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大家钱穆（字宾四）的旧著近年来陆续再版，大陆读者开始重新接触这位久违了的“港台学人”。钱穆80岁时撰《师友杂忆》，追述其经历和交游，实乃自传，而内中载述胡适之处尤多，且每每施以褒贬，令人感觉钱穆内心似有一个挥之不去的“胡适情结”。熟悉学界史事的人们知道，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学，胡适和钱穆堪称讲课最叫座的两位教授，这不仅因为他们二人讲课生动精彩，还由于彼此学术观点对立相左。当年有的学生认为，他们各自代表两种倾向，胡适为“动态的教授”，而钱穆乃“静态的教授”，前者讲学兼议政，后者则一心向学，疏于世事。胡适和钱穆的处世风格、治学路径确有不同，然而在国学研究、中西文化认同乃至学术流派诸方面，二人则又恩怨交错，纠缠难清。

胡适比钱穆年长三岁，但以在学界“出道”的先后而论，自修苦学的钱穆较之留美归来的胡适博士差不多晚了十年。故而，钱穆早年在相当程度上曾受到胡适倡导的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等项主张的启发而正面受益，同时胡适反传统倾向的“卤莽灭裂”的言论，也对钱穆产生一些反面刺激，形成某种逆向心理。脱稿于二十年代中期的钱著《国学概论》，即多处引述胡适的观点，其中“最近期之学术思想”一章，比较胡适与梁启超的治学路径，大体肯定胡适、顾颉刚等人的古史新论“虽建立未遑，而破弃陈说，驳击旧传，确有见地”，并认定胡适倡扬的实用主义对国人产生了切实的影响，显示“晚出”的钱穆受到胡适影响的方方面面。甚至不妨说，在文化意义上，钱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处在“胡适时代”里，且始终难以求得解脱，这是一个无从选择的文化氛围。令人关注的是，钱穆几乎终其一生都在与此种思想环境奋力抗争，而且也得到来自民族主义的时强时弱的喝彩助威，在一些人士看来他就多少具有了护卫传统文化的堂·诘珂德式的形象。应当说，钱穆虽非踽踽独行，了无知音，却也近乎与失落无奈的文化心态相伴始终，而这恰恰是他孤愤著书立说，“为国故招魂”的动因所在。

1929年，二人在苏州中学初次晤面，就钱穆而言，可谓心仪已久，而胡适则亦是慕名寻访。相见之下，钱穆急不可待地将久萦胸中不得其解的一“僻题”向胡适请教，显示出对胡适的充分信赖；而胡适对这位自学成材的乡间教师也颇为激赏，钱穆所撰《刘向歆父子年谱》在《燕京学报》发表不久，胡适于日记中赞曰：“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其后，胡适便对前来问学之人谓：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钱宾四先生请教。

1931年春，钱穆由顾颉刚引领，首次造访北平米粮库胡适寓所。数月之后，钱穆得北京大学的聘书，开始执教于最高学府。力荐钱氏之人乃顾颉刚，然倘无时任文学院长的胡适首肯，恐怕也难如愿。初入北大，钱穆与胡适颇有往还，胡适甚至将私藏“孤本”《求仁录》借予钱穆研览，胡适的大弟子傅斯年起初对钱穆亦优礼有加，曾邀至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奉为上宾。在外界看来，胡适与钱穆之间存在不少共同之处。一直很有些政治抱负的张君劢就曾规劝钱穆：“何必从胡适之作考据之学”。近年学术界仍有人将钱著《先秦诸子系年》视作胡适提倡整理国故的成果。可是，钱穆与胡适一班人的“蜜月”并未持续多久，他们在一些思想学术（诸如老子生年、胡撰《说儒》等）问题上观点歧异，时有争辩。钱穆据实力争，咄咄逼人，胡适则委蛇周旋，常居守势。此种情形诉诸课堂，便出现了学生们所谓“两师讲堂所言正相反”的局面。钱穆自称：“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可见论辩之激烈。据说当年一些北大同事的夫人闲暇时旁听胡、钱讲课，以为谈资。

