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包热情的闻一多先生
一个人的性格或者思想大多初步觉醒于十二三岁，等到二十四五岁思想定型，形成比较成熟、确定的人生观、世界观，此后或许能有纵深的发展或者细节上的改变，但是不是还可以有本质的改变，我想是非常罕见的。闻一多先生早年追求纯粹的美，后来成为民主斗士，旁人看来似乎有非常巨大而彻底的思想转变，但我以为那不过是一些表面的变化。在这一点上，我同意RobertWinter先生的话。Winter先生是闻先生多年的好友，1945年民主运动的时候，他的当代文学批评课只有我和徐钟尧学长两个人上。一次Winter先生和我们谈起闻先生，说：“他（闻一多）就是一包热情。”接着又摇摇头，“不过搞政治可不能单凭一包热情啊。”言下似有惋惜之意。
Winter先生的这句评价非常中肯。闻先生是个热情的人，早年追求唯美是一团热情，后来和梁实秋、罗隆基参加右派组织，搞国家主义，其实也是一团热情。西安事变爆发后，闻先生拥蒋反对张学良，在教授会上痛斥：“怎么能够劫持统帅？！”当时很多人都有那种感觉，如果真杀了蒋介石，肯定要发生内战，岂不给日本制造了机会？所以西安事变的时候很多人都指责张学良，称之为“劫持统帅”，等到他把蒋介石送回南京，当天的《世界日报》——当时北京最大的报纸，头版大标题就是“委座出险，举国欢忭”。第二天，北京的右派学生还举行了游行，也是声势浩大的，成立了一个“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叫“新学联”，区别于“一二?九”时成立的左派学联，并且发出邀请，希望能合并成一个学联。至于是否真正联合，我不记得了，不过至少抗战刚开头的时候，左派、右派间并不是很尖锐的。及至40年代，生活艰苦了，闻先生亲身感受到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黑暗，又满腔热忱地投入民主运动。闻先生晚年讲诗（其实那时候他还不到五十岁），有一首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他特别欣赏，在他的《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曾把这首诗评价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当然这首诗写得的确很美，我也非常欣赏，不过除了浓厚的唯美倾向，却带有几分人生幻灭、虚无颓唐的味道，好像和他民主斗士的形象不大合拍。所以我以为，闻先生的思想主潮早年和晚年是一以贯之的，本质上还是个诗人，对美有特别的感受，而且从始至终都是一包热情，一生未曾改变过。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在讨论：如果鲁迅活着会怎么样？其实同样可以问：如果闻一多活着会怎么样？仅凭一包热情，恐怕也不会畅行无阻，我这么想。
闻先生那一辈人的旧学根底非常之好，可他同时又是极端反传统的。社会转型时期，有的人唯恐中国的旧文化不存在了，拼命维护，还有一种人，认为传统的东西束缚中国人太久了，中国要进入新的时代，就要彻底抛弃，全面创造新文化，闻先生、鲁迅、胡适都属于这种人。鲁迅激烈反对中国的旧文化，甚至提出不看中国书，《狂人日记》里宣称：什么“仁义道德”，满书都写着血淋淋的“吃人”两个字。闻先生在这一点上跟鲁迅非常相像。在搞民主运动的时候，他在课堂上对我们说：“你们是从外面打进来，我从里边杀出去，我们另外合应，把传统的腐朽文化推翻！”意思是说：青年学子没有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毒害，所以你们须从外部推翻它；我是受过这个教育的，所以我现在要反对它，从里边杀出来与你们合作。我想这代表他当时真实的思想情况，虽然他研究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但他并不赞成。
另外还有一点我要保留意见。现在很多文章总是特别强调闻先生生活穷困的一面，比如联大时期闻先生给别人刻图章，现在都说成是他生活所迫，不得已，我觉得也不单是这样。闻先生早年是搞美术的，又会绘画，又会雕刻，现在北大西门一进门的地方有座西南联大纪念碑，上面的篆字就是闻一多写的，落款“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篆额”，写得非常好，而且只有公认的大手笔才有资格题这个篆额。所以，搞美术乃是闻先生的本行，写字、篆刻都是他的专业。当然他也是因为贫困，挣点钱补贴家用，但如果过分强调生活所迫的一面，刻字竟成了他不务正业的谋生手段，不免有些过分渲染的味道。
民主人士张奚若
学术和政治的关系总是非常微妙的。一方面，学术永远不可能脱离政治，政治也永远不能脱离学术，甚至希特勒独霸世界还得有一套思想理论的基础，所以学术和政治永远有它们相结合的地方。但另一方面，学术和政治又不能完全划等号，关键在于如何把两者的关系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不要东风压倒西风，也不要西风压倒东风，否则就没有学术可言了。
在历史所的时候，有一次和年轻的同志聊天，他说：“解放前能看《共产党宣言》吗？”我说：“从前我做学生的时候就看过，而且的确很受感动，还手抄了一遍，没事就拿出来看看，挺珍贵它的。”那个同志听了觉得奇怪，说：“怎么那时候就能看这种书呢？”其实那时候学校里的自由度相当大，借书几乎没什么限制，何况还是张奚若先生指定的必读书，哪能不读？张奚若先生讲政治思想史的时候指定几本书必读，其中就有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当然都是英译本，到图书馆随便就可以借出来阅读。
张奚若先生把马克思作为一门学术来研究，不过我觉得他本人当时的倾向是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旧社会的政治学界很大一部分都是受自由主义的影响，特别是清华、北大的教师，大多受拉斯基（J.H.Laski）的影响。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暴力革命，可是英国几百年都是和平改良，最不赞成暴力革命。拉斯基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主张改良，虽然他也承认军队、警察等等国家要害部门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无产阶级很难取得政权，暴力也许是必需经过的，可他又说：如果不事先通过民主竞选，“youarenotjustified（你就是没有道理的）”。就是说，还得先礼后兵，先通过竞选争取，竞选不成功，再采取其他的方法，不能一上来就暴力革命。这是拉斯基的观点。张奚若先生也认为共产党未必不能通过合法的手段取得政权，所以应该先试着采取竞选的手段。而且，20世纪50年代有一个时期，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选票非常之高，都排在第二，似乎并不见得永远不能竞选成功，不过后来受苏联的影响，又不行了。
