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上的中国东北地区，因为开荒和战事频仍，武人侠士史不绝书，却少见文人活动的记述与传说，以致长久以来人们日渐形成东北地域“武盛文衰”的一般印象。不过，本文关注的则是一位东北学人的经历，他就是二十世纪前半叶蜚声海内的历史学家金毓黼先生。
金毓黼，别号静庵，1887年生于奉天辽阳一农家，早岁所受学塾教育并不正规，约莫26岁时却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师从黄侃（季刚）等名师研治文史，当年北大校内视其为“东北读书种子”，颇受青睐，至1916年夏毕业返乡。其时，后来名扬天下的学生领袖傅斯年（孟真）、段锡朋（书贻）和罗家伦（志希）等人已陆续入学，而蔡元培先生出长最高学府，则在这年年底。即是说，金毓黼并未直接受到五四新文化“洗礼”。
此后十余年，金毓黼在白山黑水之间谋生发展，虽“混迹”官场，竟能力学不辍，以编撰东北史书而声名鹊起，到三十年代初，已然担任奉天省政府秘书长、省教育厅长等要职。其间，一些“流年不利”的内地学人像黄侃（季刚）、吴宓等曾到关外谋职（东北大学），金氏尽力予以照应。大概缘自公务连带关系，金毓黼与国内实力人士如章士钊、黄炎培（任之）、叶恭绰（誉虎）等亦有直接或间接往来。显然，金氏正处于“学优则仕，仕而助学”的良佳状态。1930年9月末，参加中原大战的东北军进驻平、津接收各行政机关，金毓黼在日记中载曰：“东北发表大批官吏接收平、津，今午启行，诣站送之。数日内为友人设法，颇效奔走之劳，皆能各就班位，亦一快也。”（金毓黼：《静晤室日记》第四册，2489页）身为奉天行政当局的“幕僚长”，其作用当然灵便。
然而，一年之后发生“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丧，金毓黼的命运随之改变。他遭日军拘禁近百日，解禁后又被监视行动。其间，他只能以编书自遣，《渤海国志长编》即杀青于此时。日军命其出任“省府参议”之类伪职，他选择省图书馆事宜，并主撰《奉天通志》，力求以此摆脱与伪省署的干系。羁留伪满四年，金毓黼甚感压抑，总觉得潜伏着危难，进而萌发出走欲念。他借重学界友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服部宇之吉等人的关系，提出赴日本访查图籍文献，竟获允准。1936年4月，他抵达东京后，即到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阅读资料，一连数月日日如此，日人防范因而放松。7月中旬，他按预先计划，登上由神户直达上海的加拿大“皇后”号班轮，于14日安抵沪上，成功脱离日满统治。稍后有乡人来函：“言彼中（日满区域——引注）管理思想，罹惨祸者多人，盛赞余之知几”。（日记第五册，3933页）金毓黼自己也深自庆幸：“自来江南，重睹天日，……其喜幸为何如也！”
金毓黼的施巧计自日本回归，与后来郭沫若的秘密离日返国，多少有些异曲同工之妙，可是人们的审视眼光却不甚相同。金氏抵沪后数月，适值鲁迅逝世，他曾有过一番议论：“吾国之文学家，如鲁迅、郭沫若皆有左倾色彩，受青年学子之欢迎。鲁迅与日人内山完造交谊极笃。其卒也，内山氏为主丧人之一，值中、日国情严重之日，而吾国人不以为病，盖以私交与国事判然两途也。郭氏娶日妇，久居日京，不啻籍于日本，而国人甚爱读其著作，不以为病。闻其每年著述所得约数万金，而日本文化机关且以奖学金予之，而国人亦不以为病，何也？吾国不可解事极多，岂止鲁、郭二氏而已乎！”（日记第五册，3926页）金毓黼的敏感与困惑，似与他的心境有关，那段羁留伪满的经历，日后果然给他带来“麻烦”。
