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启示; 体育运动是游戏与竞赛，个人与集团的对立统一; 美国没有国家队，运动员大多业余，视体育为游戏; 中国人游戏空间太小，但游戏法则不可抗拒，孩子们从洗衣板上打出了乒乓王国，一心想为大国扬威的足球讨论却几无建树; 唯竞赛论使体育异化，逍遥游者是广义的运动家。

中文的“戏”字很妙,既指高台教化的戏剧,又指玩耍消遣的游戏。英文中也有一个“play”,意思包括戏剧、剧本、扮演、玩儿、弹(琴)、比赛,等等。而且,所有这些词之间都有内在的联系。戏剧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就是希腊人盛大的节日,当今世界上,广义的“戏”比狭义的戏的增长要快得多。在戏剧课上我常常给学生做这样一道选择题:和古代雅典戏剧最接近的当代人类活动是:1.去百老汇或类似的大剧场看戏,2.在家看电视或录像,3.去体育场看或者参加比赛,4.去教堂做弥撒。正确的答案是3。为什么呢？要说服那些作了其他选择的学生,还要多费一点口舌。

不错,从门类来说,百老汇式剧场的演出是和希腊戏剧同宗,但比较起来,今日的戏剧在社会上的角色和当年戏剧的明星地位差得远了。百老汇是世界最大的戏剧中心,有久演不衰的《猫》、《悲惨世界》和《西贡小姐》等值得骄傲的名剧撑着,可还是有许多二十几岁的美国年轻人还从来没进过剧院。取代了曾经红极一时的戏剧的是虽小但无所不在的电视与电影录像。要说总的人数和影响,电视比希腊戏剧还要厉害得多,重大的事件甚至可以让全世界几十亿人同时看到。但同时而不同地的观看,毕竟比不上千百万人现场目击的表演。至于宗教仪式,倒是既有参与者众多的空间优势,又有时间上的规律性,很可以跟黄金时代的雅典戏剧比一比。近年来美国最有号召力的传道士比利·格兰姆动不动就能召来几万甚至几十万人在同时同地听他布道,许多人坐飞机开车从几百英里以外赶来。这样的场面在中国好象只有六六年红卫兵朝圣可以相比,对多数美国人来说那却不是一时狂热的举动。但是,宗教毕竟不是娱乐,格兰姆一个人讲的圣经故事再有震撼力也不会好看。要是当年雅典人满足于宗教仪式的话,也就不必费心去创造出搬演情节的戏剧来了。相比之下,古代雅典剧场的种种吸引力还是在当代的体育场里体现得最全面:既是热闹好玩的游戏,又是紧张激烈的竞赛--限时限刻跌宕起伏的冲突,表演者与成千上万观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幻觉。有的人叫喊哭笑,得到欲望的宣泄;有的人灵魂净化,看到团体的伟大。

奥运会和戏剧节都起源于古希腊(分别是公元前776年和534年)。当年是戏剧给希腊文明带来更大得多的荣耀,尽管它的存在比古奥运会一千二百年的历史短得多,幸存的剧本资料和剧场遗址给后世展现了一幅幅规模宏大的画面的残片,当代人只有用看运动会的眼光才能想象出它的全景来。古代的奥运会没有留下多少辉煌的遗迹和史料,但在停止了一千五百多年后,一经恢复就越搞越大,成为和平时期人类最大的集体活动。亚特兰大的奥运会吸引了全球一百九十七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和二百多万来自外地外国的观客。现在许多世界名城都在为争办奥运会费尽心机。美国的纽约和迈阿密等好几个城市又有人已在为争办以后的奥运会而蠢蠢欲动。

