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连自己都不能相信一生受雷师影响至深且钜，而事实上只正式读过他的惟一一门必修的中国通史。正式读雷师之课如此之少有二原因。一，在北平的三年我专心于为将来的留学考试奠基，时间和精力上都挤不进雷先生的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二，西洋中古史、西洋近古史和罗马帝国制度史等课是雷先生的专长，战乱中完全错过是我终身憾事之一。北平清华二三年级时课外虽不无向雷师请教的机会，但使我受益最多的是在昆明西南联大期间与他的经常接触和专业内外的交谈。
据我一生观察，雷先生是真正兼具基督教和儒家品德的学人。他律己极严，终身践履先人后已的原则。他对人的感情和关切从不轻易外露。我对雷师母回忆中所述雷师高尚品德有亲切的体会。例如1941初冬，我留学初试失败后数月，迟迟始获悉父亲已在天津去世。有一天雷师在联大围墙外非常平静地对我说：“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从公从私的立场我觉得不能不向你一问，你是否愿意去旁的学校做讲师或副教授？不幸的是联大教西洋史的教授相当多，你虽有教西洋通史的能力，因未曾留学，轮不上你教。如果旁处有机会教西洋史，你是否考虑？”我的回答很坚定，我不在乎名义和待遇，昆明究竟师友相处融洽，学术空气和图书设备还是比较好，我无意他就。雷师这才说出心里的话：“你这样决定，我很高兴，不过因为职责所在我不得不问你一问。”三个月后因家务回金华，我在浙赣路上遇见九级历史系王文杰学长回福建奔妻丧，他告我路费的极大部分都是雷先生私人供给他的。
雷先生最使我敬仰的是他大过人的“容忍”，而这种容忍是深植于一己学术和道义方面的自信。早在1937年春全系师生茶会后的晚间，同屋黄明信告我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茶会中明明听见陈寅恪先生相当高声地和一位同学说，何以目前居然有人会开中国通史这门课；那时雷先生不过几步之外决不会听不见这种讽刺的。同时清华历史及哲学系合聘的张荫麟备受陈寅恪师的赞扬，已着手为教育部写撰《中国史纲》第一辑。清华校园之内，新秀吴晗对雷之通史已有讽议。今夏通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教学·科研卷》，发现1938~1939年，钱穆的中国通史列为甲组，雷师的通史列为乙组；自1939~1940年，吴晗授甲组中国通史，雷师的通史列为乙组；1942~1943年，吴晗、孙毓棠、雷海宗分别讲授甲、乙、丙三组中国通史。当时的理由是甲组较详于史实与制度，最适合人文社科学生的需要；乙组史实及制度稍为简略，宏观视野及分析综合比较适合理工及不以历史为专业学人的需要。
当时雷先生为历史系主任，始终践履先人后己的原则。在此之前他早已解释过何以他在中国通史里故意略于制度：
著者前撰《中国的兵》，友人方面都说三国以下所讲的未免太简，似乎有补充的必要。这种批评著者个人也认为恰当。但两千年来的兵本质的确没有变化。若论汉以后兵的史料正史中大半都有《兵志》，正续《通考》中也有系统的叙述，作一篇洋洋大文并非难事。但这样勉强叙述一个空洞的格架去凑篇幅，殊觉无聊。反之，若从侧面研究，推敲两千年来的历史有什么特征，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探求。(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长沙)。
对历代宰相制度、内廷外廷、宦官等等，雷师也采取类似的简化处理。再加上采用施宾格勒的形态文化史观把国史分成两大“周”，当然不免引起少数同仁的明讥暗讽。新故老同班，前台北东吴大学历史系教授翁同文即回忆，“在西南联大的一次谈话会中，我就听见吴晗先生表示讥弹之意”(翁同文先生生前面赠打字未刊的“西方学者的‘文明异同比较研究’评述”，13页)。
但可喜者有三。一、当时联大助教、学生求知若渴，胸怀开朗，决无门户之见。例如1939年秋我初抵昆明丁则良学长即兴奋地告我，年前钱穆（宾四）先生的中国通史，尤以唐宋间经济重心之南移，甚为精彩，其《国史大纲》即将问世，不可不读。钱氏之长无伤于我们对雷氏通史的服膺。
