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必得要问的问题是：为何现代资本主义首先诞生于西北欧？或者说，为何欧洲其他地区乃至其他历史经济体系，如中国印度，没能率先开出现代资本主义？

一直以来，学术界从几方面来问答这个问题。如荷兰和英国早在18世纪以前，便有自由的市场经济，政府对投资、分配、生产、定价、销售和劳动力流动不进行干预或少进行干预。再如在西欧各地，包括人身自由和财产不受侵犯等个人权利较好地得到了法律保护。又如“新世界”的发现以及其他海外殖民地的开辟，不仅为西欧资本主义提供了更充裕的资本，更重要的，还提供了一个比先前大得多的市场。亚当·斯密说：“美洲的发现使欧洲致富，并非是由于进口金银……美洲的发现为欧洲所有商品开拓了新的无穷无尽的市场，带来新的劳动分工和工艺改进，这在从前狭小的流通范围内是决不可能发生的；在欧洲各国，劳动生产力提高了，产量增加了，居民的实际收入和财富也随之增加了；”[1] “对于那些在美洲建立了殖民地的国家而言，美洲为它们国内的剩余产品提供了广阔的销售市场，相关产业随之发展起来；对于那些没能在美洲建立殖民地的国家而言，美洲产品国输入欧洲大市场后，必定在各国之间周转，同各国产生的商品进行交换，这也相当于为这些国家的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市场支撑。”[2] 很显然，美洲的开发给旧世界制造了一个越来越大市场。这对欧洲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是一个巨大优势。这个优势并不是欧洲之外其他地区，包括中国在内，都享有的。从美洲市场对欧洲工业革命所起的重要作用来看，这种优势的意义就更明显了。

这里，18世纪西方人在西欧、非洲和加勒比海三地之间开展的“三角贸易”— 满载纺织品和其他制成品的船只从西欧开往西非沿岸，交换那里的黑人奴隶，然后满载黑奴直接驶往加勒比海地区卖掉，用赚来的高额利润再购买美洲生产的蔗糖、烟叶和朗姆酒等产品，最后满载这些产品驶回西欧，又赚一个大价钱 — 尤其引人瞩目。这种三角贸易的关键是美洲殖民地。不说随着殖民地的深度开发，南北美洲不断增长的人口和市场给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越来越有力的市场支持，仅加勒比海地区的蔗糖生产和非洲奴隶贸易，便为西欧的工商业提供了强大动力。[3] 此外，十字军东征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它刺激了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等地航海业 — 往东方运送军队、军粮使这些城市发了财 [4]  — 的发展，使那里的经济得以复苏。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仍然没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因为经济自由和个人权利究竟是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因，还是其结果，或者说，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并非不言自明，而是需要讨论的。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促使现代资本主义诞生的因素非常多，也非常复杂，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毫无疑问是威尼斯等地“早期”形态的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张，或者说是威尼斯商业资本主义不断由南而北的持续扩张。

这意味着，西欧 — 准确地说，弗兰德 [i] 和伦敦地区 — 是不可能独立开出现代资本主义的。从西欧现代资本主义乃至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来看，决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完全“独立”的资本主义体系，决不可能存在一种不依赖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弗兰德和伦敦享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从这里向南经海路、陆路可方便地达到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市，向东也可经海路与波罗的海地区展开贸易。需要强调的是，西欧资本主义兴起之前，威尼斯等地的资本主义 — 常常被视为“早期”资本主义 — 已先行了一步，或者说，意大利资本主义对西欧资本主义起到了带动作用。事实的确是，北意大利诸城市是在与中东贸易中率先繁荣起来以后，才对西欧和中欧其他地区的经济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才使其得以渐渐走出停滞。这一点学界早有共识，无需再讨论。

几乎无需证明的是，意大利城市的“早期”资本主义也并非自发产生，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中东城市贸易往来的结果。在世界体系论者看来，中世纪中东处于世界体系的西端；晚至11世纪，欧洲仍相当落后，可以说还处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之外；正是意大利城市与中东活跃的贸易才打破了这一格局（详下）。[5] 问题是，威尼斯人的资本主义，究竟以何种方式影响了欧洲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弗兰德固然与威尼斯等意大利城市发展了密切的贸易联系，但这种联系究竟是如何促进它自身发展的？在当时人们生活中，是商业更重要，还是农业和手工业更重要？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期，农为本、商为末的观念难道不占据主导地位？难道中国人与西方人对待商业的态度刚刚相反？

