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出版的《张伯苓年谱长编》，可谓有关张氏资料之集大成。以往人们关注张伯苓与南开学校史事，偏重于办学和教育本位，而较少深究当年他与政府的真实关系层面。对于这位教育家与政府密切关系有意无意地回避和淡化，显然影响世人对相关教育史事的准确认知。本文借助该《长编》素材，重加梳理，以张伯苓和私立南开为个案，力求复原和再现民国时期私立教育发展演变的若干真实面相，进而揭示办学与政府、教育与政治之间微妙而复杂的互动关联。
关键词： 南开学校 张伯苓 蒋介石
天津南开系列学校（大、中、小学）的创办，主要得益于严修（字范孙）的声望、人脉和实力，校长张伯苓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南开元老黄钰生直言：严、张二人的关系“一为东家，一为西席”,即是说，张最初乃严氏聘请的家庭教师。当南开的事业越做越大，严、张间的合作共事就具有了不可分离的伙伴效应。及至南开学校校庆四十年时，重庆《大公报》社评称：南开乃张校长所一手缔造，距史实已远。实则，张伯苓本人早在1931年校庆二十七周年之际，即就此作过十分恰切的表述：本校创办人是严范孙先生，承办人是我。他强调说，南开前期靠严先生，“他的伟大是一般人所不能了解的”。所谓前期，应是严修在世的1929年以前。后期呢？1948年张伯苓在浙江大学介绍南开办学经验，称南开“后期靠基督教”。听者不免感觉突兀，不明所以，然究其所言，似指美国教会势力的支助。美国“洛克菲洛基金会”曾一再提供资金赞助南开，张本人早年加入教籍，其荣获的两个名誉博士学位均得自有美国圣公会背景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不过张氏这一说辞，似在谦逊回避他个人的办学业绩，事实上，严修故去后的二十年间，承办人张伯苓将南开推向了事业的峰巅。
一 艰难办学 多方求助
严修在世的最后几年，张伯苓已经展现出很强的办事能力，赢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大总统黎元洪曾以教育总长一职相许，少帅张学良则视其为良师益友，在东北大学草创阶段更是多有借重。极具实力的管理美国退还庚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中方董事不仅有张伯苓，在董事长范源廉病逝后，他进而接替此职。不过，这些荣耀的取得，均来自民国前期的北洋政府。随着1928年夏季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京津一带再次迎来“改朝换代”。6月12日，南开中学期末考试最后一天，天津城西马路一带枪声大作，革命军进城，奉系督军褚玉璞退兵。作为社会贤达的南开校长张伯苓，面对南方革命政府，或多或少有那么一点“前朝旧人”色彩。毕竟他跟随严修“化缘”兴学，与北洋军政势力结缘不浅，属南方革命党秉政之初须排斥之列。