二、当时助教、学生中不少人相信欲知中国文化的特征，多少必须略知人类史上其他文化的同异与盛衰兴亡的各各段落，否则难免井蛙之识。翁同文学长早在六十年代初在巴黎期间即接受我的请求对雷师的通史作一扼要忆评。他强调指出雷师为介绍当时风靡世界的文化形态史观“到中国之第一人。虽形态史观之价值尚无定论，且施宾格勒、汤因比(Amold Toynbee)诸人原著因篇幅巨大亦尚迄无译本，但开风气之功，实舍雷先生莫属”（翁同文先生1962年4月7日自巴黎致我信中语)。“雷先生本人中西史讲义既依形态史观架构编制，其影响及于清华联大后学之任历史教席者不在少数。就所知丁则良学兄授西洋史即沿其体制，学弟去国前滥竽授中国史亦复循其规模……。”三十多年后应该补充的是武汉大学吴于廑教授，我个人在海外讲授中国通史四十余年，亦大多采取雷师的看法，因早在三十年代他已纠正了施宾格勒对两汉以后中国文化长期停滞丧失生命力的错误看法。甚至当时联大历史系学生里面最优秀的刘广京和任以都（二人二年级读后即去哈佛完成学士及博士学位)，都是选雷师的乙组通史。广京近年通信曾几度提及今日海外炎黄子孙先后同出雷门者已寥若晨星，所以这种共同师承关系弥足珍惜。他甚至还记得雷师阅世知人智慧之偶尔流露于课堂内外者。如1998年5月23日致我的信：“……记得雷伯伦师曾云：西洋史家过了中年，著作虽精而罕能维持‘火气’，而今则吾兄以八旬之年而作此精辟生动之大文……。”信中所指是我驳斥美国亚洲学会、原日籍女会长1996年却职演讲诋毁国史一篇颇有“火性”却能使她无能回答的长文。事似琐碎，但反映雷师通史及其嘉言懿行对弟子辈影响的深远。
三、尽管六七十年前雷师以施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理论架构应用于国史引起一些不可避免的评讥，但经雷师修正以后的文化形态史观确颇有裨于中国通史的宏观析论。盖两河（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回教、欧西七大文化各有其不同的特征与风格，此即所谓的形态之异；但以上七大文化亦标示彼此之间确有类似的发展阶段、历程，以及最后大一统之出现、崩溃、没落共同之处，此即所谓的形态之同。因此，仅置中、西两文化于一个视景(perspective)之下，本已是加深洞悉中、西文化特征及其同异的最有效方法。遍观二十世纪治史或论史对象最“大”的史家，施宾格勒外，如英国的汤因比，德国提出古代哲学“轴心”时期的雅斯波斯(Karl Jaspers)，中国之雷海宗，美国与我同僚及学术关系久而且深的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eNeill)等位，实际上无一不预觉到世界之进入“大一统”局面，无一敢深信这行将一统世界的大帝国（及其盟属）能有最低必要的智慧、正义、不自私、精神、理想和长期控御无情高科技的力量而不为高科技力量所控御。今后全球规模大一统帝国继续发展演化下去是否能避免以往各大文化的最后没落与崩溃，正是关系全人类命运不能预卜的最大问题。治中国通史不能仅凭传统经史的训练，必须具有近现代世界眼光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回忆清华和联大的岁月，我最受益于雷师的是他想法之“大”，了解传统中国文化消极面之“深”（如《无兵的文化》及其派生的种种不良征象)。当时我对国史知识不足，但已能体会出雷师“深”的背后有血有泪，因为只有真正爱国的史家才不吝列陈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弱点以试求解答何以会造成千年以上的“积弱”局面，何以堂堂华夏世界竟会屡度部分地或全部地被“蛮”族所征服，近代更受西方及日本欺凌。
五十年代中期，“百花”之后，“反右”期间，雷师成为国内学术界被批判的最主要对象之一，因为其他学人几乎不可能有雷师的胆识，公开声言社会主义世界里的社会科学，自从1895年恩格斯死后，陷入长期停滞。雷师所受精神打击之外，物质生活亦陷入困境，工资立即减到半数以下（多年后由雷师母信中得悉)。直到1959年冬，我的《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由哈佛出版之后，我才于次年春把此书及早已在《美国人类学家》列为首篇的《美洲作物传华考》(1954年4月号)，同年7月刊于《哈佛亚洲学报》的《十八世纪两淮盐商与商业资本》及《经济史学报》（英国剑桥，1956年12月号)里的《中国历史上的早稻》等单行本一并寄呈雷师，聊充旧日弟子海外初步作业报告。
两年半后我终于接到雷师的回信：
炳棣：
首先我必须说：I owe you a thousand apologies，因为我早就应该与你回信。你寄给我的几封信，你在1959年年底寄给我的你那一本精心之作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和几篇论文，我都已收到；你叫我转交的几篇论文，我也都并交南开大学图书馆。读了你那本书和论文之后，感到极为兴奋。最近又收到你本年八月十一日的信和所附的各种学术刊物对你的作品的异口同声的称赞评语摘要，我真是无法形容内心所感到的欣悦和赞叹。你仍在盛年，我深信你今后在学术上所要作出的成绩，一定还要越过你已经有的极不平凡的成绩。我希望，我最少还有机会能看到你今后一部分的成绩：我眼前正在急切盼望早日读到你那本关于Social mobility的新书。
我过去四年，一直在病中，大部分的时间不能工作；因体弱神衰，朋友间的信息往来也都断绝。我过去曾经屡次提笔，想要给你写信，每次都是提起就又搁置，没有能力写下去，以致劳你在万里之外长期惦念，每一忆及，内疚至深。最近一年，虽未完全康复，我已又开始任课；因仍在病中，领导方面对我特别关注，叫我只担任一门课，以免劳累。课为新课，即“外国史学史”，主要是讲西方过去两三千年的史学发展情况。我极力希望，病能早日好转，以后可以多担任些工作。
