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回望近代学术文化领域，罗振玉和蔡元培，可谓两位重量级人物。二人早年共同肆力于维新事业，兴学办刊，多有过从，且有乡谊之雅；辛亥变局各有所向，歧途分飞，然政见不同，学术追求则一，因而五四前后，京城聚首，“罗王之学”兼容于最高学府。罗、蔡之间，求同存异，崇尚学诣，共营民族文化大业，诚为学人之间的佳话。
关键词：罗振玉 蔡元培 “罗王之学” 兼容并包
在传统的历史文本观照中，保守而嗜古的罗叔言，与五四领袖和党国要人蔡孑民二人之间，似乎毫不相关，了无干系。实则，罗、蔡早年相互赏识，多有共事，维新改良的宗旨目标高度契合；即令在保皇和共和之间各自分途而行，“各为其主”，亦从未公开交恶，伤及情感；甚至在新文化运动高潮之际，二人还一度为了学术与教育而“重修旧好”，共谋国学振兴。在蔡元培看来，“罗、王之学”独步中外，值得大力传扬；而罗振玉内心，对“领袖群伦”的鹤卿兄，始终怀有敬意，由衷服膺。罗、蔡二人属同辈，他们在晚清民国的时代舞台上，粗线条地演绎了那一代文化人在学术与政治当中的离合片段，值得后人细加玩味。
罗振玉和蔡元培均出生于清代同治年间，按公元纪年，罗出生在1866年7月，蔡则出生于1968年1月，相差一岁有半。蔡乃浙江绍兴人，罗生在江苏淮安，而祖籍为浙江上虞永丰乡，与蔡为绍郡同乡，同具浙东文化元素。罗振玉少时读书颇有灵气，年十六即考中秀才，后参加乡试不中，终因家境等原因,“绝迹棘闱”。而蔡元培在科第道路上，中进士，点翰林，官至翰林院编修，令士人艳羡不已，仅就科第层级而言，罗难望其项背。不过，罗振玉学有专精，又具干才，创办农学社、东文学社，主办《农学报》、《教育世界》等刊物，主持鄂、苏等地新式学堂，受到张之洞、端方、荣庆等大员的青睐和信任，出任学部参事、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等职，在清末学界颇为活跃，诚可谓得风气之先的人物。
罗振玉和蔡元培相知相识，应是在戊戌年前后。实际上，罗振玉结识诸多越中乡人，如徐树兰、徐惟则等，恰是蔡元培的朋友圈。罗早年意识到办学堂培育人才乃当务之急，曽经致函蔡等人，希望他们建言地方当局关注此事。罗后来在沪上办理东文学社，任教南洋公学，与沈曾植等人交游，更与蔡此一时期的经历颇多交集之处。罗氏创办《农学报》，每期寄赠予蔡,二人曾就办刊事宜函札往来，互通心曲。此后，又同在沪上办学办刊，时相过从。蔡闻知王国维其人，甚而与之谋面，亦应在此时期。
这个时期，刚好是在甲午惨败后中国士大夫幡然醒悟，放低身段，如饥似渴接纳西学洋务的特定当口儿。蔡元培在翰林院恶补声光化电，有如小学生一般，随即请长假南下，在浙、沪等地开始从事新教育活动，办学堂编刊物，补习外文，向新型知识分子转变。罗振玉基本上也是沿此途径跨入新纪元的，其能量释放甚至更早更大：他系统翻译农学典籍，偏于务实路径，他编印教育杂志，传播新教育理念，也发见和带出了像王国维这样的学生和助手。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苏、鄂督抚那里建立起活动平台，展现出不凡的才干，为其后的入京仕途筑牢了根基。同时，他接受了日本经验，结识了东洋教育界一批主干人士，既赢得先发优势，也带来认知局限，眷恋皇权即是其一，以致最终未能走出“中体西用”的格局。
蔡元培则不然，在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上显然走得更远，在结识了中国教育会内一些激进朋友之后，“翰林革命”已是蓄势待发，欲罢不能了。可是，他力求不让自己沦为一个纯粹的“党人”，年届不惑仍念念不忘长久以来的夙愿——游学西洋，最终踏上德意志的土地，亲炙欧风美雨，致使其后来的器局就不可以道里计了。罗、蔡二人早年的交往，最晚应当截止于1907年蔡启程赴德之时，或可能更早一些，具体已无可考。