南京国民政府在教育界实施的大动作，首先是改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其美方董事基本留任，而原中方董事如丁文江、颜惠庆、郭秉文等大部分被撤换，代之以蔡元培、李石曽、孙科等国民党大员，张伯苓的董事长一职由蔡元培取代，其董事职务亦拟由陈立夫接替。南京方面认为，该机构由贿选总统曹锟任命，“现国民政府统一全国，此种贿选乱命自当根本取消。且所任命之董事中，有为国民政府所通缉者，有为拥护贿选之官僚与学阀者，皆不当任其主持国民政府之教育文化事业。”颇有些书生气的胡适对此举持异议，致函主持其事的大学院长蔡元培，希望将素有“清誉”的周诒春（前清华校长）和张伯苓留任，甚至不惜以自己的辞职换取张的留下。蔡元培回函予以“峻拒”。显然，国民党政权此时对所谓北洋旧人尚不肯包容。大概正是鉴于张伯苓此时处境“边缘”，同年12月潜津处理地下党务的周恩来与老校长之间有了一次绝密会面，这位早期学生乃国民党正在悬赏重金通缉的共党要人。
不过，张伯苓不同于书生气十足的胡适，他处世显然更加现实和灵活。南开学校每年几十万元支出的费用等待着他设法筹措，而这倘离开了当权者几乎不可想象。好在蒋介石委派秘书钱昌照遍访京津各校，对南开印象颇佳，而张伯苓也不失时机地表露对新当政者的拥戴，这些归结为一个尚好的回报：蒋命令已经“易帜”的张学良给予南开一定力度的常年资助。无疑，此举大大拉近了张伯苓与新政权之间的距离。事实上，当南方二次北伐大局已定，张伯苓就通过故交孔祥熙的关系，在上海拜访了主管财政的宋子文，为进一步结纳最高当局埋下了伏笔。
1929年的前九个月，张伯苓在美欧旅行，其目的在考察教育和募集经费。这期间，年届古稀的严修于3月中旬辞世，数月后，南开大学五位重要教授纷纷离校他往。面对校内多事之秋，张伯苓并未中断行程。他在海外屡屡发表高论，向国民政府示好。在斯坦福大学演讲，谈及国内形势，他说：“今革命幸告成功，不啻去云翳而见天日，全国气象焕然一新”。在另一次演讲中，他称“中山先生之建国大纲由军政而训政，再次为宪政，步骤井然，如能行之不误，定能进入承平之世”。在伦敦的一个欢迎会上，有人质问：南京大兴土木修中山陵，是否虚糜金钱？张伯苓应声答道：“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历史上之地位，至少可说是最近四百年来第一人，无论用多少金钱，以纪念孙先生，十分正当，十分应该”。在政治归属上，伯苓先生可谓做足了姿态。
少帅张学良应允资助南开20万元，分十年付清，可是首年拨付2万元后，第二年仅交付4000元，其余便迟迟无下文。张伯苓归国后，迭函东北要员王维宙等人催促续拨,看来并不顺利。他又联系当年与严修有些交谊而今已成为党国“新贵”的李石曾，希图得到其主持的俄国退还庚款的补助。晋系将领傅作义时任天津警备司令，对于张伯苓办学之艰难有所体认，主动提议将所辖津郊小站营田交由南开大学经营，以其所得用于办学。傅、张之间的交情由此开启，后来傅将军在长城一线抗战，收复百灵庙，张伯苓赞为民族英雄，发动民间捐款捐物，支援前线将士。厦门大学的有关捐助即是经由张伯苓之手转交。全面抗战开始后，傅作义的家眷被安置于重庆南开中学校内，由张校长特别关照。当然，这已是后话。
二 结交蒋氏 交谊日深
三十年代初，时局动荡，南开各校经费拮据，仅南开中学即负债达30万元，只得靠赤字维持运作。四川民生公司老板卢作孚由丁文江介绍，造访南开，张伯苓向其大吐苦水。1930年12月，蒋、冯、阎的“中原大战”因张学良的介入援蒋而终见分晓，东北军再度入关，接管平津地区。作为老朋友，少帅坚请张伯苓出任天津市长一职，显然也顺乎情理。可是，张校长“在兹念兹”的重心在南开，缓解办学难局乃首要急务，哪有心思“更上层楼”？他极其热情地接待来校视察的张副总司令夫妇，却以校务羁绊、“不愿放弃二十六年教育生涯而卷入政治漩涡”为由婉拒了其盛情相邀。
