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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国人境况何以不如印度人？
晚 7 点 45分 ，叶亮开车接曹莉、王雅华和我去他家茶叙。前来聚会的还有叶亮其他几个朋友。他住在远离市中心的切里・辛顿区，在英国已逗留了十年，就职于一家跨国制药公司，不仅买了房，还入了英国籍。他房子不大，分上下两层，楼下客厅面积明显小于国内一百五六十平米的套房的客厅，厨房比国内一般厨房略大一点，但餐厅略小一点。楼上有三间卧室，加起来使用面积约四十二三平方米。但有一个面积约十平方米的小花园。
中国人一起聊天，难免谈起海外中国人的生存境况。我们把同样移民到海外的其他国家的人们进行比较。我们谈到了中国人和印度人的英语发音问题。大家都注意到，中国人发音比很多国家的人都准确，而来海外印度人发音却很不好，口音很重，但这并没有影响交流。印度人几乎是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遣词造句远比中国人得心应手，表达思想和情感的分寸感和准确性远远强过中国人，所以最后到处听到的都是印度人的声音，各个领域出类拔萃的人、掌权的人当中印度人比例也远远高于中国人。
为什么形成这样的格局呢？原因很简单，各主要印度语言为印欧语系语言，是英语的近亲，再加上殖民遗产，印度人讲英语、写英语比中国人便不是容易一点，而是容易很多很多。再加印度是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国情相当，所以印度人在努力勤奋方面与中国人相似，远远强于一般英国人，所以在各个领域都能出人头地。从英语文学研究来看，目前在英美学术界崭露头角的外国人，几乎都是印度人。无需往远处看，只需看看剑桥大学英语系所聘的外国
人中，印度人占多大的比例，便一目了然了。有没有一个中国人受聘于剑桥大学英语学科？没有。不能说是英国人搞种族歧视。为什么形成这种局面？原因很简单：中国语言和文化与英国语言、文化差异实在是太大，而印度语言、文化与英国或西方有天生的亲和力，所以他们到这里来求发展，比中国人更容易。在很大程度上，英语在印度是许多印度人的第一语言或准母语，尽管并不是大多数印度人的母语。
中国人智商不在英国人之下，也不在印度人之下。中国人的勤奋高于英国人，也不在印度人之下。尽管如此，这些优势并不足以抵消巨大语言和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劣势。事实上，不仅在英语文学方面，在其他人文社科以及经济、政治和管理学科方面，印度人都明显高中国人一筹。就是在科技领域或大公司，印度人也强过中国人。他们中做了中上层领导的人明显多过中国人。总而言之，中国人在西方国家打天下，因语言文化的巨大差异，很吃亏。
我说在美国时听到过这样的论调：所有移民中只有一种人是不可同化者，这就是中国人。这时一位持英国国籍的朋友反驳我说 ，曾是电影明星的加州州长施瓦辛格不久前不就说过，中国移民是美国的模范移民吗？我说，姑且不论这里有政客讨好选民的意思，仅仅是你这种思维便足以证明，中国人在海外的处境十分尴尬，甚至可以说自甘二流。为什么用外国人的表扬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呢？换了印度人，他们是决不会稀罕施瓦辛格的表扬的。他们不仅不会觉得光荣，反而会觉得羞耻，甚至会觉得受了污辱。为什么？凭着天生的语言和文化优势，他们在英国、美国活得如鱼得水，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掌权地位，完全有当家作主的感觉，所以应该是他们来表扬其他人，而不是由其他人来表扬他们。
2007年9 月 1 5 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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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打折扣的印度民主
为庆祝印度独立六十周年，《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LS）8 月2 4 日刊登了一篇名为《六十周年回顾Sixty-Year Views）的书八月评 。作者为大卫・阿诺德(David Arnold) 被评之书为R ・古哈 (Ramachandra Guha)的《甘地之后的印度：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的历史 (.India After Gandhi: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Largest Democracy)和 M • C • 纳斯鲍姆(Martha C • Nussbaum)的《内部冲突 (The Clash Within) 。
