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史学界，“古史辨”派顾颉刚提携当年苏锡常一带乡间教师钱穆（宾四）进入北平高等学府任教，使之跻身学术前沿一事，已经传扬颇广，近而演绎为现代学界“伯乐识良马”的爱才美谈。晚年钱穆作《师友杂忆》，亦念念不忘知遇之感，如实记述，情致款款，不过，限于体例，对于二人交往未作详述。近年面世的顾颉刚日记和书信集，涉及钱宾四的内容颇有可观，浏览之下，感觉那也是一个起伏跌宕的故事，既映衬出人心微妙，也观照了时代沧桑。
一
顾颉刚与钱穆均生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年龄相差三岁。顾颉刚出身苏州累代书香之家，早岁考入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得以亲炙蔡元培、胡适、钱玄同、顾孟余等一辈学人，更得五四新文化风气之先，另辟疑古辨古途辙，俨然史学新锐，令傅斯年（孟真）等同窗一度艳羡不已。钱穆生长于无锡乡下七房桥，其父虽为秀才，然家境贫寒，读至中学即辍学，辗转多处任中小学教师达十六、七年之久。得益于江南民间浓郁的传统人文环境，更凭借自身禀赋与毅力，宾四在国学领域渐露头角，声闻遐迩，以至引起胡适、顾颉刚师徒关注。
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印行，酝酿数年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不胫而走，卷首“自序”，顾颉刚“下笔不能自休”，详尽告白辩论古史问题的缘起和方法，申明：我是一个初进学问界的人，心目中没有偶像，虽然存在“常识的不充足和方法的不熟练”，但是“我竟不能用了我的热情打出一个学问的地位来吗！”就在人们怀疑与肯定的激烈论辨中，顾氏成了“旋涡里的中心”，骤享盛名。他在1929年4月15日日记中写道：“近日常闻誉语，有谓我重开吴派者，有谓我视适之先生为青出于蓝者，有谓我为苏州人争面子者，有谓国学分三派，章太炎、王国维、顾颉刚者。”
对于名位，顾颉刚内心比较冷静，其同月24日日记载曰：“近来有一感觉，许多人对我不是捧我，便是忌我，捧我者为名位在我之下之人，忌我者为名位在我之上或与我相齐之人。换句话说，就是我不做一班下级人的领袖，便是给上级人打倒了。其实真冤枉，我不想夺取他人之地位，亦不想作青年领袖也。”对于颉刚的内心纠结，他的燕京大学同事洪业（煨莲）为之作过一番分析：“许多人反对你，有三故，为胡适之弟子，反胡者即反顾，一也。你自己的冤家，如鲁迅等，常为你宣传，二也。在学问上，你自己打出一条新路，给人以不快，三也。”（顾颉刚日记1931年3月14日，以下简称日记）然而，声名总在争议中远播，据郑振铎告知，“沪上流言，北平教育界有三个后台老板，一胡适之，一傅孟真，一顾颉刚也。”（日记1931年9月9日）顾氏闻言，亦感意外。可是一般社会对于所谓“名流”的认知，大抵如此。这便是顾颉刚结识钱穆前后的社会境况。
据钱穆忆述：在苏州中学任教期间，顾颉刚前来造访，此时顾由广州中山大学转职北平燕京大学，返乡小住。钱回访，顾提议应结束中学教职，到大学教历史，举荐其去中山大学，并嘱为《燕京学报》撰稿。“余与颉刚初识仅此两 面”。（《师友杂忆·苏州省立中学》）顾颉刚日记中最早出现有关钱穆的记载是在1929年4月23日，钱宾四、王以中等在城中饭店宴请顾颉刚，此前顾曾到苏州中学演讲，题为“对于苏州人的希望”。7月22日顾“到草桥中学，访钱宾四、王以中，略谈。”其后并无关于钱穆的记述，至1930年3月中旬，顾连日“看钱宾四《刘向歆父子年谱》。”钱穆未应聘中山大学教职，却寄来上述年谱稿，以回应顾氏嘱托。
6月中下旬，顾颉刚先后“写宾四快信”，“在芝生（冯友兰）处拟致宾四电报。”三日后“得宾四电，决就燕大。”颉刚推荐宾四担任燕京大学讲师一事已然办妥。看来，稍后被胡适赞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全了此番好事。其实，钱穆作此谱，意在打破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以来对今文经学的迷妄，这恰与顾氏观点相左。钱穆称“此文不啻特与颉刚争议，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至燕京任教。此种胸怀，尤为余特所欣赏。”（《师友杂忆·北平燕京大学》）学界中人赞誉顾颉刚“气魄大”，诚非虚言。