当蔡元培在柏林和莱比锡“苦读”之时，罗振玉在北京的学部和京师大学堂却在大展拳脚，显示出足够的锐气和能力，尽管科第层级偏低，但由张文襄保荐的“经济特科”身份，竟使他底气十足，当然也是性格使然。他作为学部参事与翰林出身的学部左侍郎严修（范孙）之间就国子监的存废、部员资质、速成留学等议题展开的激烈争辩，似乎略居上风。为了保存收储“大内档案”（八千麻袋），在京师大学堂主管官员不肯出资的情况下，毅然决定调用他自己分管的大学堂农科经费，亦在所不惜。罗振玉的风格在晚清官场行事，或许不免碰壁，但有强势靠山为背景，在颓靡的氛围中未必不是一股清风。难得的是，罗并不满足于“干才”的赞誉，他对古物的兴趣和造诣与日俱增，正在接近这一领域的顶端。这为他在民国建立之后的长期“赋闲”生活，平添了名利双得的生存来源，也为外界留下一个难解的迷局，“体制内的人们”自然不免捕风捉影，一些流言被传播的像是事实一般。
辛亥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实质性变化，好像不如发起者们事后渲染的那样深刻，皇权在短暂休克之后，以一种更加强势的姿态回归，只不过换了新的名号。但当时改朝换代，共和取代帝制，似乎可视为明显的社会进化。亦由此，撕裂了维新时代的半新不旧的知识分子阵营。蔡元培在风云际会的新时代里，以兼具新旧中西的综合优势，“大器晚成”，跃居民国首位教育总长，并由此初步奠定了他在民国文化教育界近三十年的领袖地位。仅仅过了数年，当袁世凯陨落之后，蔡在江浙知识分子的拥戴之下，出长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一系列变革，庶几开创出一个“蔡元培时代”，致使当年称雄舆论界的梁启超已然风光不再，而不得不跟着时代走，偏向弄学问之一端（梁漱溟语）。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形成新思潮，而最终影响到社会政治层面，国民革命最终呼之欲出，倒是出乎始作俑者们的意料之外。
罗振玉和王国维在清帝退位后，选择避居海外的生活，按罗氏的说法，“不忍见国门”，似乎很讲气节的样子。罗并非清廷重臣，虽一度为部曹，毕竟君恩辽远，沉寂下僚，做出如此激越姿态，在新旧阵营均有认定其矫情者在。不过，我们浏览王国维的心路历程，看他的书信，看他的结局，那种消沉悲观，那份对文化正统的坚守，还真的难以虚无论之。以王度罗，尽管身份地位格局均有所不同，但作为挚友几十年的交往，不可能全然伪饰，即是像外界所云罗氏心机重，在深层价值方面，罗、王一体的观察大致不错，而罗对于王施与影响的成分显然更大些。即是说，罗迷恋清帝的操守和他痴情古物的嗜好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合理自然的链接。如果这样的解读可以接受，那么对于罗振玉其人诸多方面的评论就可心平气和得多了。
罗振玉于辛亥年晚些时候东渡日本，择京都僻地旅居数年，王国维随行。其间，他们与日本汉学界建立起颇深的关系，也为罗编印古书物打开了市场。这段时间，所谓“罗王之学”渐成气候，初露“显学”苗头。在这一点上，罗王与东洋汉学界彼此借重，相得益彰，是毋庸讳言的。但是，罗振玉深研国学，不能离开乡土根基，他的数度返国省亲、游历，到曲阜到安阳到洛阳等地，既有功利动机，亦含恋古情结。当王国维先期返国，在沪定居后，俨然就是身居东土的罗振玉的国内通讯联络员。1916年之后几年里王致罗的书信量大而频繁，举凡国内政情、友人动态、书物考证、字画鉴别、贩书信息、书画估价乃至家庭细故等等，无不流诸笔端，详加通报。内中，既有如罗继祖先生所说的学术研讨，亦不乏书商话语。避居东邦的罗振玉，内心不免纠结于留还是归？而此时，蔡元培在最高学府倡扬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对“罗王之学”倍加看重，至少某种程度上抒缓了罗在辛亥后的失落心理，对其决心返国构成召唤因素之一。
蔡元培与科举同年张元济（菊生）可谓契友，每每出洋返国或南下北上，必在上海与张晤谈。而罗振玉与张元济的商务印书馆之间不仅有业务关联，二人也有相当交谊。应当说，蔡元培对于罗王及其学问的了解有着可靠的渠道。他主持北大，网罗学术人才，推进“高深学问之研究”，罗振玉和王国维早已进入拟邀聘的名单之中，只是碍于海天之隔，一时难以遂愿。1918年春，罗振玉因赈济旗人事宜入京，4月29日，蔡元培校长前往拜访，两位昔日的友人得以重逢叙旧。蔡正式邀请罗、王来北大任教，罗对此次晤面颇感兴奋，于次日致函蔡，表白心迹：