当代人对体育运动的爱好似乎是跨地域跨文化的人类现象。和明显地表现民族性的戏剧不同,奥运会的项目和规则全世界通用。但是,各民族对运动的态度和做法并不一样,奥委会政策的一些矛盾和争议往往是反映了深层的民族性的冲突。体育运动的基本矛盾是游戏与竞赛的对立统一,前者是基础,后者是主导。游戏要的是个人与自由,说白了就是玩;竞赛则强调集体与规则,甚至要象军队一样严格。很明显,不管在什么地方,这两种看似水火不相容的倾向一定要统一起来才能有体育运动:缺了后者许多项目就不存在或者存在也无法比较成绩,而没有前者的话,运动员缺乏主动性,也出不了成绩。但二者是如何统一的呢?这就因民族而异。相比较而言,中国显然是侧重于集体和纪律,西方,尤其是美国,侧重于个人与自由。但是这里有一个悖论:不是都认为西方人比中国人更好竞争吗,怎么说西方人更喜欢非竞赛的游戏呢?其实,竞争是人类的天性,不过形式不同罢了。中国人的竞争也许常常是含锋不露,暗暗较劲,但中国因为人口密集而机会稀少,潜在的竞争比西方远为激烈,因此也就有了更多集体的控制和规则。这些规则往往未必公平,但避免了太大的混乱。相信“唯有读书高”的古代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最制度化的文人奥林匹克---科举。在西方人和许多现代中国人眼里,这是最荒唐的洗脑智力竞赛,就象《范进中举》这个“寓言”所揭示的。美国也有一个寓言,形象地展现了多数美国人对竞争的不同态度。那就是在外百老汇一个小剧场连演了二十多年的名剧《排队》(作者以色列·赫瑞乌兹),不久前我刚在明尼苏达导演过一个新的演出。剧情很简单,五个角色先后来到空舞台上一条白线后面排起队来,大家各显神通---用嘴皮,用手腕,用性---都想要抢占第一位,可后来发现那条白线可以从地上拿起来分成许多条,人人都可以拣上一条,自找地方去拉一个队,于是个个都当上了第一。不难看出,拼命往一条队上挤的其实更象无奈的中国人(这些年也开始不同了),各走各的路才是更典型的美国性格。这个关于竞争的戏最后是用游戏结束的。

在西方文明史上,柏拉图、席勒、马克思、弗洛依德这些政治观点炯异的大思想家都曾论及游戏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而中国的大师们多半不屑于为小儿科的游戏做文章,他们谈到艺术体育时也多是从功利出发。中文的“体育”望文生意就是教育(德,智,体三育)的一部分,而教育是大人,师长引导小孩,学生按步就班去做的事。在英文里,属于学校教育一部分的体育(physical education)和属于社会的运动(sports)是两个不同的词。中文里虽然体育和运动也常常并用,例如“体育运动委员会”,但在只能选用一词时,多半是体育入选,如“体委”,“体育学院”,“体育场”等等,很明确地传达了体育运动是由上而下的组织活动这一观念。中国体育题材的文艺作品总是讲集体主义如何战胜个人利益和情绪,美国也有这样的作品,是专给青少年看的,成熟的体育文学几乎全是表现个人如何向权威抗争。例如《阿甘正传》中的阿甘无规无距地擅自冲进正在赛球的橄榄球场,竟然赢得了教练的欢心,弄到大学四年的运动员奖学金,后来居然还成为乒乓国手。这部片子对体育的描写当然是玩笑之笔,似乎没有任何集体会跟阿甘发生冲突,这个根本没想过要当运动员去夺标的弱智者每一手都是歪打,却偏偏都是正着。但这一玩笑之笔恰恰也歪打正着地反映了美国人对体育的游戏精神。西文(还包括法,德,意大利文)中sport的原意是指消遣,并不一定要参加竞赛。至于竞赛,奥运会的英文名字是Olympic Games。Game的原意不过是游戏,远不及中文的“运动会”来得正规,但那很能代表美国运动员的态度。别看他们争金牌时穷凶极恶,一点不讲“友谊”,在开幕式入场时总是吊儿郎当的样子。在以前多次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整齐划一的中国队列和自由散漫的美国浪子常常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一次,美国东道主看来是想要大家都接受他们的方式,故意把运动员入口处放在一个大斜坡上,使得再有纪律的队伍也无法保持队形,大家都只好也象主人一样漫步入场。这些年来中国运动员有了更多的个人自由,因此在这种自由式入场中也显得轻松自如。但在比赛期间,中国队员背后有一个掌握全局的领导班子在运筹帷幄,从为关键选手制定策略到晚上到寝室关空调以防感冒都要操心;而美国运动员都各自为政,只听自己教练的,不少人还不愿住奥运村,要自选称心的豪华旅馆。垄断本届奥运电视转播权的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为了投合美国电视观众,把镜头几乎全给了体操、跳水、田径等个人项目,只给集体的大球比赛很少的时间(拥有超级明星但最不讲究配合的美国男篮是唯一例外),使得了金牌的美国女足和女垒也大为恼怒。