9月初，钱穆到校，顾氏日记中“宾四来”，“到达园，访宾四”，“留宾四及（郭）绍虞饭，饭后与宾四到希白（容庚）处”之类记载明显增多。顾颉刚陪同钱穆谒见校长吴雷川，后来又一同入城拜访胡适。实则，顾、钱之间尚属初交，钱穆如此描述这位乡友：“其家如市，来谒者不绝。……宾客纷至，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语，下笔千言，汨汨不休，对宾客呐呐如不能吐一辞。闻其在讲台亦惟多写黑板。然待人情厚，宾至如归，常留客与家人同餐”。（同上）这里的“其家如市，谒者不绝”，大概透露了颉刚当年风头之健，以致有稔熟者私下斥其“野心太大，想做学阀，是一政客”。可是颉刚心向学术，他曾问询：“郭沫若之著作何其多”？答：“无杂事，可专心”。他坦承“此言殊刺我心”。（日记1932年11月14日）正因如此，他对一心治学且学有所成的钱穆倍加呵护。
这一时期，顾颉刚撰《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引起学界热评。胡适不以为然，称“顾说一部分作于曾见《钱谱》之后，而墨守康有为、崔适之说，殊不可晓”。钱穆写成评论文章交予顾颉刚，顾阅后作跋谓：“钱宾四先生写好了这篇文字，承他的厚意，先送给我读，至感。他在这篇文中劝我研究古史不要引用今文家的学说，意思自然很好，但我对于清代今文家的话，并非无条件的信仰，也不是相信他们所谓的微言大义，乃是相信他们的历史考证。……他们揭发西汉末年一段骗案，这是不错的”。随后，钱、顾二人又加写各执己见的按语，交《大公报》副刊发表，顾后将此文收入《古史辫》第五册。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认定刘歆不可能编造群经，他忆述：北平“各大学本都开设经学史及经学通论诸课，都主康南海今文家言。余文出，各校经学课遂多在秋后停开”。可是，顾颉刚固守己见，其后又相继撰写《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仍旧坚持原来立场。
二
钱穆在燕京授课不及一年即辞职求去，顾颉刚不曾挽留，却另有考虑。作为国学教师，在教会大学里不免感觉环境逼仄，诸多不适，加之宾四不通外语，生活细节上亦不无尴尬。即使顾颉刚供职于燕京，也每每遭友人奚落，傅斯年即曾来函质问：“燕京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可见当时的认知氛围。1931年夏，钱穆接获北京大学聘书，后又收到清华大学的兼课邀请，他知道“此必颉刚在北平先与两方接洽，故一专任，一兼课，双方已先洽定也”。如果说，钱穆任教燕京，还带有“观场”或试用意味，那么他在北大十年的教授生涯，则基本奠定了其在学界的应有地位，其始作俑者乃顾颉刚。
在北大历史系，钱穆开设了“中国上古史”、“秦汉史”，还主讲选修课“近三百年学术史”，后来竟至独自担任“中国通史”课程。几乎与此同时，顾颉刚开始到北大兼课，二人过从频密。顾氏日记即不时出现“与芝生访宾四”、“与宾四到清华，访蒋廷黻”、“宾四来，留宿，谈至十一时”等记载。1931年10月18日，钱穆、张一贯夫妇设宴答谢顾颉刚、殷履安夫妇等，顾、钱二人始建通家之好。值得一提的是，顾颉刚对于钱穆的作品始终关注，甚至不无依赖，如“抄宾四文人笔记”，“到海淀，抄宾四《战国系年通表》”，“抄宾四文入《东壁书·评论》”，“看宾四《三苗疆域考》”，“抄宾四《汉魏史目录》”，“看宾四所作《再论〈老子〉成书年代》”，“抄宾四《周官著作时代考》中一段入《古史辨》”，“看宾四《诸子考辨》”，“看宾四《国学概论》，至夜十一时许”……颉刚赞叹：“宾四《诸子系年》作得非常精练，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读之甚羡，安得我亦有此一部书耶？”（日记1939年7月2日）