有一个现象很奇怪，按理说，马克思主义代表先进的工人阶级思想，应该是在工人阶级数量最多的国家里最流行，共产党也应该在这种国家最有力量，可是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最薄弱的地方反而是英美这些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那里共产党的力量也最小。美国的共产党始终不成气候，好几次总统大选都有以个人身份参加竞选的，可是共产党连竞选的力量都没有。英国也是这样。相反，越是在落后的非工业化地区，或者说，在工人阶级最少、资本主义成分最少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反而流行。这一点似乎很值得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另外，我们所说的专政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有一点很大的不同，马克思所说的专政是政治意义上的，是在政治上剥夺资产阶级的权力，而我们则是所谓思想专政，“在思想上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的专政”，这与马克思的原意似乎不吻合。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也可以说是大大背离了。马克思本人对资产阶级的学者、艺术家、诗人、文学家往往有很高的评价，引用了那么多莎士比亚的著作，对黑格尔非常欣赏，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对文艺复兴的资产阶级文化巨人的评价也非常之高，并没有在思想上专政的意思。《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对1870年的巴黎公社高度赞扬，视为无产阶级第一次的实践行动。实际上，巴黎公社的成员要么是布朗基主义者，要么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无政府主义占了绝大部分，总之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从来不认为这些人是反动派，相反，他热情地赞美，说巴黎公社是最早的无产阶级专政。假如放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巴黎公社那些人恐怕都得挨整，谁敢站出来承认：“我是无政府主义。”结果会怎样？
张先生教课喜欢杂着英文讲，他有一个发音我现在都记得，hu应该发[hju:]，他是陕西人，老说成[xju:]，比如human让他念就成了“休曼”，不过我们都习惯了。第一年上西洋政治思想史，从古希腊讲到18世纪的卢梭，第二年的西洋近代政治思想本来应该介绍整个19世纪的西方政治思想，可是张先生并不全讲，只谈他特别注重的几家。上学期只讲了黑格尔、马克思两个人，下学期讲T.H.Green、F.H.Bradley和Bosanquet，三个人都属新黑格尔派。其实这三个人不足以包括现代的西方政治思想，他们仅仅是19世纪末英国唯心论的一派，可张先生就这么讲。好在当时有这个自由，教师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发挥，解放后这样讲就不可能了。
和其他一些老师的课一样，张先生也经常在课堂里扯闲话，比如讲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动物过的是“merelife”（单纯的生活），但是人除此以外还应该有“noblelife”（高贵的生活），接着张先生又说：“现在米都卖到五千块钱一担了，merelife都维持不了，还讲什么noblelife？！”张先生有时候发的牢骚挺有意思，最记得他不止一次地感慨道：“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指“蒋委员长万岁”）还有一次他提到冯友兰的《新理学》，说：“现在有人讲‘新理学’，我看了看，也没有什么‘新’。”他没有点冯先生的名字，我们当然都知道说的是冯友兰，因为1941年《新理学》在教育部得了一等奖。其实课上扯扯闲话挺好，你可以从他的自由发挥里知道他真正的想法，这是书本里学不来的。另外还有吴之椿先生，那时候总有五十多岁了，比一般的老师都老，也是讲西洋政治思想史，其实主要就是讲19世纪后半叶英国达尔文主义的社会思潮。吴先生的课讲得非常深刻，谈到斯宾塞以降的英国政治思潮，真是如数家珍。不过和张奚若先生一样，都没写过大文章，要按现在的标准得被刷下去，可是那时候都知道他们是大学者，学问非常好。吴之椿先生偶尔写文章，也不是纯学术性的，我倒是对他的文章很欣赏，有一段我现在都记得，他说：人类的关系有一种是权威的关系，一种是圣洁的关系。比如政治上是权威的关系，你是我的下属，你就得服从，可是夫妻间就是纯粹的圣洁的关系，夫妻双方是平等的，并不是说一方命令你什么你就得听他的。吴先生说：“可惜中国人的事情权威的成分多，而圣洁的观念少。”这段话给我印象很深。
张先生是民主人士。1945年底，在重庆召开了一个政治协商会议，召集各党派、无党派的代表人士总共三十八人来参加，其中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七人，民主同盟、社会贤达各九人、青年党五人，其中，天津永利公司的李烛尘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实业家，学者傅斯年、张奚若，他们都是无党派的代表。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张奚若的代表名额是共产党提出来的，国民党说：张奚若是本党党员，不能由你们提。后来张奚若还有个声明，说：我不是贵党党员。张奚若是老同盟会的，本来拥护国民党，但在1941年的民主运动中转向，而且反得很厉害，并不承认自己是国民党党员。
解放后，张先生做过教育部长和中国人民外交协会的会长。因为那时候我们只和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跟广大的世界（或者说广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先进的、落后的）都没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可是中国毕竟要在各个方面和外面世界联系，于是成立了一个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和其他国家进行民间交往，张奚若先生做会长。1957年张先生几乎被打成右派，因为他总结了十六个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刘少奇批判他说：我们的朋友说我们好大喜功，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好八亿人民之大，喜八亿人民之功，这有什么不好？但因为总要保护些有名的人，所以后来还是保护了他，虽然有些话说得过了头，也没有太受冲击。