“鹤卿先生阁下：昨在春明得亲尘教，十年之别，一朝握手，喜可知也。先生主持国学，领袖群伦，在昔济南遗老存遗经于将绝之余，北海鸿儒传盛学于炎刘之末。以今方古，先后同揆。弟忧患余生，饰巾殆尽，乃承不弃，令备教员。闻命之余，亦深愧恧。盖即槁之木，宜见弃于匠人：而?下之才，忽鉴赏于君子。再四思维，唯有敬谢。加宜还移匪易，又第四儿妇病痨甚危，计欲送之返国。又虑中途或生意外，方寸乱劣，衰病为增。凡此情形，悉非虚饰。尚祈鉴宥。许以避贤。临颖主臣，言不尽意，此请著安，诸维照鉴。弟振玉再拜。”
此函其后刊载于《北京大学日刊》，公之于众。罗振玉虽然婉拒，但蔡元培和北大方面释放出足够的诚意，罗亦投桃报李，撰写数千字长文《古器物学研究议》，于同年九、十月间在《北大日刊》连载，他甚至有意借助北大之力建立一古物研究所，以便妥善保存西陲古籍和大内档案之类典籍（参见孟繁茂：《关于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一封信》）。而蔡元培和北大方面对于清大内档案的收存与整理，以及1922年正式成立北大国学研究所，均可见到最高学府与罗振玉之间的相互呼应与默契。该研究所聘请罗、王为通信导师，二人终于双双应聘。在此过程中，罗率先接受北大的“厚意”，进而直接影响到王其后的转变。
其实，早在1917年秋，蔡元培便通过王国维的旧时同窗、时任北大教员的马衡(叔平)函邀王氏北来任教。王国维对于北大此举颇为重视，曾先后商之于罗振玉、沈曾植二位。沈持赞同意见，“谓其可允，其如有研究或著述事嘱托，可以应命”。罗的态度稍嫌爱昧，然尚无反对之表示。倒是王本人囿于某种“障碍”，难以跃入新天地，所谓“我辈乃永抱悲观者，则殊觉无谓”，多少透露出对于“北学之事”曾存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心理。王国维婉言回绝了北大的邀聘。翌年，北大再次函邀，王仍旧婉辞。稍后他致信罗振玉谓：“前此亦屡以己不能离沪为辞，未尝言及哈园事也”。此时，王开始兼任设在上海哈同花园内的仓圣明智大学教授一职。
此后，直至1921年，王国维对北大的“频年孜请”才作出较为灵活的回应。2月间，他复函马衡称：俟南方诸事略作整顿后再北上，以“略酬诸君雅意耳。”在此之前，北大方面加大了邀其“出山”的力度，先后托请罗振玉、张尔田(盂劬)诸人促王应聘。值得注意的是，当罗振玉率先应允北大的邀聘之后，王国维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即明显松动。同年12月，王致函马衡，商洽请北大诸人集资影印《唐写本切韵残卷》事宜。1922年初，北京大学成立研究所国学门，蔡元培兼任所长，沈兼士任主任。随后，校方正式致函王国维：“今春设立研究所国学门，拟广求海内外专门学者指导研究。校长蔡元培先生思欲重申前请，……先生以提倡学术为己任，必能乐从所请。”由于研究所导师不必来校授课，研讨问题可用通信方式，王氏居沪不受影响，因而“万难再却”，终于应允。其实，仔细考量这段时间王与北大的关系，王并非一味被动，他对北大尚有些许朦胧的希冀，这便是致函罗振玉时所谓：“保此一线关系或有益也。”
王国维与北大的联系多以马衡为中介，与校长蔡元培似无缘接触。其实，蔡、王于1923年暮春时节在上海曾直接往还，此事尚鲜为人知。据蔡氏日记载述：“四月二十六日，往爱俪园。访王静安住址不得，但知其仍往园中授课，因投以一函，嘱约期晤谈，拟借《隶缜》，并托购日文《陶偶录》。”“四月二十九日，王静安来。”“五月一日，看静安。彼对于西洋文明很怀疑，以为不能自救(因我告以彼等已颇觉悟)，又深以中国不能防止输入为虑。我询以对于佛学之意见，彼言素未研究。询以是否取孔学，彼说大体如此。彼以为西人之病根在贪不知止。彼以为科学只可作美术观，万不可应用于实际。”这是一则弥足珍贵的史料，其时，蔡辞职离京返沪，主动造访王，二人曾作内容广泛的长谈，蔡撮录了王氏观点，却未加一字点评。从若干迹象推断，这应是二人最末一次晤谈。
在北大倡扬“学术至上”的蔡元培，将“学诣”作为聘用教师的唯一标准，像罗振玉、王国维这样有成就的学者，自然在其延揽之列。至于他们的政治立场如何，则属于个人选择，只要无碍教学及研究，悉听尊便。这种合乎“世界各国大学通例”的做法，颇赢得各方赞誉。罗振玉内心很清楚“蔡之宗旨，与我辈不合，其虚衷则可嘉。”罗、王在北大任通信导师期间，指导了若干学生，撰发了多篇专业论文，扶掖数名有潜质的青年学者，大体说来，不负北大的期待。但他们与北大之间总是呈现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对于五四新文化发源地的最高学府，内心多有保留。随着校长蔡元培的辞离，加之王、罗又先后入值南书房，成为逊帝溥仪的近臣，二人与北大的缘分也就差不多走到了尽头。
