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以其巨额注资和特有的“大师效应”而留名大学史册。其创办者希冀将古代书院的优长融入现代大学体制中，以补西方学制之不足。应聘而来的学术大师专业背景和实际影响各异，或觅得最终归宿，或刚刚扬帆起航，其作用不宜等量齐观。而在教与学之间，确乎呈现“如沐春风”情形，足为后世垂范。不过，该机构在现代大学体制内谋求扩张频频受阻，终致陷于困顿，其实质则彰显了古代书院与现代大学“水土不服”的制度悖论。
关键词：清华国学研究院 现代大学制度 古代书院 梁启超
1925年至1929年间存续的清华研究院国学科（亦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因为邀聘到梁启超、王国维两位冠绝一时的学问大家，且辅之以留洋归来前程似锦的青年才俊赵元任、陈寅恪、李济诸人，极大吸引了中国社会自科举废后难觅出路的国学后生。在清华园内西方大学体制与传统书院精神的混合氛围中，教学契合，师生两得，呈现“五四”之后虽然短暂却光耀一时的国学教育胜景，以致令后人艳羡不已，交口称颂。可是，这个“畸形机构”真正的好时光不过一、二年，其运行轨迹呈逐年下降趋势，最终难以为继表面看来是王、梁两位大师先后驾鹤西去、清华校内大学部与研究院之间因经费之类的利益博弈所致。实则，国学研究院的“书院取径”与清华的现代大学体制之间难以兼容，致使国学研究院的生长空间日渐逼仄，以致不得不停办。
一 初始构想和设计
二十年代教育界的“改大”（升格为大学）之风、学术领域“整理国故”的强力吁求以及美国决定退还第二批庚款的利益驱动，促使清华同期成立大学部和研究院两个新设机构，欲求走出昔日留美预备学校的有限格局，开拓更广阔发展空间。清华学校的独特性，使其具备如此的财力和预期实力。创办研究院的初衷是多科并举，整体推进。可是国学优势一枝独秀，竟演变成大冠之下独木支撑，且有喧宾夺主之势。当年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可谓颇有作为，正是在他任内，学校的“改大”进程迈出实质步伐，又顺从“舆情”，开启清华“教授治校”机制。他启用《学衡》主编吴宓筹办研究院事宜，使得这位自“东南大学校长风潮”之后流落东北的“潦倒学人”有了用武之地，骤然焕发出活力。
吴宓乃哈佛硕士，而国学根基深厚，尤为突出的是他的学术识力和眼光，他对早年陈寅恪的赏识和推重，带有几分预见性。在筹组清华研究院过程中，他充当执行人角色，作用非比寻常。王国维和梁启超二位接受清华礼聘，均为吴宓躬身亲为，特别是王国维先生深感这位筹备主任虽具西洋教育背景，却肯深施大礼诚待学人，显现古人礼仪风范，遂放下往昔“矜持”身段，慨然应允举家迁入清华园。其后吴宓又与观堂先生熟商，订立研究院章程，奠定了该机构的基本“法度”。此外，推荐和聘任陈寅恪来清华执教，吴宓应居首功。随着诸位大师相继到来，研究院国学科的筹建顺风顺水，吴宓发展国学研究院的雄心也变得愈发膨胀。
言及国学研究院的创建，胡适和梁启超二人的作用不可轻忽。胡适作为“史前”的清华人，又是“整理国故”倡导者，他对国学研究院的构想和建言，几乎全盘为曹校长所接受，清华方面亦曾请他出任“山长”角色，胡适自然敬谢不敏。梁启超从民国政坛败退下来，虽思伺机再起，然“讲学”风气已自北大弥散开来，任公反而要跟着走了（梁漱溟语）。他不甘在思想学术上落于人后，力求找回属于他“自己的时代”，二十年代他设帐南开，又讲学东南、清华等学府，俨然回归学界。然外界仍以研究系魁首目之，讲学举动似属韬晦之略。可是任公的“趣味主义”确乎真实存在，他与清华校方的渊源非同一般，国学研究院的酝酿显然也有他的推力因素。他在清华时的助教蒋善国忆述：“其实国学院机构之成立，完全由于任公一人之提倡”。虽稍嫌夸张，却也道出了梁的特殊影响力。任公日后在清华得享“特殊礼遇”，多少佐证了此类说法。
