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内大多数年轻的史学工作者而言，雷海宗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名字。毕竟岁月迁流，物是人非，雷先生封笔和去世已经近半个世纪了，在世时又没有给中国史学界写出一两部为晚生后辈绕不开的经典著作，因此他淡出中国年轻学人的视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雷先生又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为他专设条目一事便充分表明我国世界史学科的主流学者始终没有忘记他，并对他的学术地位予以充分肯定。这种肯定当然不是建筑在时下流行的量化标准上的，因为若按这一标准，雷先生莫说评世界史学科的博导，就是评世界史的教授也可能要打个问号。然而雷先生却是他那个时代公认的具有真才实学、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
在解放前的我国史学界，有过海外留学经历的学者为数不少，但有博士学位的人却数量不多，取得国外名校博士学位的历史家更是屈指可数。像雷海宗这样经过清华文科基础训练，再到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学、辅修哲学5年，并以纯外国思想史的论文戴上博士帽的学者，在旧中国可以说是寥若晨星。后来雷先生在科研与教学中所表现出来的开阔视野、通达思路、严密学风、深厚的历史感、不大识实务的书生气以及大胆质疑和探索的精神，显然与这种较长时间的高级专业训练不无关系。
当然，戴上名校的博士帽并不意味一个人能够顺理成章地发展成某个学科的领军人物，就像今天拿了哈佛MBA学位的人并不都是当总裁的料一样。但名校的学位起码说明一个人的智力水平以及在学业追求方面所能抵达的高度。这一点在历史学高度专业化、系统化、基本排除了业余史家的今天，往往构成学术事业能否成功的先决条件之一。
雷海宗先生的高足、他的手稿的整理者和解说人王敦书先生还注意到另外一个影响雷先生成为大学者的原因，即雷先生的家庭背景。一般而言，求真求实、好学深思、孜孜不倦的优良学风可经一代教养大体成型，家庭并非是个人成才的唯一条件。然而，在分析拔尖学者出现的外部因素时，也不能忽略家庭背景这一重要的社会存在。国外有人做过统计，大部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得主出自知识分子家庭，一般经过两代或三代家学的潜移默化的熏染。雷先生的父亲是位牧师，在19世纪末属于率先接受欧风美雨熏陶的华人之一，而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接受新学之前又往往拥有扎实的汉学准备，这就使得雷海宗“自幼在旧学和新学两方面都打下了相当扎实的基础”，而这种“童子功”也是后来雷先生在中西历史研究领域均能游刃有余的重要原因。
1927年，雷先生回国，时年25岁，先担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副教授，很快又升为教授和系主任，并兼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31他离开南京，受聘为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系教授。第二年又到母校清华大学任教，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时调到南开大学，计在清华以及抗战中的西南联大教书治学凡20年。
应该说雷先生回国初期还是非常幸运的，正赶上高级知识分子奇缺而政府又特别重视高等教育的时代。因此这是我国教授待遇的黄金时期，薪酬之丰空前绝后，如果加上兼职，实际收入甚至远胜欧美同行。由于无需为衣食奔走，加之国内局势相对稳定，所以这段时间（1927－1937年）是雷海宗学术研究的高峰期，成果的多产期。但有趣的是，他的成果多集中于中国古史而不是世界史。对此，雷先生并没有加以说明，但当时国内世界史史料的缺乏无疑是他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之一。在当时条件下，推崇兰克考据方法的雷海宗在世界史领域是难有作为的。即便在今天，国内世界史资料的积累已今非昔比，但符合专业史学所倚重的实证研究的史料条件的领域，还仅限于个别方面，如世界上古史（古代典籍）和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史家的作品），世界史的其他分支学科仍不得不主要依赖国外学者的著述而非文献档案。因此在1952年院系调整之前，中国史一家独大，世界史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边缘学科。青年学者雷海宗欲在国内史学界立足，迅速取得学界认可的成就，非治中国史不可。所以他在高校的教学虽然以世界史为主，但学术研究却集中于中国史。
雷先生在国外打下的外国史学专业基础显然有助于他的这一选择。以他的中国历史大局观为例，能明显看出得益于他所受的历史哲学教育。他熟识20、30年代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代表思想，写过有关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和克罗齐的相对主义史观的论文。他在《西洋文化史纲要》的授课提纲中还非常清晰地排列了所有西方史学的代表性思潮，举出它们的特征，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种多元的视角和重要的辅助知识是专治中国史的学者通常所不具备的。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宏观概括层面和微观考据层面上都能做出一流的成绩。
