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史上，蔡元培与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被并称为国民党“四老”。而四人中的蔡、李二位尤孜孜致力于科教兴国事业：从民元倡导社会风气改良，到旅欧发起、推动海外华人教育运动；从共同效力北京大学、激发新思潮，到合作试行大学院和大学区制，继而分掌中央、北平两研究院，合力促动科学研究……前后40年的交往与合作，彼此相互影响的程度之深，显而易见。惜之，已往由于二人晚年政治取向的些微歧异，史家对其历史定位差距颇大，或扬此抑彼，或着力夸大二人在某一时段、某一问题上的龃龉，致使其协力共事的史实出现扭曲，甚至湮没不彰。
一、订交之始
严格说来，蔡元培和李石曾并非属于一代人，蔡年长李13岁，李的受业恩师齐令辰（楔亭）乃蔡壬辰科殿试同年，当14岁的李石曾拜师受业之时，蔡元培已任职翰林院编修。故而，蔡之于李，似在师友之间。蔡、李初次会面，是1902年在上海。其时，李石曾首次赴法，自沪登法国邮轮“安南号”，行前，逗留数日。在‘张园”一个文人聚会的场合，得识蔡元培。李对蔡“风度谦愿”的印象颇深，而蔡对这位“高阳相国’的少公子亦不无留意，然二人上海初识，不过萍水相逢而已。
有趣的是，蔡、李之间竟有不少连带关系：当年元培赴京补应殿试，石曾之父、时任礼部尚书的李鸿藻为主考官之一；李赴法、蔡赴德均分别跟从清外交使臣孙宝琦，亦先后均得孙氏照拂；蔡留德时之好友齐寿山，与李氏乃世交；尤为重要的是，蔡、李二人与吴稚晖的交往均非恒泛，概可谓契友。上述诸项，显然是促使蔡、李在德国柏林订交的有力外因。1907年夏秋之际，李石曾自巴黎到柏林，与在此游学的蔡元培聚谈数日，二人由此订交。据有关谱、传载述：二人柏林晤谈的翌年，蔡由柏林赴巴黎，参观李氏创办的豆腐公司，极为赞赏云云。此说似不确，蔡、李之回忆文字非但均无此记载，其忆述却显示所谓蔡巴黎之行并不存在。或许谱、传作者将民初之事误移至清末亦未可知。
此一时期，蔡元培和李石曾均深受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李尤醉心于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待金等人的思想，在与友人合编的《新世纪》周刊上连篇累牍译介其学说，倡扬“互助论”。蔡获读此类译文，颇受启迪，始确信世界进化，不惟靠竞争，更有赖于互助。五四前后，蔡曾多次就欧战、公理与强权等问题阐发互助论观点，并在为《申报》所撰《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中将李石曾与严复并提，予以颇高评价，内云：“《天演论》出版后，‘物竞’、‘争存’等语，喧传一时，很引起一种‘有强权无公理’的主张、同时有一种根据进化论，而纠正强权论的学说，从法国方面输进来，这是高阳李煜嬴（石曾）发起的。……他的信仰互助论，几与宗教家相象像。”由此可知，蔡在吸纳西方哲理过程中曾得益于李。不仅如此，李在生活上倡行素食的主张亦为蔡所接受，自1910年始蔡坚持素食达12年之久，足见蔡、李情趣上契合之深。
进入民国之后，蔡、李均为政界要人，其活动领域大抵同一，彼此关系日渐深洽。民元初春，李石曾结束京津同盟会工作后南下抵沪，适值蔡元培受命为迎袁专使，正拟率团自沪北上。二人久别重逢，一连盘桓数日，正如李石曾所言，此时期“即我与蔡先生关系增进之时也。”李随即与专使团一同进京，以其在北方的影响，协助蔡等履行使命。北上途中，蔡、李等人于“新铭”轮上发起社会改良会，同拟会章，于民国肇始之际，共倡社会风习的鼎革。此举于他人或属一时兴致所至，惟蔡、李二人持之甚坚，口宣身教，历久不怠．蔡元培一行人入京迎袁世凯南下就职谈何容易，未几，兵变骤起，蔡、李险遭劫难，共往六国饭店暂避一时，此乃蔡、李民国初年的一次历险。唐绍仪内阁成立，蔡元培留任教育总长，此时，李石曾在京成立留法俭学会，开设留法预备学校，蔡大力支持，由教育部拨借安定门内大方家胡同原师范学校旧址作为校舍，使得留法俭学事业顺利启动，渐次展开。这是蔡、李推进留法活动的首次合作。