现在回想起来，张奚若先生总结的那十六个字还是有道理的。我们是有些鄙视过去、迷信将来，其实有些传统的东西和阶级斗争没有关系，那是人类经验的积累、人类智慧的结晶，不能随随便便就否定了。比如红灯的波长最长，看得最远，所以红灯停、绿灯走，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全世界都是这样，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得按信号灯走，可是文革的时候就有人提出：红色代表革命，所以红灯应该走，绿灯应该停止。那不乱套了？那时候太简单化了，以为旧的都要不得，新的都是好的。其实新的事物在开始的时候总是不成熟的，应该逐步地让实践来检验，不能一声令下就一哄而上，那就太盲目，太不切实际了。
战国派雷海宗
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先生，我上过他三年的专业必修课。在我的印象中，雷先生不但非常博学，而且记忆力非常了不起，上课没有底稿，也从来没有带过任何一个纸片，可是一提起历史上的某某人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或某件事发生在哪一年，他全都是脱口而出，简直是神奇。或许正因为雷先生有这个天赋条件，所以他在看待历史问题时并不执着于某个偏僻的小题目，而是放眼世界，注重宏观历史理论的研究，这是很难做到的，而在当时考据盛行的气氛下尤其难得。何炳棣回忆录里说陈寅恪看不起雷先生，曾说：“有人还教中国通史。”意思好像中国通史不能教。雷先生不但教中国通史，还教西洋史和史学方法，什么都能教，这和汤用彤先生有些相似。汤先生是北大哲学系主任，讲印度哲学，讲佛教，也讲魏晋玄学、讲西方哲学，不但在当时，就是现在也很少有人能中、印、西三种哲学都讲。汤先生好比哲学系里的历史学家，而雷先生则仿佛是历史系里的哲学家了。
雷先生受斯宾格勒的影响而酝酿出一套自己的历史哲学。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里提出一种理论，认为文明和人的成长一样，也有一个生命周期：列国时期、战国时期、大一统帝国、蛮族入侵、文明灭亡，例如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莫不如此，现在，西方的文明已经快要到了它的没落时期。这种学说被称为文化形态学，雷先生基本接受这一学说的论点，他的中国史、西洋史都有一套与众不同的理论体系。但雷先生又把这种理论发展了，认为中国的文明经历了两个周期：公元383年淝水之战，北方蛮族打进来，汉族退到江南，从此开始南北朝的时期，这是第一个周期的结束，也是第二个周期的开始。
雷先生讲课十分动人。巴金的爱人萧珊那时候叫陈蕴珍，比我高一班，她也上雷先生的课，有一次我听见她跟一个同学说：“雷先生讲课真有意思，好像说故事一样。”雷先生很会讲故事，有的就像是他亲眼看见了一样，不过讲者动情、听者动容，并不等于可信。而且文化形态学的理论我也觉得有几分牵强，甚至可以说是武断的。有人说，斯宾格勒并不希望西方文明没落，这一点我相信，不过按照他的理论，西方文明非得没落不可，这是他理论的一个必然，所以我年轻时就不太能接受这种论点。文明毕竟是人类共同的创造，是不是能把个体生命的生物学规律硬搬到人类的历史文化上来，这一点很难肯定。比如中国的文字，从甲骨文一直到今天的简化字，这是几千年积累演化而来的结果，也许有一天它会消失，不过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周期。
雷先生和林同济先生是好友，1939年秋天，林先生在西南联大做过一次讲演，题目是“战国时代的重演”，把当时的国际形势比作新的战国时代。林先生口才非常好，讲得确实动人，所以那天非常叫座，大教室里挤得满满的，总有个两百人的样子，我也去听了。记得有个同学提问：“马克思讲过，人类社会的进化最终要进入共产主义，没有战争，实现世界大同，是不是这样？”林先生回答说：“马克思是个很聪明的人，但是聪明人的话未必都是正确的。人类社会今后是不是这样，还要看事实的演变，不是事先可以预言的。”后来雷先生、林先生，还有外文系的陈铨、云南大学政治系的何永佶等几个人物办了一份杂志《战国策》，别人称他们作“战国派”，在抗战期间算是一个重要的学派。
1941年的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把英美打了个措手不及，最初的那一个月把整个远东都席卷了。越南是此前早就被占领的，这次又把缅甸、新加坡一直到印尼、菲律宾一网打尽，速度之快非常惊人。《大公报》的“星期评论”上每周都请名人写文章，这时公孙震发表了《新加坡失守以后的盟国战略问题》，文章写得确实大气磅礴，据说“公孙震”即是林先生的化名。文中似是责备英美对中国仅仅停留在援助上，未能在生死关头全力以赴的投入。那篇文章当时颇为轰动，而且博得了很多赞美。不过按我现在的理解，战国派有一个很重要的缺点，即它并没有真正能从人文的高度，而仅仅是技术的层面看问题，这一点倒是吻合了“战国策”的名字，完全是从战争的策略上去考虑。二战以后，雷先生写过几篇关于世界政治格局的文章，也都是从技术角度着眼，比如空军在军事上已经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了，旧大陆、新大陆之间应以走北极为捷径，所以一定要在阿拉斯加或者挪威的斯皮兹贝尔根（Spitzbergen）建立空军基地等等。当然这些也应该考虑，不过其中总欠缺一些更深层次的人文底蕴。而且，因为他们是右派理论了——虽然技术是中性的，但毕竟总有一个意识形态的依托，所以也有很多人攻击，还出了一份叫《荡寇志》的杂志，专门批《战国策》。同时左派也攻击他们派，我最近看到一篇回忆录说，周恩来在重庆的时候还曾向左派的一些评论家说：不要这样攻击战国派，毕竟他们还是抗日的，还在同一个战壕里。
1942年春天，林同济在云南大学主持一次讲演，雷先生又去专门讲他的那套历史周期论，我也去听了。讲完以后，林先生赞美说：“这真是theromanceofahistorian（一个历史学家的浪漫）。”林先生的英文极好，本来是政治学教授，解放后资产阶级政治学不能教了，就改行搞英国文学，教莎士比亚，前些年在美国访问期间去世。
吴晗印象
吴晗是专门研究明史的，当时任教云南大学，钱穆离开西南联大以后，中国通史课人手不足，就把他请来教中国通史。
