在中国史学领域有所建树，从细碎的局部考证（殷周年代考）到荦荦大端地研讨中国皇帝制度、家族制度及“无兵的文化”等，渐次形成比较独特的淹博通变的治学风格，俨然自成一家。
在旧时大学历史系，雷海宗是少数能够担任“世界通史”和“中国通史”两门大课的教授之一。据说，在西南联大历史类课程的任何一位教师请假，作为系主任的雷先生均可临时代课，其效果同样令学生满意甚至惊喜。对于他授课情形的描述，听课师生差不多是有口皆碑，赞誉有加。美国史专家杨生茂先生从职业教师角度评述他高超的授课技艺：“一登上讲台，辄口若悬河，从其庞大的知识宝库中掏出的粒粒珠玑连串闪耀，令听众感到内容全面系统，且字斟句酌，无虚言冗语，逻辑性极强。每堂课自成段落，最后画龙点睛，有条不紊，益显其驾御渊博知识的功力和才识。”[1]许多学生反映，听雷先生讲课真乃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将课堂笔记稍加整理润色即是一篇首尾兼顾、内容充实且自成体系的文章。人们惊叹他超强的记忆力，能够不带片纸只字而将历史年代、复杂细节款款道来，如数家珍，广博而不失深邃，尤其在初学者和一般听众看来，简直叹为观止，视若神明。实际上在为高年级学生授课的场合，他也会带上手稿，凭案讲解，细说分明，如他早先在清华课堂讲授“秦汉史”的情形那样。熟通古今中外历史，兼备卓越教学能力，为他晚年落难时借以缓解“罪人的失落”凭添不少补偿因素。
三十年代早期清华大学学生赵俪生在其晚年回忆《篱槿堂自叙》中对雷海宗当年讲授“中国通史”课程竟采取如此漫然随意地讲法感到“百思不解”，颇有些微词。[2]赵先生五、六十年代研究农民及土地制度史，可谓中国史领域的专家，他对老师的追忆略嫌刻薄，却与其书中个性张扬、富于实感、充满批判精神的风格相吻合。他对雷先生授课的观感可谓一个少有的例外。不过，历史学界对于主修西洋史的雷海宗执意“兼修”中国史并以此“名世”的学术取径似有些不很理解，加之雷氏后来仿效德国学者施本格勒（一译斯宾格勒）所著《西方的没落》一书中的“文化形态史观”解说中国史事，提出所谓中国文化“二周（期）说”，而有些观点难免显得牵强、随意，以至招致质疑和讥议。据雷海宗的得意门生何炳棣记述：当年同在清华和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的陈寅恪，甚至晚辈新秀吴晗均曾对雷担任的中国史课程有所讥讽。[3]当时校内开设的“中国通史”分甲、乙两组，为历史系专业讲授的列为甲组，钱穆、吴晗先后主讲，而为非历史系学生授课则属乙组，由雷海宗主讲。学者们之间的贬抑之词不知是否由此引发。但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略带“通识”性的雷氏中国通史课常常是听者盈门，济济一堂，其中即有已考取研究生的吴于廑，以及刘广京、任以都等日后的“名家”。乙组通史的魅力在于它的思辨性，因而有的学生称雷先生“仿佛是历史系里的哲学家”。[4]
雷海宗显然是有意识地为历史学界带来一股新风，他具有那种颇具独立精神却又不无偏颇的学术个性，他推崇西方学者克罗齐的学说，认为其足以矫正中国传统史学“偏于记事的弊病”。有评论谓：四十年代“战国策派”的异军突起，是对三十年代独霸史坛的“史料学派”远离现实倾向的一种纠偏。雷海宗曾明确要求学生：学历史要先在头脑里有个大框架，有个整体概念。人们注意到雷氏的许多学术观点和文章明显带有“主题先行”特点，其“学以致用”、为现实服务的强烈意蕴无从掩饰。他提出的中国文化“二周（期）”甚至“三周”的说法，在抗战犹酣及世界两大阵营殊死博弈的“战国”背景下，或许还可以掀动起阵阵思想波澜，然而事过境迁之后便迅速归于沉寂。1947年4月17日，年方二十岁的北大学子罗荣渠在日记中写道：“久闻雷海宗是战国派，是成一家之言的学者，不过，实际内容我总不太了了。上午，借得一部雷先生与林同济合著的《文化形态史观》（三十五年大东书局印行），才得窥全豹。读了此书，才知道雷先生的妙论的确不高明。成一家之言，故不易也！……真是没有想到教授们的思想也如此不成熟。”[5]仅仅数年之间，随着时移势易，一个学说的实际影响力已经式微。