二
金毓黼离乡背井，投奔关内，故乡的优渥境遇殆已失去，等待他的是职业学者勤勉而清悠的生活。他通过黄炎培介绍，拜访蔡元培，持蔡先生一纸专函，于同年7月20日至南京北极阁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会晤傅斯年，“傅君于余研究工作允为尽力助成，殊可感也！”翌日，“朝间傅君来访，谓为余筹得办法，如此迅速，殊出望外。”第三日“孟真招晚餐，肴馔颇丰。”（日记第五册，3889、3890页）傅斯年为金毓黼“筹得办法”，乃推荐其担任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此时的中央大学校长为罗家伦。傅斯年如此非同寻常的“礼遇”，使自感“孑身万里，漂泊无家”的金毓黼感恩莫名，铭记于心。
傅斯年与金毓黼作为北大同学，此前接触不多，但彼此相知。傅差不多与金同时入北大，所不同的是，傅先入预科后升本科。二人几乎同时为国学家黄侃所赏识，金在季刚师门内可谓登堂入室，四十年代后期北平学界老辈赞其治学“笃守黄法”，“能传季刚先生之学也”；而傅则稍窥黄门即“叛逃”，转入胡适门下致力于新文化之提倡。不过，金、傅二人均以国学见长，自然惺惺相惜，尤其是东三省事变前后，有关东北历史的编写与研究已成热点，傅氏曾大力提倡并编写专书，而金氏无论在资料积累或研究功力方面均可谓权威。故此，傅斯年对金毓黼的到来高度重视，妥为安置。入主国内规模最大之“首都大学”史学系，对于长期身处“边疆”的金毓黼而言，虽属实至名归，却也略感意外。
从金毓黼日记观察此后十余年间他与这位“傅大炮”的交往，可知二人均十分在意彼此关系的维系，往来虽不甚密切，却相互尊重和信任，有着学人之间的君子之交。金毓黼在一些事情上需要借重傅斯年在学界的“权势”，而傅对这位东北学长也尽力维护，尽显豪爽仗义。抗战中期，金毓黼曾一度到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任教，1944年底该校发生学潮，学生自治会中有人以金氏羁留伪满一节“横加污蔑，被以恶名”，使金毓黼“闻之大愤”，颇受刺激，“余为此事伤心已极，夜不成寐”。（日记第八册，5733、5734页）随着抗战胜利，又有人不断“旧事重提”，进一步加重了金氏的“隐忧”。1945年10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民国）二十五年之夏，余自沈阳逃出，经日本而至南京。援我于困厄之中，而不致饥寒于他乡者，傅君孟真也。近八年来，与孟真不常晤面，而精神息息相通。近以外间流言不利于余，日前偶同孟真言之，孟真曰：‘君之行谊，余知之最清，设有人不利于君，余必为之辩护，请勿介意。’余乃为之大感动，古人云‘患难乃见交情’，吾于孟真见之矣。”19日，“晨起入城见孟真，余以所撰备忘录请其签证，君即慨为签证，并系以注语甚详，谓余所记皆属事实，并谓余受困时曾寄语孟真，将乘机逃出，后果实践其言。噫，知我者舍孟真谁属哉！”（日记第八册，5934页）