吴晗的课我听过，可是不大欣赏，因为他不是对历史做综合的观察，而是分成许多条条，如中国的官制、中国的经济等等，把历史分割成许多专史，缺乏综合的整体观点。他有几件事情给我留下的印象都不大好。我的姐姐是38级经济系的，毕业以后不能住在学校，得找个房子住，吴晗那时候是二房东，租了一所很大的房子，然后分租给各家，我姐姐就租了他一间小房。“二房东”在旧社会是一个很不好听的名词，被认为是从中剥削，吃差价。吴晗经常赶人搬家，说是有亲戚要来住，要把房子收回去。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有亲戚要来，不过在旧时代，二房东要涨房租的时候总是这样赶你走。吴晗轰过我们几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还有一件事。那时候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我们天天跑警报，而且有一种紧急警报，告诉大家，飞机马上要临头了，大家不要再跑了，赶快找个地方隐蔽起来。昆明不像重庆，重庆是山城，一拉警报大家就钻山洞，昆明没有山洞，所以一拉警报大家就往郊外跑。我们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十分钟就能翻过两个山头，躲在山沟里就足够安全了。老师们则不然，年纪较大，一二十年的习惯本是在书斋里静坐，翻山越岭则非其所长。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比如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输导学生。可是吴晗不这样，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让我觉得太有失一个学者的气度。
第三件事情。中国通史是公共必修课，上课的人很多，有一年的第一次考试全班都不及格。当时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周培源先生教物理系二年级的必修课力学，据说第一次月考也是全班不及格。这有点像《水浒传》里讲的，犯人来了先打三百杀威棒，要你尝点苦头，不过必须是权威教授才可以耍这个派头，大家也吃他这一套。可是当时吴晗辈分很低，还是个青年教师，这种做法难免给人一种妄自为大的感觉。同学们派代表和他交涉，首先自我检讨没有学习好，然后表示老师的教法是不是也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吴晗一怒之下宣布罢教，在校园里引发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当时上课的同学大概还有人不会遗忘这段插曲。解放后我看吴晗写的检讨，总觉得他在心理上总有一个情结（complex），或者说，心里老有个疙瘩，希望自己跻身于名教授之列。比如他说自己拿桶到井里打水，老打不上来，便感叹教授生活的悲惨，总是念念不忘自己是个名教授。教授为什么就不可以去打一桶水呢？
文革后，清华给吴晗立了像。讲名望、社会地位或影响，梁启超大概要远远超过吴晗，为什么不给梁启超立像？要论文革受迫害，受迫害的人太多了，为什么专给他立像，不给别人立？比如赵九章，气象专家，两弹一星的功臣，文革受迫害自杀了，可是没给赵九章立像。再比如叶企孙，物理学的元老，文革的时候被关了好几年，后来死得很凄凉，但也没给他立像（按：清华大学现已为叶企孙立像）。我并不是说吴晗不可以立像，不过比他更优秀的人太多了，讲学术，他比不上陈寅恪、王国维，讲影响，他比不上梁启超，讲贡献，他比不上叶企孙、赵九章，为什么单给他立像？或许因为政治的原因吧，不过我觉得这个标准不太适宜。
冯友兰先生
前不久我在《科学文化评论》杂志上看到对邹承鲁院士的访谈，记者问他：“西南联大的先生里您最欣赏谁，最不欣赏谁？”邹承鲁说：“最佩服的是陈寅恪，最不欣赏冯友兰。”这话说来似乎有点不敬，不过当年我们做学生的大多对冯先生的印象不佳，主要还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像他《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等等，都是给蒋介石捧场的。在我们看来，一个学者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1942年，教育部举办过一次全国学术评奖，就我的记忆，国民党当政二十二年中（1928－1949年）仅举行过这么一次，当时评出一等奖两名，一是冯友兰的《新理学》，也是《贞元六书》的第一本，另一部是华罗庚关于数论的著作。冯书的评审者是张君劢，对冯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冯先生在学术上是有贡献的，但是否即如张君劢所推崇的那么高，恐怕不无疑问。洪谦先生随后曾发表一系列文章，评冯先生的哲学，几乎是全盘否定、一无是处。（解放后，冯先生对自己做了一系列深刻的自我检讨，张君劢在海外看到之后大为生气，又把冯先生骂得狗血淋头，即此可见，张君劢之人品恐怕也是很成问题的。）
1945年国民党在重庆开全党的代表大会，主席团有十几个人，自然都是国民党最重量级的人物了，冯友兰也就是躬逢其盛，赫然名列其中。后来听说国民党要他做中央委员，他没有接受，还是留在学校里教书。那时候在民间，民主的气氛还是占上风，所以大家跟冯先生的思想距离就拉开了。那时候国民党也曾表示出一付民主的姿态，街道上贴出选民榜，要在基层进行民主选举。友人王浩语我，一次和冯先生谈话时说到此事，王浩说这只是故作姿态，冯友兰答道：“不能这样说。既然当局肯这么表示，就说明它真心要这么做。”一个大哲学家，天真得宛如一个三岁的小孩子。
解放后，冯先生一贯高举紧跟毛泽东思想，不断写检讨，说：现在大家都要做毛泽东的小学生，我还不够格，我现在要争取做毛泽东的小学生。江青有一段时候特别提倡女性要当权，冯友兰做梁效写作班子的顾问，跟着江青到天津时写了一些咏史诗，其中有这么两句赞美汉高祖：“争说高祖功业大，端赖吕后智谋多。”这话说得毫无根据。现在有关汉初的史料主要是《史记》和《汉书》，可是这两部书从来没提到汉高祖打天下全靠（“端赖”）吕后的智谋，捧吕后其实是捧女权，跟着江青的意思走。文革后冯先生又写了好几次检讨，说自己在文革的时候犯了错误，违背了“修辞立其诚”的原则。
有一次开会我遇到涂又光先生，他在河南人民编《三松堂全集》，我问他冯先生的历次检讨收不收，他说不收，“因为那都是言不由衷”。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作为一个全集来说，凡是他有的就都应该收，至于言之由衷还是不由衷要由读者来判断，不能由编者来决定，不然就应该叫选集。虽然有的人在迫于压力的情况下说了假话，可是这些作为原始资料都应该保留。冯先生的作品也不例外，而且我以为，冯先生的检讨是他平生著作里最值得保存的一部分，因为它代表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反省的心路历程，有极大的历史意义，可以算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思想状态的结晶。所以，不但不应该删掉，反而真应该给它出个单行本，为当时中国整个文化界、知识界留一份典型史料，这甚至于比他的著作还重要，更有价值得多。学术可以否定，可是作为历史的见证，他的检讨它永远具有史料价值。