不过，作为传统史学的“挑战者”，雷海宗不仅独树一帜，而且对古往今来的学术“偶像”持一种理性而独到的审视批判态度，绝不肯人云亦云。四十年代初，雷海宗发表在《战国策》半月刊和《清华学报》上的《历史警觉性的时限》、《司马迁的史学》等文章对中国的“史圣”司马迁痛加批评，令人侧目。在雷海宗看来，《史记》除了《项羽本纪》、《高祖本纪》、《陈涉世家》等篇什尚生动可取外，其余大部乃抄袭拼凑而来，无论叙事还是史识，司马迁均难称优异，尤其缺乏年代观念，使人们对于书中许多死无对证的记述不免产生深深的疑虑，不知司马迁无意中留给我们多少曲解和误解的事实，而千百年来后人都是戴了有色眼睛去读《史记》的，之所以如此，除了学术想象力欠缺，还因为大量古书的亡佚，而《史记》也就成为唯一方便的成书了。他尖锐指出，世人称赞司马迁为正史的创始人，只能说是二千年来学术界停滞状态的反映，根本牵涉不到《史记》的功过问题，所谓正史体例也不过是一种非常机械的编排而已，与真正的史学无关，更谈不到史识了。他甚而语出惊人：“太史公是中国古代伟大史学消亡的象征，二千年来学术界对于司马迁的崇拜，正是二千年间中国没有史学的铁证。《史记》一书，根本谈不到哲学的眼光，更无所谓深刻的了解，只是一堆未消化的史料比较整齐的排列而已。后此的所谓史著，都逃不出此种格式，甚至连太史公比较清楚的条理也学不来。文化精神衰退的一泻千里真可惊人！”他希望国人“把埋没二千年的历史彻底寻出一个条理，不要终年累月的在训诂考据中兜圈子”。[6]
一个历史学界中人，竟然对老祖宗如此“不敬”，已属罕见。雷海宗是作了若干实证研究之后得出上述观点的，可谓持之有故，他的在外人看来属于“鲁莽灭裂”的言论，其真意在针砭时弊，奉劝同行，力谋改变脱离现实的学界风气。他的直言和勇气在比较放任的思想环境里尚有一席之地，可是一旦涉足意识形态话语，又适逢“不容忍”的氛围，遭遇祸殃，恐怕就难以避免了。
二
抗日战争对中国知识界的最大改变在于，使得一些原本不甚关心政治的文化人物变得热衷参政议政，往昔的儒雅清流似已不再，所谓左与右的分野则日渐显明。像钱穆、闻一多这样“走出深山，横议时政”者所在多有，其中也有雷海宗。抗战前，雷海宗在南北各高校任教已达十年之久，他继蒋廷黻之后出任清华历史系主任，却不曾仿行他的前任那样“弃学从政”。就总体气质而言，雷氏似安于学府的宁静教书生活，而少有“出将入相”的非非之想。美国教育的熔炼，使他内心建立起做一个职业学者的自信，而初入清华任教，在学生们仔细端详的观察中，“这位新教授不但毫无洋气，真像一位乡村塾师”。应当说，雷海宗对重返母校任教相当满意。品读他这个时期所写《中国的兵》等类文章，其行文之从容、涉笔之静谧，显示他安居清华园享受教读生涯的适意。抗战开始后，学者们的生活轨迹发生突变，雷海宗从古都北平来到边城昆明，生活条件的落差自不必说，战时政府强化统制，民族激情多重刺激，内心世界也随之改变，潜含着的“用世”欲念得以萌发。
像不少高等学校内担任“一官半职”的教授一样，在国民党上层的统一要求下，雷海宗也从众入党，不期然地有了政治身份。为鼓动抗战士气，他为多家报刊写稿，学术积累化作宣传能量，文人们报效国家的渠道显得格外通畅。1938年春，他为汉口《扫荡报》撰写的《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将他采用“文化形态史观”提出的中国文化“二周”（期）说延展到“第三周”，提出：“第二周的结束与第三周的开幕，全都在此一战。……但愿前方后方各忠职责，打破自己的非常记录，使第三周文化的伟业得以实现！”[7]看来，所谓的“学术报国”将正当性与随意性结为一体，其服务抗战的用心当然无可指摘。在昆明期间，雷海宗撰写了大量时论文章，其中“崇武尚力”、强化行政权、确立元首制等类言论，被指带有法西斯倾向，受到来自左派及其他派别的攻讦，其“右派”的政治色彩此时即已基本定位。海外评论者对于“战国策派”两位主将林同济、雷海宗有过如下比较：“与林氏的纵横家取向大别，雷海宗颇重学术思想，故旨意深远而多创新”。[8]似乎是说，雷较林更多学者意味。然而，四十年代初林同济约请雷海宗到云南大学讲解他的那套历史周期论，演讲毕，林即席评论道：“这真是一个历史学家的浪漫！”[9]透露出当年思想文化界“自由发抒”的舒畅与快意。
