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作家，大凡作家都有自己的书斋，四步斋、面壁斋、小天地庐、……父亲的书斋名“思静斋”。

把家里最宽敞最安静的一个房间用来作书房，门口挂着一幅对联，那是父亲自己动手找来的一截毛竹，一劈为二，在竹片上书刻着“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沿墙靠着几排顶天立地的书橱书架，书紧密排列，甚至前后两排，也有空的地方，摆着各式精致独特的工艺品，最独特的莫过于父亲爱石成癖而搁在书橱里的几块奇形怪状的石头了，有他游天南地北时寻觅来的秦砖汉瓦之残片，戈壁滩上的奇砾怪石。墙上尚余的一点空间挂了两幅他自写的书画作品，墨荷粉莲上方的留白处书录了周敦颐的《爱莲说》。

一走进父亲的书斋，往往就出不来，那里能牵住人灵魂的东西太多了，且不细数古今中外家喻户晓的名著，光是全国各地乃至新加坡、日本、泰国、美国等世界各地的华文作家亲笔签名赠送的书就有很多。书是作家智慧和心血的结晶，许多作家出了自己的书，都要花上一笔钱买上几百本，专门送给亲朋好友或是文友知己。父亲的文友很多，时常收到大江南北文友们寄来的书，他们中有的人大名鼎鼎有的人刚刚涉足文坛，面对这样的书橱，就好象面对许多作家的眼睛。

我小的时候，家里祖孙同堂，住房狭小，父亲没有独立的书斋，但在他卧室的大床和小床中间摆有一张很大的写字台，两张藤书架，还有许多书放在床底下的几只木头箱子里。童年时我便朦胧觉得书是种神秘的东西，要不藏在床底下干么。识得一些字后，常常翻看父亲的藏书，越是读得似懂非懂的书越觉得有味，好象书里藏着无数秘密，谁也无法告诉我的秘密，尚未完全懂事，便已认定书是天底下的好东西。

文革中，父亲厄运临头，他的几大箱子藏书也在劫难逃，那时我虽年幼，却象记得住画面独特的电影镜头一样记住了抄家那一幕，书被无情地撕毁、被野蛮地践踏，狼籍的残纸碎片在冷风中飘零乱坠。父亲在隔离受审没有亲人没有书籍相伴的日子里受尽了各种折磨，在那种人的命运也不比书的命运好到哪去的年代，人完全是靠书所赋予的力量支撑着。

幸存下来的书万幸了，它们象宝贝似地随父亲飘泊东西，从省城下放到农村，再从农村回到省城，每次搬家，木箱子里的书就象金银财宝一样格外受到厚待，那时木箱就是父亲的书斋。记得在农村时，我们一家人住在一个大茅草屋里，夜里醒来，我常见父亲就着高搁在木箱上的煤油灯伏案写文章，《红红的雨花石》就是在茅草屋的木箱书斋上写就的。那时候父亲无端受屈，身处逆境，我们隐约觉得父亲如此辛苦地写作，恐怕难以成书，但父亲却对我们说，“真有血气的人，既不曲意求人重视，又不怕忍受忽视。”他把所有属于自己支配的时间都用在写书上了，多少年过去后，父亲在木箱书斋上写就的《红红的雨花石》终于正式出书并被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

已经记不清我们随父亲搬过多少次家，终于有一天，父亲有了自己宽敞的书斋，他写文章之余喜欢书法，我们看着他用大毫蘸着浓浓的黑墨写下“思静斋”三字作为书斋的门额。曾有朋友问过我，为何以“思静”冠斋名，起初我只是就字释义，但当我读到父亲的《思静斋主自白》后才恍然明白了许多。父亲是从抗日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那时候想读书也读不多，投身革命后，始终忙碌于一线位置，父亲自认为“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他唯愿思接千载，视通万里，静心苦读，积学储宝。步入花甲之岁后，作家的使命感愈加沉重，眼看着一些文友作家纷纷弃笔从商，他却始终远离那片喧嚣的海岸，守着清静的书斋，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下去写下去，父亲读书写作的劲头常令我们惊叹。

我每次回家，总喜欢一头扎进父亲的书斋里，一呆就可以呆上半天，我坐在那里不仅只是翻翻书看看，更喜欢书斋里那种令人吸之神清志爽的气味。我想当作家久矣，但总是静不下心来，那天我坐在父亲的书斋里，凝视著书架上一排排的书，于静谧之中听到一种奇特的声音，好象有无数双作家的眼睛在对我闪烁，好象有话要对我说。

本文发于2005年悉尼《澳洲新报》副刊，作者授权天益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