1928年以后，蔡元培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在该院发布的有关科学研究例行报告等文献中，涉及考古学部分尚提及罗振玉王国维的开拓之功，对于他们的学术贡献给予充分肯定。而罗振玉在溥仪出宫以后，极力施以影响，最终形成伪满局面，为民族主义者所不齿。罗氏晚年曽与孙辈谈及蔡元培，颇怀好感（见罗继祖《庭闻忆略》）。1940年，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最危难的年份，3月初，蔡元培在香港辞世，5月中旬，罗振玉在旅顺病故。戊戌一代知识分子相继谢幕，短短几十年间，他们所演绎的人生轨迹，却呈现出不同脉络。
罗振玉和蔡元培，可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中的重量级人物，二人在不同领域各有建树。罗振玉的古物学研究，使得积贫积弱的中国在国际汉学界，保存了一席之地；他对于王国维的识拔和引导，本身就是一份难得的学术奉献；他的好古存古，就中华文化而言，功在当时，遗香久远，后代将受益无穷。蔡元培属于开一代风气的文化人物，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若干年内，他在文化教育界的影响力巨大，化育了差不多一代读书人；他所引领的将现代中国融入世界发展主流的基本方向，策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为之不懈努力前行，仍旧构成时代主题。
有趣的是，在现实生活中，蔡元培几乎被塑造成了一个“完人”，谦谦君子，有容乃大，一生无绯闻，尊享大名而谤未随之，甚是难得。罗振玉则不同，其生前后世，口碑不佳，既疑似事实，又以讹传讹，甚而诛心之论比比皆是。罗自日本返国寓居津门近十年，几乎就是在飞短流长中度日，雪堂公真的练就了一身“刀枪不入”的功夫，依旧我行我素，想来亦颇为不易。逊帝小圈子内的明争暗斗，难免有人施放冷箭。一介文人而家资不匪，古书画流转海内外，局外人不明就里，疑云重重也属常情；国人痛恨日本侵华，而多年与东洋友人过从甚密，无分文人军人，触碰了大忌；王国维自沉而死，脏水却泼向罗振玉，无根之谣满天飞，罗百口莫辩，至今尚一头雾水，而少有人顾念那稀见的挚友情。
如果说，世人待罗振玉不很公平，多少也有些咎由自取，他太精明，太干练，成于斯亦毁于斯。罗氏依傍遗老遗臣小圈子，当年在社会主流话语中明显居弱势，他们越是以气节自重自炫，越招致人们嘲笑戏谑。仅秀才身份的罗氏，被遗老们视为不够资格，更是腹背受击，颇为吊诡。作为历史人物，罗振玉的方方面面值得细加探究，许多疑难尚待破解。就此而言，蔡元培那种虚怀若谷，取人之长的遗风，值得借鉴弘扬。
（主要参考文献：1、《雪堂自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2、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台湾版；3、《雪堂类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4、《罗振玉王国维来往书信集》，东方出版社2000年；5、《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6、《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1984—1988年；7、《罗振玉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8、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199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