如所周知，傅斯年乃战后清算“汉奸罪”之有力者，当年北平教育界所谓“伪教授”甚至“伪学生”之说，均与傅氏“肃奸”壮举有关联。不要说对于周作人之类落水者绝不留情，即使像容庚那样在伪大学讨饭吃的故旧，也难以见容而割席绝交。在此问题上，傅先生的正大立场无可指摘。然而，在金毓黼“个案”处理上，孟真先生却难得的清醒与宽宥，其内心之坦荡无他，同样地无可指摘。看来，勇猛如傅孟真者，在“讲政策”方面也未可低估也。而此举对于“弱者”金毓黼而言，无异于“上帝的拯救之手”，傅氏的“签证”，简直就是化险为夷的护身符。
值得玩味的是，战后重庆流传这样一则“内部消息”：蒋委员长对东北元老莫德惠说：“东北沦陷，中央未加拯救，此中央有负于地方，地方官吏固无罪也。因此我对于东北官吏不愿苛责。”最高当局的表态，显示了国民政府安抚东北人士的用意和策略，那些曾经“夜不成寐”的人们，盖可安然入睡矣。难怪金毓黼闻之由衷感叹：“此真仁者之言，而以平恕为心者也！”（日记第八册，5936、5937页）
三
在中央大学，金毓黼先后开设东北民族史、中国史学史以及应用文（为中文系）等课程。他为教学而撰写的讲义《东北史稿》、《中国史学史》等，先后作为专著印行。尤其是史学史一书，可谓专门史领域的开山发凡之作，其功力之厚重，为史学界同人所服膺。在民国时期的史学界，金毓黼应属不新不旧、学有传承而派别色彩淡薄、各方均可接纳的那类实力型学者，因而他在史学圈内颇具“人缘”。对师长一辈如朱希祖（狄先）等他不时访谒请益，对年少新锐像邓恭三（广铭）等亦平情相处，与“五四”一代北大学人可叙校友之谊，与“南雍”《学衡》主干柳翼谋（诒征）等亦共享问学之乐。抗战期间流徙巴蜀，又得与“边缘学者”蒙文通、钱宾四等人讲学论道，战后复返平津，既曾拜见晚清文臣金梁（息侯）于津门，也尝造访收藏者王世骧于燕京南小街芳嘉园。而平素常相往还者乃谢刚主（国桢）、徐中舒（森玉）诸人。旧雨新知，兼容各方，故有人称赞金毓黼“能够会通南北学风”。
不过，金毓黼在中央大学似不甚安心，好友藏启芳（哲先）任校长的东北大学自陕南迁至四川三台后，他便“移情”于家乡学府，由兼职而专任，直至后来校内发生“恶名攻击”事件，才重返中央大学，直至抗战胜利。金毓黼之所以在中央大学不安心，人际问题是主要因素。据金氏晚年忆述：中央大学自南京迁到重庆，“柳翼谋先生适经国民党教育部派为中大部聘教授，应在历史系开课。尔时张贵永为系主任，同系如沈贺诸人亦不睦于柳，乃约系内诸师，共排柳先生，不为开课，并要共签名于一约上，以坚之。但余于柳先生，非有任何雅故，特以景仰其学行卓越，拒于约上签名，因此以致开罪于张、沈诸人”。（日记第十册，7583页。此处之沈、贺，应为沈刚伯、贺昌群。）学人纠葛，袭扰心境，耿介不群，避去为上。金氏有段时间执意辞离中大，盖缘于此。
可是他与中央大学竟然有着“剪不断”的关系，则是由于他与罗家伦非同一般的个人交谊使然。罗校长在任期间，金毓黼备受关照，1941年夏罗氏离任后，仍以其固有影响，对金予以眷顾。金毓黼对此深有所感：“罗君志希于余有刮目相看之意，深可感也。尝谓志希有学人风度，此非阿好之语，有目当共见之。”（日记第八册，5894页）罗、金二人均以史学为业，又都雅好诗文，加之北大校友关系，彼此相处颇为洽契。金毓黼主持中大历史学会第一次讲演会，即请罗校长讲“治史学之态度与方法”，听后盛赞其“精湛之至”。金氏计划进行《清史稿》点校工作，罗家伦便设法搜寻到最佳版本供其使用。蔡元培在香港病逝，罗请金氏撰写祭文以备悼念之用，金当日一挥而就。