记得十年前，《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发表过类似的纪念印度独立五十周年的文章，但重点不在印度民主制度•而在于印度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竟“奇迹”般地生存了下来。五十年啊，不是短短 “弹指一挥间”。现在又过了十年，古哈著作的重点已不在印度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强大生命力，而认为印度民主制经历了风风雨雨六十年，竟然屹立不倒！想当初英国人撤出、印巴分治时，发生了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文章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其实可顺便提一下中国永嘉和靖康之乱时人口的大规模南迁)、如此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但印度民主制度仍然按计划上路了。甘地以其个人魅力能够把一盘散沙的印度凝聚起来，且实行民主制，其接班人尼赫鲁怎么样？尼赫鲁时代印度民主经受的最大考验是中印战争。文章认为，这是一场印度人“不想要”的战争(据西方和印度权威学者的意见，当时印度政府傲慢自大，未能审时度势，对战争的爆发负有主要责任)。印度战败，尼赫鲁声望扫地，民主制又面临大危机。可是印度又挺了过来。然而，民主制遇到最大的威胁发生在尼赫鲁女儿甘地夫人当政的年代。正是她将银行国有化，剥夺土邦王子的私人银库，对不服从中央权威的邦政府实施高压。当这些做法受到法院、媒体质疑及老资格甘地主义者纳拉扬领导的反对派运动挑战时，她便以“紧急事态”法压制所有反对派。此时的印度其实已沦为专制国家。然而，印度民主制还是渡过了这场危机。
与古哈一味颂扬印度民主不同，纳斯鲍姆并没有大唱赞歌，而是从2002年古吉拉特邦的反穆斯林骚乱入手，剖析印度教右派的兴起如何使印度民主大打折扣。在这场针对穆斯林的大规模流血事件—— 两千多穆斯林被杀，更多穆斯林受伤，许多穆斯林妇女被强奸，无数穆斯林流离失所—— 面前，执政的人民党政府根本未能做出适当反应，或者说听之任之，在很多情况下甚至公开与他们站在一起。这并不奇怪。人民党与宗教右派本来就是同路人。对于印度教右派的暴行以及人民党与他们的同流合污，古哈总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恰成对照的是，纳斯鲍姆径直将印度教右派和人民党称为“法西斯”，将其与希特勒青年团、纳粹主义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相提并论。在她看来，印度教右派着迷于本质主义的“纯洁”—— 印度教信仰的“纯洁”、印度教妇女的“纯洁”等等—— 不能自拔。他们把穆斯林当作不可调和的
对立面，表现出所有原教旨主义者的好斗性。让她震涼的是，印度教右派对美国学术界的批评者恶言相加，甚至扬言对他们进行肢体攻击。然而使纳斯鲍姆感到欣慰的是，在 2004年印度大选中，人民党联盟出乎意料地被国大党联盟击败，印度终于回归正道，民主的生命力再一次得到了证明。在这一点上，她与古哈大体上是一致的。
最后书评作者表示：两本书既都有客观之处，也都有偏颇之言。要想准确了解印度民主，最好把两本书结合起来读。取长补短，方能客观。但书评者并没有提到种姓制和阶级鸿沟对于
印度民主意味着什么。在一般西方人心目中，中国目前还不是民主国家，但中国妇女和少数族裔享有的权利却远在民主印度之上。事实上，这一点在西方和印度学术界已形成共识，至少没有太大的争议。若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印度民主就更得打折扣了。
查尔斯王子的第二任妻子卡米拉宣布，已改变主意，将不出席即将举行的戴安娜王妃逝世十周年纪念仪式。据说，两个王子—— 威廉和哈里—— 希望她能出席，査尔斯王子更是如此。但以女王为首的王室不同意。戴安娜阵营（她身前好友〉更是坚决反对。现在卡米拉宣布，已改变原有计划，不出席纪念仪式。她还说，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听到消息后，王室一方和戴安娜朋友们一方都大大松了一口气。
2007年8 月 28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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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鼻子闻印度音乐