1946年2月，美、英、苏三国同时公布《雅尔塔协定》，其中苏方涉华部分引发国人义愤，加之苏军出兵东北后迟迟不撤军，全国各地抗议游行不断。25日西南联大举办“东北问题演讲会”，雷海宗与傅恩龄、燕树棠、查良钊等教授纷纷发表演说，会后联大师生数千人举行了反苏游行。此举后来被定性为国民党反动派所为，受到查究。雷海宗参与其间，当然有底案可查。因此，据知情者透露，1949年后雷氏被认定“思想反动”， 在清华列入“内部监控”对象，其历史旧帐决定了他在新时代的政治待遇。雷海宗于新旧政权交替之际，选择留下来，说明他认为自己属于政治边缘人物，并无大碍，可以继续学府里的教读生涯。对于很快到来的“土改”和“思想改造”运动，他努力去适应，这期间他所写的自我思想剖析，甚至作为思想改造典型材料而传播开来。为了证明立场的转变，这位基督教牧师家庭子弟、世界史方面的权威，接连撰发诸如《耶稣会——罗马教廷的别动队》、《二十世纪的罗马教廷与帝国主义》等一系列学术批判文章，并将所得稿酬主动捐献出去。他撰写于1950年8月的《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一文，可谓在新中国写就的一篇学术力作，文中一秉雷氏惯有的文章风格，恢弘而细致，且颇多新意，令人赞叹。文章末尾，他适时地为即将到来的“农业经济集体化”、“集体农场”预设计策，建议重建沟洫以完善灌溉系统，显示其有意识追赶时代步伐的某种姿态和努力。
纵使如此，在随后开始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大改组中，雷海宗仍然未能避免被调离清华大学，转往天津南开大学的命运。迄今有关郑天挺、雷海宗这两位北大、清华知名教授双双被调往南开的记述均显得有些语焉不详，究竟缘何要将他们调离北京，始终未见“官方记载”。郑先生晚年在其《自传》中述及此事，并不讳言当初“思想上颇有波动”，其家庭境况和专业环境均以留在北京为宜，理由十分充足，他忆述道：“但是经过郑重考虑后，我决定不考虑个人的生活及其它方面的变化，愉快的只身来津任教。我知道如果当时我提出任何要求，会引起许多不同反映的。”[10]此段载述相当明确，却带有难言之隐。郑先生担任北大秘书长多年，先后协助蒋梦麟、胡适两位校长，系老北大当权派，专攻明清史，治学风格与胡适的历史考证相近。此次“院系调整”，北大得以大力扩充规模和专业，却难以容纳这位曾为该校历尽“苦劳”者，郑先生内心的失落和苦痛可以想见。而在雷海宗方面，一些人认为他当年过于热衷“议政”而“咎由自取”，落得个“发配”离京的结果。在此次调整改组中，雷的清华同事冯友兰等人充实到北大任教，历史系的后起之秀吴晗更有幸成为政坛“新宠”，而声望素隆的陈寅恪则落脚岭南康乐园，备受礼遇和推崇。相对说来，雷海宗的冷落遭际甚为明显。他没有机会吐露自己的内心感受，只能多少带点自嘲和幽默的语气，向清华邻居张岱年说起二十五年前学成返国时曾收到南开校长张伯苓签发的聘书，而今已到“知天命”之年，竟要再续前缘了。
抗战时期南开大学与北大、清华合组西南联大，三校教师一起共事近九年时间，如此经历，多少减轻了郑、雷二人来津后的不适感。据家人忆述：二人曾相约合力办好南开历史系。私立南开偏重化工、商科等实用专业，文史学科不过聊备一格，历史系虽设置多年，也曾邀聘梁启超、蒋廷黻等来校任教讲学，然而规模小实力弱发展缓慢，处于“待开发”状态。两位名师大家的到来，让南开人感到惊喜，就日后的情形而言，确属一种“天降之福”，因而郑、雷二人在此格外受到尊敬和爱护。其实，南开方面并非完全被动“接收”，历史系领导此前奔走京津两地之间，仿佛“主动请缨”，实则罗织人才。津门商埠气息素浓，政治空气相对淡薄，京城里严整逼仄的压力，到了此地就变得平缓隔膜了许多。雷海宗初来南开，时常与郑天挺、冯文潜（柳漪）等老友相聚，游刃有余地担任一些课业，点拨求知上进的青年教师和学生，为天津《历史教学》杂志撰写世界史教学及知识类文章，竟也平静安然。
雷海宗中西兼通的专业能力，为他在南开赢得了口笔相传历久不衰的盛誉。他主讲“世界上古史”，并受教育部委托编写该课通用教材，有段时间还在家中为历史系中青年教师讲授“两周秦汉史”。五十年代前期，教育部规划开设“物质文明史”，各高校一时无相应师资而无法落实，惟有雷海宗在南开开设此课，颇受关注和欢迎，据说仅 “裤子的起源”一节就讲解了数小时。听课者反映，雷先生上课用“酣畅而咏诗般的教学语言”，效果极佳，“可以说卓绝一时，他人很难与他相颉，这是天赋和学问功力所致”。人们也注意到，雷先生授课善于古为今用，启迪思智。他讲罗马帝国后期贵族官吏奢侈腐败，终日吃喝玩乐，不断猛吃猛喝之后，贵族们时兴服用泻药，吃了泻，泻了再吃，就在这吃与泻的交替往复中间，罗马帝国走向了衰败和灭亡。联想到当时干部保持艰苦朴素作风的必要性，此番授课内容令人深感意味无穷。确实，雷海宗不同于埋头故纸堆不问世事的一些学人，始终保持着对现实的关怀和敏感。他订阅十多种外文期刊，通过各种信息分析，早在1954年以前就预见到苏联与东欧关系将要发生大变故。
