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探讨了包括基础设施、金融组织、销售网络、市场规模等在内的系统性经济环境的重要性，也提到道路、桥梁、河道、海道、港口、森林、矿藏、河流、公共土地、相对平坦的地形地貌、较明显的江河落差等都直接、间接地参与了一个共同体的经济活动，最终说来都带给该共同体种种益处，提升了其经济、政治、军事、科技和文化等方方面面的能力，所以都是共同体资本。接受了这一点，如果有人说早在商周、秦始皇或希腊罗马时代，中国人和欧洲人就在为今天的经济活动积累资本，那么这种话听上去即使有点不着调，却也不无道理。当然，若采用经济学学科狭义的资本概念，这种说法就不可接受。

可是，为什么不能切换一下视角呢？比如，一个文化共同体可能早在古代，就在为今日的经济活动创造条件，即以其当时的经济活动为基础，在社会政治制度、法律、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非物质性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了投入，从而已经在为今日的国民生产和消费动做贡献了？不妨假定，一个共同体一直拥有巨大的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也拥有相对合理的社会组织和制度安排（习俗），还有历来就相当高的政治整合水平，甚至在两三千年以前，就已经表现出较强的文化-科技创造能力，更有在历史上就已建造起来，后来又不断加以维修和完善的物质性基础设施，如道路、桥梁、港口、水渠、运河、堤坝等等。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文明或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整体力量，即文明力，意味着这个共同体早在进入现代之前便已拥有深厚的物质和精神积累。

难道可以说，这种物质和精神积累对今日生产和生活一点不产生影响？事实上，这种物质和精神积累对今日生产和生活确然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在所胃“人口素质”方面产生的影响。试想，一个社会的人们普遍认为自律、勤奋、节俭、精进、谨慎、富于冒险和创新精神等是值得赞许的个人品质，在很大程度上也的确赞许这些品质了，而另一个社会的人们仅在较小程度上持有这种看法，也仅在较小程度上这么做。结果可想而知。在经济上，二者的表现将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它们对每一个个人的期待不同，对每一个个人的奖惩标准不同，最终各自所获得的人力资源的质量也就不同。基于这种考虑，可以说，一个文明从古到今在社会政治制度、法律、宗教、科技、哲学、文学艺术等非物质性基础设施和种种物质性基础设施等方方面面的创造和积累，都是宝贵的共同体资源，都是这个文明中所有人们所共同拥有的非资金性资本，非资金性的共同体资本。这并不是严格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但确然是一种会影响共同体整体经济产出的极重要的元素。

共同体资本概念很容易使人想到所谓“软实力”，但很明显，软实力的涵盖面比共同体资本窄得多。约瑟夫·奈教授所定义的软实力词义太过狭窄，仅指一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这个定义不仅排除了军事实力，也排除了经济实力。在他看来，这两种力量都不是什么“软实力”，而是“硬实力”。社会、政治、法律和经济等制度方面的能力算不算“软实力”？本文作者认为应该算，可是奈教授似乎并没有将它们纳入“软实力”的范围，但也没有明说它们是“硬实力”。问题是，在当今世界上，很难说某种通行的经济或政治制度是哪个国家的发明。最近二三十年，美国在金融制度方面有很多创新，对世界影响极大。可随着2008年爆发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深化，华尔街的大量“创新” — 令人匪夷所思、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产品 — 是否仍有意义，甚至是否有害，已成为一个极有争议的话题。实际上，这些金融“创新”非常可疑，对于2008年以来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负有极大的责任。如此看来，共同体资本概念的涵盖面比软实力不是宽一点，而是宽很多，而该概念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经济。不仅如此，共同体资本不仅包括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文化”与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方面的“软件”，也包括一个国家或文明从古到今的种种“硬件”，如道路、桥梁和港口等交通设施，以及水渠、运河、堤坝等水利灌溉设施。

从逻辑上讲，共同体资本概念涵括上文提到的“系统性经济环境”概念，而非反之，但二者有相似之处。如，二者都不是狭义或严格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尤其不是资金意义上的资本；二者都是一种不能被任何个人或集团所专有的“公家”资源或共同体资源。但是二者的区别也很明显。共同体资本除了涵括系统性经济环境而非反之，它更是一个国家、文明或者文明型国家在精神和物质上现实和潜在资源的总和，而系统性经济环境即销售网络、金融组织和市场规模之类资源的含义却更狭窄，与狭义经济活动的关系也更紧密。这里要强调的是，从古到今，一个国家或文明的精神和物质资源无时无刻不在塑造 — 有形或无形地 — 其每一个个体，也无时无刻不在为他/她们所依赖和利用；与此同时，一个国家或文明中的人们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在为塑造自己所属国家或文明的共同体资本做贡献，或者说在为维系、开掘、增值其所属国家或文明的共同体资本付出身体和心智的努力。

共同体资本与系统性经济环境还有更多区别。比之后者，前者虽然包含明显的物质元素如道路、桥梁、河道、森林、矿藏等，但在较大程度上也指精神性元素，而这些精神性元素有助于一个文明甚或地缘共同体里 [i] 的人们开出一种合理的思维习惯或认知倾向，如“不语怪力乱神”，使他们理性地思维，合乎常识地生活；也有助于一个文明或地缘共同体里的人们培养一种合理的生命态度，如合和而非分裂、宽容而非褊狭、谦恭而非好斗秉性，如吃苦耐劳、勤劳节俭、能屈能伸、百折不挠的品质。很明显，这些思维习惯和生命态度有助于提升一个共同体的文化-技术能力乃至其总体文明力。然而，在经济学上，这些思维习惯和生命态度是不大可能被视为资本的，至少不会被视为所谓“生产要素”，却定然会对一个国家或文明的人力资本的维系、开掘和增值产生深远影响，最终也就必然会对其经济表现产生重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用这些思维习惯和生命态度能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能率先开出现代资本主义，一些国家能迅速赶超先进，一些国家却相对落后。总之，为一个国家或文明所共有的价值观、社会政治制度、精神文化积累这些文化-技术能力与其种种物质性基础设施都应该被视为其共同体资本。这个意义上的资本在对一个国家、文明或文明型国家的经济效率、规模乃至其总体表现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使用这个意义上的共同体资本概念，不仅能有效地解释狭义资本概念所不能解释的问题，还能更好地预测一个文明的未来走势。

注释

[i]  在全球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当今时代，比“文明”概念意涵更广的国家间的合作或“区域一体化运动”已然成为一种全球性趋势，所以传统的“文明”概念需要发展。目前，一些国家因地缘和文化关系已实现了交出一小部分主权的较大程度的跨国合作，其中最突出者是欧盟（尽管有英国脱欧之逆流）。另一些国家 — 如大多数非洲国家、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中日韩三国、信奉伊斯兰教、佛教等的东南亚各国，以及同属于印度文明的南亚各国（含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和信奉佛教的斯里兰卡） — 目前虽然尚未实现欧盟式的跨国合作，但无疑具有巨大的合作潜力，也多少表现出了进行合作的意愿。不妨把那些正在进行和有意愿进行跨国和跨文明合作的国家群视为“地缘共同体”。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文明形成以前，地缘共同体在疆域和人口规模上明显大于文明，故不妨将其视为全球文明的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