罗家伦曾在庐山作《含鄱口远眺》一诗，陈三立（散原）先生“见而极称之”，罗氏大受鼓舞，“知是名贤掖后生”，此后这位当年的“五四”健将便一发而不可收地大作旧体诗，达数百首之多。他自选其中二百首辑印成册，名曰《耕罢集》，致送同好，金毓黼得到一册，遂“逐首读之，并加以圈识”。金氏认为，罗诗大抵工于写景，刻画入微，也不乏感时抒愤之作，但有些诗句构思虽巧，而笔力未健，用字亦弱，微失之粗，则是美中不足。罗、金二人时有“长谈”，“深谈”，交流心得，切磋学理。且看金氏如下日记：“罗君志希谓《通鉴》有启发性，而《毕鉴》无之。喻以近人之著作，则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有启发性，而冯友兰之作无之；梁任公《近三百年学术史》有启发性，而钱宾四之作无之。然冯、钱之作，皆视胡、梁为密，其终不之及者，惟在无启发性耳。所论极有理致，余方拟重订《续通鉴》，合宋元明清四代为一书，偶与志希论及此，故志希以是意相谓也。”（日记第七册，4927页。《毕鉴》，即毕沅署名之《续资治通鉴》）
当然，金毓黼与罗家伦也多有酒宴之欢。一日罗校长设宴款待来校讲学的李济和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金毓黼等作陪。席间，“志希述沈尹默近嘲正统派及才子派诗人云：‘叹己卑时比地低，颂人高处接天齐。婚丧喜庆千篇备，雪月风云四季题。鹊噪总云传好讯，猿吟硬派作悲啼。应声虫合诗人号，那有东施不效西。’极尽诙谐之致”。（日记第六册，4698页）
任教中央大学数年，曾有过省府“幕僚长”经历的金毓黼对罗家伦校长的校内理政颇有观察和感受，他于1940年2月13日“午后作一长函致罗志希，尽半日之力始毕，约三、四千言。”此函直言中大校政的利弊得失，也提出相应对策，颇类古代策士之“谏书”。内云：“公做事肯负责任，聚精会神以理校政，……首都未沦，公倡迁校之议，虽负重谤亦不之恤，卒获安定地址，图书仪器一件未损，为各大学所绝无。至全体学生宁静无哗，安心课业，更为本校之特色。凡此皆由公善于计划领导所致。……（不过）公之现境诚所谓抱火厝于积薪之下而寝其上，（故书此）藉以唤起公之注意”。
“公尝自诩本校有七院、四十学系、学生二千余人，规模可谓宏远矣。（然而）本校前途之发展，只应重质不重量，质之不佳，量于何有。公尝言冯君策主办重大（即重庆大学—引注）机械系，已大改观，去年大学统一招生，考商学院者多趋重大，以有马寅初先生为之领导也。一、二人关系之重至于如此，转移青年之心理亦即在是矣。本校各系之名教授甚多，足以动青年之观听者亦不知凡几，然研究学术之精神，终逊于西南联大一筹者，正以各院系无特殊研究学术之表示，亦不见注重何种学术以为本校研究之中心，因此不能引起社会人士之重视，此即重量不重质所受之影响也。今若于各院中举若干学系，使其就质的方面为充分之发展，卓然高出于各大学，则本校之声誉，即能为之一振，又何取乎七院、四十学系为哉。”
“自愚入本校，前后已三、四年，见公与各教授之联系甚少，从未见到各院办公室或教职员宿舍作少许时间之谈话。与公常见面者，一为各院长，二为各系主任，然非有事亦不常往。每次往见公者，多在外室守候，或至数次不得见，因此之故，无要事之系主任，及无责任之教授，决不肯轻与公面谈，又因此而生之隔阂猜疑亦属不少。以愚个人言，承公不次之厚爱，得来本校任课，到校之后亦常与公接晤，每次晤面，往往披心见素，推诚相与，出愚意想之外。且知他人如肯尽言于公，公必能尽量接受。以此向他人言，则不甚信，久之愚乃悟公于处人接物之方式，尚有未尽适宜，以致于此极也。推公不能照顾及此者，多因事忙所致，补救之法惟有实行分权分责之法（如校务会之组织等）。”（日记第六册，4485—4489页）