我知道你将要担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中国史教授，非常欣慰，你今后必能更顺利地从事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工作。芝加哥市内似乎有一个专门收藏中国图书资料的图书馆，对你从事经常性的研究，可能有帮助；当然，为特别专门的研究，恐怕仍需借助于东部的几个大图书馆。
我的病不好不坏，请勿多念。当局对我照顾周到，每次到医院就诊，都有青年同事陪伴，扶我上车下车。内子虽已年逾花甲，大致尚属健康：她叫我向你、向景洛多多致候；并告诉你们的两个孩子，说万里之外有一位老太太常常想到他们。小女现于北京大学西语系任讲师；她自己已有家庭，也已有一子一女；她工作较忙，不能多来天津，所以经常只是我与内子两人相依度日。
你写信给我，谈你在国外的工作和情况，用英文比较方便，今后尽管仍用英文。我给你写信，琐琐碎碎地谈我的情况，用中文比较便利。
此祝
阖府安好。
海宗
1962.9.15
世事往往有偶合。我迟迟于1962年圣诞前一日下午才收到十本我的新著《明清社会史论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半个多月后接到天津雷师母的信，才知道雷师已于1962年圣诞日归道山。按时差推算，当我忐忑疾越山坡将此书付邮之际，或正当大洋西岸雷师弥留之时。
为冥冥纪念雷师，当1965年芝加哥当局决定为我设一讲座之时，我建议用James Westfall Thompson(芝大已故中古史名家)这一称谓，因为Thompson是雷师当年(1922~1927)最重要的老师。
师恩难报。我有生之年尚有一件心愿，能否亲观其成虽不可知，然当努力为之。将近三十年前，应香港中文大学创校校长李卓敏先生之约，曾特撰《周初年代平议》一文以恭预《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973，No.1)创刊之庆。此文廿五年后重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编《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1997年)。拙文主要结论之一是：
近代学人之中，雷海宗先生早在1931年就以《史记》、《鲁世家》、《左传》、《孟子》等资料证明《竹书纪年》1027 B.C.之说之可信。迟至1945年，瑞典汉学名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教授，在一篇论商代某类武器和工具长文里，才放弃了刘歆1122 B.C.之说，发表了与雷文几乎方法全同的对西周年代的看法。雷文在中国、在海外都甚少人知，而高文在西方影响甚大，一般称《纪年》武王伐纣之年为“高本汉的年代”。如果今后1027 B.C.在东亚、在西方被普遍接受为绝对年代，从学术公道的立场，我们有义务称之为“雷海宗的年代”。
可憾的是，现在不是像南开大学雷门弟子王敦书教授所说，雷师这一极端重要的年代考证已“得到当时著名史学家洪煨莲和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重视与赞同。”洪先生仅在他轰动西方汉学界的《春秋经传引得序》(1937)的一个底注里（重刊于《洪业论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267页，注5)，指出按照《古本竹书纪年》“则武王灭殷当在公元前1027”。高本汉根本无一字解释何以最后放弃一向接受的刘歆年代1122 B.C.而突然采用古本《纪年》1027B.C之说(Bernhard Karlgren,.“Some Weapons and Tools of the Yin Dynasty,"《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utiquities》,No.17(1945),pp.101~144,特别是pp.116~120)。即使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老友劳干（贞一）先生两年前神志尚清时，虽在电话中什九同意我的看法——古本《纪年》西周积年之重要，《尚书·武成》篇纪日根本无法利用——仍是以1027 B.C.归功于西方汉学家而不公开承认雷师是近代1027 B.C.说之首位肯定者。
真理所在，必须严肃论辩。雷师国史宏观诸论固已不朽；我仍须就纯粹史学方法，参照近年国内夏商周断代工程所积累的多学科资料，进一步努力，冀能为雷师赢得更大的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