钱穆在北大最终“交恶”胡适、傅斯年一派，缘于对新文化运动不认同，他抵触五四以来“疑古成风”，却能与顾颉刚友善相处，世人不免费解。且看他的解释：“孟真与颉刚虽一时并称适之门下大弟子，但两人学术路向实有不同。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然考信必有疑，疑古终当考。二者分辨，仅在分数上。如禹为大虫之说，颉刚稍后亦不坚持。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师友杂忆·北京大学》）晚年宾四维护颉刚之意图明显，显示二人确乎“仍同一线”。
三十年代前期的北平，顾颉刚创办“禹贡”学会于燕京，北大则有陶希圣主办的“食货”学会，分别编印刊物，风行一时。钱穆与顾颉刚、徐炳昶、唐兰、谭其骧等七人出任禹贡学会理事。1935年8月21日，陶希圣访顾颉刚，“武昌亚新地学社拟办一史学杂志，希圣意以食货禹贡两学会作基础，而伸张于制度史思想史方面，拟由宾四主编。”可知时人对钱穆之青睐。在民族危难深重之际，顾、钱二人列名爱国反日宣言，傅斯年戏讽其为“中年失节”。“七七事变”后，顾颉刚被日伪列入黑名单，匆匆辞离北平，行前托付所管各事，“禹贡学会交宾四与张维华（西山）、赵肖甫”。岂知这便是四十年代初顾氏主持齐鲁国学研究所的骨干班底。
三
1939年深秋，顾颉刚结束西北之行，到昆明就任云南大学教授，与已在西南联大的钱穆再度聚首。然而席不暇暖，仅仅半年，顾便接受内迁成都的齐鲁大学校长刘书铭邀请，出任国学研究所主任，并邀钱同往，宾四应允。颉刚素患失眠症，因春城地处高原，病状加重，而齐鲁国学所，实为他与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协商得款而建，可谓其独立运作之学术机构。钱穆与颉刚同进退，肯于放弃北大教职，表面理由是“适北大历史系同学同来联大者，至是已全部毕业”，其实另有隐衷。《顾颉刚书信集》收录致钱穆函仅两通，均写于齐鲁国学所时期。
1940年5月底，顾函促宾四如约来齐鲁，内称：“兄去年在滇目睹罗（常培）、郑（天挺）诸氏之纵横捭阖，情不自安，弟以此间事相商，惠然见许。……现在郑氏已为联大总务长，罗氏正谋攫文学院长，虽忠顺如（魏）建功且不能不受排挤而去，何况兄之早被目为怪物者耶？”“我辈交情不薄，……此间规模固小，然不卷入政潮，同人各致力于所学，亦不会播弄政客手腕。为学术前途计，为我辈安心治学计，则舍名取实，固强于国立学校十倍矣。”（《顾书信集》卷三）可知人事纠葛应是钱穆离开北大的主因。当年，姚从吾曾致函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希望设法挽留宾四，终无下文。
顾颉刚独力操办齐鲁国学研究所，最初雄心勃勃，拟邀聘汤用彤、吕思勉（诚之）和侯仁之，“如能成事，则加上宾四，研究所中真人才济济矣”。可是如此一来，不免开罪于主持燕京大学研究所的洪煨莲，在燕京方面看来，顾有“另起炉灶”之嫌。而顾颉刚颇不以为然，他指斥燕大研究所保守敷衍，孤立学界之外，却忌惮“别机关办好”，“洪氏如有本领，看能把我打倒否？并能打倒宾四与诚之否？”（日记1940年7月3日）其底气十足盖出于自信，也缘于老友鼓励。先一日，钱穆来函：
“弟与兄治学途径颇有相涉，而吾两人才性所异，则所得亦各有不同。妄以古人相拟，兄如房玄龄，弟则如杜如晦。昔唐太宗谓房君善谋，杜君善断。兄之所长在于多开途辙，发人神智。弟有千虑之一得者，则在斩尽葛藤，破人迷妄。故兄能推倒，能开拓，弟则稍有所得，多在于折衷，在于判断。来者难诬，若遇英才能兼我两人之所长，则可以独步矣。”这是宾四与颉刚交往十余年来对彼此治学及才性的一次深度比较，内中比附唐贞观二良相，辞气间充盈着豪气。顾颉刚特将此函抄入日记，并附言：“老友之言当有其积久之观察，录之于此，以待他日之论”。