外界评论罗家伦主持中央大学十年，“佳评如潮”，可是却难以解释其辞任时校内无有挽留者的事实。金毓黼此番“披心见素”的谏言，揭示了中大内部的问题所在，其用意在帮助罗校长改进校政。罗卸任后仍居重庆，金氏不时造访，彼此交谊反而日渐深厚。
四
作为历史学家，金毓黼不仅熟悉历代文献史料，应当说他也深谙中国政治。浏览他的交游记录，除了学界同行、东北同僚及友人，还有不少民国党政高官。他与张继、于佑任、陈果夫、吴铁城、陈立夫、朱家骅等均有来往，他于四十年代初加入国民党，介绍人即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早年在东北，他追随刘尚清（海泉）、藏式毅等实权人物，从而达到文人学士的最佳境遇。1945年国民党“六全”大会时，他成为中央监察委员，作为东北名士，又受命于教育部，筹备辽宁博物院，同时跟随国史馆长张继左右，积极筹划，成为国史馆北平办事处负责人。其生存能力之强，远非一般书生型学者可比。
还在抗战末期，金毓黼迁居重庆天官府街三十五号，恰与郭沫若比邻而居。一日，张申府、刘清扬夫妇来访，知郭氏近在咫尺，便邀来酌酒欢谈，尽兴而散。金氏作诗一首赠郭：邀郭君沫若过寓小饮赋赠长句 寰海知名一作家，立言自足息纷拏。著书百万才未尽，脱手千金贫更加。智者大声不入耳，哲人辨味岂由牙。君患重听，又小饮而不进食。关心七件开门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时值物价飞涨，因论及之。不久，郭沫若回赠一诗云：静安邀小酌并有诗，依韵和之 平生四海惯为家，刻鹄不成未敢夸。折节粗通风雅颂，立身幸短乘除加。微怜已失耳为耳，犹信能堪牙以牙。畅喜当筵话班马，无心取宠向谁哗。（日记第八册，5851、5858页）从此番来往判断，二人应非初识。1949年3月6日，金毓黼在北平于省吾（思泊）宅会晤刚从东北访问归来的郭沫若，又与马衡、唐兰、陈梦家、于省吾合邀郭氏聚餐于森隆饭庄，席间“颇能畅所欲言”。此时，北方已告解放，鼎堂先生前途看好，同行聚首，当属难得。
金毓黼对于编撰中国通史，始终兴趣浓厚，每有相关新著问世，必会评论一番，尤注重其可取之处。可是1945年4月间他读到范文澜主撰的《中国通史简编》却难以接受和认同：“似此力反昔贤之成说，而为摧毁无余之论，毫无顾忌，又前此尚论诸家所未有也。范君本为北京大学同学，又同请业于蕲春（黄侃，湖北蕲春人——引注）先生之门，往日持论尚能平实，今乃为此偏激之论，盖为党纲所范围而分毫不能自主者，亦是大为可怜者。”（日记第八册，5869页）然而五年之后，1949年2月，身居北平的金毓黼频频发信给在河北正定华北大学的范文澜，主动示好，叙同窗之谊……江山既已易主，世人自当转身。熟知古今之变的金先生不知可曾料想到，五、六十年代，郭沫若、范文澜二人恰是他供职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两位顶头上司，一为院长，一为所长。更有趣的是，金氏在近代史所的主要任务，便是协助范老编撰通史简编一书，盖为资料顾问角色。