许多研究者交口称道“研究院章程”，赞其具有典范意味。该机构的宗旨为“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在先设国学一科的情况，研究内容主要为中国文史哲及语言，培养目的为“以著述为毕生职业者和各级学校之国学教师”。关于研究院教员，分为教授和讲师，教授须“宏博精深、学有专长之学者”，讲师须“对于某种学科素有研究之学者”。专任教授与特别讲师的区别，主要是专职与兼任之不同。关于学生，录取资格相对宽泛：大学毕业生或具有相当程度者；学校教师或学术机关人员，“具有学识和经验者”；具有经史小学等根柢的自修之士。入学考题分为三部分：一、“经史小学”基础问答题；二、作文；三、在中国文、史、哲、经学、小学、外文（英或法或德文）、自然科学（物理或化学或生物）及语言学八门中任选三门作答即可。显然，具有文史根柢者可以从容选答，发挥特长，顺利过关。无论师、生，均须“常川住宿，屏绝外务，潜心研究”。学生免交学费及住宿费，每学期交膳食费约三十五元，预存赔偿费五元，零用支出自备。学生在校研究以一年为期，完成论文且合格者，准予毕业，遇选题较难而成绩较优者，经教授同意，可续行研究一至二年。
该章程的特色部分在“研究方法”一项，开列九条之多。开宗明义即“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导师）制度：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而学员在此短时期中，于国学根柢及治学方法，均能确有所获。”这里的不以学科分组，而以教授个人为主，凸显了教授自主作用，随后成立的五个研究室，即分别由梁、王、赵、陈及李济主导。开学之初，教授公布指导范围，学员自由选择导师，师生间确定指导关系后，“教授于专从本人请业之学员，应订定时间，常与接谈，考询成绩，指示方法及应读书籍。”此外，教授还须承担“普通演讲”，毎星期至少一小时，“本院学员均须到场听受”。章程要求“教授学员当随时切磋问题，砥砺观摩，俾养成敦厚善良之学风，而收浸润熏陶之效”。师生两方面教与学均具主动性，在密切接触请业之中增进情感，传承学术，培育学风。
近代学校体制引入中国后，教育界有识之士渐渐感到学校教学过程生硬机械，昔日书院那种师生间情谊融融的气氛难以再现，像梁漱溟、钱穆之类自学成才者对于大学环境均感不适。作为补救之道，希冀将传统书院精神融入近代学校体制，以收两全其美之效，清华研究院章程实则此类努力的有益尝试。应当说，在国学研究这一特定领域，大师级学者形成“学术磁场”，众弟子环绕周边观摩请业，不难形成人们想望中旧时书院的那种预期效果。该章程从制度层面构设复制了古代书院再生于近代学校体制之内的绮丽场景。从当年学生的忆述文字中，后人分明感触到那种理想的教育境界，这应是该章程获享赞誉的主因所在。
二 “四大导师”并非均衡
就实施层面而言，清华以其特殊财力和地位，确乎出手不凡，礼聘到梁启超、王国维两位大师级学者及潜力无限的青年才俊。相比较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此前仅聘请罗振玉、王国维为通信导师，且为时短暂的情形，清华方面明显胜出一筹。这也与清华的政治色彩较北大淡漠有关。在罗、王之学已成“显学”的背景之下，潜心考订古学、成果丰硕的王国维受到各方服膺，其保皇之政治立场反而为人们所忽略不计。观堂先生常年追随罗振玉，受益多多，其转向古学即受雪堂影响，而偏于守旧，亦与罗相关。他基本上属于自修成名，无疑天分极高，然若无罗氏及东洋学圈的陶染，能否达此高峰，恐亦难说。他自日本返沪后，在哈同花园内的仓圣明智大学任教，游离于国内正规高等教育界之外。当其学术地位已成，北大以蔡元培校长之尊，佐以沈兼士、马衡等硕学人士请其“出山”，由此才开启了其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执教生涯。惜之因为北大一篇指斥皇室之文惹恼观堂先生，竟愤然斩断与最高学府的这段因缘。随着溥仪出宫，王氏失去“南书房行走”一职，就在他生计无着落之时，清华研究院为他提供了理想去处。在清华园的两年，是王国维一生中的最后时光，他的生活得以安顿，内心怡然，其学术成就更得到一个被广泛认可和传承的天赐良机。从最终结果看，清华国学研究院可谓他一生历经“漂泊”之后的最好归宿。
