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奥运会期间，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模式以及中国运动员及运动训练模式的质疑和批评声音很多。德国官方资助的“德国之声”近日发表题为《举国体制就是全民“让球”》的文章，就将矛头直指中国体育训练的“举国模式”，进而直击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一举暴露西方媒体在两届奥运会期间掀起“中国威胁论”的要害。

文章违背西方媒体的起码职业水准，将中国羽毛球球员消极比赛的罪名引到中国体育训练的“举国体制”，断言“举国体制”就是“全民让球”。向谁让球?被取消资格的四队选手全部来自亚洲国家。中国的代表团参赛奥运，是要向西方让球，祈求西方媒体接纳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还是靠实力比拼和西方争得平等的国际地位?羽球事件凸显了竞赛策略和竞赛体制的矛盾。可“德国之声”将此事上纲上线，无疑是从体育争议升格为冷战宣传。

首先没有统计数据表明体育造假的频率，发达国家会低于发展中国家。奥运会一开始就是西方富国俱乐部的游戏。而且发展中国家商业化的体育市场不发达，商业造假的舞台如何能和西方相比?第二，被取消比赛资格的还有韩国和印尼的运动员，为什么只有中国羽毛球运动员的问题出在举国体制?第三，国际奥委会和世界羽联的处罚就能打击中国模式吗?中国羽毛球队包揽奥运会5金，说明体育竞争和经济竞争一样，靠的是实力，不是游戏规则。规则从来是过去的赢家制定的。世界格局变了，游戏规则也要变。2008年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后，发达国家的领袖也不得不承认要改革美欧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本次奥运会之后，发展中国家也将认识到改革国际体育机构的必要性。

指责中国模式就是“全民让球”，富了少数，坑了多数，也没有任何数据。作为经济学家，笔者几年前课题研究倒是发现“全民让球”的真实案例，恰恰是西德对东德的非合作接管。东德几十年积累的国有资产，在私有化的名义下免费加补贴地赠送给接管的外国企业。西德纳税人的钱，不是投资东德地区的基础设施，而是用于恢复一次大战前的德国建筑，富了跨国公司和房地产商的荷包，拖累的是整个德国经济。巨大的转移支付，导致西德利率高涨，东德企业凋敝，人才外流。

相比之下，实现“一国两制”的中国香港和内地互补发展。按照联合国的数据，从1990到2010年，中国真实GDP的年均增长率为10.4%，远高于德国的0.6%。1997年回归中国后的香港，13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也为德国同时期的3倍。再看相应的奥运会金牌数，德国是每况愈下，中国则蒸蒸日上。中国奥运金牌总数在2000年超过德国升到世界第三，2004年超过俄罗斯居世界第二，2008年则金牌第一，奖牌第二。

笔者每年都在西欧各大学讲学。在西欧国家中，德国学者和听众对美国模式的质疑最多，对中国模式的好奇心反而最大，从未碰到过像“德国之声”那样傲慢与偏见的声音。值得一提的是，发明举国体制的正是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德国的教育普及和社会保障制度都是从普鲁士开始的，目的是打败法国，统一德国。苏联体育只不过学习和发展了德国的举国模式。德国两次大战失败以后，有识之士深知单凭德国的“举国体制”，不足以与美苏竞争，才有法德煤钢联营到欧盟的“举欧体制”，企图重整德国的大国地位。

如果讲中国运动员和媒体从“羽毛球事件”吸取的教训，笔者认为应多学学公关策略。中国教练只关注赢得比赛，没注意同时赢得观众。北京和伦敦两届奥运会期间，西方媒体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宣传，达到海外华人忍无可忍联合抗议的程度。中国经济的强大和中国媒体的软弱形成反差，根子在于中国知识界不少人依旧没有走出“西方中心论”的迷雾。笔者建议出国参赛的中国运动员应当补补西方的公关本领，学习成为民间外交使节。西方从总统竞选到足球假摔，作秀往往以假乱真，攻击对手的语言常常混淆是非。我们要学会区别对待善意批评和恶意攻击，不能无原则地讲“和为贵”。遇事有理必争，有错坦然面对，何须委曲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