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探亲，在上海下飞机，登上直快列车去南京，本来是可以叫个出租车去南京的，但我很想坐坐火车，因为从前在中国坐得最多的就是火车，还有那沪宁线，我生命中的许多时间曾耗在那条铁路线上。

火车不紧不慢地向前开去，虽说是直快，也不会快得如飞，我望着窗外一闪一闪远去的青山，一畦一畦扑面而来的秧田，汪汪碧水，点点荷塘，满眼浓绿，傍水倚树的农舍，勤劳忙碌的人影，天地之间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呈现在我眼底的都是我所熟悉的江南乡镇村野的景物。

景在物移，时光倒转，想起文化大革命，父亲一开始就受到冲击，家里被抄得一塌糊涂，书被撕烂，瓷器被砸碎，墙上被泼墨，那时候父母亲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都躲到外面去避风头了。避了一个多月，心想家也抄了不会有什么事了就回家来了，可还是躲不过恶神，父亲刚回到家没几天就被机关里的造反派揪去批斗了。

第一场批斗会是在一个以“人民”二字命名的剧场里召开的，那个剧场从前经常上演京剧、锡剧、扬剧，自从所有的剧都被禁演了之后，剧场里还从来没有热闹过，开批斗大会那天座无虚席，只是不属热气腾腾而系杀气腾腾。

造反派头头宣布把走资派、黑干将押上台来时，台下便喊出了一片“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八个凶神恶煞的造反派，两人一组，左抓右拽地把父亲等四个黑线人物从后台押上了前台，父亲的脑袋低得不够，硬是被前后左右戴着红袖套的人摁了下去。

后来批斗成了家常便饭，父亲被无数次地押上批斗台，胸前挂着罪名为“文艺黑线干将”的牌子，在造反派的拳打脚踢下被迫低头认罪，后来又牵查出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是国民党，于是罪上加罪，父亲挨批斗之后就被关在不见天日的小黑屋里反省、坦白、交待，不得见家人，认罪书屡写屡不通过，再接着父母亲双双被集中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父母亲劳动改造的五×七干校在沪宁线旁边一个不知名的乡村，当年为了看望父母亲，我和姐姐弟弟曾坐着火车在沪宁线上往返过不知多少个来回。当时母亲和父亲同在一个劳动大队，却不能言语交流，母亲天天眼见着父亲挨批斗受折磨，却不能向他表露安慰之意。

记得有一天晚饭后，母亲拉着我和姐姐的手在山坡上散步，无意中遇见父亲迎面走来，他身负一大捆柴禾，那时他在厨房当伙头军，每天都要自己去山上砍柴拾柴。父亲的身后跟着一个两手空空漫不经心的年轻人，因为父亲是隔离审查的对象，随时有人看押着他，且未经有关人员批准是不得随便与家人说话的。父亲看见我们母女突然就停住了脚步，我也差点没认出父亲，只见父亲又黑又瘦，满头长发蓬乱，脸上粗黑的胡茬象野地里的荒草长短不齐。父亲站住了，他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有那么一两分钟，他苦苦地望着母亲望着我们姐妹，似乎在等待什么。

母亲赶紧扭过脸去，而我刚要喊出一声“爸爸”，母亲就头都不回地把我们姐妹拉走了。母亲拉着我们快步走上一个种满茶树的小山坡，在那儿看不见其他人，只有远近的青山绿树在眼前晃动，母亲的眼泪象断了线的珍珠啪嗒啪嗒往下掉。我和姐姐一时不知所措，我左顾右盼，只看见前面的山丘顶上立着个怪物似的大水塔，水塔上的每块砖石都渗透着粉刷呼风唤雨的标语口号时留下的漆墨，我不禁打了个寒颤，水塔象长着一百只眼睛的巨兽一样瞪着我们，它不会向我们扑来把我们给吃了吧？我拼命拉着母亲的手想尽快地逃离那个山坡。

回想当年，自己是多么地幼稚无知，既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不能和我们说话，也不懂得如何安慰母亲，虽说每个月都要坐一次火车去干校看望父母，但很少有开口说话的机会。可是那时又有谁能解释我心中的疑惑？抚平我挣揣不安的灵魂？真是想问都不能问啊，那年头，在那沉重郁闷的氛围中，并非人人愿意相信沉默是金，但个个明白祸从口出。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因为母亲出身三代工人家庭，造反派们不许她和父亲说话，天天给她施加压力逼她和父亲划清界线，所谓的划清界线意味着夫妻分离、家庭解体，这对母亲来说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那时候母亲一直以沉默作答，只有在没人看见的时候才会偷偷流泪，由于母亲坚持不和父亲划清界线并脱离关系，最后我们全家被下放到了偏僻的苏北乡村……

多少年过去了，每次坐火车奔往在沪宁线上时都会想起这段往事，每次我都忘不了去寻那矗在小山坡上象怪物似的水塔的影子。这次我更是盯紧了窗外，不知是隔得远还是火车开得快，等我捕捉到水塔的影子发现它巳衰败破旧时，它便又影子般地稍纵即逝了。

原发《大洋时报》，作者授权天益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