此时，张伯苓真正心仪的领袖人物是南京的蒋介石，他曾对钱昌照说过：“中国富强，要靠蒋”。就在接待少帅夫妇一周之后，张伯苓偕心腹秘书伉乃如来到南京，于12月24日首次拜见蒋介石。蒋对张三十年如一日专心办学大表钦佩，对于南开校风称誉不已，了解并同情南开的经济状况，允诺设法予以补助。张伯苓对于最高当局重视教育的表态印象极深，在其后写给宋子文的信函中特别提及。显然，宋应是此次会面的牵线人。此后，张伯苓又几次致电致函蒋介石，陈述学校经费困难各节，进而提出由英国退还庚款委员会每月指配2万元补助南开的请求。也就是在此前后，张校长罕见地对已经从政的校友田炯锦表示：自己虽以专心办理教育为职志，但南开造就的学生应在政治上有所贡献，因为政治实一切事业之重心。他期望南开人在政治领域能形成自己的影响力。此一变化未可小视，潜心办学者开始萌发政治进取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在北平组建华北政务委员会，张伯苓被任命为委员。两年后又组成由黄郛领衔的政务整理委员会，张仍任委员之职。这期间，已决意弃学从政的翁文灏在庐山向蒋介石进言：国家危难之际，急应延揽人才，不宜过分拘泥于党派，而应扩大用人范围，并举荐了胡适、张嘉璈、吴鼎昌、张伯苓等多位非国民党人士，蒋表示愿意延揽借重。从后来的事态观察，蒋基本采纳了翁的建议。张伯苓虽然时常向外界表示，自己对政治完全是外行，但对于华北事务亦曾热心参与和建言。他以社会贤达身份赴山东，尽力调解韩复榘与刘珍年部的战事，效果尚佳；当华北形势日益危殆时，他大胆向南京当局直言：为了防止日本使华北特殊化的预谋，中央应尽力支持宋哲元等华北将领，以增加他们对国民政府的向心力。蒋介石闻言，颇为重视。
面对三十年代前期华北错综复杂的局势，蒋介石对于像张伯苓这样在地方上深具影响的人士特别倚重，不但发函征询方策，还附来密电本，嘱可直接向其建言。张复函称：“承颁给电本，谨当密藏待用”，“苓遇事勉竭愚蒙用供采择，但不愿一知半解动扰聪听”。可知，此时二人关系已非泛泛。1933年7月，具有南开背景的青岛市长沈鸿烈因权力摩擦提出辞职，张伯苓为此一再函电蒋氏，力言“不宜听其高蹈远行以去”，“甚盼中央处置此事加以审慎”。不久，蒋复电：“沈市长由威（海）返青复任，乃中央恳切慰留之结果，报载易人之说不足据也”。对于张伯苓涉及人事安排的意见，蒋予以最大程度地关照。
这个时期，罗隆基任教于南开大学政治学系，并主笔天津《益世报》。该报对南京当局若干外交举措多有抨击。蒋介石最初对这位自由知识分子施以笼络，请张校长告知罗，蒋邀其南下并将亲自接见云云。可是其后《益世报》的言论并未“收敛”，南京方面即勒令其停刊。为此，蒋委托黄郛电告张伯苓：平津各报年来颇多持论偏激，行营认为莠言乱政，主以切实制裁。《益世报》未知审慎，因而获咎，据闻尚系最宽大之处分，只须该报能了解国家立场，认识地方环境，持平立论，不难力谋恢复云云。显然，蒋希望张起到配合和缓冲作用。张伯苓深得最高当局倚重，昔日友人不免有所请托，而张却回应：“最近虽于国务时有参与，但俱属虚名，与政界并无切实联络”。可谓虚实之间，应付裕如。
三 办学问政 相得益彰
张伯苓政治地位的上升，有力缓解了南开办学经费困局，来自国民政府的支助，也使学校的私立性质越来越名不副实。一个难以抗拒的现实压力愈加明显，即日军步步紧逼，华北已危若累卵。张伯苓眼光超前，很早便做出在西部建立分校的决策，而到了1935年初，南开董事会正式讨论将大学部改为国立的议案，此前，张已向行政院长汪精卫、教育部长王世杰通报此事。随后，他又派何廉教授赴宁向教育部交涉改转国立具体事宜。6月间在南开大学毕业典礼上，张伯苓宣布，将学校献给政府，称“现在政府领袖真能埋头苦干，我们应当改变从来怀疑政府的心理，依赖他们，所以愿把毕生心血结晶的最高教育事业奉之政府，化私为公”。其后，张伯苓当面向蒋介石表明了此一心愿。几乎同时，私立厦门大学改为国立，陈嘉庚先生终于卸下沉重负担。张伯苓有否同样心理，尚不得而知，他对国民政府高度信赖确乎无可置疑。政府方面对于南开的国立诉求虽未即刻接受，但并入西南联大之后的南开，实际上已属国立性质，尽管正式赋予国立名义延后到1946年复员返津时。