同年9月，蔡元培再次赴德，此前，李石曾已在法国。二人与汪精卫、吴稚晖筹办《民德》杂志，以“发挥人道主义与科学知识，不谈政治”为主旨。但仅仅半年，随着宋教仁的被刺，蔡、李等人又一次被卷入“二次革命”的漩涡之中。李石曾率先回国，途经柏林，与蔡晤商，相约：“（李）到上海后，来电定行上。”十余日后，李来电；“言本党已宣布与袁决裂，预备以地方兵力为后盾，宜速归。”蔡随即与汪精卫经陆路返国。此后数月，蔡、李同在上海，二人在对袁和战问题上虽不无主张，但大体与孙中山共进退。武装反表失败，革命党人里散。经此政治波澜，蔡、李与吴稚晖等人聚谈后深信：“国事决非青年手足之力所能助，正不若力学之足以转移风气也。”其后，他们相继远走欧洲，去追寻其学术和教育救国的梦想。
二、旅欧岁月
1913年10月，蔡元培举家来到法国，暂寓巴黎近郊科隆布镇李石曾创办的豆腐公司内。两个月后，李亦偕眷由沪到此，蔡、李两家一时朝夕相处。此地可谓李在法经营多年的大本营，除公司之外尚有印字局等设施，亦即李早先与吴稚晖、张静江发起之”世界社”的社址。蔡家居此，多赖李氏关照，午、晚两餐包于公司，法语教师即由李的好友欧思东充任、不久，李家移居附近之蒙达尔纪城，蔡家亦觅屋别住。不过蔡、李此时过从甚密：二人先后共同筹办《世界月刊》和《学风》杂志；应李之邀，蔡往蒙城为俭学会两周举办一次的讲演会发表演说；蔡、李及汪精卫等更时常聚谈。显然，李石曾在法创办的各项事业，因蔡元培等人的到来和诩赞而更为活跃盎然。
翌年夏，欧战爆发，蔡、李两家再次汇合，向法西南部迁徙。他们先是避居漠觞村，后移至小镇圣多耐，不久又迁往南部城市都鲁士。其间，蔡、李二人共同发起组织“旅法学界西南维持会，”撰发通告，劝说留法中国学生不宜因欧战而轻易弃学归国，同时，积极设
法帮助留学生转至法西南各省继续肄业。在此前后，北洋政府驻法公使胡惟德造访蔡元培，转致袁世凯对蔡等“倚重之意”稍前，袁氏父子通过曾与李石曾、汪精卫共事的朱沛煌其人汇来三千元，函称闻蔡、李、汪三君现状颇窘，以此相助云云。其后，朱又致函李谓：“总统极器重三公，深愿归国共襄危局。”显然，袁氏对深孚名望的蔡、李、汪三人意存羁糜，欲为所用，然蔡、李等人经“二次革命”已与袁断绝关系，故对袁氏的一再“致意”，未予回应。
蔡元培此次旅法，原本有一相当充实的编著计划，且已着手进行，无奈时事多艰，屡受搅扰，加之有位极热心公益的好友李石曾相伴左右，涉足社会公务即成不可避免之势。1915年初，蔡、李与吴稚晖、张继等发起筹组“世界编译社”，以倡导互助之风、促进人类进化为主旨，并拟往美洲等地筹措经费，旋因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以帝制自为，救亡当先，筹备工作遂告中辍。同年8月，蔡、李、吴及汪精卫四人又联名发起“编译馆’，并订立条例，预设编辑部于巴黎，由汪赴上海等处募集资金。同时，上述四人连同张静江、褚民谊等又正式组建“世界社”，将发起筹设数年之久的同仁团体最终落实。由蔡元培起草的《世界社之意趣》称：“同仁就学异国，感触较多，欲从各方面促进教育之准备，爰有世界社之组织。”不难看出，以上各社团名目虽异，实则均以李石曾在巴黎的设施为依托，其核心成员当属蔡、李、吴三位，而由李操办具体事宜。编译社目标虽高，但所成甚微，值得一提者，为蔡、李商榷推敲而成的《译名表》，后刊于《旅欧教育运动》一书。至于世界社，则可谓李氏的“终极关怀”所在，此时期他与社友蔡元培孜孜尽力、而日后影响至深的一项工作，便是留法勤工俭学。
毫无疑问，李石曾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始作俑者和一贯的组织者、领导者。最初给他此种思想启迪的，是吴稚晖与他初识时那“多送国人赴欧，归来者改良茅厕便是成功”的亦庄亦谐的一夕之谈。巴黎豆腐公司内数十名中国工人工余兼学的实践为他提供了“勤于工作，俭以求学”可行范例。欧战造成法国劳力奇缺，数以万计华工的涌入，为勤工俭学的推广造就了巨大的客观需要。但仅具备这些条件，尚不足以形成后来那样规模的留法运动。还必须有在国内教育界深具号召力的权威人物倡导和鼓动，以至亲身参与其间。蔡元培正是这样一个再合适不过的学界领袖。因而旅法期间，蔡、李在留法勤工俭学方面的合作，对该运动的未来发展别具深刻意义。