其实，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观念上并无本质的不同。在中国历史上，越往后，商人与士绅的结合便越紧密；及至明清时代，商人社会地位已大大提高，远不像在一千多年以前那么受压制了。当然必须承认，在历史早期，确切地说在明清之前，中国商人受到更多的抑制；而抑制商人的根本动机，又在于统治者对维护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考虑，因为太过活跃的商业必然对既有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秩序造成破坏，而在一个儒家思想主导、高度重视“维稳”的超大型共同体里，良好的国家治理、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总是被放在首要位置。明清时代商人社会地位之所以明显提高了，是因为这时的中国人像世界上其他所有民族那样，不可能认识不到商业对于商品流动与经济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性；商业能够刺激生产，活跃经济；有了商业，剩余产品才能实现其使用价值；离开了商业，剩余产品便成为无用之物，生产因而也得不到刺激，就会是一潭死水，甚至恶性循环。

从欧洲看，应注意的是，即便在所谓黑暗时代，意大利港口的发展也从未停止过，港口城市如热那亚、威尼斯也一直与东方即安纳托利亚、新月沃地、埃及和北非保持密切的贸易往来，特别依赖与拜占庭贸易的威尼斯尤其如此。可以说，13世纪之前的意大利人在经济附属于中东，在中东所主导的经济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6] 当时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没有自己的货币，直到13世纪晚期仍在使用君士坦丁堡和埃及的金币，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7] 意大利商人携带的主要商品是从东方输入的香料和丝绸，这些物品要到来自北非和中东，要么由穆斯林中间商由远东带入。北非主要通过热那亚中间商向意大利人提供明矾、石腊、皮革和毛皮、孜然、耶枣等；从中东输入的物品是胡椒、苏木、锦缎、精美的金属制品。但是意大利商人转手的最贵重物品，是最终来自印度、中国、东南亚等地区的藏红花、桂皮、肉豆蔻、小豆蔻、甘草、丁香、生姜、黑胡椒、白胡椒等香料。[8]

意大利港口城市在与中东贸易的同时，也与其他意大利城市乃至欧洲内陆展开贸易。威尼斯等地的意大利人与弗兰德等地人们的贸易往来，又必然带动意大利周边地区乃至整个西欧的经济发展。[9] 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是，威尼斯等城市与伊斯坦布尔、开罗等中东城市的贸易往来，是它们在全欧洲率先摆脱停滞，实现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皮雷纳说：“以威尼斯为中心的强有力的经济活动不可能不传播到意大利其他地区……威尼斯人设法在那里为东方商品找到销路，因为海员们把数量越来越大的东方商品缷在威尼斯的码头上。通过波河，威尼斯与帕维亚建立了联系，帕维亚不久便在威尼斯的影响下活跃起来。”[10] 但这还只是发生在直接毗邻威尼斯的事。在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带动下，罗马、克雷蒙纳、皮斯托亚、帕尔玛、卢卡等一大批意大利城市很快走出了长达千年的停滞：“毫无疑问，意大利在经济复兴的初期保持着领先地位。地中海的全部商业活动东面通过威尼斯，西面通过热那亚和比萨汇流到伦巴第，所以伦巴第异乎寻常地蓬勃发展起来。在那个令人神往的平原上，城市像庄稼一样茁壮成长，土地之肥沃使城市能够无限发展，同时销路之易得，又有利于原料的进口和产品的出口。商业促使那里工业的出现，随着商业的发展，贝加莫、克雷莫纳、洛迪、维罗纳，所有古罗马‘城镇’，所有古罗马‘自治市’，重新焕发了新的生机，比之它们在古典时代所曾具有的生机更蓬勃得多。”[11] 但这还仅仅是链锁反应的开始。