钱穆既应允就职齐鲁，人未到校，却先请假一年，隐居苏州耦园。“颉刚复函，允薪水可照发，嘱余开始编《齐鲁学报》，首期在上海接洽出版”。至1940年深秋，方抵达成都赖家园。顾颉刚显然大喜过望，陪其拜访刘校长，召开欢迎会，并“代钱、胡（厚宣）二君报账”，“代宾四值日”，“邀宾四、西山同开会，讨论所务”，甚为倚重。年末，顾颉刚出差半月，返回后不免失望，“我出门不及二旬，而所中纪律已归松懈，所中时间较城中已迟一小时，而犹七时不摇起身铃，则早饭开时必近九时矣。闻开早饭时尚有不起身者，可见人情向下甚易，向上绝难。宾四在此乃一切不问，我真不能作长期旅行矣”。（日记1941年1月6日）不久，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来函，邀顾颉刚去重庆编办《文史》杂志，每月经费五千元，由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办。延至1941年5月，顾决意赴任，遂筹划将齐鲁国学所“渐变为宾四所有，我则渐渐退出也”。此后钱穆代理所务，一年之后，颉刚辞去研究所主任，该职即由宾四接任。
晚年钱穆记述这段经历称“颉刚留所日少，离所日多，又常去重庆。余告颉刚，处此非常之时，人事忙迫，亦实无可奈何。此后兄任外，余任内，赖家园环境良好，假以年月，庶可为国家培植少许学术后起人才，盼勿焦虑。而颉刚终以久滞重庆不归，乃正式提出辞去研究所职务，由余接替。其家暂留园中，随亦接去。余与颉刚之长日相处，亦计无多日。”（《师友杂忆·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不过，顾氏日记显示，颉刚一直关注和沾恋研究所之事，以致与老友之间产生“误会”。
顾颉刚在重庆办《文史》，适值顾孟余出长中央大学，又应聘去中大任教。他在1942年3月致钱穆函中透露心迹，希望仿中央、东北两大学合聘金毓黻之例，保留齐鲁之职，愿每年“春季到渝，秋季到蓉”，当然，函中对国学所的人事、经费诸项亦多有建言。9月25日顾氏日记：“刘书铭来，谓宾四对我有误会，我想，我是竭诚要宾四作研究所主任者，若宾四真对我误会，则宾四为不智矣”。10月4日日记又载：“前日书铭来，谓我写与彼信有‘只要钱先生任主任，将来刚幸能摆脱尘世，必仍有为齐大专任研究员之一日’等语，使宾四对我起误会。今日丁山来，又谓在三台时，（蒙）文通适来，谈及钱先生对我有不满意处，而文通谓是宾四对。丁山又云，杨拱辰得崇义桥信，谓钱先生对我不高兴，不欲我回去。三人成市虎，得非宾四对我确有不满意处乎？我对宾四尽力提携，彼来蓉后，要什么便给他什么，且我自知将行，尽力造成以他为主体之国学研究所，我对他如此推心置腹，彼乃以此相报乎？人事难处，至矣尽矣！总之，文人学士，有己无人，宾四号为能思想，而一经涉世，便与闻在宥相似。虽以孙武吴起之才，终不能将知识分子组织起来，此共产党之所以斥远之乎？”
看来，顾颉刚的内心失望已溢于言表，实则尚不止于此。1943年2月1日“与沈镜如谈，乃知宾四在齐大研究所排挤（胡）厚宣之状。厚宣甲骨论文集，几不能印。西大毕业生杨贻，欲研究考古及甲骨文，宾四乃谓欲入本所，须治秦汉史，彼益不愿厚宣有一学生也。其吝如是，其前途可量矣。噫，宾四为人，贫贱可以不移，而富贵乃不能不淫，何好谈修养者其自身无修养乃至是也！”对于宾四在齐鲁种种骄吝之状，颉刚闻之愤愤，为之长叹。不过，这些毕竟只是心底波澜，笔之于日记而已，老友交谊并未破局，这得益于旧时文人之涵养。
同年秋，钱穆转职近旁的华西大学，其离开齐鲁的原因据称乃“国学研究所停办”。可是顾氏日记显示，该所至1944年尚存在，内中不无玄机。此次宾四离去，始脱离顾氏范围。如今的他，已非当年“吴下阿蒙”，俨然最高当局宾客，与颉刚同膺赴中央训练团授课荣耀，岂肯久居人下？
四
1944年初冬，顾颉刚偕新夫人张静秋返成都华西坝，“到宾四处，并晤黄淑兰女士”。黄毕业于华西大学教育系，擅长绘画和音乐，钱穆《师友杂忆》载述“余来华西坝，遂来从学。余病惟彼乃一女生，常侍在侧。”宾四所述，并无隐讳，病中相侍，显示正当性。可是知情者传言：抗战结束，宾四欲至云南大学，盖以与黄女私，不敢归家，成都僻不如昆明，虑其夫人追踪以来也云云。事实上，钱穆赴滇前，曾回苏州家中小住，与返乡的顾颉刚互有往还。引人注意的是，顾访钱家，数次与宾四夫人谈话，或许调解其夫妻矛盾亦未可知。1946年10月22日，颉刚“与吕诚之先生同出，到宾四处谈，游耦园。与诚之、宾四同出，到拙政园。”这应是顾、钱最后几次交游，不久宾四去昆明五华书院，后转赴无锡江南大学，难得再度聚首。