1915年6月，在李石曾的推动下，留法勤工俭学会在巴黎成立。此会较之俭学会更加贴近平民。为加大倡导力度，李特编撰了《勤工俭学传》一书，以富兰克林、卢棱等名人早年做工苦学的实例，宣扬勤工俭学的精神和效果。蔡元培对此大为赞赏，欣然为该书作序，以教育家身份充分肯定、大力扶助这一可行的平民留学方式。是年冬，蔡致函吴稚晖，内云：“石曾先生近在巴黎，又于各方面大有所尽力……其中工商兼学一条，如能逐渐推广，真是美事。”表达了对李的赞许之情。翌年春，中法双方教育界人士共同发起成立华法教育会，蔡、李二人分任中方会长和书记之职。鉴于来法华工日益增多，急需给予指导，李即以华法教育会名义创办华工学校，并担任授课。蔡主持入学考试，且为该校编撰德育、智育讲义凡四十篇，亲自讲授。不久，蔡、李创办《旅欧杂志》，“以交换旅欧同仁之知识及传布西方文化于国内为宗旨”。在此期间，蔡、李及汪精卫三人分别致函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国内有关人士及各地劝学所、小学，介绍华法教育会工作，吁请选派合格青年应募来法。至此，发端于法国的勤工俭学活动已呈现向国内渗透的趋势。
蔡元培旅法三年间对法兰西文化及其优良的教育体制体认颇深，这期间得自李石曾助益良多，而李的诸项事业得蔡嘉许和诩赞更为扩大和繁盛。二人私交进而愈益洽契。随着蔡被任为北京大学校长，二人双双返国，开始了一段更为多彩的北大生涯。
三、效命北大
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坚邀吴稚晖、汪精卫、李石曾等好友来京共同效力最高学府、吴、汪二人绊于他务未能应约，惟李石曾爽然返京，与蔡共事于北大达五年之久。初返京城、蔡、李一如旅法之时，几乎形影相随：神州学会在湖广会馆举行讲演会，蔡、李等分任主讲；应南开学校之请，蔡、李赴津，会友人严范孙，并分别向师生发表演说；张勋复辟，二人又偕眷一同避难于北京饭店，后同往天津，一寓法租界马家楼，一归日租界秋山街高阳李宅。李在京创办《农学杂志》，蔡为之向张元济、高梦旦推荐，商务印书馆遂允代为出版。
李石曾正式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开设课程，当在同年9月间，据李忆述“（胡）适之与我同日到校，都在文哲方面。”翌年初，蔡元培致函吴稚晖亦提及：“石曾先生已在大学任生物学及社会哲学教科，又经营留法俭学会及勤工俭学会之预备学校，甚有兴会。”李在北大的课时并不多，其自述：“我在北大哲学部门关于生物学与社会学任教授，每周至多两三小时，多研究而少上钟点，……但我于北大的关系亦非不密。”1918年5月，北大进德会在文科第一教室召开成立大会，这是蔡元培将民初“六不会”、“社会改良会”的精神引入北大，整饬校风的重要举措，李石曾对此极为赞成，会上，继蔡元培后发表演说，协力推进。经师生投票选举，蔡与陈独秀、傅斯年等为该会评议员，李及胡适、陈大齐等为该会纠察员。同年 10月，蔡、李又共同发起组织北大卫生学会，“以促进本校职员及学生公共卫生及个人卫生为宗旨”，会务包括讲演、印行书报、调查，强调“凡校内外有妨害卫生之事，皆调查而救正之”。是年底，随着欧战结束，由北大等校发起的国内教育界要求列强退还庚子赔款用于兴办教育的“退款兴学运动”悄然兴起，蔡元培积极谋划，推举李石曾负责对法国的宣传和交涉，李即借赴欧考察之机展开活动。随着北大的改革日益深入，守旧势力群起攻之，张作霖、曹锟等军政巨头亦对蔡不以为然，尤以男女同校引为口实，李石曾为避免摩擦激化，缓解蔡的压力，遂运动政府派蔡赴欧美考察。1920年冬，蔡离校，开始为期十个月之久的欧美之行。