奥运会上中美行为的不同不仅仅是当代社会制度的差别使然,还有远更复杂的原因。历史上,中国古代从来没有奥林匹克那样的专门运动会。那时的体育常常跟戏剧(甚至军事训练)分不开,秦朝的角抵和汉朝的百戏都既是体育表演又是广义的尚武的戏剧。希腊人却把体育和戏剧分得清清楚楚。希腊悲剧家在写冲突时胆大包天,甚至敢让亲娘杀掉儿女,儿子不但弑父,还要娶母,可又都是些动口不动手的谦谦君子,他们作茧自缚,规定绝不在舞台上展现杀人。因此,武术家在光辉灿烂的雅典剧坛找不到一席之地,只有去搞运动。古代奥运会后来也有了类似中国角抵的拳击与摔跤比赛,但重点却一直是那些在中国直到现代才重视起来的田径运动,包括赛跑,跳远,铁饼和标枪,都是可以一人独练的项目。公元前五世纪初希腊战胜波斯的那场大战是希腊史上一件大事,在战场上失去了兄弟自己只身凯旋归来的埃斯库罗思以此为题写下了他唯一当代题材的剧作《波斯人》,却一点也没想到要在台上用武士的集体舞来表现辉煌的战斗场面,只写了败军波斯人宫殿里的悲悲切切。这对中国戏剧家恐怕是不可思议的。可惜埃斯库罗思没有给军人立传,那场战争中阵亡的无数将士都逐渐被人遗忘,只有一个赛跑好手却得到历史的青睐,那就是独自一人从马拉松战场长跑到四十多公里以外的雅典去报喜的菲狄匹狄思。人类的第一位马拉松健将没有留下他的时间纪录,他跑完全程,叫了一声“庆祝吧,我们胜利了!”就倒地死去。他虽然没有获得奖牌,却在“马拉松”这一奇特的比赛项目中受到全人类永久的纪念。可见西方崇尚个人主义运动家的种子就是在希腊人中播下的。

后来奥运会被罗马人停掉了,渐渐地运动好手们也在剧场中找到了用“武”之地。从莎士比亚和他的同时代人的剧本中可以看到很多在希腊遭禁但向为中国戏剧所长的武功场面,要当莎剧演员剑术是必修课。比较一下中西舞台上为武功所安排的戏剧情境,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倾向。中西戏剧家都十分喜欢在情节中安排当众表演剑术,又几无例外地都总是要让这种表演突破规则。《霸王别姬》中舞剑的虞姬竟然自杀,是为了霸王的霸业;《鸿门宴》中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都是为了国家大事的政治行为。而莎士比亚的角色凡是在拉好的场子里耍剑的,都是出于私人恩怨。《第十二夜》里的安德鲁爵士和女扮男装的维欧拉,《奥赛罗》里的罗德利哥和凯西奥都是情敌,都有背后搞鬼的坏人假借公平竞技的名义使他们斗起剑来。哈姆雷特与雷阿替斯之间在克劳迭斯操纵下的那场“殿试”决斗可算是最关国家大计的政治性较量了,它的发起者雷阿替斯却只知道给死了的父亲和妹妹奥菲丽娅报仇。当然中国舞台上也有不少不听官府的武艺高手,人们喜爱的《水浒》故事中就有一大批,尤其值得运动爱好者注意的是长跑(或竞走)健儿“神行太保”戴宗和跳高大师“鼓上蚤”时迁,两个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田径好手形象。但就是这样一些神通广大的造反者也还是逃不出传统的等级制度,伏伏贴贴地被一个个塞入严格排定的一百零八个座次中去,到最后还被宋江领着一起让朝廷招了安。这在西方人看来是很难理解的,他们所熟悉的那个同样以劫富济贫著称,也被无数次搬上舞台银幕的英国绿林好汉罗宾汉就是一辈子独往独来。他们哪里想得到,在中国,就连那个武艺真正“超人”,天不怕地不怕的的猴王孙悟空都只怕一个和尚的紧箍咒!

