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之前，中国人口-经济规模之巨大，总体能力之强，明显超过了其他文明。这从大航海时代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可见一斑。

西元1405至1430年，正当葡萄牙人吹响欧洲大航海的号角时，郑和率数万人和数百艘船只组成了庞大舰队，七次航行，到过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满刺加、勃泥、苏门答刺、古里、阿鲁、柯枝、忽鲁谟斯、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苏禄、加异勒、阿丹、南巫里、甘巴里、兰山、彭亨,以及天方、木骨都束（位于现索马里）等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在人类历史上实属空前，而且先于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早八十七年，比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早八十三年。

回头看去，不难发现，郑和远航不仅只是一种国家行动或贸易行为，而有着巨大的文明规模作后盾，或者说建立在一种强大的文化-技术能力的基础上。这就是为什么在船队规模和船员人数方面，欧洲人的船队也根本不能同中国人的舰队相提并论。郑和第一次航行有士卒27800余人、“宝船”62艘，其中大者长约126米、宽约51米、9桅12帆、排水量约17708吨、载重量8500吨以上。相比之下，哥伦布仅有船只三艘，乘员88名，旗舰“圣马利亚”号仅宽8米、长38米，排水量仅250吨，约为郑和宝船的七十分之一；另外两艘船‘平塔’号和‘尼娜’就更小了，只有“圣马亚号”的一半大。

中国人的远航能力并不是在一夜之间产生的，而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更得有巨大的文明规模和强大的文化-技术能力为支撑。宋时便已经出现了使用罗盘和海图、带有可调中心垂直升降板的平底船，布帆已取代了竹帆，甚至已建造了4层3桅，12张帆，可载500人的大型海船。据李约瑟研究，明朝海军在其全盛期即西元1420年前后，可能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亚洲国家，也超过同时代任何欧洲国家，甚至可能超过欧洲所有国家海军的总和。另据费正清研究，1403年至1433年间，南京附近的船坞就建造了大约2000艘船，其中包括近100艘370至440英尺长、150至180英尺宽的巨船。这表明，当时中国不仅已拥有远洋航海所必需的技术，所能动员的人力物力规模也大大超过了西欧。

西方研究者注意到，郑和舰队虽然七次远般，但中国人从不抢劫或屠杀，与葡萄牙人、荷兰人和侵略印度洋的其他欧洲人明显不同。的确如此，郑和舰队在与沿途各国各民族打交道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和平、和睦、自律、平等的原则，不以大欺小，不恃强凌弱。这就与殖民扩张中海盗般的葡萄牙人唯利是图、烧杀抢掠的行径明显不同，与西班牙人在美洲大开杀戒，腰斩了阿兹台克和印加文明的行径更有天壤之别。

但今天人们对郑和下西洋并不是没有批评，如只重视政治影响，不谋求商业利益，说白了了，就是太正人君子，太重利轻义，没能义利兼顾，较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一本万利，实在太不合算。然而实际上，当时欧洲仍然很穷，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气候较为寒冷，农业生产率不高，单位土地面积所能养活的人口只有中国的几分之一，再加长子继承制使其他儿子处于无业或失业状态，需要不断闯荡海外寻找机会，给欧洲人的海外扩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于是对海外的侵略、掠夺和殖民成为必然。碰巧的是，离欧洲不远处，刚好有人烟稀少的巨大美洲等着被“发现”。哥伦布远航之所以成为一桩一本万利的买卖，很大程度也因运气。众所周知，哥伦布出发时，并不是要去发现美洲，而是因为通往印度和中国的陆路被土耳其人截断后，欧洲人必在相反方向（即往西航行）长到一条通往东方之路。这就是为什么只是在发现新大陆后好几十年，欧洲人才意识到，那里根本不是什么印度，而是一个全新的大陆，后来命名为“阿美利加”即美洲。

相比之下，因了挑战性极强的自然条件，华夏先民们为了求生存求发展，不得不与大自然进行永不懈怠的斗争，由此培养出一种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生命品质，对艰苦生活的耐受力非常强，因而其单位土地面积产出率虽然高于欧洲（至少在大多数南方省份如此），人地关系相当紧张，人口压力却显得不如西欧大。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元末明初由于战乱的缘故，北方闲置了大量土地，云南贵州更有广阔的土地有待开发,而内蒙、东北、新疆的开发更得晚至清末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才能提上日程。这就意味着，当时的中国人不太可能有“发现”并占领新大陆的动机。郑和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所以他不必像欧洲人那么猴急。要他下西洋“发现”新大陆，一本万利，实在有点强人所难。作为一种持续多年的国家行为，郑和下西洋究竟有何动机仍然值得研究，但是可以肯定，郑和远航除了给沿途带来了贸易与和平，也昭示了深厚的文明自信和文明力。

在21世纪的今日，复兴中的华夏文明必将有比郑和下西洋更卓越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