1955年在全国性批判胡适思想运动中，雷海宗也如同国内大多数人文学者一样，写了题为《胡适哲学观批判》的文章，内中“独出机杼”，列举实例证明胡适从未学过、也根本不懂何为实用主义，他所宣扬的只不过是当时在美国大学里十分流行的庸俗进化论罢了。该文章未曾发表，仅在小范围内传阅，颇引起一些“震动”。[11]虽是从众行为却也如此认真，雷海宗之“不同于流俗”，可见一斑。然而，对于理论上和现实中存在的问题，雷氏的独特之见也渐渐表露出来：他认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征引的资料过于陈旧，根据近数十年来在考古学、民族学等领域发现的新资料，恩格斯此书中每句话都需要重写；他认为，奴隶制只在古代希腊和罗马存在过，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并无普遍意义，在他编写的“世界上古史讲义”中试图用“部民社会”概念取代奴隶社会之说。同时，他批评苏联的教育传统和大学制度仍然残留着中世纪大学的印记，未能与时俱进，对当时照搬苏式教育颇有抵触；他批评高校的一些领导人学术上纯系外行，不懂得如何办学；他也批评一些青年教师只满足于阅览简易读物，不肯读原典著作，而外文不过关，水平终难提高。他曾流露出对解放后出版的学术著作不以为然的态度，认为在严谨和质量方面逊于早先的专著。这些公开或私下里的意见表达，后来均构成了他“思想罪孽”的凿凿证据。
三
雷海宗在1957年的“落难”带有戏剧性。他在“鸣放会”上发言称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方面停滞于恩格斯逝世时的1895年。此一发言随后被《人民日报》加“按语”发表，其解读显然是政治性的，不容商榷，尽管雷本人及其公开辩护者杨志玖先生一再申明发言的学术内涵及初衷，终归于事无补。雷氏的这一观点显然触及到主体意识形态的根基所在，政治高层一定要作出反应，这在当时是符合体制逻辑的，即使不是康生，也会由他人关注此事。有意思的是，天津地方文教主管部门及南开大学相关院系领导也认定雷氏发言属于学术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其保护用意十分明显，与高层旨意相违拗。直到最后时刻，地方不堪压力才转而与中央保持协调，雷海宗也就在劫难逃了。此前，或许是有意安排，雷氏在不同场合迭发正面言论，俨然“南开反右第一人”，令局外人颇感迷离诡异，实则雷本人也极力避免“陷进去”，不得不全力“自救”，如今看来亦在情理之中。同年秋季，应是雷海宗一生最为暗淡的日子，他被实行政治隔离，禁止讲课，大多数人避之如瘟疫，降职减薪立竿见影，口诛笔伐甚嚣尘上，他在精神上遭受沉重打击，身体状况迅速恶化，与他朝夕相伴苦度岁月者只有老妻。随后开始的检查自贬无尽无休，直至几乎“体无完肤”方告勉强过关。有一段时间他奉命到保定社会主义学院“洗脑”，好在对高校高知右派并未“赶尽杀绝”，返回南开适逢“大跃进”，许多赶制的“成果” 中也包含了他在外文方面施展特长的“贡献”。
1961年的岁尾，雷海宗被摘掉“右派”帽子，这种形式上的豁免使他立即得到“重用”，据其夫人回忆：“系里纷纷来人，对他说，这门课无人教，那门课无人讲授，恨不得他成为孙大圣”。[12]在此后近一年里，雷先生先后开设了“外国史学史” 和“外国史学名著选读”两门课。此时，他已患慢性肾炎，周身浮肿，严重贫血，血色素仅有四克，青年助教只得租用一辆三轮车，不断在居所、教室和医院之间穿梭往来。抱病授课的雷海宗一进课堂，便抖擞精神，不改其精彩讲授的风采，与课堂外业已委顿的病者形象判若两人。多少有些遗憾的是，当年的学生绝大多数学习俄语，对课上大量的英文专业词汇反应迟钝，无意间辜负了教师的敬业努力。尤其令人心寒的是，学生们听过课后还要进行所谓思想“消毒”，以免“有害病菌”侵入。于今看来可笑而过敏，当时做来却是一本正经，含糊不得。这里就呈现一种悖论和吊诡现象：既要用，又要批，用其专长，批其思想，雷海宗不得不游荡在学术能人与“政治贱民”之间，心力交瘁。事实上，在南开内部对保护和使用雷海宗问题上始终存有分歧，有关主政人员被指责为“右倾”，直至文革期间仍备受纠缠。无须讳言，以当时的政治氛围和认知程度，多数人坚定认为雷海宗确属右派无疑。
