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哈托下台，印尼这场社会动荡的尘埃尽管未必完全落定，但是亦算告一段落了。在此期间，学生的正义行动固然令人赞叹；而暴民的乘机肆虐则更令人震惊。尤其是那些破坏、抢劫、焚烧等种种暴行主要是冲着印尼华人而来的。无数的华人的商店住宅被毁，遭难的华人凄惨无助，四处逃亡，更有逃避不及而被烧死在家中。至“五二零”前夕甚至传出要“杀尽华人”的流言。吾拥有五千年文明、十二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的海外同胞竟然遭到此等凌辱残害，于情何忍？于颜何堪？
翻开历史，可知南洋华人的悲苦遭遇由来已久。如１６０３年，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禁止华人开采金矿，华人据理力争，却被屠杀二万多人。１６３９年，西班牙殖民当局又屠杀近二万华人，幸存者被强迫信奉天主教，被迫交纳高额的
人头税。１６６２年，西班牙又因郑成功收复台湾而迁怒当地华人，进行第三次大屠杀，这一次几乎把当地的华人杀尽。１７４０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印尼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华人社区突然进行疯狂的抢劫屠杀；大量的尸体被扔进河
中，使河水为之变红，史称“红河惨案”。１８５３年，加里曼丹的荷兰殖民者和土著因为忌妒开采金矿的华人，突然向华人进攻，三万多华人及其家属妇孺老少全数被杀，无一幸免……。
时至本世纪中叶，印尼１９６５年“九三零”事件后（近期有的报纸误为“九州”）苏哈托展开大规模屠杀。据说有三十多万华人无辜被诬指为参与了“九三零”政变，而遭到空前大屠杀，尸山血海，令人发指。
至于日常的歧视，欺压，凌辱，绑架勒索华人的事件则无时无了，遍及南洋诸国各地。我们不禁要问：南洋华人茫茫无尽的苦海成因何在？
当然我们可以分析这成因有欧洲殖民统治者的贪婪残暴；有土著居民的忌妒蛮横；有政治人物的阴谋诡计；也有华人自身的种种陋习缺陷──如善于理财而拙于参政，长于个人（家族）奋斗而短于团体进取，勤劳而不够勇悍，节俭而有
欠慷慨，聪明而流于取巧，忍让而沦为畏怯……然而，除此以外，我们是否应该更著重分析中国历代当权者的罪责呢？翻开史籍，历史记录了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颟顸愚钝，对自己海外子民的冷漠无情。这是造成南洋华人苦境无垠的重要
原因。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老百姓向南洋群岛移殖早在七、八世纪已经开始，至十五世纪郑和下西洋后形成高潮。那时南洋群岛（包括马来半岛）上的许多地方都并不在某个国家的明确疆域之内。
十世纪以後，在菲律宾群岛上陆续出现了苏禄、吕宋等王国，势力只在吕宋岛的部分地区。十三世纪印尼群岛上的麻诺巴竭王朝的势力范围主要在爪娃岛，也占据加里曼丹岛和马来半岛的少数区域。十四至十八世纪马来半岛上曾经出现过几个独立的小苏丹国，但其势力也没有涵盖马来半岛全境，而且政权并不稳定。
在中世纪即将结束之际，加里曼丹、苏门答腊、马来半岛等等的许多地方及其他更多的南洋岛屿都是无主的蛮荒之地。只有为数不多，文明水平极为低下，处于氏族社会时期的原始部落，在过着刀耕火种或迁徙不定的生活。
炎黄子孙们冒着千难万险，漂洋过海来到这瘴气弥漫，蛇羯横行的陌生土地上，用自己先进的生产技术，辛勤的血汗劳作，乃至冒着生命危险，给南洋荒地带来了文明和生机。而且，华人沿习汉民族善良的天性，友善地对待那些明显处于劣势的土著居民，截然区别于那些比他们后到的以征服者、占领者、奴役者面目出现的欧洲白种人。在长期的开荒劳动中，炎黄子孙们在这片蛮荒无主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家园乃至国家。如十四世纪苏门答腊上就已经有全部由中国移民组成的旧港王国。
但是中国封建统治者以天朝自居，固步自封，陶醉于外邦来朝，而怠于领土开拓。非但如此，它还极为反对憎恶民众自行出海发展。儒家思想也认为，抛父母之邦，弃祖宗之坟，为财远赴，是为不义不孝。因而外出者被视为妄徒刁民，极受谴责和惩罚。
十五世纪，明王朝为扬国威遣郑和七下西洋。１４０５年，郑和船队在苏门答腊与旧港王国起冲突，国王陈祖义被捉拿回中国问斩于南京。而１４０８年，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尔袭击郑和船队，兵败被擒。他被押往中国后收到礼遇，然後被送回锡兰山回复王位。中国封建统治者那种对本国人凶狠严厉，对外国人却宽容厚待的特性由此可见一斑。
到了清代，由于一些忠明反清的人士远赴南洋，使南洋华人更多了一层罪名，成了清王朝心目中的逆党奸贼。所以当欧洲人侵入，南洋华人屡遭荼毒迫害时，满清政府不但置若罔闻，而且内心窃喜──由欧人来铲除那帮逆党奸贼，“消除隐患”，岂不妙哉！
然而，尽管境况如此恶劣，但是由于南洋群岛上许多地方没有纳入某个国家的行政统治，又兼欧人势力尚未到达，中国移民曾经在这里建立了好几个小国。