现代奥运很长一段时期内主张的所谓“业余主义”其实就是强调个人的游戏精神,因为职业化意味着以竞赛为目标的长期集体训练,而业余运动员一定是把运动作为业余爱好的,或是自己单独训练,或是零敲碎打地找人一起练。被称为现代奥运之父的法国人皮尔·德·顾拜旦为开创这一伟大的事业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却是个根本就不喜欢集体项目的人,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是太奇怪了。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听说奥运会是业余的,简直象听到天方夜谈。中国每个省市都有许多专业运动队,我们的观念历来是凡是代表国家的一定是国家全盘负责的,因为没有集体个人是不可能练,就是练也练不出成绩来的。西方人的观念完全不同,尤其是美国人。别看美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到处举着“穿着”国旗招摇过市,他们的“国家”是个很抽象的概念,就象穿在身上的国旗图案一样可以任意剪裁。他们大多数确是业余的,独立的,与政府完全无关。其实真要有“国家队”的话许多人也未必愿去。有一个例外是组建还不久的女篮,她们为了迎战奥运破例集中了一年时间,每人拿薪水五万。对多数队员来说这还是很大的牺牲,因为既要离开家庭,有些名将还要失去更为可观的收入。个人项目选手都是自己安排时间训练。美国体操队中唯一的华裔爱米·周每天由她母亲开车送她,从中学到钢琴教师处再到体操房,要跑几百公里路。跳水队的主将贝基·茹是辛辛那提大学的学生,因为该校正好没有十米跳台,老是要跨州开车到几百公里以外的印地安那不勒斯去训练。击剑队的头号尖剑手莱思丽·马克思是纽约州罗切斯特大学商学院的助理教授,她就让她那参加过五届奥运会的丈夫当教练,因此还容易挤出时间来训练。校方给这位“国手”唯一的待遇就是把她的课全排在每周前三天,后四天让她可以外出比赛,有这样的条件她已经深感幸运,还得意地用自己的经验给同事和学生们讲“博弈论（英文就是Game Theory：“游戏理论”）。四十三岁的自行车手肯特·波斯迪克是个污水清理工,每周工作三十五个小时,还要在山路上进行四百到八百公里的自行车训练。这些人既没有受到来自任何集体的压力,也没有得到任何政府的好处,完全是自己做的选择。美国的奥运选手中除了少数被媒介和广告炒得沸沸扬扬的巨富明星以外,多数人甚至包括得奖牌得主都生活得与一般人没什么两样,有的还要穷些,因为训练要占去挣钱的时间,而训练装备都要化钱。但是,对于把运动主要看成是游戏的人来说,这一点也不奇怪,想玩不就得花钱?

成千上万低于奥运水平的业余运动员都更是这样了。我曾在洛杉矶加州大学一个朋友家里看到一辆自行车,轻得差不多一个手指就可以掂起来,一问吓了一跳,这辆用喷气式飞机材料做的赛车价值三千多美元,比我那二手汽车还贵。朋友的房客John说这是专业赛车手必备的(难怪那位污水清理工能每天骑那么长路,要是用我们的永久牌只怕三分之一都骑不下来)。但这位有专业运动装备的John其实是个专业电脑专家,赛车只是业余爱好。朋友告诉我John还爱跑马拉松,常去波士顿参加马拉松比赛(当然是自费,从洛杉矶飞去再加上住旅馆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波士顿一年一度的马拉松比赛是由美国的一位首届奥运会金牌得主发起的,到今年办了整整一百届,每次参加者都有几万人,来自世界各地。其实真正想要夺标的只是极少数,多数是象John一样来凑个热闹,玩玩的。按说跑四十多公里路实在不是一件好“玩”的事,要在我们的记者笔下,恐怕不是爱国主义也一定是吃苦精神的体现,可是美国的普通人只讲一个“玩”字。只要不是直接为了钱或名的功利活动,一个玩字就够了。

