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李光耀为世人所尊重，就是因为他所建设的新加坡模式。
01 中国人“大一统”的国家理念
李光耀先生去世之时，我们大家都很悲痛，但今天我们在这里聚在一起纪念和缅怀李先生则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我想，李先生本人也会很高兴，因为我们并没有忘记他，他仍然活在我们的心中。在新加坡，一旦遇到问题，人们总会设想一下，如果是李光耀，他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或者解决这个问题？历史地看，像李先生那样的伟人不常有，活着的人们经常有一种本能来纪念和缅怀伟人。从这个角度来说，不仅我们今天纪念和缅怀李先生，而且数十年、数百年之后仍然会有人们来纪念和缅怀这位伟人。当然，每一代人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纪念他、缅怀他。
李先生去世之后，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怀念他。我今天想从天下华人的角度来缅怀李先生。人们怀念李光耀先生及其所建立和建设的新加坡，但往往忽视了李光耀对于天下华人的意义，甚至对于世界意义。今天，无论在华人社会还是非华人社会，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新加坡所具有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其作为“小红点”的规模。而这种影响力的背后就是李光耀先生本人。
实际上，当人们把李光耀和新加坡放到华人历史甚至是世界政治大变迁的大历史观中去考察的时候，其非凡的意义才会充分显现出来。李光耀所建立的新加坡模式不仅关乎李光耀本人，也不仅仅关乎新加坡本身，而是关乎不同社会所需要追求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选择和创新。
作为一个以海外华人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新加坡可以说是近代政治思想和李光耀有机结合的产物。历史上，中国移民不断去到东南亚和世界其他地方，形成了不同的华人“离散群体”。不过，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华人一直抱有“落叶归根”的思想，他们并没有想在此扎根。即使很多华人群体实际上是在他们所处的地方扎了根，并形成了自己较小的华人共同体，他们对建立以自己为主体的国家大概想都没有想过。在儒家思想里，这种想法是大逆不道的。从春秋战国起，中国人一直抱有“大一统”的国家理念。秦始皇统一国家之后，这种理念根深蒂固，甚至成为了中国人的血液的一部分。而从中国移民到海外的华人无疑也承续了这种思想。在“大一统”思想体系里面，所有中国人的忠诚便是一个人，即皇帝，和一个国家，即中国。
这和西方世界的移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十六世纪之后，西方诸国不断拓展和建立海外殖民地，甚至通过大量移民，建立海外以白人人口为主体的国家。大家如果看看今天以原来欧洲人为主体人口的国家分布就一目了然了。美国、加拿大、拉丁美洲、澳洲、新西兰等等都是欧洲移民国家。中国在明朝的时候，尽管早于欧洲人拥有了先进的航海技术，也使用航海技术到达了世界上很多地方，但就如今天的旅游者，去过之后，什么都没有留下。当然，留下了一些故事。历史当然不可假设。但如果假设中国人也具有欧洲人那样的“建国”思想，那么今天世界的版图肯定不是像现在这样的。
近代以来，很多华人群体在东南亚居住下来，并且数量不少，但并没有出现“建国”的思想。18世纪，英国殖民地开始来到东南亚，到19世纪，建立了海峡殖民地。在英国人统治下，一些华人尤其是商业团体开始形成了不同形式的华人共同体。他们一方面和中国打交道，一方面和西方打交道，了解世界上存在着的不同政治秩序和商业模式。总体上说，华人群体都是被西方殖民者“分而治之”的。“分而治之”的方法对殖民者来说很有效，但留下了长远的非常负面的政治遗产，那就是华人被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今天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华人群体和其他人口群体之间的政治冲突最早的根源就在于殖民者的“分而治之”政策。
02 新加坡模式的成功之处
不过，也正是在西方影响下，这个时期，一些华人社团接受了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即不同的民族群体是可以形成和建设自己的国家的。
李光耀便是这个时代的人。他熟知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在反殖民地之后，立志打造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包括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等。不过，独立之后，马来人要建立以自己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李光耀在大马的政治努力并没有成功。新加坡被马来亚“驱逐”，被迫成为独立国家。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李光耀，海峡殖民地当中能否会产生一个以华人为主的新国家？能否把不同的华人离散群体和马来人、印度人整合在一起成为国家的新主人？没有李光耀，这里的华人是否仍然像在其他国家的华人那样停留在“唐城”(Chinatown)的状态？不管如何，只有当时的新加坡成为了独立的国家。迄今为止，海外华人仍然处于离散状态，并且没有任何可能再出现另一个华人国家。