在西部设立南开分校的设想，得到蒋介石鼎力赞助，他允拨5万元作建校费经，这笔款项很快到账。张伯苓遣人速购重庆杜家坪地段建筑校舍，此处“无城市之喧嚣，有山水之清幽”，靠近重庆大学，具有地利之便。这便是后来的重庆南开中学。蒋赞助南开渝校之举，产生带动效应，四川省主席刘湘亦捐款相助。不久，王世杰秉承蒋介石之意，任命张伯苓担任四川大学校长。张以与严修有誓约终身办理南开为由，予以婉拒。
就在此时，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张伯苓惊愕之余，拍发私人电报给张学良，痛陈利害，呼吁放蒋！后来美国《亚洲与美洲》杂志刊文称：“当委员长在西安被绑架的时候，张博士给少帅的私人电报在后来的释放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孔祥熙急电张伯苓：“吾兄与汉卿相知甚久，此时一言九鼎，当有旋转之效”，请兄飞赴南京或西安，斡旋“陕变”。张随即赴宁候命。南开大学全体教职员和学生会在得知事变消息后，或通电全国，或发表时局宣言，痛责兵变，维护领袖，重申法纪，敦促放蒋。有人还发密电给校友周恩来，寄予期待。在西安各方谈判过程中，曾酝酿改组“内阁”，张伯苓被列为教育部长人选。蒋介石获释返宁，南开师生致电庆贺，学校为此特放假三天，其喜庆气氛犹如节日。张伯苓称此次事件为“逢大凶化大吉”。蒋氏随后复电张校长：“陕变发生后贵校师生备极关念，甚为感慰，特谢！”事变和平解决，各地欣喜之状，不独南开为然，然该校与事件当事者关系之特殊，引人关注。张校长与蒋的互信更加牢固，而与少帅的交谊则戛然而止。
1937年夏，张伯苓参加庐山谈话会，在南方逗留期间，平津沦陷，南开大学被日军炸毁。张临大难而不惊，他向报界表示：毁掉的是校园，不死的是精神。《中央日报》刊发社评盛赞“南开精神”。作为最高当局的蒋介石为此作出“有中国就有南开”的明确表态，既是豪言，也是承诺。这似乎也预示着张伯苓将跟随蒋氏在政治上走得更远。此后，南开大学与另两所国立名校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在春城昆明度过艰难的抗战岁月；而重庆南开中学则成为战时陪都文化教育的一个亮点。张伯苓常驻渝校，办学一如往昔的井井有条，声誉卓著。校内聚集了不少社会名流或其家属，如翁文灏、马寅初、谭熙鸿、段茂澜、郝更生、张平群等均借住校内宿舍。为数不少的各界要人的子弟进入该校就学，如卢作孚、曽养甫（战时交通部长）、陈调元等人的子女。知名的南开校友周恩来、吴国桢、梅贻琦等不时造访。而蒋介石亦多次来校，看望张校长。此时，南开的经济状况已有保障。据喻传鉴、黄钰生等南开元老忆述：南开被炸后，尚有资金百万元之谱，汇至重庆，作为基金，投入在渝各实业部门，诸如水、电、水泥、民生、华西等公司，“莫不有南开肥本”。只可惜，抗战中期以后，大后方经济陷入困境，南开资金所剩无几。
四 涉足政坛 无力自拔