蔡、李二人双双返国，留法运动的工作重心随之移入国内，经过切实而有效的一番努力，留法渐入高潮，而问题亦日益暴露，亟待补救。蔡、李回国不久，即在北京东城设立华法教育会办事处，又在宣武门外储库营复设留法预备学校，其后还在西城创建了法文高等专修馆，由蔡兼任馆长，李任主任干事。蔡、李等为筹集办学经费，曾联名发起义演活动，梅兰芳、白云亭等名家在宣外江西会馆义务献艺。此类举动为华法教育事业营造了颇佳的氛围。随后，有关的正规学校相继在京建立。其中孔德学校，仍由蔡兼校长，其教务、评议会成员大半乃北大教员。而中法大学则由李任董事长，蔡居校长之名。此一时期，中法交流亦甚为活跃，法驻华公使柏卜偕《巴黎时报》主编杜伯斯古访问北大，蔡、李陪同参观，并举行座谈。中法协进公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在京召开两次大会，尤以第二次为盛，蔡任主席，李报告会务，梁启超、班乐卫等中法学界名流与会并作演说，会期为时两周之久。经蔡、李及吴稚晖等协同运作，里昂中法大学亦顺利创建。上述一系列活动，李石曾无疑为实际主持人，此公虽寄籍北大，而以主要精力投诸华法学务，蔡元培适与之相反，其重心始终在北大，仅以华法教育会长身份旁骛其事。不过，蔡并非只领衔、居名义而已，在某些关键环节，他不仅参与其事，还往往发挥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这集中表现于留法勤工俭学事务方面。
众所周知，留法勤工俭学以湖南参加人数最多。起初，湖南学生罗承鼎、戴勋致函蔡元培、李石曾，询问留法事宜，蔡、李复信建议湘省设立预备学校并允代为介绍教员。后新民学会蔡和森等人访谒蔡、李，接受其提议，与熊希龄、章士刘两位乡贤洽商，得其赞助，蔡元培又推介北大湘籍教授杨昌济负责筹款等事，并与李、杨等开会商讨具体措施。自此，湘省学生赴法者渐众。山西留法运动与蔡的关系更为密切。阎锡山派人赴京与蔡接洽，表示愿派学生赴法，蔡即拨法文专修馆教室，安排教员，供数十名山西学生培训之用，使该省留法运动顺利展开。然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发展之快、人数之众，出乎蔡元培、李石曾等倡办者意料之外，学生语言、财力预备不足加之法国经济不景气，遂成为该运动的潜在危机。蔡、李在1919年秋，即设法补救：蔡致电巴黎华法教育会，建议暂停派送学生；李自法复电谓：对勤工俭学生“如再切实预备、严格取缔，方能得良好结果，否则将生困难，俟详函到后，再选学生。希通知上海、四川各处。”可是处于高潮的留法运动难以骤然冷却，各地组织者间亦不协调，大批学生仍泛舟西渡，1920年下半年，法国经济急剧恶化，留法学生顿陷困厄。不久，蔡将赴欧考察，处置留法事务已属责无旁贷。行前，他与李石曾就陈炯明捐助海外教育5万元一事复陈函嘱：“元培去后，如有未尽之手续，再由煜嬴接洽。”
在巴黎，蔡听取有关反映后毅然发布两个通告：俭学会、勤工俭学会与华法教育会分立，经济方面由各省自行救助；华法教育会对于俭学生、勤工俭学生脱卸经济上之责任，对于学生的经济维持，一个半月后截止。两个通告是在华法教育会财政濒临破产之际不得已发出的，自此“留法学生之大波澜起矣”，蔡氏一生受来自青年之而病莫此为甚。不过，时人亦有评论认为：勤工俭学一败至此，主其事者难辞其咎，蔡遭人吐骂，实乃代人受过。此后，蔡曾与法国劳动部门洽谈，尽力安排学生就业，归国后，又上书北洋政府，请拨年金十万元，为勤工俭学生在法设立技术传习所，被采纳后，蔡、李均为专司其事的华法学务协会常务干事。1922年1月，蔡致函教育部次长陈垣，内云：“足疾未愈，尚不能走访，至歉。顷有启者，关于中法大学、勤工俭学生工艺传习所等事，欲请教左右者甚多。兹请敝友李石曾君诣尊处晤罄，敬为专函介绍。”可知，蔡元培、李石曾为华法学务所作努力未尝稍息。留法运动，纯然出自平民留学之理想，实施当中，虽不免顾此失彼，甚至失控，然倡导者的初衷及其努力仍足堪称道。
在北大期间，蔡、李二人还共同参与了其他一些社会政治活动。1921年10月， 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蔡闻知即刻访李和法人锋尔孟，经商议不与保守的法使馆交涉，而直接发电给法驻沪领事，此人较开通，或可设法。“陈案”了结后，蔡、李又与李大别等在《晨报》刊登《为陈独秀募集讼费启事》，予以救助。1922年6月间，蔡与王宠惠、顾维钧等发起聚谈会，邀二十余位欧美同学定期在顾宅讨论现实政治问题，李亦参加，该聚会对其后的王宠惠“好人内阁’不无影响。同年8月，苏俄特使越飞抵京，蔡与之会谈，李参与了部分活动。1923年1月，蔡辞职离京，旋即赴欧，李则仍留京。近两年后，俄国庚子赔款委员会在京举行首次会议，李代表蔡出席该会。