冯先生一生也有非常真诚的一面。解放之初他写信给毛泽东，表示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复信说：“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文革以后，他给梁漱溟写信，说：北大哲学系的老人现在只剩我们两人了，希望能见一面。梁漱溟回信说：你“谄事”江青，我不愿意见你。如果是别人，大概不会再提这事了，但是冯先生非常有意思，这个他也拿出来公诸于众。在这一点上，确实也很难得。我去美国的时候曾听一位台湾学者说，台湾四大无耻文人，第一是钱穆，大陆也有四大无耻文人，郭沫若，冯友兰，老舍，臧克家。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这种说法，起初以为是台湾的说法，后来看到徐铸成先生的回忆录，说他在解放之初来清华大学曾见过冯先生，想不到后来冯先生竟名列“四大”。可见“四大”之说大陆亦有之。徐先生生平的立言真诚与立场进步是众所周知的，毋庸置疑。
80年代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冯先生荣誉博士学位，那次的行礼会非常有意思，无论对中方、对美方都非常有意思。美方有个致辞，表彰冯先生对于中国哲学的贡献，其实指的都是他解放前的贡献，而这一部分恰好是他本人早就彻底否定了的，可是现在却要为此而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冯先生的答词也很有意思，绝口不提那些美方所谓的贡献，给了一套完全驴头不对马嘴的说法，他说：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但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等等。然后就行礼如仪，把荣誉证书接到手中。双方有如演出一场滑稽戏，究竟是肯定什么，否定什么？这一点倒正好象征当时中美双方的关系，各说各话，实际上又完全对不上口径。
我想冯先生在某种意义上还属于中国旧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旧时代里，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官，这是根深蒂固的一个传统，和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大的不同。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多其他的路可以走，比如爱迪生只念过小学，现在的彼尔?盖茨，大学念了两年并没有毕业，他们并不需要依赖官本位这张皮。可是中国过去除了官本位没有其他出路，知识分子只能靠依附专制皇权得到自己的地位。
冯友兰先生教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卷的《中国哲学史》写在抗战前夕，在当时是很轰动的，成为标准的教科书，现在也不失为哲学史的经典著作之一。冯先生的理论逻辑非常清楚，要言不烦，没有罗嗦的话，这是他的优点。但他那部书也有很大的缺点，当时我就这么认为，现在看来就问题更多了。第一，冯先生总是先有一个理论的架子，然后用材料去填充他的架子，或者说，先有结论再倒着去研究，这是他的一大缺点。第二，冯先生对哲学有自己的理解，所以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发挥，至于古人是不是就如他所写的那样，总有几分可疑。第三，他那本书虽然叫“中国哲学史”，可实际上并没有跟历史挂钩。每一种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总有它的现实背景和意义，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冯先生写的是“按照历史顺序排列的哲学”，并没有表现出“史”的作用来。第四，冯先生不懂佛学，佛学是全书最弱的一部分，始终没有讲清楚，只是用引文代替了理论的阐明。另外还有一点，近代部分写得太薄弱，好像草草了事。冯先生在《序》里边也说，“九?一八”以后形势很紧，来不及再详细写，就匆匆收尾了。我以为写得最好的部分是先秦的名家、道家以及宋代的朱子，但这两部分更多的却是作者本人思想的发挥，未必就是古人的原意，古人也未必有那么明晰的体系，而后来冯先生新理学的体系主要来源正是这两家哲学。
冯先生很敏锐，后来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时候又提出了一些新见解，给太平天国再翻案。太平天国是农民起义，这点我们都是肯定的，可是他提出太平天国是反动的，因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近代化了，太平天国是神权政治，搞迷信，那是古代的玩意儿，所以是反动的。这一点大家过去都知道，只是都不能谈。他那本书一共是八册，第七卷国内不能出，只在香港出了，不过现在国内大概可以出了吧。
金岳霖先生
金先生早年学的是政治学，博士论文是关于T.H.Green的政治思想，改行逻辑学已是中年以后了。我想一个人的思想到二十多岁就基本定型，当然你可以进步，但思维方式不会再有根本的改变。比如有人年轻时接受的是斗争哲学，可以终其一生斗争到老，而像我这样的人总觉得那是件伤神的事，不愿意去干。中年的金先生思想仍然很敏锐，察觉到了新的哲学路数，然后介绍到中国来，虽然他自己在这方面只写了一本《逻辑》，但他的贡献乃在于培养了从沈有鼎以下的一批青年学人，在中国哲学界开辟了数理逻辑的新路数，这是中国历史上几乎不曾有的。假如当年不是盲目学习苏联，而是独立自主、有选择地探讨当代科学前沿，很可能中国已经在这一崭新领域里达到世界的前沿了，因为它毕竟不像某些尖端科学那样需要非常昂贵的费用和悠久深厚的传统。
20世纪以后西方哲学主要有两大分支，一派是大陆哲学，重点在人生哲学，包括对生命的体验、生命的价值等等。这一派在欧洲流行，可是在美国却不吃香，二战的时候，欧洲很多大陆哲学派的学者跑到美国去，结果名牌大学都不要，只能到不起眼的小大学去，所以二战结束后他们又回到欧洲，才把这套东西再炒热起来。20世纪西方的另一派哲学是分析哲学，专门讲逻辑分析、语言分析。数理逻辑，那时候也叫符号逻辑，SymbolicLogic，或者MathematicalLogic，所以你可以说它是哲学，也可以说是数学。罗素说：哲学都讲伦理学，可是我不明白哲学为什么要谈这些问题。在他看来，伦理道德问题根本不属于哲学，或者说，根本不成其为哲学问题。搞这个路数的人往往会走过了头，结果成了一种纯技术性的操作，像下围棋一样，沦为一种人工智能的游戏。不过学术上应该允许有不同的路数，百家争鸣才能有进步。
我们国内哲学也受到这两大派的影响，可能受分析哲学的影响少一点，原因何在？近代西方哲学，大多是由自然科学（尤其是数理科学）进入，可是中国过去文理分家，大家都守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不能从知识上打通。比如什么是经济学？按照我们的传统来说，经济学就是讲生产关系的，生产关系归根到底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所以用阶级斗争完全就可以理解经济学了，一通百通。可是到美国去看，他们那些经济学教授上来就是写公式，一步步演算下去，等下了课满黑板都是公式，好像上了一堂高等数学。这算什么经济学？这不是数学吗？可是反过来说，他们看我们那也不是经济学，政治斗争能算经济学？
