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澳洲后我曾惊奇地发现，许多西方人不能容忍堕胎却可以原谅患产后忧郁症的女人把自己的孩子杀死。澳洲有一个母亲把三个年幼的孩子都锁在汽车里闷死了，美国也有个母亲把生出来的孩子一个一个地溺死在浴缸里。

这让我想起从前的一些事情，与女人有关的事情。七十年代初随父母亲下放农村时，乡里有个精神忧郁的女人带着一个小女孩住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那个女人也算是从城里下来劳动改造的，她曾在城里的机关办公室当过打字员，嫁了一个刚从大学毕业分到机关当干部的男人，婚后幸福不到一年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最火热的时候，男人因连夜抄写大字报时不慎出现了致命的笔误而被打成反革命判了三十年有期徒刑。

那个女人的男人被投进监狱的时候她正怀着四个月的身孕，一夜之间她也变成了反革命家属，绝望之极她根本不想把孩子生下来，因为孩子生下来就会成为天生的反革命子女，但又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她去做堕胎的手术。孩子未等足十个月就急匆匆地降生到了人世间，从孩子呱呱落地起她就一直把孩子视为灾星，她的母亲帮她把孩子带到满周岁，她就被赶到农村去接受劳动改造了。

到了乡下，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她渡过难关，她心烦意乱的时候，疲劳困惑的时候，都把满腹怨气泄到了那个可怜的孩子头上，饿她打她掐她烫她，如果有人劝她，她会更加使劲地打骂孩子，就这样把一个小小的孩子折磨得不到四岁就活活地咽气了。那个女人一夜之间就成了方圆百里家喻户晓的杀人犯，记得乡里开万人大会宣判她死刑时，台下黑压压的人头全都动了起来，所有的人都想仔细看清女杀人犯的脸。女杀人犯蓬乱的头发如枯树枝般耷拉在苍白的脸上，呆滞的目光冰冷如霜，胸前挂的纸牌上如血色般的大叉叉压在她的名字上，她的精神已经完全崩溃，生和死对她来说是同义词，她就是活着也不会比死好过到哪去。

许多年后我才弄明白那个变成杀人犯的女人患上的是产后忧郁症，和精神分裂差不多，可是在那个年代跟谁也说不清，也没有人能理解，再加上那个女人是个反革命家属，她自己的生命加上她女儿的生命就成了毫无意义没人在意可有可无的东西。

还是在那个乡村里，有个上海女知青刚满二十岁，我管她叫小王姐姐，她在乡村小学当语文代课老师，平时喜欢写点小诗短文什么的，她一心想上大学中文系，想当个作家。而我父亲当时是个挨批斗的文人，家中最值钱的东西就是文革抄家之后残余下来的几木箱子书，小王姐姐常到家中来借书看，也常给我们讲故事。

那时候我才十来岁，不太懂社会上的一些事，只知道小王姐姐长得漂亮，故事讲得好听，就喜欢她。突然有一天村里的人都在骂小王姐姐是个破鞋，接着听见人们嘁嘁嘬嘬地说什么有人看见小王姐姐深更半夜在麦地里裸奔，后来她赤裸的尸体在芦苇塘里被人打捞上来。小王姐姐死了没几天，她教过书的小学校里就开始闹鬼，教室的黑板上会浮出小王姐姐的脸，还会冒出她的笑声，孩子们都不敢去上学，乱哄哄了好一阵子才平息下来。

我和乡下一帮小孩一样，虽然年幼却充满好奇，几经打探刨根问底，后来总算知道小王姐姐为了上大学，必须得到村里大队长的同意，为了盖个红印最好先和大队长睡觉，但是睡了一觉之后大队长一直要跟她睡觉，她不肯就说她是破鞋，最后小王姐姐大学没上成又无脸面活下去就跳了河塘。那个时候我不懂睡觉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所以当时并没真正搞懂小王姐姐为什么因为睡睡觉就去死掉。

在那个愚昧的年代，大多数女人得不到性的启蒙教育，对所有的性知识一片空白，比文盲还要白痴，女人想做爱又怕怀孕，想怀孕又怕分娩时的阵痛，想要孩子又怕不能给他最好的生活和教育。除此之外，女人多看男人两眼就是作风不正派，女人和男人身体有接触就是破鞋，就算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人也照样心情压抑思想愚昧。

那个时代的女人虽然也有花样年华，却不知被打上了多少愚昧的烙印，记得我留校当老师不久，一天系里开职工大会，系主任作完形势报告后，一个二十多岁刚结婚的女职员竟然当着全系职工的面向系主任揭发报告她的丈夫有流氓行为，对她不是一般地动手动脚，要求组织上和领导上为她主持公道。虽然事后有些年长的女同事也在背地里骂她是个白痴，可是时事造英雄也造白痴，要怪就要怪那个年代。

不堪回首，那个愚昧年代的女人啊。

2006年2月记于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