在威尼斯和其他意大利城市带动下，西欧其他地区的贸易逐渐繁荣起来，经济复苏得以在各地启动：“海上贸易逐渐发展，范围自然越来越广。自12世纪初起，扩展到法兰西和西班牙海岸。古老的马赛港自墨洛温时代末陷入冬眠状态以后，这时恢复了生气……巴塞罗那也从地中海的开放中得到好处。不久，它们过度的积极性谋求向国外扩展：在南面扩展到托斯卡纳，在北面开辟了通过阿尔卑斯山的新道路。经过斯普卢根山、圣伯纳德山和布伦内罗山的隘口，把地中海激起它们积极性的那种有利因素带给欧洲大陆。伦巴第人……沿多瑙河向东、沿莱茵河向北，沿罗讷河向西。自1074年起，有文字记载，在巴黎有意大利商人（无疑是伦巴第人）；自12世纪初起，弗兰德的市集已吸引了大量的意大利人。南方人出现在弗兰德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是商业和商业之间自然吸引的结果。”[12] [ii]

但这还只是12世纪初叶发生的事。接下来，是商业资本对西欧腹地的长期渗透，这使西欧逐渐摆脱了静止状态。从根本上讲，这种静止状态是由人与土地的封建关系强加给欧洲社会的，终究会被打破。这时，资本的扩张使得工商业不再仅仅从属于农业，而反过来开始作用于农业。农产品不再仅仅供土地所有者和耕作者消费，而是作为交换品或原材料参与市场上的流通。最后，禁锢经济活动的封建领地制度被打破，整个西区社会焕发出勃勃生机：“古代罗马城镇恢复了生气，在城堡脚下，在海边、河岸、河流的汇合处以及天然道路的交叉点形成了商人聚居地。每个城市构成一个市场，其吸引力的大小与其重要性成正比……城市或大或小，到处可以见到……采用了社会再不可无的劳动分工”。[13] 不仅如此，城市对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城市出现以前，劳动是奴役性的；而随着城市的出现，劳动成为自由的。”[14] 尽管威尼斯受辩证法的制约，渐渐衰落下去（其衰落恰恰是因为太成功），但资本引起的链锁反应并没有停止，而是一发不可收拾，扩张到全欧洲。

以上讨论表明，现代资本主义决非凭空出现在英国，而是有着深厚的经济、地理和历史原因，有着整个西欧甚至中东这一大背景。如我们所知，在16至18世纪，连为一体的伦敦和弗兰德地区是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异常活跃的一个地带。但如果说弗兰德资本主义的繁荣推动了伦敦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那么使弗兰德资本主义得到大发展的，很大程度上又是威尼斯等意大利城市的“早期”资本主义。中世纪末，对来自意大利城市的“南方人”来说，来弗兰德的商人是北方人；在近代初期，对伦敦地区的人们来说，弗兰德人又扮演了“南方人”的角色；再后来，对工业革命心脏地带即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地区的人们来说，英格兰南部的伦敦商人和金融投机者又扮演“南方人”的角色。如此这般，由南而北，商业资本主义引起的链锁反应不断漫延，最终在英国引爆了工业资本主义革命（现代工业资本主义革命不仅很快扩散到整个欧洲美洲，接下来更将扩散到包括中国的整个东亚），而中世纪末期意大利城市的经济繁荣很大程度上又是与中东贸易所致。所以问题是，在近代初期，意大利“南方”的早期资本主义是凭其自身独立开出的？历史表明，有比意大利“早期”资本主义更早的资本主义。那就是中东乃至整个亚欧大陆的商业资本主义，就是世界体系中一直向前推进的资本积累，是一直坚定不移向现代资本主义方向演进的商业资本主义。

至20世纪初，现代资本主义已给西方国家带来了巨量财富，不仅使其人口大增，也使其政治控制下的领土达到极限。这时的西方可谓达到了权力的顶峰。[15] 而恰恰在这时，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下滑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时，中国人如此痛切地认识到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极端重要性，以至于后来几无保留地接受了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将其奉为真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知识界的中心论题是：中国有没有过封建主义？如果有，是什么时候开始和结束的？资本主义为什么没能率先在中国开出？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中国知识分子开展了一场关于社会形态演进的大论辩。他们竭尽全力到中国历史上寻找资本主义“萌芽”，有人甚至认定如果没有苍蝇逐臭般地在全球逐利的英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屈尊跟中国打一场鸦片战争，中国仅凭自身，永世也开不出资本主义。

这其实只是一种假定，若不能让历史重演以证实或证伪这种假定，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不能让中国文明在没有西方人入侵的情况下，再独立演进几百甚至上千年，这个假定就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如果为了救亡图存而全然接受这个假定，甚至不惜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把所有线装书扔进茅坑，把既往历史统统视为一部“吃人”史，那么西方人明火执仗、入室打劫般地把资本主义强加于非西方世界，就理所应当了。中国、印度、中东为何没能率先开出现代资本主义？这个事实本身不就证明，这些国家或地区并不具备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基因？既然西方人以坚船利炮、用打家劫舍的方式给我们带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福音，使有我们幸被剥削、被奴役、被污辱，难道不应感谢这些一手火枪、一手圣经的天使？