比王国维年长四岁的梁启超，一生跌宕起伏，大部分时间处于时代的风口浪尖，而最后十余年则相对稳健沉寂。他的公共形象主色调无疑属政治中人，可是“舆论骄子”和文章高手，又使他在清末思想文化界独步一时。与默默治学功底深厚的王国维不同，他应是那种“感应敏速而能发皇于外”的文墨快手。他的时代感和趣味导向，从外部看来显得 “流质易变”，似乎有歉深沉。可是异乎寻常的才气和原本并不缺乏的定力，在年逾不惑之后，竟在国学领域大放异彩，且一发而不可收。在他内心一定有着与五四新文化派（如胡适）一较高下的强烈冲动，当政治上东山再起的可能越来越渺茫之时，便愈加倾力于学术和教育。他筹谋在天津设立半学校半书院性质的“文化学院”，显然他同样深信：“没有不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思想和文化”。在诸事不成之后，清华研究院的筹办为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现成平台。后来任公自述：身体久病，独拳拳于清华，难于割舍。可见他对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依恋，有些出人意表之外。在清华，虽有人以“政客”目之，亦有学生微责其学问半为“入门之学”，但毕竟“跟随从学者”（请其指导论文之学生）为数最众，大体超过观堂先生一倍之多。即使在旧学尚有吸引力的时代里，青年学子也更倾心于像梁启超这样才华横溢、知名度高、社会资源充盈的特殊学者。梁任公在清华纵然难以忘情于政治，然其导师本职（至少在前期）做得中规中矩，游刃有余，其精神追求在此觅得最佳栖息之所。国学研究院第一届学生周传儒即指出：任公在清华“实为一生用力最专、治学最勤、写作最富之时期。……其实欲包举二千年来中国学术文化合于一炉而冶之”。就此而言，执教清华成为他终结多姿多彩人生的命中归宿。
学界常以所谓“四大导师”显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师资实力，据说这源自时任清华教务长的张彭春之口。实则，赵元任、陈寅恪初入清华时的声望远不能与王、梁二位比肩而论，他们毕竟刚刚留学归来，赵虽有博士学衔，且在美国大学一度任教，仍属初出茅庐；而陈虽博学，然知识构成带有明显个性特征，不易融入学校课程体系之中，难免所谓“曲高和寡”窘境。事实上，赵元任擅长的“语音学”，陈寅恪掌握的多种“已然死亡的语言”和西方汉学中的东方文献之类，在具有不同程度国学根柢的学生们看来，西洋背景过于浓重，与他们所理解和认同的国学内容颇有距离，以致难以接受。研究院第一届学生曾经集体抵制赵元任的“语音学”考试，也甚少有学生请赵作论文导师，加之元任先生经常外出进行语言调查，在校时日有限。
陈寅恪上课，多数学生感觉“程度不够”，没有兴趣，几乎没有人请陈先生指导论文，尽管课下交流学生们也承认陈师学问渊博。“生源兴旺”的前两届学生中，绝大多数请梁启超、王国维作论文导师，只个别学生跟从赵元任、李济（特别讲师）研究语言或人类学。处境尴尬的陈先生曾作诗调侃众学生师从梁、王二师乃“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既是揶揄，也似自嘲。有学者指出，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不妙处境，促使陈寅恪学术转向中古史，在魏晋隋唐史领域成就斐然。然而那已是“后清华”时期获得的荣耀，将之前移至国学研究院时期加以称颂，不仅时间错位，也势必遮蔽前期的真实情景。赵元任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赵、陈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尚是学界新人，以其潜在学养而论，他们的学术前程实际是以“清华前期”为起点蹒跚颠簸着扬帆起航的，而并非“天才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就是一首小诗。
三 教与学之间
清华国学研究院先后招收四届学生，第一届新生29人，第二届新生29人，第三届新生13人，第四届新生3人，四年毕业生总数70人。首届学生入学考试，科目虽多，然几乎不出经史小学范围，招致校内一些人诟病。第二年入学考试明显增加了题量和难度，并与所选学科挂钩。前两届考生中，出身中小学教员者占将近47%，具有大学学历者占近32%，平均年龄为24岁，高低年龄差达14岁之多。学生年龄偏大，却有社会阅历，且文史根柢相对厚实，一些人此前已有著述。有研究者认为，总体上他们的实际学力高于现今文史专业研究生，但也有学者指出，由于考生的整体学历偏低，尚不能称作与本科相衔接的研究生教育。