看来,这样的游戏精神并不全是精神的历史积淀,也是物质条件造成的。中国的经济水平,运动场所和器材实在不够让人们都按照自己的兴趣去自由发挥。记得我上了两年的中学(现在的上海位育中学)当时以排球闻名,似乎也只有排球可打,一二千学生的操场就只有四五个排球场那么大。每天课后能在那儿打球的校队成员成了所有学生羡慕的对象,我们没资格又手痒难挨的只好想方设法见缝插针,乒乓球台那么大的地方也能拉根绳子作网,还得跟好几个队轮着上。同学少年时的游戏精神多么高扬！后来去江西插队,有一年几个插兄心血来潮,一起在从未听到过篮球排球的山村里找到一块遍地瓦砾的祠堂废墟,整出了一个坑坑洼洼的场子,居然还吸引了一群当地青少年来学。可是,每天从收工到天黑能有多少时间给我们玩球?没多久场上就长起了青草。现在,那儿早已是农民的房基了。在美国我曾在塔夫兹大学参加过一次排球比赛,在那个有七千学生和几百教工的大学,全校比赛也不需要选拔和竞争,报名者都可以自由组队参加。我那队里只有我一个教授是每赛必到,那些二十上下的本科生队友每次都换人。不是因为有人在坐冷板凳,而是因为他们玩的花样太多了,今晚打了排球,下次要去打板球,再下次要去交响乐队吹号,总有人来不了。比赛有极好的室内标准场子,全套的比赛规则和正规学“体育”的裁判,独缺参赛的选手,场上常常不足十二个人。有两场比赛因为对手缺席我队白白得了分,可是人人感到扫兴,因为我们是来玩球而不是来玩分的。那以后,每走过一个空球场我都要想到,不知道位育中学的孩子们现在都有正规场地打球了吗?

就是在那样困难的的物质条件下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体育风格。一方面,为了防止个人的游戏精神在有限的空间内自由发挥可能造成过分的冲突,也为了要在国际舞台上跟美国等人均资源财富大大超过中国的国家竞争,国家不得不采取政府计划分配资源(包括物力与人力资源)的专业队集训制度。这是与奥运会多年来强调的业余原则相抵触的(报上看到中国的“专业”运动员有别于西方的“职业”运动员,这在国际上并没有意义,因为二者是同义词,在西文中是同一个字professional)。但是,现代奥运会说到底是产生于一个相当一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里,当初绝不会考虑到全世界那么多国家的特点。萨马兰奇开始对专业选手网开一面,一定是看到了经济起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情。而另一方面,中国人的游戏精神并未泯灭。归根结底,还是越便于中国人玩的运动项目就越有成绩。这里可以对比一下乒乓球和足球,这两种运动代表了中国民族性中两个不同的侧面,也可以说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追求。一个是中国在世界上占尽风流的项目,还为各国输出了一大批海外兵团和教练;一个连奥运会都挤不进去(男子),却一直在报纸上得到最大的关注,人们甚至愿意放下至关重要的民族自尊心去请来并非世界一流的外国教头训练我们的国家队。我这里并没有褒乒乓贬足球的意思。凡是在一个国家流行的运动一定在它的民族心理中有它的合理性,外国人怎么看并不重要。例如美国最大的国球是完全无助于它在国际体坛称霸的橄榄球(美式足球),奥运会根本不承认;其次是棒球,在世界上也并不太流行;他们最威风的篮球在国内只远远地排在第三;至于全世界多数国家都看重的足球,美国也差得很远。大部分美国人最钟情于棒球和橄榄球,因为前者按步就班的风格和父传子学的传统代表了人们对田园时代的怀旧心理,后者那带着高盔厚甲的激烈冲撞代表了竞争加剧的工业文明,二者都是美国民族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乒乓和足球在中国也可以说是代表了两种时代心理。中国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赢得世界乒坛霸主地位的,在那所有中国人都勒紧裤带,两千万人惨遭饿死的年代,居然有一项运动差不多垄断了世界第一,这是体育史上的奇迹。乒乓球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鼓舞了国人的士气,推动了几乎难以为继的体育运动,实在功不可没。不难理解为什么乒乓会在中国流行:占地小,体力消耗也小,当年大多数乒乓爱好者是半饥半饱地在比标准球台更小的餐桌甚至洗衣板上开始打球的。如果说这些都只是消极的因素,那么使中国人得以战胜条件好过无数倍的日本和欧洲运动员的积极因素,除了政府直接组织的专业队制度以外,更重要的是一种与乒乓运动极为吻合的中国特有的民族心理素质。中国一向是个人口大国,却又一直只能在狭窄拥挤的空间中发展,因此静下心来精雕细刻手中的工具和有限的环境成了生存的诀窍。中国戏剧最令西人折服的成就是能在数尺见方的红地毯和人头挤挤的宴会席上以精湛的眼神手势配上扇子手绢男扮女装的梅兰芳;中国农业最令世人惊叹的工程是在陡峭的山坡上垒出的一条条水平梯田(我曾亲手在江西山里一块巴掌田里插过三兜秧,那是早在大寨出名之前几百年前就造好了的)。城里人在精打细算利用空间和小工具方面还要更胜一筹,其中又以密度最高的上海人为最。第一批为国争光的乒乓国手大多与上海有缘,绝不是偶然的。乒乓球对中国人特别有利,因为它是一种以工具为中心的运动,小小一块球拍给了我们极大的用武之地;还因为它需要在关闭的空间内高度集中的智谋,这正是我们所擅长的。六十年代的中国人其实眼界还相当狭隘,我们甚至以为上了各地报纸头版头条的乒乓球锦标赛是全世界都关注的大事,但那点近视一点都不影响我们的健儿在乒坛夺魁。足球就不同了,足球需要开放的空间,也需要开阔的眼界,以及跟得上眼界的脚力与心理能力。乒乓球的对抗是隔着网进行的,最高明的是“擦边球”---这早已是我们各行各业的高手都熟悉的技巧;足球中多的是规则允许范围内实打实的碰撞,所谓“合理冲撞”---这个词还有待进入中文的通用词汇。中国的足球是八十年代热起来的,国门一开,人们忽然感觉到小巧玲珑的乒乓球只能是与世隔绝的中国人的骄傲,真要走向世界成为体育大国还要靠足球这个大球。但知与行之间相距何其太远!六十年代的乒乓热是亿万人打出来的热,八十年代的足球热却主要是侃出来的。乒乓是人人可以玩的活动,但足球对大多数人只是一个可看而不可及的讨论话题。有什么办法呢?中国现时的建设到处都在占地皮,到处都在向高层发展,去哪儿找那么多开阔地造足球场?十多年的努力和失望已经证明,足球在中国的升级尚有待时日,急于求成只能证明不少人在开放之初,眼光还是失之肤浅和局促。没有看到足球和全面的物质基础和国民素质的关系,说到底,是过分强调了竞赛原则而忽略了作为基础的游戏原则。