抗战期间在重庆，张伯苓的一项新的重要工作，是担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议长一职始由汪精卫、继由蒋介石出任。其职责之重大，地位之高，不言而喻。这是全民抗战为国效力的使命，按胡适等人的说法，是应国家战时征召，张伯苓没有推辞。国民政府选中张氏，自然是看重他的社会贤达身份，当然与政府乃至最高当局的密切关系也是重要考量。他的态度是：中国今日之局势，非全国共同一致奋斗，不足以挽救危亡，非服从一个领袖之主张，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在多个不同场合，他更明确表示：“拥戴蒋委员长为唯一最高领袖”。张、蒋之间的互信，在历史紧要时期，外露到社会政治层面的最高点。
张伯苓履新，在参政会近百名各界精英面前亮相，各方感受不一。与张资历相当的黄炎培，在日记中记述：伯苓在参政会发言“颇多失礼，闻者不满”；“伯苓主持（会议）慌乱，致会场大哗”；“副议长张伯苓致词，甚失当。此君总是如此，真无如之何。”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中共方面参政员周恩来评论自己的老师则出言谨慎：伯苓先生是教育家，从事政治非其所长。实则，中共对张伯苓“帮衬”政府有所保留。《新民报》记者写道：“主席张伯苓，老态龙钟，有如导演无声电影”。但官方的《中央日报》每每报道张在参政会的表现就大不相同：张先生的讲演，“足以提高国人抗战信念，词毕，全场兴奋。”蒋介石更是以细微的关怀，不断的探访，鼓励和支持张伯苓的工作，还邀请他到中央训练团讲演《学校训育问题》。就是在这次讲演中，张伯苓首次谈及“入党”问题：“……更要与党发生密切的关系，须知从前入党的使命是在推翻专制，而今后入党的任务是抗战建国，较前更为重大，每个国民都要为党而努力奋斗，使党的基础日趋稳固，建国事业才能成功”。此后不久，张伯苓加入了国民党。此举虽有当年大学校长被要求必须入党的背景，但同虚与委蛇者相比，似尚有区别。
在国民参政会，张伯苓屡屡表白，自己不会偏袒某一方，不过，他的意见却不免与中共代表相左。他曾谈到：“在重庆参政会，会上意见不一样，常常是吵吵闹闹，我发表意见，有的参政员不同意。邓颖超就常反驳我，弄得我挺为难”。他也谈及周恩来：“他听我的发言，同意的就笑眯眯地点头说：校长讲得好。有的时候就笑笑不发言，尊重我，他是我的好学生嘛！”实则，自抗战开始后，张伯苓与周恩来之间的交往不断增多，张向周推荐上海实业家刘鸿生之子刘念悌等多人去陕北工作，并推举这位当年因学运被开除的早期学生担任南开校友总会的执行委员，协同推进南开事业。然而，一旦涉及国共两党关系，二人间的争论就难以避免，譬如皖南事变、大批青年加入国军问题等。争论到紧要处，张甚至劝周：“回延安告诉你们毛主席，赶紧把你们共产党摊子收了，拥护蒋委员长”。周自然是激烈辩驳。在场的伉乃如事后对校长说：“下次周恩来再来，不要谈国共关系了，谈谈咱们的金鱼和花草不好吗？”看来师生二人只能避实就虚了。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引领毛泽东访晤张伯苓，那是一次礼节性会面。
蒋介石每次到访重庆南开中学看望张伯苓，对其办学成绩总是赞不绝口。1943年12月重庆教育当局以“办理成绩甚佳”传令嘉奖南开中学，同获嘉奖的还有清华所办中学和市女中两校，清华之中学以注意学生营养，渝市女中以师生精神振奋而获嘉奖。此前，蒋介石著《中国之命运》出版，重庆南开郑重部署本校师生展开研读，并由校长办公室通告，有关研究报告须在规定时日内缮交，显得颇为重视。为此，张伯苓还特别撰写了《中国之命运与南开之教育——由“公能教育”进为“建国教育”》一文，文中提出：“今后南开教育方针，实有由‘公能教育’更进为‘建国教育’之必要。以‘建国’为教育之最后目标，以‘公能’为训练之具体方针。彼此配合，相辅相成。”南开特有的公能校训及教育，此时已然被涂抹上“党化”色彩。不过，对于国民党官场的贪腐现象，张伯苓私下也多有抱怨，尤其对于1944年冬桂林失守，致使日军进占独山，形成直逼贵阳，震动重庆的态势大为不满。蒋介石闻知，亲自登门劝慰，解释说：“我们与美国合作，确有攻击日本的力量，请张先生安心”。意在消除其愤懑和疑虑。