蔡、李在京共事五载，可以说，这是二人合作最长、最好的一个时期。
四、晚岁分合
1927年3月底，蔡元培、李石曾暌隔四年后聚会于上海。此时，北伐初告成功，国民党内在共产党及工农运动问题上产生严重对立。当此历史岔路口，蔡、李及吴稚晖、张静江以党内元老身份一致拥戴蒋介石，力主清党，助成南京政权的建立，亦因之由野而朝跃居中枢地位，一时被尊为“四老”。其实，蔡、李与蒋氏渊源均非深厚，盖缘自与吴、张传统关系，而生连带作用。当然，蔡、李对于时局的主张与蒋吻合，乃是关键。此时期，蔡、李常常联手奔波沪、宁道上，参与军政大计，二人出席了蒋与冯玉祥晤谈的徐州会议，又曾为宁汉合作多方斡旋，当得知蒋将通电下野，二人又连同胡汉民等追至上海予以挽留。不妨说，南京政府创建的最初几年，是蔡、李政治生涯中最为活跃的时期。
正因如此，蔡、李借助有力的政治威势而得以一展平生革新教育的宿愿——移植法国教育行政制度于国内。早在1922年，蔡即在《新教育》上发表《教育独立议》一文，主张实行法国大学区制，由教育家独立办教育，超然于政治之外。同期杂志上，还刊有李的《法国教育与我国教育前途之关系》一文，与蔡文相呼应。而今，蔡、李作为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已有能力将上述主张付诸实施。他们提议：仿效法国教育行政制度，创设大学院为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在浙江、江苏两省首先试行大学区制，以逐步推广。此议获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随即咨请国民政府办理。蔡元培出任大学院院长，李石曾则在大学院担任一系列职务，计有大学委员会委员、政治教育委员会委员、教育经费计划委员会委员、科学教育计划委员会委员等职。大学院决策采取委员合议制，因而蔡、李的院内合作相当广泛。蔡还设立大学院特约著作员，聘请国内有贡献的学者充任，听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李及吴稚晖、鲁迅等皆受聘。与此同时，蔡、李与张静江向中央政治会议建议设立中央研究院，获准后三人均为筹备委员。两年后，国立北平研究院组成筹备委员会，蔡、李、张等仍为筹备员。应当说，南京国民政府草创之际，蔡、李协同致力文教兴革，其思路和努力方向完全一致。但在北平大学区试行过程中，二人意见龃龉，以至关系一度紧张。
1928年6月，北伐军进入京津，被奉系军阀改组为“京师大学校”的原北京大学师生开始谋求复校，蔡元培赞成恢复原校名。但在国民政府讨论该问题时，被视为李石曾一系的易培基提议将北大更名为中华大学，由蔡兼任校长，到任之前，由李代理。此议即获通过。蔡对北大易名仍持异议，遂在6月15日大学委员会会议上申明不赴京就中华大学校长之职，会议改任李为校长。是日会上，胡适为校长人选与吴稚晖、易培基发生激辩，吴指胡为“反革命”，并称“蜀洛党争”乃问题症结所在，而胡对吴等“只认朋友，不问是非的行为”甚为不满，“决计避去”。而蔡于会上会后只有“感叹于社会的太复杂”而已。胡乃蔡长北大时倍加倚重之人，其出任大学委员会委员一职，亦蔡力促而成，胡对于李一向不甚看重，故对其出长北大不以为然。吴所谓“蜀洛党争”，乃暗指蔡氏“北大系”与李氏“中法系”之争执。后来曾任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的陈布雷在其回忆录中亦提及“李、蔡两系之龃龉”一事，井谓：“吴稚老于李、蔡均友善，而尤同情于李。”这便是胡适责吴“只认朋友，不问是非”之缘由。此时，李石曾远在美国，蔡、李之间并无直接摩擦。