现在看来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看重个人项目还确实有道理,因为那是更便于开展让大家都能从事的活动。更重要的是,个人项目中的游戏精神还可以把体育运动扩展到许多没有竞赛刺激的活动,把一些在外人看来枯燥乏味的孤独的苦事变成乐事。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哲学家米哈利 契可曾米哈利在研究了包括下棋,攀岩和外科手术等活动以后总结出一个“流(flow)”的理论,巧妙地概括了体育运动和日常工作的关系。流指的是行为者忘却一切无关的俗念只和行为对象融为一体自由流动的那种感觉,这是游戏的理想境界,在运动中经常产生,但未必一定是在得分或破纪录的时候。契可曾米哈利研究的攀岩是一种特别的运动,人几乎自始至终是贴在光秃秃的悬崖上慢慢移动,它既没有比赛,也不象登山一样可以创造纪录,完全是为了对自我身心的考验和那种拥抱自然的流的感觉。一位攀岩者这样说:“这是一种体力的升华……我觉得自己张开双臂在和整个环境融合起来,我觉得成了这个伟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这种不图奖牌但求“流”感的“外奥运运动”还不少,如越野划雪、急流操舟、高空跳伞,等等,都带有一定的危险性,如果还要跟人比赛,就会成为真正的“拼命”。走钢丝的加拿大“高空王子”柯克伦不接受冯九山的挑战,就是因为这种运动的性质不允许竞赛。现在冯九山已经破了柯的记录,希望这种“比赛”适可而止,不要非到摔死人不罢休。美国研究体育文学的学者认为纯粹的不受名利干扰的游戏精神至为重要,例如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老人就是追求这样一种流的超越任何项目的运动家。我想可以说,九六年中在罗布泊遇难的探险家余纯顺也是这样一位广义的运动家。他一定走得极其疲惫,他又好象死得十分安详,在疲惫的运动中他一定感觉到了流,或者“游”。他脱光了衣服,以便和他的环境--他唯一的同伴--贴得更紧。不必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去论证他牺牲的价值,真要搞科研的话他该多带点仪器与人同行才对。事实上贯穿他的行动的是一种严肃的游戏精神,超越了任何功利的考虑。恐怕也没必要沾沾自喜于他为上海人争来的面子,且不说他之离家出走至少是部分地因为上海的生活使他太憋闷,一般来说这种离群独居的运动家所做的是纯个人的行为,余纯顺要是不离开上海这个群体,他还能成为余纯顺吗?