比如他提出独具只眼的中国史发展模式，突破了斯宾格勒所持的特定文化形态一周期而亡的局限，认为中国文化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具有二周期甚至三周期的螺旋式循环。这一思想同后来汤因比的类似思想有同曲同功之妙。
对于殷周年代和汉武帝年号的论证，则体现了坚实的考据功夫。他提出依温带人的生理，普通四世当合百年的观点，并对已确知的我国历朝各世君主在位的总年代作出统计，以作为这一观点的依据。然后以此为前提，推断周室元年在公元前1030至公元前1020年之间，肯定《竹书纪年》关于周室元年为公元前1027年的说法，并认为盘庚迁殷时间是公元前1300年，汤王中原时间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这些推断或与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的数据相一致（盘庚迁殷和汤王中原时间），或与最新研究成果相接近。
抗日战争爆发后，救亡压倒了一切，高校已经放不下一张平稳的书桌，雷先生的学术性论文明显减少，他把自己的聪明才智主要奉献于众多时评或借古喻今的中国史和世界史时文之中，这是每一个爱国的人文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迁回北平旧址，但校园的治学环境却因接踵而来的内战而未得到好转。北平解放前夕，他拒绝国民党当局要他南飞的邀请，毅然留在清华园迎接解放。
解放后，他由衷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但对斯大林版的唯物史观并没有盲从，而是实事求是地、创造性地运用这一新的历史解释方法，显示了它一以贯之的独立思考精神。1957年，他发表《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一文，依据唯物史观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运动理论，否定奴隶制社会经济形态具有普遍意义，认为铜器时代对应部民社会，系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所在的时代。铁器时代对应封建社会，马克思所说的古典社会则系属铁器时代的第一阶段。在他看来，古典时代是具有普遍性的，而古典社会和封建社会是铁器时代先后承递的两个阶段，都是封建社会。换句话说，金属器时代的生产力并没有革命性变化，因此不应该先后出现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指出研究古代世界史的方法论问题，就是不应把雅典等同于希腊、把雅典的奴隶制等同于整个希腊的奴隶制。依据这一方法，他认为奴隶制在雅典和罗马的发展只是特殊的、局部的、暂时的现象，只能看作是整个封建社会大背景下的变种。这一看法较剑桥大学教授芬利提出的类似看法早了23年，至今仍没有失去重要的参考价值。比这篇论文稍早，他的另一篇文章《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是有关文明的冲突和融合问题的先驱之作。这是雷海宗先生在解放后定向世界史教学与研究后（因院系调整调任南开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所写的最初的两篇世界史论文，也是他在解放后仅有的两篇得到发表的世界史论文，均涉及世界古代史大局，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以他的功底和勤奋，原本可以循着这一方向深入开拓，推出更多的研究成果。然而随后袭来的反右派狂飙中断了他的工作，这位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学者被打成右派，他已完成的《世界上古史讲义》一书也在复印前夭折。作者从此息影史坛，直到1962年因病辞世。
2001年面世的由王敦书先生整理的雷先生遗作（简称《纲要》），是作者于1931年在武汉大学讲授《欧洲通史》（二）时所写的提纲，内容包括西洋政治史、经济史和思想文化史，但重心在思想文化史，因为51章中谈思想文化史部分占36章，全书以西洋文化的形成与循序见进的演化为基本线索，所以整理者将书名改为《西洋文化史纲要》（公元5世纪—20世纪初）是合乎提纲精神的。
这份纲要相当成熟，具有完整的分期体系（三期加一酝酿期），每个时期存在明显的因果联系，构成大树的主干。每个时期之下又分出4到17条支干（政经背景和宗教、哲学、科学、文学、教育等子目），支干之下再分出若干更小的分叉（如封建时代之政治与社会章下分出封建社会形成背景、实现方式、封建制分析等，每分杈下又有3级枝杈）。总计7层分类彼此照应，组成绵密紧凑、边界分明的事实陈述和价值陈述织体。以“封建时代文化之综合――但丁”一章为例，不仅如一般史作缕列了但丁生平著述，而且深入分析了但丁的三部代表作《帝王论》、《新生命》和《神曲》，特别是对划时代的《神曲》，其分析层次之细密，评判之精当令人叹为观止。整个纲要总字数近30万，就涵盖的内容含量而言，至今国内尚无出其右者。