对于文化我们过去有太简单化的毛病，政治上定个标签，无产阶级的就宣传，资产阶级的就都不要了，似乎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我们学习过苏联米丘林－李森科“无产阶级革命的生物遗传学说”，批判资产阶级孟德尔－莫尔根的“反动遗传学”，结果也没反对掉，李森科后来被揭发，说是个学术骗子。苏联还批判过数理逻辑，说它是唯心论，是资产阶级的概念游戏，可是到了60年代，苏联的一些尖端学科上不去，因为计算机上不去，而数理逻辑正是计算机的理论基础。如果金岳霖先生建立的逻辑哲学学派能得到顺利发展，很可能中国哲学界里就有一门领先于世界的学科了。
中国通温德，白俄噶邦福
西南联大有几位外籍教授，我入学时，外文系的燕卜荪（Empson）教授（著名诗人和批评家）刚刚离去，但温德（Winter）教授一直留校任教。原先温德在芝加哥大学教书，专业是研究十六七世纪的欧洲文学，闻先生回国后把他介绍清华来教书。我上过温德先生的当代文学批评，因为只有我和徐钟尧学长两个人上课，所以他时常和我们闲谈。记得一次他说，古往今来真正达到纯粹的美的境界的，只有雪莱、济慈和肖邦三个人，其余的都不够。肖邦三十七岁死了，雪莱三十二岁死了，济慈二十六岁就死了，都非常年轻。济慈的epitaph（墓志铭）是他死以前为自己写的，非常有名,即：“Hereliesonewhosenamewaswritinwater.（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我们知道这句话，可是不理解它的意思什么叫“名字写在水上？”温德说，西方有句谚语：“人生一世就是把名字写在沙上。”潮水一来，名字被冲没了，人生一世就是这样，正像中国古诗里说的：“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可是济慈要把名字写在水上，这就更彻底，一边写一边消失，不必待到海水来冲没。我听了以后非常感慨，觉得他对人生的领悟达到如此境界真是彻底，后来我也喜欢读济慈的诗，如他有名的商籁（sonnets）BrightStar和WhenIhavefears。
温德教授的后半生完全在中国度过，后来在北大一直活到一百零一岁，1986年才去世。温德先生称得上是个OldChinaHand（中国通）。有一次他到云南西部旅行，途中遇到土匪，急中生智操起一口国骂，土匪一下被唬住了，不知他什么来头，加上他的个子高大，土匪竟被吓跑了。还有一件事情，抗战的时候沿海的人往内地跑，上海的工人到了后方用竹篾片盖起二层小楼，表面上抹一层洋灰，看上去和洋房一样，非常巧妙。温德把他看到的这些绘声绘色地讲给我们，我们都觉得好笑，可见他对中国的事情非常了解。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开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名单上有三十八个人，记得温德指着傅斯年的名字说：“AnotherGuoMinDang（又是一个国民党）。”傅斯年没有加入国民党，但实际上是站在国民党的一面，温德对这些政治上的事情都门清。
噶邦福（J.J.Gapanovitch）教授是白俄，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那是当时俄国最好的大学，他的老师Rostovtzeff（罗斯托夫采夫）是世界古代史的权威，十月革命以后去了美国，任威斯康星大学古代史教授。第一次欧战的时候，噶邦福被征当过兵，十月革命后到远东的海参崴大学任教，我想可能是因为他在政治被认为有问题，不过他没讲过。后来他到了中国，1930年左右就在清华教西洋古代史、俄国史，还讲过欧洲海外殖民和战争史。噶邦福先生不会说中文，全部用英文教课，而且他讲的是希腊、罗马的历史，很偏僻，只有七八个人上课，我想学点专业英文，所以就选了他的课。噶邦福先生喜欢谈天，下了课我也常问他一些问题，但主要目的不在希腊、罗马，还是想学英文。
噶邦福先生对历史理论非常感兴趣，这一点给我印象很深。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往往有一个缺点，或者说是一个优点，总能把一个小问题钻得很深，许多人因此而成名。但历史毕竟整体上是宏观的，上下几千年，东西几万里，如果不能放眼整个世界历史的大局而只盯着某一点，恐怕不能算是真正理解了历史。比如研究清史的最喜欢谈清初三大疑案，皇太后是不是下嫁给了多尔衮，顺治是不是出家了，雍正是不是窜改了遗诏。当然你也可以研究，历史毕竟包括这些具体的事实，但这些历史事实的背后总该有个理论的总结。历史到底是什么？究竟有没有规律？如果有，会是个什么样的规律？我们该怎么认识它？这些都是很根本的问题，最终总得有人对历史的总体有一个说法。
噶邦福先生对历史理论感兴趣，曾用英文写过一本TheSyntheticalMethodofHistory（《历史学的综合方法》），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借给我看，有些见解是足以启人深思的，不过此书不太流行，很少有人提到。比如他谈到，人生有两个方面，有衣食住行物质方面的生活，也有吃喝之外的感情、思想等等精神方面的生活，两者有时很难调协。有人只知道捞钱享受，但也有的人过分地追求精神生活，比如宗教信徒，或者某些热心的理论家、哲学家。他说，文化似乎也是这样，有的民族文化偏重精神方面，有的偏重物质方面。比如古希腊人就追求现实，所以他们注重肉体方面的生活，追求美、美食，追求爱情、荣誉、地位，到了中世纪就偏重于精神方面，要做宗教的圣徒，做灵魂圣洁的人。可是到了近代，这种追求又行不通了，于是又转回来追求物质享受，飞机越快越好，汽车越漂亮越好，追求了几百年。噶邦福先生介绍旧俄学者Sorokin（索罗金）教授的论点，认为现代西方过分地追求物质了，这种文明是sensational（物质的，享受的）的文明，可能会出现一个反拨，再又该回到追求精神世界的文化去了，回到ideational（观念化的，精神的）的文明。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他的这个说法来解释世界历史，不过当时觉得挺新颖的。
噶邦福先生喜欢聊天，偶尔也给我们讲讲旧俄时期的笑话，都是他亲身经历过的。他说旧俄的时候毕业生最好的出路是做神职人员，不过要经过一番争取才能得到“神性”，并不太容易。有两个学生毕业找工作，其中有一个成了神职人员，另一个没有当成。他们向老师汇报以后，老师就对第一个人说：“我祝贺你获得了你的神性。”第二个学生一副恼丧的样子，老师转过身来对他说：“我也祝贺你，祝贺你还没有丧失你的人性。”十月革命以后的事，噶邦福先生很少谈起，希特勒进攻俄国的时候我曾问他俄国的情形可能会怎么样，他说：“和中国人一样，俄国人是极其爱国的。所以俄国一定会胜利，中国也一定会胜利。”
1950年我到清华看过他，他正准备要走，说：“我就像是离过婚的，离过了，就不再复婚了。”他是白俄，所谓“白”是相对“赤”而言的，不认同苏联政权跑到国外去的就叫“白俄”。不过白俄在学术、艺术、文学方面出了很多非常杰出的人才，例如20世纪最有名的音乐家之一Stravinsky（斯特拉文斯基），后来在美国，赫鲁晓夫时期还回过苏联。噶邦福先生有一个女儿叫噶维达，在昆明的时候才五六岁，挺活泼的一个小女孩，中国话说得非常好，还会用中文骂人。1988年，西南联大五十周年纪念，昆明有个活动，噶师母和女儿都来了，噶维达女士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中文，但噶邦福先生已经去世了。