独立是一回事情，国家建设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正如李光耀知道如何建立一个独立国家，他也深知如何建设一个国家。今天李光耀为世人所尊重，就是因为他所建设的新加坡模式。如果没有新加坡的成功，很难想象人们会像今天那样尊重李光耀先生。没有人会否认李光耀是政治强人，他自己也不会否认。但很多人批评他“专制”和“专断”。
我自己认为，李光耀是政治权威主义者，但绝对不是人们所说的个人专制。在国家创立和建设过程中，需要权力的高度集中。原因很简单，做事情是需要权力的。“个人专制”就是把所有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并且为自己、家庭和自己的小圈子利益服务。李光耀显然不是这样。他是集权的，但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把一个社会所向往的思想和理念转化成为制度。没有李光耀的制度建设，就没有今天人们所体验到的新加坡的制度文明。
在后殖民地时代，在众多独立的新国家中，新加坡几乎是一个异类。西方殖民地结束之后，新独立国家的领袖们所面临的选择并不很多。当时有几个模式可供选择，包括西方模式、苏联模式和第三世界模式等。在今天看来，所有这些模式都少有成功的案例。原来意义上的苏联模式即计划经济加集权政治已经消失。虽然一些国家例如中国和越南仍然保留共产党政权，但已经放弃了计划经济，这些国家的政治模式也已经和苏联的全然不同。
西方模式比较复杂。领导反殖民地运动的往往是在西方接受教育的政治精英，这些精英往往做了两个相反的选择，要不激进地反西方，要不盲目地接受西方。一些政治精英在其国家独立之后，秉持反西方路线，试图进行彻底的去殖民地化。去殖民地化也是需要的，但问题在于那么激进地去殖民地化之后，这些精英建立不起来自己的制度体系。而另一些则简单地把西方模式移植到了自己的国家，不管西方模式是否符合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或者现实国情。不难看到，无论是反西方还是简单实行西方模式的，都没有很成功的国家。
李光耀先生也是接受西方教育的，但他所领导的新加坡则实行“自主创新”模式，有机地整合了东西方最优的制度和实践，形成了自身独一无二的制度体系。李光耀“自主创新”的巨大能力来自于其深懂历史和世界事务。他不仅知晓历史上不同帝国政治秩序的优劣，更知晓他那个时代世界上各国政治经济体制的优劣。他的“工具箱”（知识体系）使得他能够把他认为是最优的制度和实践结合起来，变成自己的制度实践。
2.1 发展型政府
总体来看，新加坡也走了一条早先日本和后来亚洲其他几条“小龙”所走的道路，我自己把这条道路总结为：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在明治维新和之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日本首先进行了国家制度建设，包括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日本的民主（确切地说是选举政治）是在二战后美国占领期间建立起来的，但人们都明白，日本尽管也像西方那样是选举民主，但日本民主和西方民主很不一样。
在民主化之后的历史里，日本是一党独大体制，即日本自由民主党牢牢掌握着国家政权，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民主体制。反对党只执政了一段非常简短的时间。尽管自民党内部也有派系竞争，但反对党没有能力挑战自民党的一党独大。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开始起飞之后，日本花费了大约20多年的时间，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同时，因为政府财力的增加，政府开始大量进行社会投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加速。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保障了日本长时期的经济发展，而在社会制度保障下的庞大中产阶级则构成了日本社会稳定的基础。
日本之后，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亚洲“四小龙”也基本上走上了类似日本的道路。从国家和市场、政府和人民的关系看，东亚模式的成功主要是它们选择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和苏联东欧国家不同的“第三条道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东亚政府扮演了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在西方，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建设都经历了一个比较“自然”的过程。经济发展主要是由市场驱动，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并不很大，主要是规制经济活动的角色。在社会建设上，只有等出现了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西方整体制度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政府才开始涉足社会领域。
但在东亚尤其是“四小龙”，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来促进经济发展，形成了学界所说的“发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 states）。同时，政府也主动采取有效政策，进行社会制度建设，培植中产阶级，从而避免了类似西方早期具有暴力特征的工人阶级运动。