第一届毕业生公布成绩，排列等级，颁授奖学金，比较正规。第二届毕业生既未排列成绩，亦未发奖学金，仅举办成果展览。第三届毕业生因评阅成绩的梁启超正在病中，尚未给出成绩，因而未公布成绩，连毕业证书亦迟发，属后补。可见研究院办学的大致走势。全部毕业生中，研究中国文学者居多，其次为中国历史、哲学及其他，他们离校之后，从事本业者比重相当高，其中三分之一在文史类领域颇有成就。这一结果应当说颇为丰硕，与当年梁任公对众弟子的预估大致吻合。不过倘略微苛刻评说，则不免联想起章太炎曾发过的高论，大意是说：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因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故不能大成，如顾炎武门下，高者不过潘耒之辈；而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往往能青出于蓝。如江永的门下，就有戴震这样的高足。人们留意到，国学研究院学生们的专业范围比较狭窄，远逊于他们导师的博学程度。这在近代中国大概也属无可奈何之事。
当然，大师与弟子们的教学细节不乏生动之处。梁启超显然着力营造书院式氛围。在第一届学生开学典礼后的茶话会上，他特别讲述了“旧日书院之情形”，有些悬为高镜意味。他倡导“养成做学问的能力，养成做学问的习惯”，大谈治学方法和“论文式研究”，进而主张“治学与做人并重”，形成一种“尊师重道”风气。任公具有“通儒”资质，他的底蕴是希求“经师人师合一，道德学问打通”，将个人与社会、学术与政治连成一片。学界评价他“所长在通识，考据无甚稀奇”，学生们回忆他授课时才气纵横，对史料如数家珍，诚可谓“巴州诗句澶州策，信手拈来尽可惊”。可是梁启超在学生们面前对同事王国维表现出充分尊重，他在校内演讲时说：“教授方面以王先生最为难得，高我十倍”。王国维的为师风范则是另一景致，据弟子徐中舒追忆：“余以研究考古故，与先生接谈问难之时尤多，先生谈话雅尚质朴，毫无华饰。非有所问，不轻发言；有时或至默坐相对，爇卷烟自遣，片刻可尽数支；有时或欲发挥，亦仅略举大意，数言而止；遇有疑难问题不能解者，先生即称不知，故先生谈话，除与学术有关者外，可记者绝少也”。虽则寡言，却难掩学问的深厚，以至连清华校仆亦闻知：拖发辫者乃本校最有学问之人。
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所作“普通演讲”的题目先后有：古史新证、说文练习、古金文学、礼记、尚书等，基本为其研究心得。他在前两个学年公布的指导学科范围是：经学（书、诗、礼）、小学（训诂、古文字学、古韵）、上古史、金石学、中国文学，显示出专精的特点。梁启超“普通演讲”的题目则有：中国通史、历史研究法、儒家哲学、读书示例—荀子等，其前两年指导学科范围是：诸子、中国佛教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东西交通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中国文学。其治学领域宽泛，主旨在通，比较接近现代学科分野。第一届学生中（含旧制大学部学生3人）请梁指导论文者23人，请王指导论文者12人。第二届学生中（含上届留院继续研究者7人）请梁指导者22人，请王指导者12人，请赵元任、梁启超共同指导者1人，请李济指导者1人。可见梁、王二师“人气”之高。
国学教育向来尊崇“熟读精审，循序渐进，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的学习领悟路径，强调自主性。清华国学研究院自不例外，其自由论学之风尤为可贵。第一届学生姚名达在院学习三年之久，其间他修订了王国维《观堂集林》中的一处舛误。他刊载于《国学月报》上的《友座私语》云：“静安先生，禀二百载朴学昌盛之业，值三十年史料出现之富，其所著作，皆有发明，考证至此，极矣。然对于新出史料，或昧其出土确地。如商三句兵，初以为出于保定清苑之南乡，有跋著在《观堂集林》，嗣又手批云：‘后知三器本出易州’。不知其所据者何人之言。而竟因此而断为‘殷时北方侯国之器’，‘商之文化，时已沾溉北上’。又谓‘盖商自侯冥治河，已徙居河北，远至易水左右’，‘则今保定（后改易州）有殷人遗器，固不足怪’。先生盖已深信其说不谬矣。然以吾闻之陆詠沂教授，则此三器实出陕西，陕西商人携至保定，北京延古斋肆主陈养余君得之，以转售于罗叔言参事，先生则又见于参事许，盖以见闻授受，至五六次，真相渐昧矣。陈君昨年亲语教授，此器断非保定易州出。……读先生之文者，幸留意焉”。可见即使大师亦不免疏漏，质疑而非盲从，方可做真学问。