此后顾颉刚谋得沪上复旦教职，却闻知周予同在校内大骂其“邪说横行”，颉刚自嘲：“我加入上海学术界便是罪，使海派之惴惴不安者我之过也。……以前无利害关系而今则相迫相摩耳。我之树敌，皆由此来，孟真如此，煨莲如此，晓峰（张其昀）如此，赞虞（缪凤林）如此，宾四如此，正不必责予同矣”。（日记1947年1月11日）人事敏感，省悟人性通病。一年半之后，江南大学教务长唐君毅来沪，与友人议及宾四任文学院长，脾气古怪，真有不可与同群之感，当年顾先生不知如何与彼合作？颉刚闻言，在日记中写道：“按宾四为人，既骄且吝，又处处好占便宜，不为人留余地。观于其对共患难之夫妻尚如此薄情，何论友人乎！”（日记1948年6月1日）近乎酷评，或许乃知言。又一年后，颉刚得知“钱穆与张其昀在广州参加反共组织，有演讲，此君亦参加政治矣”。此后宾四只身出走香港，一去未返。1950年冬，顾颉刚偕妻女“到张一贯处，并晤其妹一飞”。
对于钱穆的“参加政治”，顾颉刚似乎早有觉察。1941年11月10日其日记云：“张其昀有政治野心，依倚（蒋）总裁及陈布雷之力，得三十万金办《思想与时代》刊物于贵阳，又垄断《大公报》社论。宾四、贺麟、（张）荫麟等均为其羽翼。宾四屡在《大公报》发表议论文字，由此而来。其文甚美，其气甚壮，而内容经不起分析”。亦有友人“甚为宾四惜，谓其如此发表文字，实自落其声价也”。此一时期钱穆发表的时论文章，后来选编结集为《政学私言》，内中论元首、论地方自治、论缩小省级行政规模、论首都、论教育传统与精神、论政治家风度等等，仍以尊信中华传统、崇仰儒家道统为主旨，对西化包括苏化大加驳诘。至于类似《中国文化与中国青年》等许多应景文字则均未收录。顾颉刚始终认定，宾四最终投入“敌对阵营”，乃是“受张其昀拉拢之害也”。
1949年后，顾颉刚当年提携钱穆一事竟成为须不断反省的“历史问题”。五十年代尚温和，强调出自爱才之心，“而彼狂妄自大之结果，反大詈我是也，……其所以如此，半缘同情心之强，亦缘名头较大，他人咸思利用之故”。（日记1953年9月28日）不过，私下里颉刚对其学术仍认可：“宾四《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一书实甚精密，为不朽之作，虽有许多主观之见，无害其为大醇。”（日记1953年11月25日）其后，在统战部门授意下，顾氏还曾致函钱穆，“政府派黄居素到港，作联络事宜，故真如（陈铭枢）邀其来此，嘱我为宾四写信，能回来最好，即不回来亦望改善态度”。（日记1957年5月2日）到六十年代，则逐渐风狂雨骤，“我受蔡元培先生之爱才思想最为浓重，以致提携钱穆，使彼有资本投入反动阵营，实为我对不起祖国之最大事件”。（日记1965年1月 10日）“文革”中，顾阅《参考消息》，知钱穆偕眷迁居台湾，此时频繁而至的“外调人员”不胜其扰，如“有人从南方来，询我以黄淑兰与钱穆关系，因写一纸予之”。直至七十年代末，雨过天晴，上海古籍社欲再版《崔东壁遗书》，嘱胡适、钱穆二序可不必删，而顾仍拟删去二序，重新编订出版。
钱穆评顾颉刚“有热心无火气”，“秉性谦和”，感念其相助之谊。他忆述：“颉刚人极谦和，尝告余，得名之快速，实因年代早，学术新风气初开，乃以枵腹，骤享盛名。乃历举其及门弟子数人，曰，如某如某，其所造已远超于我，然终不能如我当年之受人重视。我心内怍，何可言宣。其诚挚恳切有如此”。（《师友杂忆·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他若有幸看到顾氏日记，又当作何感想？颉刚为文记事，流露至性，尤以日记为最，鄙陋容或有之，确得见真性情。较之心扉紧闭、城府高筑之类流水账，于后人更有价值，更显真切。宾四毕生劬勤，却无手记遗世，薄薄一册《师友杂忆》评人记事，聊备一格而已。然耄年追忆，坐观云起云落，下笔气定神闲，辞气间略带胜者情致，淋漓元气不减反增，其真似杜如晦之善断乎？
（《顾颉刚日记》全十二册，《顾颉刚书信集》全五册，中华书局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