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我考入清华大学读书，必修课中有中国通史，教师是雷海宗先生。我还记得第一次上课时的情景。我们将近一百人的一年级学生坐在生物馆的阶梯教室里，气氛极其安静，又稍有一些紧张，等待讲课的雷先生。上课的钟声还没有响，一位衣着朴素的先生走进教室，把几支粉笔放到讲桌上。他没有带书，也没有讲稿，和蔼但又有些严肃地看了看学生们，首先说了学习祖国历史的重要意义，就开始讲课。他讲话声音不高，极有条理，我们都全神贯注地听着写笔记。最使我们敬佩的是，一次讲课有许多人名、地名、年代，他记得那样准确，那样熟练。全年讲课都是如此。入学时间长了，接触三、四年级同学，才知道雷先生学识渊博，对欧洲中世纪史的研究造诣很深，对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对秦汉史的研究，也造诣很深，是贯通中西史学的学者。我们都为能听到他的教诲而感到高兴。
抗日战争开始后，1937年10月，清华迁到长沙，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成立临时大学。我选修了陈寅恪先生讲授的魏晋南北朝史，这是我从寅恪先生受业的开始。有一天，我去看望雷先生，说了我选修寅恪先生的课，并说，我打算跟陈先生长期学习中国古代史。雷先生笑了，说我的选择很对。他很敬佩陈先生，说寅恪先生不仅是中国中古史的专家大师，而且也很懂欧洲史、希腊罗马史、欧洲十九世纪史。他劝告我，学习中国中世纪史，也应懂得欧洲中世纪史。我听从了雷先生的教导，选修了他讲授的欧洲中世纪史。我的英语程度很差，但在他的教诲指导之下，一年中读了几本论述欧洲中世纪史的书。这对我学习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很有用处。记得我国学术界讨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是否存在庄园制度时，我虽然没有写文章参加讨论，但我的思想里是持否定意见的。这可能和我从雷先生学习一年欧洲中世纪史，对欧洲中世纪史有一点知识有关。
大学毕业后，我进北大文科研究所从陈寅恪先生学习隋唐史。学校为我们近二十名研究生在昆明东北郊龙头村宝台山上盖了十来间草房，离城二十多里。三年中，我进城几次，每次都要到北门街去看望雷先生和师母。他们住了两间极简陋的木板房。看到我，先生很高兴，问我读书情况，常常嘱咐我，要多懂一些欧洲史。有一次，谈话时间很长，雷先生说到学习欧洲史的学生，也应该努力认真地学习祖国的历史，学习我们民族优良的传统文化和学术思想。我坐在他身旁，安静地听着，也在想，先生就是贯通中外史学的专家典范，他言教也身教。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寅恪先生住在清华新南院53号，雷先生住在稍北的一所房子。寅恪先生双目失明，我每天上午在他身边工作，为他读书，查资料，抄稿子。工作有时结束早，我就去看望雷先生，他每次都问到寅恪先生的健康。雷先生是历史系主任，又主编清华的《社会科学》，我有时也协助他做点杂事，心里很高兴。
五十年代初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时，雷先生分配到天津南开大学。1955年，我去天津办事，特地到南开去看望雷先生和郑毅生先生。雷先生住的一所小房子很简朴，像是很旧。先生面容清癯，师母说，先生的健康状况不好，看来，心惰有些抑郁；但他还是很高兴地接待我，问到我的读书生活情况，还嘱咐我应该多读几本讲世界史的名著。他过于谦虚地说，他是研究欧洲中古史的，应该较多较深地理解我们祖国传统的优良文化和学术思想，但他对中国古代史书读得太少了。师母招待我，喝茶，吃点心。先生指着点心说：“这是起士林做的，天津有名的点心店。”还问我：“比清华古月堂的点心怎样？”在大学读书时，我曾在两位先生家里吃过古月堂的点心，很好吃的。我笑着说：“不如古月堂的。”师母说：“这恐怕是你们清华人的偏见吧？”三个人都笑了。我能看出来，先生为了我去看望他而十分高兴，谈起清华往事，谈到陈寅恪先生，刚见面时那种抑郁表情没有了。但谁能想到，这是我和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最后一次聆听先生的教诲。
1957年，我听到先生的一些情况。心里很难过。1958年，我无可奈何地去了太原，开始了我过去八十年中最痛苦的二十年，浪费生命而对国家毫无贡献的二十年。先生逝世，我是从清华老同学的信中知道的。悲痛之后，我想起先生对我读书治学的教诲，感到惭愧，感到无可奈何。十年浩劫中，我被剥夺了读书治学的权利，但不知怎的，还时时想起先生和其他老师关于我读书治学的教导，而且有时还有个计划，我未来要如何读书；我想起在昆明时，雷先生把一本很大很厚的英文的欧洲中世纪史的书交给我，指导我怎样读。这样的大书，我将来还是要读的。社会国家需要我去读。当时，我向同是阶下囚的人们说这些话时，他们都嘲笑我，说我说梦话。当时我想，我不是说梦话，先生虽然不在了，我读先生交给我的那样大书的时刻一定会到来，为了祖国我努力读书的时刻一定会到来。
1978年，我调到北大，去看望在病中的齐思和先生。齐先生谈到雷先生，他们同样都是贯通中外史学的学者，是我景仰的前辈。在北大，遇到学世界史的学生，我常常把雷先生关于读书治学的教导告诉他们，学习世界史的学生一定要懂得我们祖国优良的传统文化和学术思想，要读这一方面的书，读书治学要以雷先生、齐先生为楷模。
过去，有人认为我说梦话但我却不认为是梦话的时刻真的到来了，而且这一时刻比我当时所希望的要好得多。但我这几年来没有认真读世界史的书，有时虽借来像当年雷先生交给我的那样讲欧洲中世纪史的书，但也只是翻翻而已。年已八十，欧洲中世纪史不懂，中国中世纪史也未学通。想起雷先生的多次教诲，感到十分惭愧。
1994年9月5日，我参加清华大学复建历史系盛会，院系调整前清华历史系的校友很多人都来了，其中多数是我担任班主任这一班的同学。午饭后，我们二十多人单独聚会，畅谈清华历史系的往事，特别是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师长们的事迹。关于雷海宗先生，我们谈得很多。当时，雷先生任系主任，他的为人师表的言行，迄今将近五六十年，仍然润泽着我们这些老学生（从六十到八十岁）的心田；他的高尚风范仍然使我们向往，永远使我们向往。当谈到雷先生过早地离开我们时，全室凄然。二十几个人静默地彼此看着，无声地怀念着敬爱的雷先生。有人提议，立即写信给雷师母，向她老人家请安慰问。信是殷叙彝写的，我们二十几个学生都署了名，由王敦书寄出。没有料到，在我们聚会的前一天，师母已离开尘世。三十多年来，伯伦师在天之灵很孤独，现在，一生同甘共苦的师母终于回到他的身边，老师不会再寂寞了吧。
原载《文史知识》1998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