曾昭抡先生
化学系系主任很长一段时期都是曾昭抡先生，他是曾国藩的后人。过去人们常常认为，中国历史上真正能够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明代的王阳明，他是文学家、哲学家，讲究修养，而且敉平了江西宁王宸濠的叛变，被封为“新建伯”。另一个就是曾国藩。曾国藩讲“理学”，讲“养气”，这是“立德”，平太平天国他立了大功，而且网罗了一大批最优秀的学者做他的智囊团，那时候叫“幕府”，所以曾国藩被认为是个三不朽的人物。毛泽东年轻时崇拜过他，蒋介石亲自辑录了《曾胡治兵语录》，“曾”是曾国藩，“胡”是胡林翼，蒋介石就让他的部下必读。曾家家学非常严格，后代确实出了很多人才，包括外交家曾纪泽，数学家曾纪鸿，教育家曾宝荪，曾昭抡也在其中。
曾先生这个人非常有个性，蓝布大褂总是破破烂烂，趿拉着两只布鞋，不刮胡子，头发也挺乱。联大有些先生是穿西服的，比如经济系主任陈岱孙，虽然生活很困苦，可是陈先生永远西装笔挺，头发梳得一丝都不乱。曾先生恰恰相反，他是非常本色的，旧话叫作“不修边幅”，或者“名士派头”。他是20世纪20年代清华留美的学生，回国后在中央大学任化学系主任。我听过一个关于他的小故事挺有意思。朱家骅做中央大学校长的时候有一次召集各系主任开会，曾昭抡来了，朱家骅不认得，问他是哪一系的。曾昭抡答是化学系的。朱家骅看他破破烂烂，就说：“去把你们系主任找来开会。”曾昭抡没有答话，扭头走了出来，回宿舍后，卷起铺盖就离开了。随后就在北大化学系做系主任。
曾先生在化学界是元老级的，做过多年中国化学会会长，可是他的兴趣非常广泛，1940年暑假他带一些学生到川康边境少数民族地区考察，回来还给我们介绍少数民族的情况。曾先生的课我没听过，可是我听过他好几次讲演。有一次是讲二战以后苏联在国际政治上的地位，那时候他就看出来二战后的世界将变成两极，一个以美国为中心，一个以苏联为中心。还有一次纪念五四的座谈会，请了好几位先生去讲，华罗庚也出席了。华先生说，德国的科学很发达，可是德国没有民主，它的科学给世界人民带来了灾难，所以我们应该科学、民主两者并重，缺了哪一个都不行。曾先生立论的前提、结论和华先生一模一样，可是推论的过程正好相反。他说：德国原来有科学，希特勒上台以后没有民主，也就没有了科学，由此可见，科学的进步必须依靠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科学的进步，所以我们既要重视科学，也要重视民主。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出发点、结论都是一样的，可是两个人的推论过程是不一样的，通过这次演讲，我的兴趣落在了“科学、民主到底有没有联系”这个问题上，印象非常深。我以为这两者还是有关系的，因为科学总需要不断翻新，如果没有民主的话，那就是独裁、定于一尊了，谁代表绝对真理就都得听谁的，大家成为思想的奴隶，科学就没有进步了。
我听化学系的同学讲，曾先生一生有两个最得意的学生，一个钱思亮，一个朱汝华。钱思亮是20世纪20年代末清华的学生，当时在联大化学系做教授，后来在台湾接傅斯年的手做台湾大学校长，还做过中央研究院的院长，之后，吴大猷又接了钱思亮的手。朱汝华在联大教有机化学，是位女教授，在我的印象中从来没有见她笑过，平时一副非常严肃的神情，让人觉得凛然不可犯的样子。我想大概是因为朱先生年轻又没结婚，不得不自重如此才能威慑住学生，要不然都拿她当小女孩了。朱汝华有个弟弟叫朱汝瑾，毕业以后留在化学系做助教，后来她们姊弟两个都在美国。朱汝瑾的儿子朱棣文在斯坦福大学，得了诺贝尔奖，所以化学可以算是他们的家学，也是曾先生的嫡传了，这是一种学术的渊源。
数学系
联大的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都很特殊，地方小，人又少，我想文、法、理三个学院加起来也不过学生一千、老师一两百，大家都是背井离乡，又没钱，即使放假也没地方去，所以一年三百六十天整天看的都是这些人，虽然有的并不很熟，比如理学院的老师，他们未必认得我，可是因为只有那么一点地方，又经常见面，所以面孔都非常熟悉。
理学院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包括地理、气象）五个系，在我们文、理、法三个学院里算是人多的，但其中数学系人最少，我毕业的那一年数学系只有三个人。中国近代数学最老一辈的数学家有三个，都是清末的，一个是熊庆来，云南人，老清华数学系主任，抗战的前一两年就到云南大学做校长去了，解放以后一直在法国，1957年回国在数学所。他的儿子熊秉明，哲学系的，和我们同班。另一位叫郑桐荪，即郑之蕃，也是元老级的，做过清华教务长，他欣赏的一个学生是陈省身，后来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了。还有一位姜立夫先生，南开大学教授，也是我国最老一辈的数学权威，后来许多大学者都是他的学生。联大的时候姜先生教高等微积分，这是数学系、物理系必修课，所以人比较多，教室也大，我没有上过姜先生的课，可教室就在南校区一进门的地方，我们路过的时候经常看见他讲课。姜先生很奇怪，都是用英文授课，物理系的周培源先生也是这样，不过因为当时的教科书或者参考书都是英文的，所有术语都不用中文，所以用英文讲可能比用中文更方便，很多老师都是中西合璧的。比如化学系的曾昭抡先生，有一次讲演，讲科学在二次大战中的应用，我去听了。英国那时候靠美国的支援，运输物资得横跨大西洋，德国就用潜水艇去袭击，损失惨重。后来德国又发明一种“磁性水雷”，只要船一经过那个水域，就“induce一个magneticfield（诱导一个磁场）”，凡是碰到术语，他都用英文，不过我们也习惯了。
数学系有一位老师叫江泽涵，北大的系主任。我听说，江先生是30年代初去的北大，大家都知道他的姐姐是胡适的夫人。当时的学生对胡适有反感，尤其是进步的，或者说左派的学生，一听说江泽涵是胡适的小舅子，就罢他的课。不过后来我做学生的时候这些已成过去了，我一年级的初等微积分就是由他任的教。江先生教课很严谨，不过口才不太好。那一年冬天的大考一共四五个题目，都是英文的，前几个非常容易，假设什么，求证什么，一会儿就做出来了，可最后是一个文字题，文字部分就很难懂，更不要说解答了。有同学就问：“江先生，这题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呀？”江先生就给我们讲了一阵，还在黑板上画，可是我们还不懂，结果好多同学那道题都没做出来，不是数学没做出来，而是英文没过关，根本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意思。据说江先生是我们国内拓扑学的开创者，那时候叫作“形式几何”，是一门非常新的学问，不过我一点儿都不懂。记得我还问过一个同学什么叫形式几何，他说：“形式几何就是topology。”我说：“什么叫topology？”他说：“topology就是形式几何。”那我还是不懂。