其实，产生分歧的深层原因是钱穆对胡适的文化主张颇不以为然，他自述：每读报章杂志及当时新著作，窃疑其谴责古人往事过偏过激，按之旧籍，知其不然，“乃不免向时贤稍有争谏”。他后来甚至认为，中国思想界“实病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如“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文化）必遭排斥”，贻害深远。秉此观念，钱穆“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自知所言触处有忤”。加之钱氏“性迂而执”，不善周旋，遂与胡适等主流派渐由疏离而对立。大体说来胡适对钱穆尚宅心仁厚，但在具体事情上也不免难堪：商务印书馆约胡适编一部中学国文课本，因钱穆有中学教学经验，胡适主动提议由二人合编，不料，钱穆因彼此对国文的见解“大相违异”，提出两人各编一部，供国人作文（言）白（话）对比，以见高低，此事只得作罢。胡适对钱穆的唯一一次回访，竟是为告知解聘钱的好友蒙文通之事而来，二人激辩，终不欢而散。据传，北大史学系主任陈受颐请辞，有人建议由钱穆继任，胡适不赞成，此议便搁浅。显然，在北大后期钱穆时时感到另类的境遇。

1937年初，钱穆在他刚刚杀青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中，将自己受压抑的心情公开袒露于外：今日“言政则一以西国为准绳，不问其与我国情政俗相洽否也。捍格而难通，则激而主‘全盘西化’，以尽变故常为快。至于风俗之流失，人心之陷溺，官方士习之日污日下，则以为自古而固然，不以厝怀。言学则仍守故纸丛碎为博实。苟有唱风教，崇师化，辨心术，核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伦政事，持论稍稍近宋明，则侧目却步，指为非类，其不诋呵而揶揄之，为贤矣！”显然，钱穆既为自身鸣不平，也在为世道人心而哀怨。此种情绪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似乎有了进一步发展。

两年后，钱穆又在新著《国史大纲》“引论”内对他认为涉及国史的主要“谬说”作了一次总清算，诚可谓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该书劈头便写道：“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类此的诸多议论，不仅衔恨于左派学者，也使主张西化的自由派人士大为恼火。胡适的弟子们反应激烈：傅斯年口称再不读钱某人的文字，毛子水则愤而欲撰文反驳。远在海外的胡适显得清醒而“高傲”，他在1943年的一则日记中评论经常刊载钱穆文章的《思想与时代》杂志：“此中很少好文章”，宾四等人“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维护极权的态度亦颇明显”。看来，胡适的文化优越心理根深蒂固，不易撼动。

钱穆和胡适在抗战期间的境遇均有变异：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做了拼命向前的“过河卒子”；钱穆则成为蒋介石的“宾客”，出入于中央训练团讲堂，又奉蒋命撰述《清儒学案》，俨然“国士”矣。然而在学界内部，二人并无和解迹象。战后北大复校，胡适任校长，胡回国前傅斯年代理校务，钱穆作为原北大教授却未被聘任。钱氏晚年忆述此事，认为这是一个“特例”，透露出隐秘的人事纠葛。此后，钱穆遁迹于一些边缘院校，并无讲学之乐，为消解遭排挤的内心失落，只能寄情山水，又在马其昶《庄子注》一书的边页写下大量读庄笔记，辑成《庄子纂笺》一书。后人读此书不觉精彩，殊不知钱穆当时寻求解脱自吟自唱的心境，用意本不在著述。

1949年以后，胡适与钱穆先后避走海外，一去未返。即使在台湾，胡适等欧美派仍占据台湾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等学术要津，钱穆只得退处一隅，“独力”发展，其获得“中研院院士”身份，已在胡适去世六年之后。钱穆虽屡屡公开追究胡适的“思想责任”，贬斥其反传统倾向，但私下里也曾对学生称道胡适的文笔：“胡适之文，本极清朗，又精劲有力，亦无芜词，只多尖刻处，则是其病。”钱氏弟子严耕望等人曾与胡适问学交往，颇为相得，某种意义上可谓胡、钱二人的间接往还。据说在“中研院”核心成员对钱穆成见颇深的环境里，相对说来成见较浅者还是胡适。值得关注的是，晚年胡适，学术上已无足观，而钱穆的学术之火则颇旺，他著述频频，且得享高寿，直至耄耋之年还不断推出新作。“少年得志”的胡适博士倘地下有知，是否也会唏嘘感叹而望尘莫及？

钱穆晚年曾致函他的一位弟子，就其论述戴震（东原）和章学诚（实斋）的关系表示意见说：“尊意谓实斋一生治学立言，受东原影响太大，其心中时时有一东原影子，故立论于不自觉处每与东原针锋相对，此一意见所谓一针见血也。又谓实斋论朱（熹）、陆（九渊）异同，其心中即自认彼与东原乃当世之朱、陆，亦是入木三分。”这段文字，无疑是在谈古人，但是人们却隐约看到了钱穆与胡适关系的写照。宾四先生心中可有比附今人的用意，实在值得玩味和推敲。

主要参考文献：1、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2、《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3、钱穆：《国学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