余纯顺那样的独行侠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由于被中国文化中三纲五常的儒教主流所掩盖,很少在舞台上见到他们的踪影(前面提到过,众多的《水浒》英雄无不先遭整编后被招安)。他们受道家影响的哲学对当代人有更大的吸引力。九年前我在念博士时写过一篇论文,比较契可曾米哈利的“流”的理论和庄子的“游”的哲学,发现它们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契可曾米哈利笔下居高临下超越尘世的攀岩者和庄子笔下展翅高飞的大鹏一样,也有目光短浅的篷雀在下面嘲笑他们,但他们的流或游的感觉是任何俗人的安逸所不可取代的。庄子的庖丁手舞尖刀解牛剔骨,在旁人看来如舞蹈般美妙流畅;契可曾米哈利的外科医生使用手术刀,也一样纯熟到了物我两忘,出神入化的境地,与棋手和攀岩者的流毫无二致。他们从事的既是劳动又是体育还是艺术,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以后,连工作也成了逍遥迷人的游戏。我想为中国抗战献身的白求恩一定也是这样一个外科大夫。他诚然是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但一上手术台就不可能再去考虑伤员的国籍和背景了,这时的关键是他的生命和病人完全流在一起,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挡。

这种超然之流的境界是对体育界唯竞赛论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制衡。和广大体育爱好者的游戏精神相比,美国的职业体育人士--主要是教练,经纪人,大赛组织者等--相信的是“金牌就是一切”的哲学。这里奥运会所带来的副作用也不容否认,金牌的背后其实更多的是非体育的因素。奥运会虽然一向标榜纯体育精神,事实上一直受到政治的强烈干预,以至造成了把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的绝大部分排除在外二三十年的咄咄怪事。就是在第一次实现了全世界所有国家与地区大团圆的亚特兰大这一届上,冷战政治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垄断了电视转播权的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播音员考斯特显然看到了中国将要取代俄国成为美国最大对手的前景,多次无端指责中国游泳队的用药“嫌疑”,往中国队的集体脸上抹黑。他还节外生枝地嘲笑古巴队,说看他们有多少人会不叛逃而回到哈瓦那去。许多观众听了以后在各种传媒群起而攻之,原因就在这个体育记者缺乏超然的运动家气度。比政治还要严重的是,这届奥运会上的金钱污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西方职业球员几百上千万美元的年薪,大公司借奥运明星推销产品的天文数字广告费和各国对获奖选手奖金的层层加码使得体育比赛成了金钱的竞赛。为了防止财迷心窍的人使用兴奋剂以提高往往只有0.01秒的成绩,许多运动员每赛都必须验一次尿,嫌疑犯的阴影无所不在。取代了政府拨款的私人投资者把奥运会变成了他们竞争牟利的战场,造成电脑中断,秩序混乱。连同属资本主义世界的西欧国家也看不过去了,法国《世界报》的一位专栏作家毫不含混地宣告:“资本主义,一块奖牌也没有。”他呼吁国际奥委会再也不能让商业性的私人机构来组织奥运会。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不但影响了奥运会的形象,还直接干扰了比赛。例如,爱尔兰人寄予极大希望的女子长跑选手索尼亚 欧萨乐文在五千米决赛前几分钟去跑道的路上被人截住,逼着她当着陌生男子的面剥下带有Reebock跑鞋广告的短裤背心,换上为Asics做广告的运动服。这位世界五千米女子冠军后来竟没能跑到终点,还差一圈半就走下了跑道。这件事在素以民族情绪著称的爱尔兰激起了公愤,有的说一定是有人故意害她,也有的怀疑她偷偷拿了Reebock的钱,闹得他们的总统也只好出来表示安抚。但是民心依然愤愤不平,许多人建议要把那些在两个公司的广告战中搞鬼的人统统扒光了衣服,放到都柏林的体育场上跑上五千米,以警效尤!在一片吵吵嚷嚷中,还是索尼亚的父亲老欧萨乐文讲了一句最清醒的话:“又没死人,不过是游戏罢了。”

也许,在这个越来越异化的世界上,是应该少想些竞赛,多想些游戏了?游戏可以象奥运会和中国百戏那样喧哗热闹,也可以象余纯顺或者海明威的老人那么孤寂沉着。这些年来,不但运动有种种竞赛，各地政府和各种媒体也搞出了形形色色属于竞赛的评奖活动,犯规不少,破费很多,收效却甚微。其实,何不也来提倡一下免费的游戏精神？

* 本文收于《感悟美国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