从1947年秋起，金毓黼定居北平，其身份乃国史馆驻平办事处主任，1949年5月，该机构并入北京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金氏转任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所）研究员。当解放军进入北平前夕，金毓黼已在台湾的两个儿子先后函劝他迁往台岛，他也曾经“心境不安，无以自决”，最后依从友人王树梅劝告“以不动为佳”。此时，他的实足年龄为六十二岁。解放之初，万象更始，他与友人“论及时局之变革，前后不相习”，多少有些不适应。友人开导曰：“譬如新履加之吾足，觉其舒适不如旧履，久之自相安矣”。他因之作诗云：“一朝大澈悟，顾影而汲汲，始知现在身，不是旧阶级。”（日记第九册，6799、6780页）
晚年金毓黼曾主编《太平天国》史料集出版，也发表若干谈史书史料问题的文章，可是严重的失眠症和胃肠疾病折磨着他的身体，甚至一度丧失治疗希望。1959年2月他致信范文澜所长和刘大年副所长：“我以历史复杂、过咎丛多之身，进入新社会已满十年。在此期间，幸未犯重大错误，得到大学教授及科学院高级研究员的待遇，叨忝非分，荣幸何极！”他表示，感谢领导的关怀照应，一旦病情好转，仍将以学术自任云云。1962年，金毓黼先生在北京病逝，时年七十五岁。
金毓黼一生“嗜书成癖”，勤奋异常，他留下洋洋大观的四十年日记，总字数当在五、六百万字之间。他刻意效仿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多读书有得之语”的特色，注重读书笔记之积累，其数量之巨，学术价值之高，在近世学人日记中堪称佼佼者。其日记中还有大量“杂记”，举凡文史掌故、时政秘闻、学界内幕、市井奇谈等，莫不记入，可谓实录社会万象。此外，为数可观的诗词，也反映出“最后的士大夫”们的生活情态。金毓黼生前一直希望将日记精华部分辑出付梓，也忧虑身后不肖子孙“持之易米”，枉费毕生辛劳。好在日记稿交由公家保存，历经数十年后，终以全璧面世，添为文字遗产。
五
以下撮录几则日记片段，或可略窥其概貌。
金毓黼因治辽、金史（东北古史）的关系，而对有关宋代史籍发生绝大兴趣，几乎遍读两宋文献，他认为：“朱子之文，有光明俊伟气象，应为南宋人之冠”。又如，“近日读《宋史纪事本末》，始知其佳。偶以语缪君赞虞（缪风林）。赞虞曰：‘是书之可贵，在虎虎有生气耳。’余颇以其言为然。罗君志希所谓作书贵有启发性，亦惟此书足以当之，世人病《宋史》冗杂诚然，然是书之来源，十九取自《宋史》，何以不失为佳书？”
金氏曾记一当年幕宾谈李鸿章往事：“李文忠公督直隶日，王湘绮先生闓运忽来谒，向其借现银四万两。文忠曰：‘借银何用？’湘绮曰：‘吾以之撰《淮军志》。’文忠曰：‘如是则余不借矣。’即举茶送客。湘绮甫出门，文忠大声曰：‘壬秋（王闓运字）提起笔可爱，放下笔可杀！’此盖取瑟而歌之意。湘绮前撰《湘军志》，于曾九有微辞，故以是挟持文忠，有打秋风之意，此为文忠所不受，故即斥其去也。”
又记近人谭延闓论作诗：“谭组庵论诗有极扼要语，云：诗当有回肠荡气之观，不可太易；又当有温柔温厚之致，不可太粗；更当有言近旨远之思，不可太浅。故当以学古人为第一，且必须学唐以前，久之放笔自写胸臆，自然与宋贤合，所谓取法乎上也。又当避熟用生，且须炼生使熟，以清真雅驯四字为主。”