八年抗战终于迎来胜利，对于天津市长人选，蒋介石听从张伯苓的建议，任命了张廷锷。此人战前担任过该职，对南开有所助益，与伯苓先生私交甚好，但抗战期间无作为，且有通敌嫌疑。陈果夫等强烈反对，国民党内吵翻了天，要求蒋收回成命。蒋解释道：“有关天津的事要尊重张伯苓先生意见，马上不能改变，以后我再想法调整”。蒋随即任命南开毕业的国民党人杜建时为副市长，其后不久接替了张廷锷。据《竺可桢日记》披露：国民党内派系争权激烈，一些小团体抱怨（蒋）主席对政学系言听计从，使其把持权柄。“并谓最无耻者为张伯苓、蒋廷黻等，如张等不知敛迹，不惜以对付杨永泰者对付之……”杨永泰者，昔日胡北省主席，因内部权斗遭暗杀。可知，蒋对张伯苓之倚重，曾引发国民党内暗流涌动。
五 晚境荣辱 其来有自
战后，张伯苓一度赴美治疗旧疾，蒋介石赠送一万美金供其使用。这是张生平最末一次访美，美国文教界盛情接待，美国人认为，张伯苓深得蒋先生信任与尊敬，却不是国民党的政治卫士，长期从事教育，实际上也是中国年长的政治家。敏感的美国观察家特别注意到张在战后中国政治格局中的特殊地位。1946年12月张伯苓回到上海，旋即赴南京，蒋介石设宴为其接风，主动提议在长春设立南开第三分校。翌年3月张返津，一个“喜讯”在等待他，天津市长杜建时报告，平津二市被立案的汉奸中没有一个战前南开毕业生！张校长闻之甚感欣然，称：“这比接受任何勋章都让我高兴”。
当年平津官场知情人士有如下“推想”：鉴于参政会时期的经验，蒋主席会让伯苓先生在未来政治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倘不得已建立各党派联合政府，由伯苓先生出面组织国会，可为各方接受。如恢复先前林森做主席的架构，伯苓先生可谓最理想之人选。如此推想，是因为看得出“蒋主席尊敬张先生，是另有用意的”。对此，张伯苓应能感觉到。1947年冬，在蒋介石安排下，张伯苓参选国大代表，南开校友组成“公能学会”帮助校长竞选，外加三青团力量配合，终以13万余票当选，据说个人得票数居全国之冠。到1948年初，南京便盛传张伯苓将竞选副总统，张出面否认。同时，《大公报》报道，七十二岁的张伯苓“病体康复后，有时出席会议二三小时，始终振奋不懈，每天在办公室工作三小时”云云，似乎也在透露某种信号。3月底，行宪国大在南京开场，张入选主席团。其时，国共决战已拉开大幕，张伯苓认定“戡乱在我看来只是个时间问题”，颇为乐观。6月间，经蒋介石提名，张出任考试院长一职。此时的张伯苓已属箭在弦上，甘愿“为蒋先生跑龙套”。他走出这一步，南开内部有人劝阻，更有人“劝进”。“事后诸葛”式的正面记载充斥相关校史文本，不完全值得取信。张氏长子张希陆就此讲过这样一番话：“我父亲一生从年轻时就被人利用，现在家里人（指南开人）利用他更不应该。”张大公子虽语焉不详，意思却很明白。