如粤籍人士吴元盛在北婆罗洲北部建立戴燕国，王位世袭，达百余年之久。潮州人士罗芳伯在婆罗洲的坤甸建立芳伯共和国，自任首届总统，继任者有国民（中国移民）选举产生，已具有民主架构。这些小国都在十九世纪被凶恶的荷兰、英
国侵略者消灭了。
可以想象，如果明清王朝不是那等颟顸愚钝，而是高瞻远瞩，雄图大略，给民众出海发展以大力支持。那麽，南洋华人不但不会遭受“红河惨案”之类的大屠杀，而且在南洋群岛上还会出现许多个洋溢着汉文明，对中国极为友好的小国。
即使这些小国最终大多不能逃出欧洲侵略者的摧残，但是所打下的基础，积累下的能量，也可以使南洋华人的处境与今大相径庭。
中国封建统治者对南洋华人的冷漠无情被中共政权所继承，而且还有过之无不及。五、六十年代，由于台湾国民党政权对海外华人还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又由于南洋华人经过许多年的艰难开垦辛勤劳作，在经济上已经有所收获，许多人已经成为资产者或小资产者。这两个因素的迭加，使奉行阶级斗争学说的中共在使用统战技俩的同时，将南洋华人视为异类或潜在的阶级敌人，以致国内民众有海外关系者都被在政治等级上打入另册。同时中共政权为了冲破美国围堵它所面临的困境，便极力拉拢讨好一些亚非国家，于是对南洋各国欺凌华人的情况装聋作哑。１９７０年代中共虽然与美国开始改善关系，但是还是想做第三世界的盟主，依然需要笼络东南亚、南洋诸国，于是南洋华人还是海外孤儿。
１９６５年九月三十日，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卫队长雍东上校（有说他是秘密共产党员），率兵捕捉了十一名陆军高级将领，旋即处决。侥幸逃脱的苏哈托组织军队反击成功，然後在全国展开大搜捕、大屠杀。“九三零”事件其实只是雍东上校等少数人的抓狂，但是累及广大无辜印尼华人被诬指为雍东的同党──中共的“第五纵队”。苏哈托指挥唆使纵容军队和暴民对华人展开了铺天盖地、空前残忍的大屠杀，据说死难的华人达三十、四十万人之巨，超过了日军的南京大屠杀，创非战争时期的大屠杀的世界之最。
自己的海外同胞遭受如此疯狂残忍的大屠杀，这于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会不惜与之兵戎相见，保护同胞。况且苏哈托主导的这一场屠杀又是在反共的旗号下进行的，这对于自栩要搞世界革命的中共应该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基于这双重原因，中共都应该与苏哈托对决。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中共只是作文字上的抗议，再派一艘“光华轮”杯水车薪地接回少量难民了事。如常这般表明了中共对南洋华人的无情。
八十年代以来，中共基于自身意识形态的淡化，不再将海外华人视为资产阶级。然而由于中共在西藏问题上采取的强硬态度，坚持一党专制，压制民主要求，甚至进行了“六四”镇压，而饱受西方民主国家的责难抨击。为了修补形象，玩弄政治平衡，争取外部经援，还为了尽量压缩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国际空间，遂在一些国际事务上作出种种柔性姿态，以减轻国际压力。如在钓鱼台问题上对日本的事实侵占退让，在南沙群岛主权上态度软弱，同时也绝不愿意在南洋华人事务与周边国家产生矛盾。中共告诫华人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这真是废话，战战兢兢的南洋华人如何敢不遵守呢？），主张华侨放弃中国国籍，尽快归化为侨居国的公民。中共而且干脆来个丢包袱，宣称海外华人是“嫁出去的女儿”。这“女儿”在中共心目中当然不是什麽公主，而是泼出去的水，今後的风云际遇是好是坏，是祸是福，你好自为之吧！众所周知，南洋诸国社会动荡不安，经济畸形发展政府贪婪腐败，法纪絮乱忪驰，民性刁滑偏狭，政客奸诈乖张。南洋华人“入嫁”这样的“婆家”，即使已经归化，即使已经土生，其悲苦的命运又如何能够摆脱呢？
这次印尼社会动荡，暴民肆无忌惮地残害华人，消息传来，世界各地的华人或作物伤其类之悲，或作义愤填膺之责。而中共则反应冷淡，声称那是印尼内政。
更兼印尼学潮反对苏哈托腐败独裁与八九民运极为相似，中共作贼心虚，惧怕印尼学生捉印尼国贼的正义行动会引发中国人民也起来捉中国之国贼，于是指令中国新闻机构对印尼事件一律作低调报到，行文轻描淡写，编排放在角落，务求使
这一重大新闻逃过中国老百姓的注意。既然如此，对印尼华人的惨痛境况当然韪莫如深，更遑论伸出援手，伸张正义了。
考量现实，要想大幅度改善南洋（包括东南亚及马来半岛）华人的处境，就自身而言，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南洋华人应尽量摒弃种种陋习缺陷，自强自重，团结抗争。二是有个强大的文化母国愿意伸出强大的援助之手。中共政权不可谓
不强大（相比于南洋诸国），但是它不是人民的政权。只有一个既强大又建立了民主政体的政权才会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以维护人民利益和海外同胞（即使已经归化其他国）的正当权益为宗旨，并且不惜为此冒风险，采取必要行动。至于如何
建立一个既强大又民主的中国，那已经超出本文的议题，只好就此打住了。