和苏联与东欧共产主义不同，东亚政府不仅容许市场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创造制度条件促进市场的发育和成长。苏联东欧模式就是政府和社会的结合，消灭了资产阶级和市场机制，代之以完全由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东亚社会拒绝这条当时非常激进的选择，而是走上了利用市场机制加政府干预的道路。在这方面，新加坡发展出一个庞大的政府产业（政府关联企业和政府投资企业），这和其他东亚经济体不同。但是，在充分利用市场这方面，没有重大的区别。新加坡的国有企业和苏联东欧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完全不同。道理很简单。在新加坡，企业是企业，企业的运作必须符合市场规则，政府不会保护自己的企业免受市场的竞争。
2.2 民主化表象下的贤能制度
但是，促成日本和东亚成功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其不同于西方和其他地区的政治制度，即民主化表象下的贤能制度(meritocracy)。表面上看，日本的民主化发生在经济起飞之前，但民主化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占领，并且是一党独大的权威主义式选举民主。自民党“一党独大”的体制与其说是民主，倒不如说是贤能制度。
而在“四小龙”，经济发展、社会建设都发生在民主化之前。“四小龙”首先是建立一个权威主义政权，然后实现高速经济发展。等社会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政府再搞社会制度建设。而社会制度建设和中产阶级的存在又为和平的政治开放和民主化创造了条件。一方面，中产阶级在其生活水平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开始有政治参与的要求，这是民主化的动力；另一方面，社会制度和中产阶级的存在又保障了民主化进程的和平性质，即人民都能理性地参与政治过程。
在“四小龙”当中，韩国和中国台湾已经实现民主化，新加坡最近民主化也在加速，香港的中产阶级也在追求民主化。但不管如何，如果和欧洲国家早期民主过程中大规模的暴力行为（尤其是工人阶级运动），或者亚洲其他那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很低但已经引入民主政治的国家（例如泰国、菲律宾、缅甸等）相比，“四小龙”社会的民主化显得非常理性、有序、和平。
在“四小龙”中间，新加坡的贤能制度最为典型。这自然和李光耀对这个制度的信仰有关联。历史地看，西方民主既不能保障最优秀的政治人才当选，也不能避免最坏的人被当选。而李光耀认为，最优秀的人才应当从事政治，尤其对新加坡这样一个毫无资源的国家来说。但同时，他又接受了“人性恶”的事实，即最优秀的人也会腐败。要避免腐败，就要有制度来制约。在这方面，李光耀不仅继承了英国殖民地的法治和定期选举，而且也进行了制度创新，包括设立反贪机构和高薪养廉等制度。
但即使是从英国殖民地继承下来的制度，李光耀也对此进行了再创造。这里，新加坡的“集选区制度”是个典型的例子。在多民族国家，不同族群经常被政治人物所利用，选举往往和种族纷争相关联。在新加坡，华族占据绝大多数。如果让少数族群进入国会，那么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容许他们组织自己族群的政党，二是容许一个族群的成员居住在一起形成一个选区。但这两种办法都必然会导向种族政治。新加坡实际上既不容许族群基础之上的政党，也不容许形成族群选区。李光耀的创新在于设立集选区，借此保证少数族群的代表在国会有足够的比例。
2.3 新加坡的社会制度建设
在社会制度方面也是如此。今天，李光耀的新加坡模式经常被批评牺牲了很多社会利益，付出了代价。不过，历史地看，任何国家，国家建设必然要付出一些社会代价。例如，西方的国家建设早期不知牺牲了多少少数族群和社会群体的利益，只不过是当时人们没有那么强的权利意识罢了。比较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设，新加坡所付出的社会代价可以（量化地）说是最小的。
例如住房。政府在早期拆迁了大量的传统房屋，但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便实现了“居者有其屋”的局面。又如社会保障制度。李光耀努力避免西方福利制度所带来的弊端，建立了一个有效的可以称之为“保护社会”的制度。在劳动制度方面，新加坡一方面不容许西方那样随意罢工的实践，同时力求在“亲商”和“亲民”之间取得平衡，充分利用工会的作用，保障劳工的利益。这种政策使得新加坡劳工阶层在每一次经济危机中都能渡过难关，和政府、资本合作，重返正常状态。
李光耀没有意识形态，没有“主义”，这使得他不仅是一个理性的政治家，更是一个善于创新的政治企业家。实事求是的精神促成了他能够看到世界上各种最优制度和实践，并通过创新转化成为新加坡的制度。今天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尊敬李光耀并且要学习新加坡模式，就是因为人们在新加坡看到的不是意识形态和抽象的主义，而是各种切实可行的制度和实践工具。
03 迫切需要两种精神
今天，尽管新加坡已经顺利进入后李光耀时代，但国家也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挑战，既包括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政治转型，也包括急剧变化的国际环境。新加坡如何应对新的挑战？我们在前面讨论了李光耀先生所取得的成就。隐含在巨大成就背后的是李光耀先生的两种精神，一种是实事求是，也就是没有意识形态，另一种是政治企业家精神。这两种精神缺一不可。如果持有意识形态，那么就会用有色眼镜看待自己，也看待别人，会看不到自己的缺陷，也发现不了别人的优点。只有在去意识形态化的情况下，人们才会实事求是，辨别世界上的各种最优实践。如果没有企业家精神，就不可能有风险精神，来改革和改善现存的体制，把其他国家的最优实践学习过来，有机地整合到自己的体制里面，提升自己的制度。
我想， 这两种精神正是今天后李光耀时代人们所迫切需要的。
来源：I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