同年7月底，李石曾归国返宁，随即与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沐于汤山，畅谈时局。此前，李被中央政治会议任命为北平临时政治分会主席，其实力地位明显增强。8月16日， 大学委员会审议李提出的设立北平大学区的议案，即以北平政治分会所辖区域为北平大学区，设大学委员会北平分会，合并前国立九校及天津北洋大学，统称国立北平大学，分设各学院并由大学代行省教育厅行政。蔡鉴于江苏、浙江两大学区试办以来问题迭出，无日不在扰攘之中，而新建规模更大的北平大学区势必更甚，遂主张“慎重”。蔡、李意见大相径庭。然会上蔡居少数，李的议案获致通过，国民政府旋即任命李为北平大学校长。蔡极度失望之余，于会后翌日递交辞呈，辞去大学院长等本兼各职，并称“元培老病之躯，不宜再妨贤路……愿以余生专研学术。”不久蔡又坚辞中法大学校长名义。盖可断言，此时蔡、李关系呈现某种紧张之势。从同年11月末吴稚晖草拟复蔡函稿中当可窥知一二，内云：“ 弟于教部、中大、劳大，以及北平学界、北平文化，皆从无主张。不过夹在中间，彼此嘱我传话。弟之主旨，不愿见洛蜀之交哄。其法以五雀六燕，均得其平为原则。以不令毛细得失，牵及巨大政潮为希望。两方于我，初无利害可言，此必先生所洞知也。我何铃曾系，而亦何铃可解？此先生极多误会也。……弟知此等毛细臭事，尽其拨弄，必至破坏一切旧交。”蔡致吴原函，尚无从查考，以吴复函稿推断，蔡对吴不无责备之辞，致使吴急欲辨白，且因一时冲动而“过甚其词”。自称“夹在中间”的吴尚目如此，遑论“洛蜀两方”？
不过，蔡元培、李石曾间毕竟无原则性歧异，长期合作的经历使其在具体问题上的一时龃龉能够很快化解，依旧保持整体合作态势。当年冬，李离宁北上，着手组建北平大学区，却遭各校激烈反对，尤其是北大师生，为反对接收而停课护校，示威学生捣毁李的办公室，并冲击其住宅。李强行以武力接收，仍归无效。李遂迭次致电蔡“恳先生就近催促中央电示以办法，严制学生不得再有轨外行动，……盼先生与中央诸公主持解决。不胜感幸。”为缓解风潮，蔡同蒋梦麟于12月6日联名电劝学生匆走极端，“极望长思远瞩，无令空穴来风”。其后，蔡和吴稚晖与北大来宁请愿学生代表李辛之等晤商变通办法，“期于学区方面与北大方面皆能顾到。”于是，大学区内原北大三院统称“北大学院’，以保北大独立性质。至此，护校风潮暂息 ，而反对大学区之声浪仍此起彼伏，难有宁日。1929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停办大学区，北平大学区于暑期停止。李石曾为此致电蒋介石、谭延周等，力阻废止大学区，并请辞北大校长一职，仍由蔡元培任之。大学区制的废止，可谓蔡、李平生教育理想的一次大失败，而北平大学区引发的学潮，尤为李氏教育生涯的一大顿挫。此后，蔡、李二人戏剧性地双双脱离实质性教育行政，转而主持科学研究机构，蔡长中央研究院，李主北平研究院，一南一北，虽不无竞争，却也相得益彰。
30年代，蔡、李在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山文化教育馆、英文中国年鉴社等机构继续共事。李热心创建的农工银行、世界文化合作中国协会等社团的活动中，亦可常常见到蔡的身影。九一八事变后，二人作为国民党宁方代表与粤方汪精卫、孙科等数次和谈，终于促动蒋、汪合流。1935年11月，蔡、李与冯玉祥、程潜等向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提出“救亡大计议案”，要求当局做好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抗战准备。抗日战争开始后，蔡移居香港，李则奔波于港、渝及中法之间。蔡、李在港偶有会面，更多是书信往还，二人曾通过萧瑜商讨对世界反侵略大会的回应方式。1939年10月蔡的《日记》载曰“18日，得石曾5日昆明函，言近日由港飞渝，由谕飞滇。现即转法。欲谈而不及谈之事，当由李润章等转告。并言到巴黎后，即访柏龄，嘱以柏龄住址告之。”“20日， 致石曾函 ，附去柏儿住址单。”柏龄，乃蔡第三子，时留学法国，德、法战争爆发后无音信，遂托李查访。这或许就是蔡、李间最后一次交往。