可是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资本主义决非西方所独立开出的一种经济制度，更非西方所独有的一种社会形态。尽管16以降，西欧资本主义越来越制度化，效率也越来越高，最后演变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但这并非意味着，此前资本主义没有一直不断地成长，不仅在英国成长，也在整个西欧成长；除了早在威尼斯和其他意大利城市中成长以外，也在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等地成长。这更不等于资本主义在其他文明中根本不存在。这里，完全可以采用世界体系论学者中一个通行的观点：自从文明诞生以来，一个经济意义上的世界体系一直处在扩张的过程中，一种世界性的资本积累一直在稳步向前推进。[16] 在1800年以前，这种扩张很大程度上是由商业资本主义来推动的，但1800年以降，已主要是由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来推动了。然而，无论主要由商业资本主义来推动，还是主要由工业资本主义来推动，资本主义一直是在同一个世界体系之内发育、生长的，西欧式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只是世界体系中资本主义总体发展和演进的产物，决非仅凭西欧本身便能够开出。这正是不宜使用狭义的资本主义概念，而应采用一种广义资本主义概念的根本原因。

一直以来有这么一种看法：在近代初期，对资本主义发展极有利的因素如人身自由、财产权利和自由市场等只存在于西欧，而不存在于其他经济体系或文明里。但正如前现代资本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之间只有程度之分，而无本质之别那样，人身自由、财产权利和自由市场等在不同历史体系或文明中也只有程度之分，无本质之别。中国农民早在战国时代就享有很高程度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了，这是古典时代奴隶和中世纪农奴所根本不能比的。同样地，自由市场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尽管明清之前中国统治阶级出于对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考虑而对市场进行了掣肘和压制，但这非意味着明清时代中国的市场完全是不自由的。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在很大程度上，近代初期西北欧的市民所享有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和相对自由的市场，也只是自南而北商业资本主义的持续扩张和经济、社会发展繁荣的结果，而非其原因。当然，越到后来人身自由、财产权利和自由市场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便越重要，对于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最终开出尤其重要。因此也可以说，人身自由、财产权利和自由的市场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开出是互为因果的。为什么这么说？

从本质上看，无论何种资本主义，都得靠利益或赢利动机来驱动。这似乎意味着，在利益面前，权利只是第二性的。如果权利能够带来利益，当然要争取。如果权利不能带来利益反而剥夺利益，就不争取，甚至送上门来也不要。中世纪史专家皮雷纳便说：“在最初的市民阶级的思想中，没有任何人权和公民权利的观念。他们要求人身自由，也并非把自由当作天赋的权利。只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他们才寻找人身自由。这是千真万确的。例如在阿拉斯，商人企图冒充圣瓦斯特修道院的农奴，以便享受给予农奴的免缴商品通行税的权利。”[17] 这是权利与利益关系的一幅绝佳写照。从西欧历史上实际情况来看，人身自由、财产权利固然给资本主义注入了活力，但从根本上讲，人们对自身权利的自觉 — 尤其是中世纪末农奴争取人身自由所激发出来的权利意识 — 源于中世纪末商业资本主义给商人乃至一般市民带来的独立自主的意识和维护自身利益、尊严的需要。

那么，究竟是谁在商业资本主义中唱主角？是商人。广而言之，是市民。那么谁是商人或市民？13世纪，西欧的商业已相当繁荣，从事非农业工作的人数已相当可观，商人中甚至出现了批发商和零售商之分。在法国，金字塔的顶端是阿罗德、巴培特、帕西和布尔顿等著名大商人，从事高端金融或奢侈品贸易；之下是批发商；再下面是零售商。[18] 商人等级的最下层是小商贩，或摆摊，或开小铺，或走街串巷，做小本生意，赚蝇头小利。从商人中派生出了其他职业的从业人员，如出纳、会计、经销人、经纪人、代理人、赶车的、船夫、送信者、打包者，甚至苦力和脚夫。[19] 与商业及派生职业紧密关联的，是各行各业的工匠。这些人在与封建领主、王公和农民的博弈中团结一致，共同对敌。[20] 那么，商人或市民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社会政治角色？他们“在各地发动和领导事变，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他们是城市居民中最活跃、最富裕、最有影响力的分子。他们最难忍受损害他们的利益和自信心的处境。尽管时间和环境迥异，他们当时所起的作用正好比得上18世纪末期以后资产阶级在结束旧制度的政治革命中所起的作用。”[21]