梁启超在一次对学生的演讲中，提及中国的蓄妾问题，语意略显暧昧，大概缘于社会积习较深，未提出果决主张。留美预备部学生王政听后不以为然，他写《为蓄妾问题质疑梁任公先生》一函递交梁师。信中写道：“由各方面观察，蓄妾制均无存在之理由。吾国法律许置妾，是吾国法律的缺点，吾辈负有改造社会之责任，当思所以补救之方。即事实一时不能做到，言论间亦不妨尽量发表。……政自幼读先生伟著，以其思想新颖，立论精确也。今于蓄妾制一段虽不敢苟同，犹疑先生有未尽之论，故不揣冒昧，敢以上闻。”梁启超阅罢此信，交给《清华周刊》公开发表，并在信后附上跋语，略作申论。自由论学之风，彰显了“独立之意志，自由之思想”的学府内涵。清华研究院第三届学生蓝文徵忆述当年师生均“以学问道义相期”情形，称该院“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第一届学生吴其昌亦有此喻。南宋赣地的鹅湖、白鹿洞两书院，承载当年朱熹、陆九渊讲学论道古风，以清华国学研究院比附之，应是至高的赞许。
四 悖论与困局
王国维早先论及学校教育曾说过：“一校之中实行教授之人多，而名为管理之人少，则一校之成绩必可观矣”。清华国学研究院机构基本由教授、讲师、助教组成，行政人员极少，且不乏兼职者。前两年的办学成绩有目共睹，梁启超不禁欣欣然：“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同在北京城内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虽成立在先，然清华的经费、师资和环境均较之优越，加之，清华的“密集谨严”胜过北大的“自由松散”，超越势头已然明显。不过，初期主持院务的吴宓因为诸事顺遂，曾冒然提出扩充研究院议案：增聘教授，扩大招生名额，增加经费预算，甚而主张专办国学研究院。这实质上更改了最初的“研究院章程”。在校务会议上，吴案遭否决，教务长张彭春针对性提议：“此后研究院应改变性质，明定宗旨，缩小范围，只作高深之研究，而不教授普通国学。教授概不添聘，学生甄取从严，或用津贴之法，冀得合格之专门研究生”。该提议获得通过。吴宓反对，要求复议，复议结果几乎维持原议，只稍作缓冲。吴宓随后辞去研究院主任一职，转任外文系教授。其间，研究院教授们的态度耐人寻味：梁启超坚定支持吴宓，而赵元任、李济则赞同校务会议决定，王国维不置可否，态度模糊（陈寅恪尚未到校）。应当说，校务会议的决定带有清华校内的主流背景，扩充计划搁浅，国学研究院扩张路径被阻塞。
清华国学研究院由盛而衰的转折，应是王国维的自沉。原本被人们忽略不计的保皇因素，在南方北伐硝烟日近之际，忽然间“灵光一现”，令国人震惊，也使研究院师生哀鸿一片。这位大师的骤然离去，就国学研究院而言其影响可谓至深至巨。其后另一主干教授梁启超由于身体欠佳等因，时常离校，致使“常川住院”规定形同虚设，更带来雪上加霜效应。研究院第三届新生王省对梁氏长时间缺课颇感义愤，向校方递交意见书，要求有所匡正。校评议会仅含糊回应，引发王省不满，遂投书《世界日报》，敦促清华评议会作出果断决定。梁启超提出辞职，引发清华校内“挽梁”行动，评议会最终将王省开除，而暗中与此关连的曹云祥校长和朱君毅教授亦相继去职。不妨说，“王省事件”可能牵涉清华权力机构（如董事会）的“内争”，似乎也隐含某些南方革命气息因素。梁启超就曾指斥国学研究院内有国共两党人员若干云云，其政治立场明显对立，这未尝不是激进青年借故发难的缘由。经此事件，研究院之衰相愈加显现。梁启超虽被慰留，但活力大减，终流于“通信导师”，与前期已不可同日而语。研究院后期，陈寅恪几乎独力支撑，增聘了马衡、林宰平二位兼职讲师，亦曾邀聘章太炎、罗振玉和陈垣诸位，希图重振雄风，却均未如愿。