蔡元培与李石曾交游共事始末业已越出个人往还之限域，而与民国文教诸方面息息相连。二人虽参与多项政治活动，且一度涉足中枢，然终非政治中人，其活动重心和兴趣所在仍为文化和教育。蔡、李之国学根基显有区别，而西学素养亦参差不一，但二人同处清末民国的大背景之下，又有相似的旅欧经历和人际网络，其思想、志向颇多一致。蔡雍容大度，习于包容，于新旧学界，皆孚人望；李出身名门，热心公益，勇于创业，铺展颇广。蔡、李联手，各现所长，事业即突飞猛进。但二人为理想所驱动，其治事往往流于疏阔笼统，一些事兴于斯、亦败于斯。南京时期，二人身后隐然各存一文人圈，虽大小不同，且时相交迭，然或因意见相左，或由利害所关，两系亦曾摩擦，蔡、李于此亦难全然置身事外。不过，总体而论，蔡、李仍是合多异少，大势趋同。正是在此意义上，时人论及二人赞曰：“凡关系文教及国家大事，蔡李于事前，无不熟商，然后通力以赴……两老毕生愉快协力， 比肩支持，专为国家效劳，贡献特巨。”
注 释
①杨消龄撰《民国李石曾先生想概年谱B（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5月）有此记载陈纪浪到一代报奇八——李石曾传民自北近代出版壮门982年S月）沿其从依此说．禁巴黎之行当在下半年而其时蔡匕迁来比锡蔡《自写年谱N胃”我在莱比锡三年一份国境外．仅到过瑞士”李石曾硝名僧笔记广谈新年一文谓“（民h）在＊海与蔡先生盘拍几日 距在柏林相见约为五年
②申报馆《最近之五十年》本文第2页，上海书店1987影印
③李石曾：《石僧笔记》“谈新年．载《李石曾先生文集》下册第87页，台湾民党党史会1987年编印
4蔡元培1913年4月14日、30日《日记》，见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
（上）第504、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06页
5《吴稚晖人生选集》上册，台湾国民党党交会1964年编印 第139页．
6蔡元培到吴稚晖函 载《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4年393页
7旅欧杂志社编，陈三井校订《旅欧教育运动》，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
1996年，第100页。
8、《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第593页。
9、11《李石曾先生文集》上册，第433页；下册，第114页。
10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第75项。
12《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1年4日
13《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第354页。
14张东荪：《勤工俭学事件之责任问题》，见张允候等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67页。
15《蔡元培谱长编》中册、第462页。
16《胡适的日记》，第7册，1928年6月16日，21日，台湾远流出版社，1990年；《胡适来住书信选》上册第483页，中华书局1979年。
17《陈布雷回忆录》，台湾王家出版社，1989年，第124页。
18《吴稚晖先生全集》第3卷，台湾国民党党史会1969年，第674页。
19陈纪滢：《一代振奇人——李石曾传》第221页。
20《民国日报》1928年12月9日
21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09页。
22陈和铣：《我敬崇石老和追随之回忆》，载《民国李石曾先生煜瀛年谱》附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