作者当时不足而立之年，短时间不可能拟出如此庞大成熟的提纲。推测雷先生大概在1931年到武大任教之前便已开始了提纲的制订和修订工作，其中大概纳入了他在芝加哥大学受教时所作的课堂笔记和读书心得。附在纲要每章后面的200多部参考书（绝大多数为英文书）是这一推测的有力证明。《纲要》对大量知识点的准确概括，对每一重大事件和重大人物的透彻解析，对西洋历史脉络的清醒把握，都说明他不仅阅读过这些著作，而且认真地思考并提炼过这些著作的丰富内涵。
因此这份《纲要》是作者多年治学经验的的结晶，再现了雷先生未曾公开发表过的世界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进一步证明雷先生非同凡响的世界史功力。
整个纲要贯穿的基本思想是文化形态史观。这是三十年代流行的历史观之一，但雷先生的形态分类有着自己的特点。他把西洋文化分成4大阶段，即酝酿期（476－911年）、形成期（911－1517年）、成长期（1517－1815年）、成熟期（1815至今），每期各具特色，为下一期的准备。至于是否还有斯宾格勒式的衰亡期，作者没有交代，但从他先前的著述中可以看出，他的基本观点是秉承斯宾格勒的，只是在具体分期上有所不同。斯宾格勒认为是衰亡期的现代，他认为仍属成熟期，也就是西洋文化在现代尚气数未尽。此外，雷先生把西洋文化看作是在古典文化废墟上兴起的一种新型文化，即“外表希罗内质全新之新兴文化”，并非是古典文化的再现，全部《纲要》便围绕着新形态的形成与发展这一枢轴展开。
平心而论，这部纲要并不适合本科教学的需要，因为假设在课堂教学当中，口头表达的单字数量为《纲要》字数的10倍（其实不止），那么实际教学所需的总字数至少应该在200万字以上。如此巨大的篇幅，即使每周4个课时，恐怕两三个学期也难以讲完。若再加上讨论、提问和测验等教学环节，一学年时间是远不敷使用的。雷先生在教学时肯定要删繁就简，择要讲述。
但这却是一部可以写出鸿篇巨制的成熟《纲要》，庞大的架构工作已经完成，甚至可以说这已是一座初步建成的“毛坯房“，剩下的只是内外装修工程。我们以《纲要》中的一章“君主专制国家之兴起”为例，实际上作者已完成了对欧洲君主专制制度成因与不同表现形态的全部分析，其中包括对君主专制兴起之前的政体的考察。如先交代欧洲文化形成期间流行的是有限君主制（LimitedMonarchy），然后说明什么是有限君主制，全欧虽有名义上的统一君主――皇帝和教皇，但各国内部存在平等的封建贵族，皇帝由帝国诸侯公选，教皇由主教院公选，各国贵族或教会可行使废立权。这就揭示出东西方政治制度发展史的明显差异。
接着进入君主专制开始兴起的西洋文化成熟期，《纲要》列举了专制制度兴起的7条基本原因：1、战术进步，表现在国王控制的常备军和火药战术的发明。2、罗马法的复兴，表现在封建法限制王权而罗马法承认王权高于一切法律。3、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说提倡王权。4、宗教改革的影响，国君变为各国教会元首，国君有权支配教会财产。5、商业革命与中等阶级的兴起，表现为商业发达宜于国家统一，国王与中产阶级联盟攻击封建贵族。6、国家思想与爱国精神的兴起，君主成为国家象征。7、明主辈出。
《纲要》在这里列出的不仅有论点，而且有论据。结论自然是成熟期的政体变化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随后《纲要》进一步对专制的不同表现形态进行具体剖析，首先在“君主专制下之欧洲列国”一节将新体制下的欧洲列国分成两类，即统一的专制国家瑞典、丹麦、荷兰、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苏格兰、英格兰，以及未统一之国家德意志和意大利。接着阐述统一国家的四大特征，重点说明不同的君主政体类型及其成因和表现，如法王废三级会议、毁贵族重垒等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英王由都铎王朝的专制向贵族专政的演变等等。在这里，一种特定历史时期里的普遍现象的来龙去脉、因果关系便被交待得一清二楚，而不再是我们常见的图解式的简单陈述。
所以，《纲要》已经完成了难度较大的建构工作，余下的任务主要是填充史料了。假如这道工序能够完成，必定会成为我国世界史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因为迄今国内尚无人做过类似的尝试。可惜《纲要》始终是一份提纲，造成这种缺憾的原因无疑首先是雷先生个人的选择。他在个人成名的前10年学术生涯中，主攻方向为中国古史，教学重点是世界史。这种选择的原因如前所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随后的八年抗战，颠沛流离；四年内战，政局不定。雷先生此时纵有成书之心，也无成书的外在条件，因为几百万字的加工过程需要多年安坐冷板凳的功夫。解放后他虽然定向世界史，国家也处于和平建设状态，但新史观的一家独尊使他的《纲要》变为“过时”，如不做伤筋动骨的改造，不仅出不了书，连上课堂也成问题。反右派运动过后，他的话语权受到严格限制，就更谈不上著书立说了。加之他60岁便带着满腹学问乘鹤西去，尽管逃过文革一劫，却错过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留下了个人没有拗过时代的悲剧。
齐世荣先生的一番话集中体现了我国世界史学人的这种深切遗憾：“如果雷先生今天健在，世界史学科在这位元老大师的指导下，定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哀哉！生不逢时的雷海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