1962年9月，雷海宗致信一位海外弟子，淡然地谈及自己的近况：“我过去四年，一直在病中，大部分时间不能从事工作。因体弱神衰，朋友间的信息往来也都断绝。……最近一年，虽未完全康复，我已又开始任课，因仍在病中，领导方面对我特别关注（照？），叫我只担任一门课，以免劳累。……我极力希望病能早日好转，以后可以多担任些工作。……我的病不好不坏，请勿多念。当局对我照顾周到，每次到医院就诊，都有青年同事陪伴，扶我上车下车……”[13]此信发出两个月后，他的病情急剧恶化，授课不得不停止，12月25日终因尿毒症和心力衰竭而辞离人世，时年六十岁。据悉，护送遗体前往殡仪馆火化的只有他晚年从学的一位研究生。大约一周之后，经天津市委统战部批准，历史系教师举行了一个小型“祭奠会”（避称追悼会），参加者（含家属）约二十余人。
学界有人对雷海宗毕生未能完成一部学术专著而抱憾不已，似乎觉得有负于他的满腹学问。好在后人编纂的雷氏文集已经面世，可略补上述缺憾。据说雷氏写有日记，弥留之前尚汲汲于此，内中可观之处定然不少，可惜历经风吹雨打，存留下来的可能性几乎微乎其微。人们始终对雷先生超强的记忆力惊叹不已，有好事者甚至提出其脑组织将来可供研究。据知情者透露，雷病逝后他的脑子果然被捐献给了天津总医院[14]。至于医学机构是否进行过研究鉴定，其结果如何？恐怕也就无从知晓了。
雷海宗并非性情激进之人，其一生与实际政治亦比较隔膜。作为一个学养深厚的专家学者，对于社会时事热心关切且每每发为言论，虽亦不乏见道之论，更多属于学者议政，少有政治背景与实际动机，本可包容兼采，大可不必动辄剑拔弩张。雷海宗学术性情与命运的密切关联，作为单一个案，实则透露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逼仄环境的一个侧面，也提示世人构建新的政治文明的必要性所在。
注 释：
[1]、[3]、[11]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第56、42-43、77页，中华书局2005年3月。
[2] 赵俪生《篱槿堂自叙》，第3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
[4]、[9] 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上学记》，第149、152页，三联书店2006年8月。
[5] 罗荣渠《北大岁月》，第105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
[6]、[7] 雷海宗著、王敦书编《伯伦史学集》，第215-216、236-242、201-202页，中华书局2002年9月。
[8]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294页，岳麓书社2003年9月。
[10] 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第400-401页，三联书店1991年4月。
[12]、[13]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专忆及附录”，第113、119-12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
[14] 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第66页页下注。
（作者张晓唯，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外教育文化史、近世以来人物及思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