原本西学氛围浓重的清华园，竟然出现一个大师云集的国学院，耗费甚巨不说，其势头亦盖过科学诸科，校园中的困惑和质疑始终不断。有统计显示，1911年至1929年间清华留美学生总计1100余人，其中学工科者为31%，学理科者为10%，学商科者为11%，学政法经济等科者为25%，学农医者近11%，学文史哲者为7%，学军事者为2%，其他3%。可知，选择理工农医等实科者过半，选择社会科学及商科者达三分之一强，而文史哲学生不足十分之一。如此的校园学科倾向，形成国学研究院挥之不去的外部压力就不足为怪了。究竟科学与国学孰先的问题，实则已有答案，此乃近代社会发展大势使然。“整理国故”之风确曾吹进清华，据贺麟回忆：清华学生中曾流行携带《资治通鉴》、《文选》、《十三经注疏》及诸子等线装书出洋。然而从学科分布来看，毕竟为少数。即使赞誉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者亦承认：该院主要导师“不恰当地过分迷恋旧文化”。在清华决意“改大”，努力靠拢现代大学体制进程中，越发感到国学研究院自成系统，同其他教学机构不相衔接，与大学体制难以融合，呈现结构性矛盾。因而对其批评之声也就不绝于耳。
身为大学部文科教师的哈佛博士钱端升，从一开始就反对设立研究院，主张办大学须优先筑牢文理科基础，然后发展应用学科，国学固然重要，但无需设专门机构，那样既靡费资金，又导致管理混乱，像梁启超、王国维如此令人尊仰的学者应纳入大学文科之中发挥作用。理科教授陈桢则从学科均衡角度批评“考古优先”做法，提出应重点培育社会急需的自然科学。教育学教授邱椿指责研究院只设国学科乃是畸形发育，国学“高高在上”压低其他学科，实属复旧。清华“改大”前后，一批本校毕业留美学成归来回校任教的少壮派教师渐成主导力量，他们引领学术，积极参与校政，力主教授治校，钱端升等便是其代表。
因而，与吴宓扩充国学研究院计划遭遇顿挫几乎同时，教职员大会于1926年4月中旬通过《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其中规划筹组与大学本科相衔接的大学院，“至民国十九年（1930年）大学院成立后，研究院即行停办”。这既留出了过渡性阶段，也规定了研究院的“大限”，内中清华各种力量间的博弈已清晰可见。即使王国维、梁启超二位大师健在如初，国学研究院的命运恐怕也难以逆转。可是由于清华学生会的介入和强烈要求，大学院“早产”，研究院随即终结。大学部学生们的诉求更多出自利益考量，他们指责：“国学研究院人数极少，而所耗甚巨，影响于清华之发展实大”。此处的“所耗甚巨”，应指国学研究院教授高薪、学生免缴学费、图书购置费数额过大等项。王国维的聘书明文规定：“每月薪金银币四百元，按月照送”；梁启超的薪酬尚难查考，但从清华校方为他提供号称“外国地”的北院2号住宅远胜过其他三位导师的南院房舍推测，其收入应高于王赵陈诸位。清华一般教授月薪到了罗家伦时代经大事兴革方达到360元以上。大学部学生每年须缴纳学费40元，罗校长减免为20元，学生尚不满足，要求全免。待遇相对特殊，应是国学研究院频遭责难的另一因由。
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是在1929年6月，拟议中的取代机构大学院提前试办，国学院送走最后一批毕业生即告寿终正寝。校长已是国民政府派来的罗家伦，在他任内国立清华大学正式成立。国学研究院“孑遗”陈寅恪先生转入文科，获中文系、历史系双聘待遇，实乃研究教授。不过，他的重心似乎在新创设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他与旧清华同事赵元任、李济分掌该所历史、语言和考古三组。海内坚守国学教育的专门机构，惟有私立无锡国学专科学校“绿树常青”，那无疑属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一个“异数”。
（主要参考文献：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1年；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朱洪斌：《清华国学研究院与新史学》，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未刊稿），2007年10月；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卞僧慧：《陈寅恪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