一般情况下，优秀的学生毕业后大多留下来做助教。华罗庚先生有两个助教，一个闵嗣鹤，一个田方增。闵先生我中学的时候就认识，抗战前一年我在北京师大附中读高中一年级时，他大学刚毕业，就到我们学校教三角。不过闵先生口才不太好，说起话来很慢，也比较呆板。比如讲四个象限，按理说讲一个就可以了，其他三个无非就是正负号不同，可是他把每个象限都讲一遍，所以给我一个印象，觉得他比较死板。可是解放后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在首都师大教数学，他跟我说，闵先生真了不起。第一，陈景润是他培养的，第二，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全国每年都有中学数学竞赛，前几名可以直接保送大学，所以也很隆重，闵先生就在数学竞赛里负责出题目。我的这个同学还说，中学数学竞赛其实不是考学生，而是考老师，最难的就是那个出题目的老师，因为他必须把题目出得恰到好处，既能运用中学的知识把它做出来，又不能有两个学生同样做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从全市或全国范围内选出最优秀的那一个人。这种困难是旁人想象不到的，也是闵先生特别高明的地方。后来闵先生在数学研究所，但闵先生心脏不大好，还不到六十岁就去世了。
田方增是我们中学的老学长，解放后就在数学研究所，现在已是九十高龄，住在中关村，有时候开校友会还能见到他。不过他的老伴去世，只有一个女儿在加拿大，家里就剩他一个人了。最近我读联大校史才知道，田先生当年是数学系唯一的地下党员，在当时是秘密的，而且田先生平时给人的印象是个老好人，谁也看不出来。田先生有个弟弟和我中学同班，政治上也是挺进步的，平常就表现出来。真正的地下党大概都不表现出来，因为需要隐蔽，被人发现了很危险，所以地下党的活动一般都是通过积极分子去出头露面，比如闻一多先生。闻先生不是党员，但他是积极分子，就由他们来出面。当然积极分子也是自愿的，如果他不愿意谁也不会强迫，可那时候大家的心态一是抗日救国，一是争民主，这是大多数人的共同向往，所以许多人都是义不容辞地去做。
物理系
物理系在理学院里人最多，每个年级有十几个学生，四个年级加起来总得七八十人，在当时算是很大的系了。全校一年级不分科，考六十分就pass（过关），可要想在二年级入系的话，至少得考七十分。比如进大学考的是数学系，你的物理成绩够了七十分，只要愿意，二年级就能上物理系。但我至今不知道如果每科都考六十分怎么办，那岂不是哪个系都进不了吗？老清华的物理系是对现代中国物理学贡献最多的一个系了，大师云集，出了一批才子，我想当年全国最顶级的物理学家里总有一多半是清华物理系出身。两弹一星的功臣一共二十三个人，有十四个都出自清华物理系，包括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42级那一班人比较少，大概只有七八个学生，可那一班出了五六个尖子。有三个人是整天在一起的，杨振宁、黄昆和张守廉，当时在学生里是出了名的，整天高谈阔论，不但是物理系的一景，而且成了联大的一道景观。
物理系元老叶企孙先生，做过清华理学院院长兼中央研究院总干事（院长蔡元培），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开创者，资格最老，后来的一批著名物理学家大都是他的学生。解放以后院系调整，叶企孙跟着并到了北大物理系，后来又调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那时候我在社会科学院工作，下班路过王府井的东安市场，偶尔进去买东西，可好几次都碰见叶先生，看那样子挺悠闲的。我曾问一个物理系的同学，说：“我总看见叶先生在那儿逛商场，好像挺悠闲，他现在不搞研究了？”他说：“叶先生现在年纪大了，科学搞不了了，就搞点科学史。”叶先生文革的时候非常不幸，因为他的学生熊大缜。熊大缜是他抗战以前的得意门生，抗战时八路军在河北农村发展了很大的势力，但缺少现代的武器装备，叶先生就把他的这个心爱的学生送到解放区，帮助他们搞军工，被任命负责冀中军区的供给。可是解放以前就搞过几次运动，有一次把熊大缜也牵涉进去，1939年4月，除奸队以“国民党特务”的罪名逮捕他，枪毙了。因为这件事，文革的时候关了叶先生很久，说他把特务介绍到解放区搞破坏，1975年才被解除隔离，不久就去世。
物理系几位元老后来的遭遇都很惨，叶企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饶毓泰。饶先生是北大物理系主任，联大的时候也就五十多岁吧，教光学，据说对学生非常严格，可是他的样子特别衰老，不但拄着拐杖，而且步履非常之蹒跚，一步一摇的。我没听说饶先生做过任何政治活动，可是文革时也把他关在牛棚里，结果他在牛棚上吊自杀了。一个八十岁的人，就算阎王不来请，也快自动去报到了，可是他却迫不及待地要先走一步，所以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心里十分难过。还有，清华气象系的教授赵九章，我做学生的时候他就教气象学，是这一领域的权威了，解放后是两弹一星的功臣，一辈子搞科学，没有做过政治活动。可他又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外甥，按照当时血统论的说法，“吴稚晖的外甥能是好人？”所以后来他也被斗，自杀了。由此我想起另一件事。有一个同学比我高一班，叫丁则民，他的哥哥丁则良是西南联大历史系的讲师，后来清华的副教授，他们兄弟两个都是搞历史的。1957年丁则良被划为右派，在北大未名湖投湖自杀了。丁则民研究美国史，以前在北师大教书，后来在东北师范大学任美国研究所所长。有一次红卫兵抄他家，抄出一张叶群的照片，就问：“你为什么私藏首长的照片？！”丁则民交待说不是私藏，是她送给的。又问：“你们什么关系？！”答：“她是我外甥女。”文革的时候抄家风气蔓延，我就被抄过两次，可丁则民是林彪副统帅夫人的舅舅，好，一下就给他销灾免祸，变成了保护对象。可是好景不长，随着林彪出事，又把他给抓起来关了一阵。那时候荒唐的事情太多，太令人感慨了。一个人是革命或者反革命，这和他的外甥女有什么关系？赵九章一辈子没参加过政治活动，他的舅父跟他有什么关系？可见在这些地方我们国家的封建性之强。
联大有好几位老师都是当时顶尖级的物理学家，一个是吴有训，他接叶企孙的手做清华理学院院长，教近代物理。在美国留学时，他曾协助他的老师，世界级的权威Millikan（密立根）教授进行云雾室的实验，Millikan以此获得诺贝尔奖。有人说应该是Millikan－吴两人获奖，但吴先生很谦虚，说自己只是做了助手的工作（大概叫作WilsonChamber实验，我是外行，搞不清这些，只是听人传说）。一个是赵忠尧，他是中国研究原子科学最有成绩的一个。另外还有张文裕，他是从英国剑桥回来的，吴大猷，后来做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周培源教力学，饶毓泰教光学，吴大猷教电学，像杨振宁、李政道一辈的青年物理学家都是经他们培养的。我只上过清华霍秉权先生的物理课，霍先生后来院系调整中调到郑州大学，我想现在也不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