作为东北文士，金毓黼对少帅张学良多有批评，他录下“九·一八”后传诵一时的马君武讽张学良绝句二首，并加按语。“诗云：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会。 此诗摹李义山而痕迹未化，第二首尤拙。将军之妾曰赵四小姐，朱五则朱桂莘先生之第五女，嫁朱光沐，尝在将军左右。当‘九·一八’之夕，将军方观女明星胡蝶演剧，故马以是讥之。东北四省之沦陷，原因甚复杂，不能专责将军。然将军在平征歌选色，贻误军机，亦属事实，马氏讥之，非无故矣。”
民国名士中，杨杏佛善为打油诗，令人忍俊不禁。金氏记曰：“往者杨杏佛亦喜为打油诗，如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开会得一律云：‘龙行虎步上楼房，鹊噪鸦鸣入议场。儿女成行谈节育，望梅止渴闹分赃。皱眉都叹先生胖，掉舌难当博士刚。最是天文台上雨，鸡林个个落泥汤。’先生胖谓傅孟真，博士刚谓胡刚复也。”
1944年10月17日，金毓黼应华侨实业银行荆雪岑招宴，座上竟遇识刚刚辞任归朝的“新疆王”盛世才（字晋庸）。盛乃奉天开原人氏，早年曾在郭松龄部任连长，旋留学日本陆军大学，归国后一度任职南京。其后应招入新疆，升为督办公署参谋长。1933年主政新疆的金树仁与回族马氏争锋不利，盛世才统合由俄境入疆的抗日东北军马占山、李杜、苏炳文诸部，一举扭转战局，进而成为新疆军政新主人。金毓黼在当天日记里有过长篇大论：
“晋庸之治新疆，颇能综核名实，信赏必罚。大抵以严刑峻法为治，果于诛杀，颇得法家之意，又不尚繁文缛节，以清静宁一为治，以致治新十二年，而一方匕鬯不惊，隐然为西北之重镇，即中朝之政令往往不得推行于新疆，无异公孙度之据守辽东，鄙永宁侯而不为，何其盛也！或谓晋庸在新以邻于苏俄，与俄人相结，倚外以制内，故得自固其位。然据余所知，盛氏主新政事，悉由自裁，未尝仰强邻之鼻息，是则盛氏能用苏俄，而苏俄未能卵翼盛氏于己肘腋之下也。或又谓晋庸量狭多疑，故于乡里亲旧尝在左右之人多所诛杀。余则谓晋庸之久据新疆，威霸一方，正于果于诛杀所致。往者魏武帝尝以多疑而果于诛杀，终以奠定中原，统一北方，取汉室而代之，恃此术也。论古今事，当取其大而略其细，晋庸以一匹夫入新疆数年，仅凭借万余之疲兵溃卒，奋臂一呼，立纛作督，何异班超以三十六人横行西域！此所谓千载一时之功名，非可偶然得之者也。至其量狭多疑，诚有可议。……晋庸所杀之人亦多矣，否则置之囹圄久羁不释，虽于至亲昵友亦然，论者多不之谅。然余终以为此小节，若取其大者论之，晋庸诚为辽士之杰，年大将军羹尧以后一人而已。今秋，晋庸以新疆军、民两政交还中央，入领部曹，可谓善于保于功名之间者。余观晋庸之貌，颇和蔼可亲，语必微笑，而性情阴鸷，曾不外露，不愧杰人之资。兹于万里归朝之日，追其逝去十二年之炳绩，实足耐人思索，而低徊不置云。”
十余日后，金氏又记录下盛世才早年同学高崇民谈话：“盛氏治新疆，标举六大政策：一曰亲苏，二曰反帝，三曰民平，四曰建设，五曰和平，六曰清廉。反帝者，反对帝国主义也；民平者，各族人民平等也。盛氏在新颇以主持民族平等收效，至其为政清廉，尤能贯彻到底。”（日记第八册，5693、5694、5710页）
金毓黼留心新疆边务已非一日，对刚刚终结的“盛世才传奇”抱持独到见解，后人观此，或不无启悟。
(金毓黼：《静晤室日记》，全十册，总计7727页，辽沈书社199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