市民在经济上的空前活跃当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最终说来，市民所获得的独立自主和权利意识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或者说，是一种更加尊重获利动机及相应行为的社会经济制度或社会经济形态的结果。对于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个人的独立自主和权利意识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有了独立自主和权利意识，个人便活得更有底气，更有尊严，便会更理直气壮要求更多的权利，当权利能给他们带来更大利益和更多尊严时，更是如此。但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是，独立自主和权利意识是资本主义的结果，而非原因。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不难明白民族国家的兴起、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也不是开出现代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长期以来，西方和中国知识界把这些历史现象同“现代性”挂起钩来，而现代性又跟现代资本主义纠缠在一起，从而造成了这种印象：似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都是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先决条件。然而事实上，这些事态只是欧洲所独有的历史现象，而非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它们只是不断扩张的西欧前现代资本主义的结果，而非原因。这里，因果关系是不可以颠倒的。

如果教条主义地坚持“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则“封建主义”是开出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必经的社会发展阶段，甚至是开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一个先决条件。这样的话，问题就更大了。如果真是如此，则除了欧洲，全世界或许只有日本有资格搞资本主义。在明治维新或者说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之前，日本的确存在过封建制，而且是一种与欧洲封建制非常相似的封建制度。但问题是，中国早在西周就有了类似的封建制度，可为何没能早早开出现代资本主义？欧洲除了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有过封建制，近代初期中欧、南欧和东欧的封建制似乎也很像模像样，为何这些地区竟没能率先开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

注释

[1] 斯密，《国富论》，第209页。

[2] 同揭，第273-274页；也参William H. McNeill, A World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310-311。

[3] William H· McNeill, 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 660。

[4] 斯密，《国富论》，第191页。

[5]  Maurice Keen, Medieval Europe, Penguin Books, 1968, pp. 225-227。

[6]  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德，《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杜宪兵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70页。

[7]  同揭，第71页。

[8]  同揭，第71-72页。

[9]  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陈国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4-55页。

[10]  同揭，第56页。

[11]  同揭，第59页；也参阿布-卢格霍德，《欧洲霸权之前》，第71页。

[12]  同揭，第59-60页。

[13]  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第65-66页。

[14]  同揭，第66页。

[15]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75–101页。

[16]  参巴里·K·吉尔斯、安德列·贡德·弗兰克，《世界体系周期、危机和霸权转移》，载弗兰克、吉尔斯（编）《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第165-235页。

[17]  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第108-109页。

[18]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第401-402页。

[19]  同揭，第403页。

[20]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第608-609页。

[21]  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第109页、第110-116页；Keen, Medieval Europe, pp. 230-231；也参McMeill, A World History, p. 304。

[i]  佛兰德（Flanders）是西欧的一个历史地名，泛指中世纪至近代初期尼德兰（the Nether lands, 即低地）南部地区，位于西欧低地西南部、北海沿岸，包括今比利时东佛兰德省和西佛兰德省、法国的加来海峡省和北方省、荷兰的泽兰省。

[ii]  布罗代尔也认为，14-15世纪存在着一个“以威尼斯为中心的经济世界”：伦巴第诸城市、米兰、热那亚和佛罗伦萨因了与威尼斯的“优先联系”构成了一个城市群，它们无可争议地是“威尼斯为首的经济世界的中心”。这个中心区域南达佛罗伦萨和安科纳一线，北抵阿尔卑斯山沿线，由这里往向北辐射，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北侧，又形成了一个“银河状的商业城市群”，它们奥格斯堡、维也纳、纽伦堡、斯特拉斯堡、乌尔姆、科隆、汉堡和吕贝克等城市，构成了威尼斯为中心的经济世界的外围。以布鲁日为核心的弗兰德城市群和伦敦、南安普敦这两个英国港口城市也有很强的实力，构成了该经济世界的另一个外围。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第125-126页。

（摘自阮炜《文明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