此次来英国已有四个月。自我评价一下。迄于今日，对于英国的“打望”已有一定深度，认知已超越了走马观花的层次，与假“考察”之名来英旅游的同胞们相比尤其如此。要知道，这些人可以半天“做”完伦敦，一个小时“做”完剑桥。
尽管如此，觉得自己对英国的认识在很多方面仍旧只是一些 印象，因为并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做一些有数据支持的大型调査或深度研究。其中一个印象是，英国人对中国的兴趣虽然很大，但主要集中在经济、政治方面。英国媒体有关中国文化的报道很少。恰成对照的是，英国人对印度经济的兴趣似乎不是很大，但对印度文化的兴趣却比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浓。你甚至会发现，接受媒体采访的印度人或印裔英国人比中国人和华裔英国人的数量大得多。这固然与今年印度独立六十周年有关，与宗主国与殖民地的传统联系有关，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英国人跟印度人在语言上是亲戚，在文化也更加接近。毕竟，十几种主要印度语言中有三分之二以上与英语一样，都属于印欧语系；如果按人口统计，以印欧语为母语的印度人应不止三分之二，很可能达四分之三（其余的印度人主要讲达罗毗图语系的语言）。毕竟，殖民统治将英国政治体制和法律体系全盘移植到了印度，更使英语成为印度事实上的国语，尽管印度官方规定的国语是印地语，英语仅为国语的“辅助语”。
英国人对印度文化的兴趣表现在哪些方面？
先看看饮食。英国有很多中国餐馆，数量很可能超过了印度餐馆，但印度食品在英国人日常饮食结构中扎根更深。你只需到任何一家超市逛一逛，便明白这点了。你在货架上能发现大量包装不同、辣度不同的咖嘔粉。这是因为咖喱已成为英国人的主要调味品。你还能发现不同种类的咖嘔鸡、咖喔牛肉快餐。此外，你还能发现其他许多印度食品，且大多是在英国加工的。房友们时不时会上印度餐馆，会买一盒咖喔快餐回来吃，甚至会自己做咖喱鸡、咖喱肉，但对中国食品的认识十分有限，更不用说常常吃中国菜、做中国菜了。
再看看媒体。电视电台上几乎天天有关于印度文化的报道、采访或专题节目。BBC第四电台上专门有一个节目讲印度“小测验热”，也专门有一个节目讲反工业化的甘地思想（被节目方面称 为“甘地梦”）在日益工业化的当今印度越来越不合时宜。一个BBC电视节目专讲佛陀，讲他如何悟道成佛，去世几百年之后他的思想终于开始在南亚、东亚广为传播，深刻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在另一个BBC电视节目里，一群印度人讲着发音极怪的英语，百般捉弄一个讲牛津腔英语的英国人（为什么中国人没有这样的幽默？为什么中国人一讲英语便一本正经，便失去了平日的轻松和诙谐？）。在英国音乐圣殿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Royal Albert Hall）里，四个西装笔挺的印度“音乐家”面对上万西方听众，居然 用倒吸气声、咳嗽声或其他人类怪声恶搞贝多芬第五交响乐开章时那一长串三连音。为什么中国人在西方古典音乐面前表现得如此毕恭毕敬？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印度人那样也搞笑搞笑？
但就印度文化在英国的影响力而言，给我印象最深还是今晚BBC电视第4 频道播出的一台印度音乐会。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全新的音乐体验。在不太强的灯光下，三个人坐在一张约二十平米的地毯上，他们为主奏者、伴奏者和一个年轻女孩。主奏者弹一件大型吉他类乐器，伴奏者敲一大一小两只竖放着的长形鼓，年轻女孩除了端庄、娴静地坐在他们背后，什么也不做。旋律相对简单，跟传统中国音乐一样没有和声、对位和复调。但在一个重要方面，今晚的印度音乐会不同于我所知道的所有西方或中国音乐，那就是在听觉、视觉、动觉（就音乐家身体动作和面部表情能被听众感知而言）之外，还加上了闻觉。悠扬的旋律声中一直燃着一大炷香，浓浓的馨香在奏乐者四周翩翩起舞，在演奏者与观众之间袅袅穿行，百态千姿。这意味着听音乐会者不仅是听者、观者，也是闻者。他们不仅听音乐、观音乐，还闻音乐。这意味着鼻子加入了音乐的生产过程，不同感官被统一到一个单一过程中，感官间的区隔
已经被打破。为什么总是把鼻子排除在音乐之外？既然通常意义上的音乐靠听觉、视觉、动觉来调动情绪，以实现人类精神的表达和心灵的沟通，为什么不能让嗅觉也加入其中？
2007年8 月 2 0 日星期一
（选自阮炜《剑桥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