问题在于，张伯苓本人对于国内局势严重“误判”，即使到了这年8月仍表乐观。确如老南开人所言，校长政治上患了白内障，迷信蒋介石，小看共产党。可是，多少有些令人不解的是，国民党退走台湾前夕，蒋介石父子几次三番登门劝张“出走”，可去台岛，也可去美国，并留下专机，随时调用。此前张的家眷已被接到重庆，应该无后顾之忧。导致张伯苓决意留下的关键因素，是秘密得到周恩来的传话：“老同学飞飞不让校长动”。张内心寄予某种期待，他大概以为仍可像1928年“江山易主”时那样平稳度过新旧更迭，而对即将到来的社会剧变几乎浑然不觉。实则，周恩来传话并非出于主动，而是时在北京的张希陆与父亲的老友傅作义商议后，请求周传话留下老校长。应当说，作为学生，周恩来对老师张伯苓尽到了保护关照之责，但对于老校长的尴尬处境却无力作根本改变。
张伯苓留在大陆，却执意不肯“反戈一击”，他的次子张锡羊恳求他写个表态的文字，“为了南开，为了家人”，却遭拒绝。他解释说,“一是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还不了解，需要多看一看；二是共产党可以骂蒋介石是人民公敌，可自己不应该才和蒋先生分手就和共产党一样骂蒋先生，需要多想一想。”这应当就是周恩来在张伯苓1951年初去世后从政治高度所说的“没有向人民低头”。而台湾的蒋氏政权对张伯苓的赞许，可归结为一个“节”字。据蒋经国日记载述，老蒋直至弥留之际，尚挂念问询张伯苓百年冥诞纪念活动的筹备情况。
有人将张、蒋关系概括为“互相利用”，未免失之于简单。张伯苓办学求助于当政者，非蒋一人而已，何以对蒋情有独钟？蒋介石从多个渠道得知南开办学声誉，对张心生敬意，并非矫情作态；二人关系发展有一大背景，即中日交恶，危难日亟，御侮求存，相互支持；二人早年均投身军旅，对于教育与国家的关系理解，乃至学校管理方式，具有共识。至于张伯苓晚年“成于蒋亦败于蒋”的大起大落，人们慨叹“生于末世运偏消”之余，只能从深邃历史中寻觅题解了。
张伯苓是否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人文知识分子，学界尚存歧见。张中行《流年碎影》和何兆武《上学记》等书中，有关张校长的记述颇有“不敬”。曾在南开任教的蒋廷黻、方显廷等人回忆录中，只恭维老校长的办学能力，甚少提及其学养。南开元老黄钰生称伯苓先生“善辩而不文”，乃“教育实行家”，而非教育理论家，表述婉转而接近实情。据南开另一元老喻传鉴回忆：校长出门，必带三部书，《四书》、《圣经》和《三民主义》，颇具象征意味。严修先生乃旧学耆宿，寻得有些新学背景的张伯苓一同办学，亦可谓“中西合璧”。范孙先生早年出仕，晚岁则一心办学，即使好友袁世凯后来屡屡委以高官，亦心静如水，不为所动。伯苓先生一生大半精力经营南开学校，声名鹊起，赞誉者众，而晚年却情不自禁地投入政治激流，终至落得“晚节不保”。看来，他尚欠缺严先生那种眼光和定力，这与学养底蕴是否有关呢？值得玩味。
教育与政治、教育家与政府之间，可谓相互依存，不可或缺。不过，二者自有分野，各存运行规则，难以混为一体。教育作为公共事业，无疑最接近公共管理领域，因而教育家与政府之间结成紧要而微妙的关系亦就难以避免。当政者重视教育，自然希望借重其特殊社会功效为其施政打通道路、增添光耀，且依通常理解，教育本身即属行政份内之事。私立学校办学寻求社会资源， 来自政府方面的支助极为重要，这在中国国情里尤为凸显。张伯苓承办私立南开，艰辛备尝，最终投入国民政府怀抱，一定有其强韧历史逻辑在起作用，至少是办学客观现实使然。只不过，张伯苓所尝试的那种“角色跳跃”，形成晚近教育界一个特例，他的这段经历，具体演绎了教育与政治“相通隧道”的民国版本，至今仍有回味和探讨的意义及价值。
（梁吉生编撰《张伯苓年谱长编》上、中、下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